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研究｜英语文学的实验与创新——2019年度全球英语文学回眸

一、挑战文学实验极限的英国文学

当下的英国文学面临各种严峻挑战，一方面，读者对文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阅读文化衰落，互联网和图像媒介生产的叙事更具吸引力。为迎接挑战，一部分英国作家围绕文学形式、文学语言与创作技巧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验，把英语实验文学的复兴推向一个高潮。

2019年入围布克奖等多项文学大奖的女作家埃尔曼尝试把实验文学推向极限，她的《鸭子，纽伯里波特》“拓展了读者对形式的想象力”，被誉为“现代主义杰作”。这部长达一千多页的小说主要围绕一位中年女性在一天中的思绪展开叙事，反映其对当代美国的教育、医疗、枪支暴力等社会状况以及环境污染、物种灭绝问题的不满和焦虑。埃尔曼通篇运用一个个不连贯的分句构成叙事的意识流形式，每个分句都以“事实是”开头，展示女主人公跳跃式的、随机的想法。她还使用了大量的缩略语，并附加了二十五页的缩略语词汇表。

（作家埃尔曼与《鸭子，纽伯里波特》，图片源自Yandex）

苏格兰资深女作家史密斯的新作《春》是其系列国情小说“季节四重奏”的第三部。作家通过多线索的叙事结构讲述了年迈孤独的导演、移民遣送中心的女工作人员和有超能力的十二岁小女孩的故事，将认同政治、民族主义、气候变化、网络隐私等热点话题嵌入环环相扣的情节中，通过对遣送中心的描写，批评英国拘留难民的做法。史密斯运用了她擅长的文字游戏和现代主义拼贴手法，将意识流、喜剧片断、插曲拼贴在一起，把各个人物的声音和报纸头条融为一体，还在日常生活描写中插入幻想或魔幻元素。她的创作影响了新一代英国作家，包括波特，波特被称为“最具创新力的”英国作家，其新作《兰尼》属于新文类——“后脱欧”乡村悬疑小说。小说讲述了在伦敦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能够变身的本地幽灵游走于地下，窥视村民，偷听他们的谈话，幽灵尤其关注五岁的兰尼，后来还绑架了他。波特借用民间传说讲述英国脱欧的寓言。在这个幽灵身上，文明善意与恐怖野蛮并存，他就像脱欧时代的英国。兰尼失踪后，村里的流言蜚语沸沸扬扬，兰尼的老师、怪人老画家布莱斯被怀疑是杀人犯而遭到殴打并受到警方指控。波特借村民的疯狂行为揭开了代表“英国性”的英国乡村的阴暗面，批判了英国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和排外思想。他采用不断切换视角的叙事结构，除了主要人物的讲述，还加入搜寻队、警察、村民和记者的声音，这些声音随机切换，越来越无法辨别。作家混合小说、诗歌和戏剧独白的形式，还以黑体字、弧形等特殊形式排版，把英国人对危机的反应编排成一曲嘈杂的“英国交响乐”。

以心理实验小说著称的女作家莱维的作品一贯以情感受伤、试图释放其个人心魔的女性为中心。她在新作《看见一切的男人》中有所突破，塑造了一位研究东欧史的男性主人公索尔，小说对其错综复杂的记忆的碎片化描写一反传统的叙事时序。在两德统一前夕以及在英国脱欧公投后不久，索尔在伦敦同一地点两度遭遇车祸，第二次车祸造成他的大脑严重损伤。莱维把索尔的个体创伤与二十世纪欧洲的集体创伤交织在一起。作为犹太人、德国人、英国人，索尔的身份具有流动性和模糊性，影射了英国脱欧引发的认同边界问题。

2019年，英国科幻小说家将其对英国政治、社会、环境、科技等问题的关切和忧虑投射到文学想象中，开拓新的表达形式，尤为突出的是“后启示录反乌托邦”科幻小说。这类小说围绕世界末日或大灾难展开故事，最突出的意象就是“迷失的英国”和“迷失的人类”，贴近当下受脱欧困扰意欲寻求出路的英国社会与个人的状态。贾瑞特的《永远向北》想象二十年后遭遇气候灾难的英国分崩离析；马歇尔的《迁徙》描写在不远的将来，气候变化重塑世界，一场“少年免疫缺陷综合症”的瘟疫在全球流行，英国也未能幸免；希尔的《零点炸弹》想象英国脱欧后沦为噩梦般的国度，书籍被禁、人们被严密监控，仅有基督教会合法；哈里斯的《第二次沉睡》描绘了2025年科技文明结束，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死于疾病，外国人被屠杀，未来八百年后英国退变为新的中世纪神权国家，教会实行专制统治，对异端和科学进行镇压。

聚焦人工智能的“后人类”科幻小说也是2019年科幻文学的热点。温特森的《弗兰奇斯斯坦》和麦克尤恩的《像我一样的机器》等都反映了人们对科技伦理的普遍担忧。《弗兰奇斯斯坦》改写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首先叙述了1816年玛丽构思《弗兰肯斯坦》的过程，其后围绕玛丽的另一个当代自我，叙述者、年轻的变性医生瑞·雪莱与其情人、一位人工智能科学家的故事展开，温特森从性别角度质疑人工智能，并对认同政治、文化霸权、社交媒体和未来科技的操控性进行批评。《像我这样的机器》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叙述者查理、他的机器人、女邻居三方混战的故事，这部小说与《第二次沉睡》同为“未来主义怀旧”科幻小说。英国科幻小说敲响了理性、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滋养的脆弱的文明的警钟，反映了人们对英国不确定的未来的忧虑。

英国历史小说历史悠久，经久不衰。2019年，在历史小说的形式、语言创新方面，曼特尔与米克做出了表率。曼特尔在其托马斯·克伦威尔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镜与光》中描写了克伦威尔在其生命的最后四年中经历并处理的政治冲突、叛乱与阴谋。曼特尔“提升了历史小说的艺术形式”。米克的《在平凡的日子去加莱》讲述1348年在黑死病威胁下农奴、牧师、贵族小姐三位主要人物从英格兰西部到加莱的旅程，再现了中世纪的英国历史。作家创造了神甫式拉丁化英语基于法语词根的宫廷式英语和农民式方言英语，使得人物的语言和思考与其社会地位相匹配。书名中的“普通时间”为教廷术语，指重大节日之间的时间段，被米克用来讽喻从英法战争到黑死病这两大关系英国生死存亡的事件之间的历史，他认为这段历史与英国脱欧及气候危机带来生存威胁的情形颇为相似。

在反性骚扰运动席卷全球之时，英国文坛上出现了一股将神话小说化、为边缘女性发声的创作潮流，“旧瓶装新酒”是此类作品创新的方式。2019年，米勒的《瑟西》改写荷马史诗《奥德赛》，将复仇女巫瑟西这个次要角色作为女主人公，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物的反抗。男作家哈登也采用女性主义视角改写经典。在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提尔王子佩里克勒斯》改写的后现代小说《坡普伊斯》中，哈登把原剧作中只有两句台词的国王女儿作为中心人物之一，以当代英国和十六世纪的英国、古希腊海岛为场景，通过压缩时空的方式，讲述年轻的艺术商人在解救被囚禁的姑娘的过程中意外地离开当代英国，穿越到古希腊成为佩里克勒斯王子后的冒险。哈登通过不同时代的女性的反抗将故事情节串联在了一起。

2019年，一些英国黑人女作家崭露头角，包括志在为年轻黑人女性读者创作的卡蒂-威廉姆斯以及荣获2019年曼布克奖的埃瓦里斯托等。卡蒂-威廉姆斯的处女作《奎尼》讲述了一位黑人女青年失恋后试图在伦敦找到自我的故事，涉及与年轻黑人息息相关的话题，如对社会变革和正义的渴望、黑人平等权、跨种族约会、心理健康、性骚扰等。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其他》（2018）讲述了居住在英国各地、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年龄从十九岁到九十三岁的十二位黑人女性的生活。作家探讨了种族、女性认同、性别和性爱等话题，还在文学形式上进行大胆实验，全书没有使用句号，在叙事中融合了自由诗。埃文斯的《普通人》描绘了伦敦郊区的少数族裔黑人和混血儿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剖析引发他们中年危机的原因，揭示了性别上的差别。

（作家卡蒂-威廉姆斯与《奎尼》，图片源自Yandex）

相比美国黑人女作家，英国黑人女作家一般较少被关注，然而，卡蒂-威廉姆斯、埃瓦里斯托和埃文斯等笔下的黑人女性不同于美国黑人女性，正如埃文斯所言，把黑人作家的作品归入以美国黑人作家为标杆的“黑人文学”范畴，就如同提出只有一种“白人文学”的概念一样荒谬。英国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是塑造英国黑人女性形象和认同的重要媒介，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看，她们的作品增添了英国文学的多样性。

二、重塑民族认同、走向商业化的澳大利亚文学

2019年，澳大利亚原住民、移民作家、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以其对认同主题的探索和创新的语言等受到好评并频频获奖，在原住民的主权和土地所有权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脆弱的民族认同成为人们关切的问题，作家们对民族认同的探索不可避免地涉及澳大利亚公共历史的盲点——原住民历史。

原住民女作家温奇有感于原住民语言的灭绝和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代际间创伤，在其2019年的作品《收获》中塑造了一位原住民老人，他编撰了一部维拉德朱里语词典，通过字典条目讲述了原住民家族历史、白人与原住民的土地争夺战。维拉德朱里语实际上已失传，但温奇通过文学想象使其再生。原住民作家伯奇的《白人女孩》讲述了一户原住民遭遇白人家长制和种族主义的经历，获得2019年度原住民文学奖。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律规定，原住民只能听任白人“保护者”的摆布，连出行也要得到批准才能成行。原住民丽拉年轻时被白人男子强奸，生下女儿茜茜交给自己的母亲抚养长大，十三岁的茜茜看起来很像白人女孩，小说的题名由此而来。为了不让茜茜被白人带走抚养，婆孙俩绝望地逃离家乡。伯奇记录了原住民遭受的屈辱以及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触犯法律的绝境。

塔斯玛尼亚女作家约翰逊的《巴黎野人》根据真实事件创作，描写了1882年工程师穆勒带着三个原住民巴德贾拉人以“活的展品”的身份去欧洲旅游的故事。穆勒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他将曾遭到残酷屠杀的原住民的困境直接呈报英国女王，希望促使欧洲人帮助原住民。然而抵达欧洲后，欧洲人却把三位原住民当作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展出。这种方式使欧洲观众相信他们就是原始人，他们的灭绝是不可避免的。约翰逊通过原住民的旅程揭露了殖民剥削的残酷真相：白人中心主义使白人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合法化。她“对历史的创造性的挖掘无疑有助于弥补澳大利亚主流叙事中的遗漏之处”。休斯的《无人》点明欧洲人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定居点——悉尼的建立和繁荣发展以原住民为牺牲品。小说的主人公叙述者是一个不知名的伊拉克难民之子，幼时被父母遗弃在寄养家庭中长大成人。主人公在悉尼中央商务区南面红番区邂逅原住民女子，这一原住民社区是个贫民窟，如同一个开放的伤口，是欧洲殖民者暴力征服的象征。悉尼这种白人与原住民边界分明的“双城”性质实际是澳大利亚分裂的民族认同的核心。来自南非的移民作家多维的《在逃亡者的花园里》受到南非忏悔文学的启发，比较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澳大利亚殖民历史。多维通过两位主要人物在通信时对白人特权和羞耻感的讨论，揭示澳大利亚的建国基础是种族灭绝和压迫，由此白人内心深处的罪恶感难以消除。

从澳大利亚少数族群作家的数量来看，少数族群的文学代表性不足，选择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为少数族群发声，以打破主流媒体对少数族群的模式化看法是来自少数族群的作家选择的原创之路。黎巴嫩裔作家艾哈迈德的《莱布人》中的主人公叙述者是名被嘲笑和排斥的高中生，像他这样的年轻莱布人面对种族主义时会采取极端方式保护自己——假装拥有枪支，假装自己是黑帮成员等。作家通过一个局内人的视角揭示犯罪文化与种族主义的关系，他称自己写作“是为了揭示种族主义对这些年轻人的心理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回应媒体的报道……媒体把他们视为暴徒和恐怖分子”。

文学在建构民族认同、促使寻求不同利益的各个群体凝聚成一个统一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移民文学和族裔文学围绕社会边缘群体的经历产生新的认同叙事，是重构民族认同的文化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澳大利亚的犯罪小说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代理商拍卖小说的海外版权、影视版权，招揽全球出版商、制片商通过竞标的方式获得该作品在世界各地的版权和影视改编权，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国际化营销模式。

（作家哈默与《灌丛地》，图片源自Yandex）

2019年，哈默的处女作《灌丛地》掀起一场激烈的版权竞拍战。在这部以澳大利亚乡村为场景的“丛林黑帮”犯罪小说中，哈默讲述了一位报社记者在调查牧师教堂杀人的犯罪动机时激起的连串反应。犯罪小说体裁受到初入文坛的青年作家的青睐，与这类娱乐性强的作品能够带给作家名利双收的高回报有一定关系。2019年，澳大利亚官方削减资助文学机构的资金，历史悠久的西澳大利亚大学出版社宣布不再出版文学书籍，这对勉强维持生计的广大作家是一个打击，可以预料作家、出版社为了生存，会更在意文学的经济回报，文学商业化程度会进一步提升。

三、扩容纳新、拓展内涵的南亚英语文学

移民、流亡和全球化催生了南亚英语文学的两个种类：一种是海外南亚移民或南亚裔作家创作的英语文学，另一种是南亚次大陆本土作家创作的英语文学，两种文学分别以西方读者和本土读者为读者主体。第一种文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几乎成了离散文学、后殖民文学的代名词。第二种文学是高度民族化的、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学，随着印度成为英文图书出版的第二大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2019年，南亚英语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海外移民作家积极探索新的话题，南亚次大陆年轻的新秀女作家表现突出。

拉什迪从西班牙文学经典《堂吉诃德》中汲取灵感，他的《奎丘特》采用了与经典互文的方法，以当代美国、英国和印度为背景，讲述了在印度移民作家山姆的新小说中，主人公——一位印度移民——为追求宝莱坞明星经历的奇遇不断的漫漫旅程。这部“大杂烩”式的作品在形式上采用了故事套故事、元叙事、不可靠叙事者等写作手法，内容上集合两性关系、父子关系、兄弟亲情、种族主义、网络间谍和世界末日等话题，拉什迪自称是为了“捕捉一个超现实的、变态的全景”。他对“真实性”的游戏、对代际冲突、种族化和种族关系的表达、对后真相时代焦虑的表征呈现了后移民文学的特征。高什新作《枪岛》的背景横跨亚洲和欧洲，讲述布鲁克林的一位书商从印度、孟加拉辗转到洛杉矶、威尼斯的漫长的冒险旅程，同时也讲述了沿途的海洋污染、海洋动物灭绝以及毁灭性山林野火等生态危机。这部作品标志着高什在创作主题上的转变，他从对印度殖民史的关注转向当下人类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大规模移民以及技术的大规模破坏等。

印度本土作家巴格奇的《半夜已过》（2018）是一部现代史诗，荣获2019年度的DSC南亚文学奖。小说讲述了德里两个家庭三代人的生活，描绘印度独立前后动荡的社会全景。与拉什迪等在文化夹缝中写作的后殖民作家不同，巴格奇立足本土，从局内人的角度审视印度历史，拷问两性、父子、主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巴格奇作品的语言具有高度混杂性，这部英语小说混杂了印地语、乌尔都语和梵语这三种印度语言，将英语与印度语言的智慧融合在一起。阿里的处女作《伊布无尽地寻找满足感》也与后殖民话题无关，孤独的男主人公伊布成长于家庭功能失调的环境，在陪同骗子隐士前往喜马拉雅山的旅程中寻找生活意义，小说探索了与普通人生活相关的爱、失落、认同和欲望的话题。

南亚新锐女作家们出产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打乱了南亚出版界通常以知名作家、明星作家、男作家为中心的格局。她们通过大胆的主题、特立独行的女性人物、创新的手法、独具特色的语言敏锐地再现南亚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抗议厌女文化。2019年，最引人注目的是青年女作家维贾伊。与大多以孟买、德里或加尔各答为背景的印度小说不同，她的处女作《远方的田野》以极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克什米尔为主要背景，讲述年轻富家女夏利尼在其母去世后来到克什米尔地区偏僻的村庄探访她的异族旧情人，见证了这个地区的宗教、文化冲突和政治混乱。维贾伊把个人历史与公共历史交织在一起，从女性的角度探索认同、文化和宗教冲突、民族主义和国家概念等。女作家们尤为关切在传统大家庭结构转型中，女性的社会、家庭角色的变化，她们大胆地探讨女性追求独立、自我实现及女性欲望等话题。马哈勒的处女作《乳牙》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孟买为背景，通过女主人公、一位记者的视角观察新近崛起的印度中产阶级，揭示了城市的变迁和房地产的繁荣背后的原因。穆克杰的处女作《身体神话》书写了一个印度小城市里年轻的寡妇米拉与一对夫妇的三角关系，从亲密关系的维度探讨当代印度女性坚持单身的意义以及婚姻家庭的动态变化。巴基斯坦女作家阿巴斯的处女作《空房间》讲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卡拉奇，一位天才女画家在暴力阴影下从事艺术创作的故事，反思了女性在追求艺术之路上的压力。

在气候变化小说方兴未艾之时，印度女作家斯瓦鲁普有关气候变化的处女作《渴望的纬度》（2018）突破了体裁和地域的界限，也突破了西方气候变化小说中的末日启示录、反乌托邦的类型。小说中融入了印度地理、历史和神话等本土元素，科学家的妻子是能与树木对话的千里眼，还有寻找人类伴侣的雪人、先变成船再变成女人的海龟以及海洋幽灵等。小说批评人与土地之间的分裂，书写了人的强烈的连结欲望，反映了自然界对人类的吸引力。

（作家斯瓦鲁普与《渴望的纬度》，图片源自Yandex）

南亚英语文学的内涵得到了更新和拓展，不再限于后殖民文学、离散文学、移民文学等流派，南亚次大陆作家选择的叙事与之前在西方视野中产生的南亚英语文学的叙事有所不同，作家们应对当下现实的复杂性创作了不同类型的作品，南亚异域情调、殖民史的叙事不再是南亚英语文学的主流，南亚英语文学被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