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访谈# 福山谈民主

撰文：方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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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写作有时候像一场精心的挑逗——这是种欲说还休，欲擒故纵的技术，考验着每一个作者“精巧的不老实”。直奔主题和开门见山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同为知识分子的读者们喜欢做娇羞的女孩子，怪罪你的唐突，甚至要责备你的轻浮。如果你想要谈中国诗，不妨先讲讲南北画派的宗法，再从诗画同体的理论深发开来，讲讲诗画评价上的不同，这样才显出你的高明；如果你想要谈欧洲近代史，不妨先谈谈俄国的罗曼诺夫宫廷文化的演变和美国革命的兴起，从此回溯到欧洲的启蒙思想，这样方体现你的渊博。不过之前的铺垫再多，作者总要在某些时候像传统武侠电影里的大侠，在难解难分里突然一针见血，一剑封喉，让读者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感。

福山教授1989年刊登在《国家利益》这本杂志上刊登的“历史终结了吗？”就给所有当时所有翘首以盼冷战胜利的西方知识分子们这样一种畅快的，宣泄式的快感。他完全没有必要给他文章的标题加上一个问号——不过这也许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职业习惯，总要故意创造一份悬念，不肯给读者直截了当的安全感。当然，文中的论述和结论让所有担心自由民主前途的人长舒了一口大气：历史结束了，民主胜利了！这样的宣告的效果，和威尔逊总统在一战之后向美国人民宣称的“我们赢得了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何其相似——尽管之后的巴黎和会简直成为了战胜国之间的一场迷你战争，尽管历史在1989年在东欧，苏联，中国，和东南亚那么迅速的发生着——我们更加愿意相信，忧心忡忡的时光已经过去，之前那些若隐若现的胜利的迹象，在这一刻，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齐奥塞斯库被枪决的影片的公开放映，还有《时代》，《新闻周刊》“历史终结了！”这样丝毫不加掩饰的标题，终于转换成为一种命运归宿式的完美结局。

福山教授笔下的历史，当然并非仅仅是过去发生的值得注意的事件——在他之后一系列的作品中，他反复强调他的历史是History而不是history, 或许用黄仁宇教授所称的“大历史”，或者说是金观涛，刘青峰笔下的历史的“结构”来翻译更加恰当。当然，对于在我们这个极少读马克思著作的国家里面，碰巧较真读过马克思作品的人会看出这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的“历史”。马克思的那本，被恩格斯称为是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著作，不就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吗? 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这个名称在90年代中期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许多大学在为大一学生开设历史入门课的时候都不得不绕道而行：“西方历史入门”变成了“西方文化入门”——当初的我就是被这样的名称所蒙骗，稀里糊涂的上了我的第一堂大学历史课，并就此深深的爱上了这门学问和艺术，立志要做出一点东西来。

这样的历史的终结的想法倒并非是福山教授的原创——在20世纪30年代，亚历山大-科切夫，一位保守的俄裔法国哲学家，就为他在巴黎高师的学生讲述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解读。科切夫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最重要的作品，其中，特别是关于贵族和束缚的辩证法，还有主人-奴隶辩证法的论述体现了黑格尔关于历史的看法和所谓的“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他的思想影响了法国后来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这其中有最右派的雷蒙-阿隆，也有左倾的萨特。他的学生之一把他的讲课的记录结集出版，可惜名字起的不够有知识分子气质，就叫《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讲座》，因此长期无人问津。但是这本书后来在美国被康奈尔大学的阿伦-布鲁姆教授所注意，他将其编辑和翻译，并介绍给他课堂上的学生们——这些学生中有一位名字叫弗兰克的日裔美国人，他后来以福山教授这个称谓为大众熟知。

所以把福山教授的思想归因于《文明的冲突》的作者萨缪尔-亨廷顿，或是更加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彻底找错了地方。如果我们硬要像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修族谱似的给福山教授的思想找一个师承，找一个历史的支点，他的历史终结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更确切的说，来自于科切夫对于黑格尔历史思想的解读 –这位执拗的科切夫教授曾经在二战战后写下这样的句子“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的最终阶段……她和苏联和中国没有什么不同——苏联人和中国人只是贫穷的美国人而已，他们会快速的变富的。”我不得不说，在冷战结束的二十年后重读这段话，有一种不期而至的奇异感觉。

坐在福山教授窄小而凌乱的办公室里面，我感到同样的，不期而至的奇异，以至于我在问前面几个问题的时候舌头不断打结。他的文章干净整洁，用词清晰洗练；他喜欢拍照，我所见到的照片大多是美国美丽的乡村风光，还有总是在笑的他自己；他已经年届六十，但是依然在捣鼓遥控飞机，希望在斯坦福里造一架自己的可以拍照的遥控直升机——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和图书遍地，连手臂都伸展不开的局促空间不相符合。他的办公室像是嬉皮士放置摇滚唱片的空间，花花绿绿的出版物在所有可能的空间里落脚。

在整个访问中我努力试图向黑格尔，马克思，和科切夫的哲学历史观靠拢，我努力试图忽视眼前的杂乱，试图在我们的对话里找出清晰的脉络和线型的发展思路，可我总是无功而返。我问他今天怎么看到20年前的那篇引起轰动的文章，会如何总结他现在对于自由的民主社会(liberal democracy)做为最终政治形态的看法。他笑笑说在二十年里关于世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他意识到机构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力量驱动机构的建设，欧洲和美国的机构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被建立起来——当然，每个国家会有不同的机构建设机制。

这是伊拉克战争以来他一直强调的观点——在他的06年出版的《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书中，他认为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新保守主义影响了美国的战后外交政策的制定，大家对于“民主的第三波浪潮”抱有太大的信心，认为苏联的解体会让民主制度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然建立起来。后来许多地区的依然动荡不安，基于民族矛盾，权力，或是资源的控制原因的冲突频频发生，所以武力似乎成了必要的干涉手段——这些思想导致了后来伊拉克战争的灾难。他因此拒绝了布什政府关于政体更替，友善的霸权，和预先攻击等等观念，他认为，基于对于主权的尊重，进一步扩张国家的软实力，并且通过对于国际组织机构的作用促成的改变是美国外交的出发点。

这当然是大多数人今日赞成的观点，可是即使是这样观点的支持者也总是怀疑：所谓软实力云云，真的能起到作用吗？于是，我想进一步问他，在那些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驱动机构建设，最终形成有效的政府，独立的法庭，和代表制的立法机构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一方面他会在他两卷本的《政治秩序诸起源》第二册给出答案，另一方面，他在已经出版的第一册里，强调了这些现代民主制度的机构们，来源于部落战争，来源于宗教的兴起，来源于战乱之后对于和平维护的必要，来源于统一的国家对于外族侵犯的抵抗——最后，当这些原始的行政，立法，和执行机构被公众的代表问责的时候，现代民主制度开始兴起了。

毫无疑问这是公允的解答，但这很难说是某种发现，同时也很难为民主的机构在其他地方的生根发芽提供多少切实的建议。虽然从这里我们明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本身无法带来民主化的进程，从而驳斥了诸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厢情愿的说法，但是究竟如何使得权力被人民的代表问责呢？面对这个问题他似乎有些困惑，他向我解释这本质上是关于如何保证政府做成正确的决策的问题。他说他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辩论过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代表声称受到制约的政府无法做很多应当做的事情，因此更少的制约在很多情况下是好的。他的简单回应是没有制约和问责，我们无法保证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因为没人能保证政府是好的。他提到了动车的事故，提到了缺少问责机制下政府和人民缺少互信，出台的政策和事后的事故报告也因为缺乏透明度而广受质疑。

这又是公允的答案，但是在这样的答案的面前我感到无奈：我们究竟要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要再次依据那篇《火星报》上的社论，再来一次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还是我们能够靠着理性，说服，和耐心，静静等待这个庞大的国家再次华丽转身，向西方的，向着历史的尽头继续进化？我怀疑，对于福山教授来说，这些机构的建立和民主的形成，即使不是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的，但是依然是进步式的。诚然，在他的新书《政治秩序诸起源》里面，他不厌其烦的追溯了印度，中国，伊斯兰世界还有西方政治秩序的起源，但是所有的追寻都 有赖于三个独立的线索：有效政府，独立法治，和代议制立法机构，那么到底中国，印度，或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秩序的独特性在哪里呢？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和文字，来解释问什么有些机构缺失了，所以国家被入侵，经济遭到破坏，最终这些国家都落后了，失败了。这些是令人痛心的事实，并且值得每一个人好好反思，可是仅仅知道我们缺少了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是远远不够的——其实，我相信这个世界大多数收到基本教育的人都可以对我们缺少什么和需要什么做理性的判断——这也是民主制度自我确证的基础之一，我们相信人民自己会做出不那么荒唐的决定，如果他们不能做最好的决定的话。

这也是所谓外交“软实力”的致命缺陷。在国际社会中对于民主自由的声张，对于所谓进步的成果的展示很容易招来这样的回应：看上去很美，可是我觉得咱么还是管好自己的家事比较重要——不要“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副主席许久之前的这一番言论是种自然的反应。到头来，今天的国家主席们要面临的问题，不是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从有记录的历史开始，这种关于更美好的世界的想象就没有停止过——而是要防止如何出现一个极其糟糕的世界。在停滞的气候变化谈判之后，在核武器通过各种方式扩散开来之后，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里建立起民主机构的国家纷纷抛弃民主的时刻，那个极其糟糕的世界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我问他对今日中国的观感：他表示了许多的担忧——他说今日浮现的种种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是更加系统化的问题。他的研究生们正在组织起来，针对中国的真实政治治理状况做详细的调查，并且尝试回答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如何衡量一个政府的有效性，如何得到准确的，关键的数据。他向我介绍这是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所以他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传统上有三个方面可以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线索。一是对于程序的尊重：争议是否在合理的程序下得到解决？政府雇员是否在公平合理的程序下得到提拔？他担心中国的“关系”会使得程序不那么重要。第二是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政府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决策，并且执行到位？第三是结果测试：最终这些政策和程序是否实现了所期望的效果？是否实现了正义？他说对于中国他还没能拿到可以依赖的数据，所以无法得出有效的结论。

我想获得值得信赖的数据的难度可能远远大于福山教授在开始这个计划前的想象：事实上，数据的缺失，而不是存在，可以为他提供了对于三个方面评价的基本依据：正是因为我们长期缺乏程序正义的观念，长期无视各种应有的程序，而是仅仅重视形式，所以可靠的数据在中国的政治生活领域是十分稀缺的；数据的缺少和对于数据的忽视相辅相成——否认有问题永远是解决问题的一种痛快方式，所以政府的决策常常武端，执行起来也就困难重重；这些会导致新一轮的结果测试缺少数据基础。我们有世界上最庞大，最有权力的组织部门，但是组织部门对于领导政绩的了解少的可怜，以至于只好拿经济数据来充数。

在访问的最后，我询问他关于美国，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经历的经济不平等的现象的看法。他的最初反应十分有趣，尽管不出乎意料：他说用一个指标去衡量可能是不恰当的，比如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她的基尼指数，在某些调查里，比中国还要高。他可能意识到这么说似乎是建议任何民主国家的基尼指数都应当比中国低，同时又说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某一个指数似乎不能概括这些成就。为了消除这些不平等，民众需要有动力去抗议这样的不平等，需要国家在福利方面为他们做更多的东西，当然，同时也要要求国家在很多方面做的更少——因为政府在许多领域的垄断是不利于民生的。

在这段访问之前福山教授因为一个电话会议让我等待，电话会议似乎是华盛顿发起的，涉及的内容严肃，辩论激烈，而且超出了约定的时间。我不知道是否那个电话会议的缘故，在那件窄小和杂乱的办公室里我觉得面对的并非是一个保守的政治科学家，并非是一个言之凿凿的，论辩犀利的学者，也并非是一位故作高深，其实缺少信仰的伪专家——他更像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发言人，耐心，礼貌，而且回答周全。他的听众是大众，更是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他们需要知道如何理解这些失败的民主，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应对所谓的中国的威胁，他们需要知道关于美国自身的公民社会的衰落，不平等的增加，和外部无处不在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他们还需要一种略带优越感的安慰和鼓励：美国是好的，因为民主是好的；世界会变好的，因为民主会在世界传播开来的。但是我怀疑，福山教授的这些答案对于其他处在民主化进程的国家而言，或是还在抵触民主的国家而言，是不是能起到同样的积极作用。

在访问的结尾，我几乎忍不住想对他说他的精神导师科切夫关于美国，苏联，中国判断的那番话，并且告诉他，我们中国人现在最在乎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要变得像美国这么富——可是我忍住没有说。因为我觉得，福山教授这样温和的声音，他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强调，和他对于进步的信仰，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常常觉得，生活是要吃饱穿暖并且要努力变得更富裕，但是如果没有什么价值和信仰，使得我们能够放弃这种生活的话，那么生活本身又能有什么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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