【常识.记者节特别策划】不忘初心，你能坚持几年？

这篇文章来自常识报刊亭永远的社长埂上插秧，也来自记者朱鹏景，还来自一个入职一年的都市报新闻新手。

无论来自谁，我们总觉得他还是那个趿拉着拖鞋，架着眼镜，笑得憨厚，换着笔名凑稿子，觉得自己很帅的朱兄。

那么，好久不见啦，埂上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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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你能坚持几年？

文/埂上插秧

11月8日，这里是中国目前最强都市报的伸向各处的分支一隅。早上我翻了翻今天刚出街的报纸，没有关于记者节的文章，同事说，本来有一篇社论，昨晚被“咔嚓”了。

去年7月，我来到这里。如果每年11月8日真的是记者节的话，我该做过些什么的。然而，我认真努力地回想，去年的这一天我在干什么，却什么也想不起来。翻了下写稿记录，那天写了两篇稿，编辑没要，我当天的劳动报酬是：0。

反正，我觉得，还是儿童节有节日氛围点。甚至三八妇女节也不错，至少那天采访女同志，通常对方不会气冲冲地直接挂电话。

入职一年多，我的主要工作是跑突发新闻。除了由一个完全没实践过都市报写作的菜鸟变成了一个还算熟练的新闻八股文制造者，更多的时候，我被一种恐惧所包围：我害怕每天的时间都淹没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市井新闻中。

这也是很多新闻新入职者的想法。内心想做些调查、深入的新闻，却每天有看不完的火灾、跑不完的车祸，以至于偶尔见到死尸，都会莫名兴奋。时间在这些新闻里溜走，我就像新闻流水线的工人，你再也没有时间去深入挖掘某一个具体的点。如果你选择那么做，月底你的工资单将让你为你的房租而发愁。

事实上，毕业前，我有过选择。一个是国内知名新闻杂志的调查部记者，一个是知名都市报的记者。我选择了后者。当时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即将上路的新闻从业者，你的新闻起步，最好从突发新闻开始。突发新闻会呈现给你的市井世相和各类人士，方才是新闻人需要学会打交道的基本状态。

只是，日复一日的“基本状态”会消磨你的意志，新闻变得渐渐只是单纯成为谋生的工作。如果你认定了“谋生”的观念，那新闻从业者的各种灰色地带将会在你面前展开，将你拽入深渊。你和曾经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新闻人将会越走越远，成为陌路人。这一年，我唯一的欣慰点，就是拒绝了所有的公关信封。和朋友打趣，如果全收下，抵得上去年的年薪了。

在记者节，抛开由陈永洲等引发的各类话题，在纸媒下滑明显，收入下降的媒体人纷纷“转行”或开始“谋生”时。所幸，我还没忘记去年此时的自己怀抱的一份对新闻事业的热忱以及作为新闻人的基本素养。但从接触的越来越多的媒体人那里看来，一年太短。

不忘初心，大家的唯一差异是：你能坚持几年？

简单写下这一年多的经历，权作分享以及给《常识》诸君的一点关于朱五篇的交代。

一、常识风波

2012年3月，教育部突然连续致函川大，要求“了解《常识》”（事后了解原因是杂志的文章被外媒转载并评论，引发了某些安全部门的注意）。出于这份突然的“赏识”，校方在周六紧急开会，我和团队的几位成员连续被“约谈”，被恐吓，要求写各种“情况说明”，承诺对党的衷心。我硬着头皮，只简单写了创办杂志的过程以及杂志内容，拒绝“承认错误”。团队几个老成员商议，如果最终面临处分，自愿站出四五个人承担，并坚称这是团队所有人。而我也最好了最坏的打算。有老师告诉我，初步的处分结果是，我被开学学籍，其他自愿站出的几位则是“警告”。

这并不壮烈。当时的我正在为找工作而焦虑，嘴上强硬，心里满是恐惧。

校园杂志本身多是一些针对校园事件的调查，最终没能引起上头的兴趣。最后因为里面创刊时刊登的几句“教师语录”，被扣上了一顶“反马克思”的帽子。那些幼稚而冲动的内容多存在于杂志早期，而“语录”也完全没有征得当事老师的同意，就这样，几位老师被“约谈”，我们反而“无罪释放”了。因此而连累的几位老师，在整个过程中，也一直为在我们奔走呼吁。其中有一位老师说“谁今天处分了这些学生，谁将会是川大历史上的罪人”。今日想起，依然热泪盈眶。

当时，被我们当初的幼稚而拖累的几位老师并未责怪我，反而一直安慰我。至今，我心中这份愧疚仍未释怀，这也促使我如今进入业内，也在不断告诫自己，“专业性”很重要，否则稍不留意就累及无辜。

事件尚未结束，《瞭望东方周刊》总编孙凯来川大演讲，我在新闻系张小元老师和一位师姐的引荐下，前去参加周刊和研究生的茶座。孙凯当场花了700元，买下了我带去的7本杂志。由此，《常识》新增了700块经费，而我获得一个前往东方周刊调查部的实习机会。

临走前的一个雨天，中文系王红老师找我聊天，突然的降温有些猝不及防，我穿着一件薄外套冻得有些发抖，王老师再次安慰我，让我不要害怕。分开时，老师塞给我一笔钱，她说，听说我要去上海实习，而且最近还在到处找工作，资金上肯定比较缺紧，老师开玩笑地说，学院刚接了一个马克思的项目，就当马克思对你这个“反马克思”杂志的补偿吧。我确实已经身无分文了，一咬嘴唇，收下了。拿着老师给的1000块，还向当前在“大V”之路上越走越远的邹思聪借了1000块，我踏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2012届南方报业的校园招聘几天后将在南京大学举行。

二，入南方

我并没有直接去上海开始实习，而是踩着点借道南京，参加了南方报业的招聘。从遇到《常识》的同伴开始，再遇到各位让我毕生难忘的老师，再到最终侥幸成为南方的一员。我常常感叹，自己居然会有这样的好运。

面试时，小组讨论，我所在小组抽到的是“欧盟的救市措施能否真正拯救欧债危机？”我算是蒙了。一番“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讨论之后，面试官问，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提问：都说做新闻要讲究“专业主义”，要求“冷眼旁观”，但现在很多媒体人，像邓飞、王克勤、孙春龙等做新闻把自己做成了扶持采访对象的公益人士，对一个媒体人来说，这样是否合适？

我还记得，他的回答是：记者，首先是一个人。

三，大新闻

几个月培训之后，我被分配至大新闻网络的其中一隅，珠三角的一个记者站，开始了突发新闻生涯。这个城市的突发新闻被大家称为“十分平淡”。

在车祸、火灾、纠纷和编辑的“教育”之中，我逐渐熟悉新闻八股的写作，采访技巧也能熟练应用。但我一直耿耿于怀一件事：如果别人问，朱鹏景是谁？大家依然会说，以前做《常识》的那家伙，而不是说，上次轰动全国的那个某某稿件的作者。

对，我十分介意。一年过去了，我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一篇令我自己满意的作品。虽然也发过一些较有社会影响力的稿件，如“学酒哥”新闻（报纸头版头条），“红十字会编织袋现身旧衣回收厂”新闻。但是，轰动的只是事件，而非自己本身的功力所挖出的更核心的东西，又如何让人满意。

有人的地方，就有新闻。我还是遇到了几单让我深思的故事。

四，被性侵的女孩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被性侵的初一女学生。

入职不久，我接到一个报料，报料的是一位母亲，她说，自己的女儿读初一，春节期间被发现怀孕了，一问之下，女儿共被三个人性侵过，两人至今仍逍遥法外，而唯一被刑拘的强奸者通过公安局的关系，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母亲希望媒体跟帮忙，一是三个性侵者受到惩罚，二是希望能获得合理的民事赔偿。不过，除了母亲，这个家庭所有人都不愿意我这个外人的介入。连续一周，我带着食物在对方家中请他们吃饭，终于，小女孩开口。在一个夜晚，我拿着录音笔，就经过发问，回忆像一把刀子，不断扎向这位年幼的女孩，我必须把所有的内容一次问完，绝不容许今后“补充核实”带来的二次伤害。在她的哭泣中，我完成这次艰难的采访。

我依她所讲的，挨个去核实，去寻找印证的材料。最终，我所获的线索有限，稿件写得极为保守谨慎。《15岁少女被父亲酒友用裸照威胁性侵2年怀孕》的报道刊出后，产生了短时间的影响，其他媒体纷纷跟进，却毫无突破。这个报料，一直跟了好几个月，直到终审，才尘埃落定。

除了可能在采访的几个月中的不断接济这个不幸的家庭给了他们一些实质帮助外，（不得不说，扣除最后所得的稿费，这篇稿子还真是“倒贴”了不少钱）事实上，我的介入，这个母亲当初的诉求，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民事赔偿只有2万不到，刑事上，唯一拘留的嫌疑人，对方请了一个牛逼的律师，法院以“态度良好”，“从轻”判了6年6个月。后来，对方觉得判得太重，上诉要求减刑，被维持原判。

我甚至怀疑，这个职业所谓的“记录者”，记录的意义在哪里？

五，自焚的农民

第二个故事，并没有见报，主角是一个上访的农民。（见报的政府稿件：一村民因不满村分配方案将自己烧伤）

简单地描述这个故事：有一个农民，因为征地补偿纠纷，去信访办上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结果自己浇了汽油，抱着信访办主任要同归于尽。两人都被烧伤进了医院。

我被分配到医院采访两个伤者和家属。下午五点左右，我到达医院烧伤科，顺利找到了两人所在病房，一人在层流病房，一人在普通病房。病房门口站着五六个便衣和制服民警，一大波人围在病房门口。我刚一靠近，就有警察警惕地问我干什么，余光看到旁边是监护病房，佯装说，我家人烧伤，在监护病房里，并装作好奇的样子问怎么回事，对方只说没事，并不多说，对靠近者十分警惕。我无法辨别谁是家属，不敢轻易搭讪，便在旁边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希望能从一些人的交谈中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最终，根据听来的信息，我顺利搭讪上一位手也同样受伤的便衣。在家属下楼时偷偷跟上，并做了采访。借着护士将我误认为是伤者的儿子，得以进入封闭的病房外见到受伤的当事人，并拍到了独家的让人触目惊心的自焚者照片。

采访过程并非这个故事的重点。这次采访，我零距离地见识了中国愈发激进的国人维权，以及信访办这一部门的极为尴尬的地位，胡温十年，刚性维稳的恶果正在以“民不畏死”的方式释放。而另一个让我思考的地方，则是当事人上访缘由。村里的分配方案是由村民自治的村集体大家讨论制定的，而当事人，也是当时的制定者之一。突然之间，当这一制度成为他自己利益的阻碍者时，他成了坚定不移的反对者。如此尴尬的身份转换，在中国乡村，并不少见。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强力捍卫者，基层自治，永远是“多数人的暴政”。在与“多数人”利益一致时，他们制定规则，牺牲“少数人”，当规则不再能维护其利益时，被迫转换成被牺牲的“少数人”，然后才去激烈的方式反对当初的“自己们”。

六，我为何怀念《常识》

《常识》现任主编在预告中说，朱鹏景这家伙怀念《常识》。

这是实话，我确实怀念在《常识》的日子，但这绝非是对青春时光的怀念。而是对“自主媒体”的怀念，我多次跟《常识》诸君说，希望珍惜在常识的日子，原因只有一个，你以后再也遇到如此自由开放的新闻实践平台了。在审查禁令满天飞的日子里，《常识》因为是学生平台的关系，对新闻选题十分自由。（当然，我们讨论的是“新闻”，而非“反动”）

我们在大凉山做麻风病村调查，在泸州做结石宝宝三周年调查，与冉云飞、宋石男、林达、熊培云、王克勤等人士畅谈，对方无一不是因为我们的学生身份，才毫无保留地接受约访，甚至抢着付采访的茶钱。尤其是林达，因为我们的学生身份，他将第一次接受专访的荣幸给了我们，也是所有媒体中唯一一次专访。

这样的“福利”，在一个市场化的报纸工作，是始终享受不到的。

《常识》所带给我的，是让我明白，在一个开放的新闻实践平台中，你能把新闻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自由灵魂之所及，你的新闻笔就要去触及。

甭谈什么新闻理想，也别说什么无冕之王。新闻，就是你的职业。只是，不要被“谋生”的欲望堵塞了笔杆中的墨水，不要被审查吓退了记录的勇气。

不忘初心，庆幸，还在坚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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