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何以有气象——2019年美国与加拿大文坛回顾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发布的政令及言论频频引发热议，将美国推向日益“热火朝天”的舆论境地。如此环境下，审视历史与现实、探索未来道路成为美国作家的创作主题。他们关心自然环境、反思黑人被奴役与歧视的境况、关注非法移民标签下个体的命运，以文字负载伤痛，烛照扑朔迷离的社会发展。

（一）气候紧急状态下的生态文学

自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环境持续恶化，截至2019年底，近五年期与十年期平均气温均创历史新高，科学家们纷纷拉响了气候紧急状态警告。生态文学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出新态势，近年来文学作品中的植物书写成为关注热点，甚至形成了生态学界的“植物转向”。摘得2019年普利策小说奖的鲍尔斯的《上层林冠》（2018）无疑可以成为生态文学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上层林冠》是一部自然颂歌，以九个人物与树木的故事为起点，思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小说里，树木叙事与人物叙事并置前行，树木同样拥有智慧，可以呼吸饮食、交流学习、牺牲自己保护家人、结成组织抵御外敌。作家为树木赋予施事能力，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广袤、缓慢、丰富、富有创造力却几乎隐形的世界。《上层林冠》的创作缘起于几年前作家在斯坦福大学遇到的一株巨大的红杉树，红杉树让鲍尔斯猛然意识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周围这些生物，只把它们视为理所应当的存在。于是一个不以人类为主导的自然体系在他脑中逐渐清晰成形。早在《回声制造者》中鲍尔斯便思考了环保问题，然而《上层林冠》将对环境的关注提升到了新高度：当下所谓的“环境保护主义”仍是以人为本框架下的概念，即人类要合理利用资源；《上层林冠》则提出，自然不是人类凝视的对象，而是与人类地位同等的生物，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类与自然才能真正和谐相处。

（《上层林冠》，图片源自Yandex）

生态文学中的动物书写则在不断思考动物与人类权利的边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卡尔丘克的英译本小说《犁过亡者的尸骨》在美国甫一出版便引起热烈反响，入选201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类奖项长名单。该书原由波兰语创作，2009年首发；2018年由安多尼亚·洛伊德-琼斯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2019年在美国出版的也是这个译本。这本小说讲述波兰偏远乡村一位独居老妇人调查接连发生的谋杀案的故事，托尔卡丘克不只是将其呈现为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更将小说主题引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凶杀案其实是动物的复仇，一切都源于村民嗜好猎杀动物的习俗。小说引导我们思考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为何猎杀动物的人无罪，而杀死人的动物却被定为罪犯？动物与人的权利界限又在哪里？

（二）少数族裔文学繁盛依旧

2019年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依旧勃兴，在美国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少数族裔文学体现出对种族主义与种族偏见极强的批判力度。

2019年2月，莫里森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满口鲜血》出版，该书收录了她四十余年里写的散文、演讲及评论，呈现出她对政治、艺术和写作的思考。《满口鲜血》分为三部分：“外乡人的家”“黑人是重要的”“上帝的语言”。前两部分着力探讨他者性、外来性、公民性和民族主义，批判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种族偏见与歧视，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美国政客解决问题时推崇的手段恐怕和中世纪政客们热衷的一样——高墙壁垒与武器。莫里森怀着悲悯之情，利刃一般刺破人类思想的最痛处。她相信语言的力量，希望将美国英语中的欺瞒、傲慢、麻木、怨恨剔除出去。在这部集子中莫里森讲道，她叙写黑奴命运的《宠儿》以这样一句话结尾：“Certainly no clamor for a kiss（当然再不会有人为一个吻而吵吵闹闹了）。”其中的“kiss ”，原本用的是另一个更具黑人语言特色、更能引起族群共鸣的词，却由于现实原因妥协改用“kiss”。

（作家莫里森和《满口鲜血》，图片源自Yandex）

帕克的诗集《神奇尼格罗》以美国文学与电影中常用的隐喻词“神奇尼格罗”为题，重新思考这一隐喻的意味，探讨黑人实际的生活与白人想象的差距，呈现现实生活中白人潜意识里更微妙的暴力。“神奇尼格罗”通常指情节中为了帮助白人主人公度过难关而设计的黑人角色，他的存在完全为了情节服务，故事不会交代他的过去和未来，只要任务完成便“自觉”退场。法哈多-安斯汀的《萨布里纳与科丽娜：短篇小说集》则重现了生活在美国西部的拉丁美洲裔女性世代与贫穷、种族主义、暴力斗争的艰难时日，探讨传承、离弃、流散及静默而坚韧的女性力量。法哈多-安斯汀直指社会的不公与病态，却不浸淫于悲观，故事的情绪张力极大，不时闪着希望的微光。

（三）非法移民问题得到具体观照

现居美国的墨西哥作家路易赛利出版作品《消失儿童法案》，关注美国西南边境的移民危机，聚焦儿童移民，有评论家将其称为“特朗普时代的公路小说”。这部小说并非完全虚构，据报道，2014年美墨边境涌现大批来自中美洲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八万名儿童被拘押，其中还有婴幼儿，无以计数的儿童死于途中、惨遭性侵或失踪，悄无声息地从这个世界消失。

这些消息令路易赛利震惊不已，于是她决定深入探访，志愿出任非法移民法庭口译员并自驾前往美墨边境沿途考察，这些经历推动她写出了两部作品：非虚构著作《告诉我怎样结束：四十个问题》及小说《消失儿童法案》。故事中遭遇婚姻危机的夫妇自驾远行，既为了寻找婚姻的出路，也为了各自的工作，他们探寻原始部落、记录边境难民儿童险象环生的境遇。路易赛利并没有将难民儿童描述为传统意义上完全懵懂、对陌生环境手足无措的受害者，而以更为复杂的视角，让我们看到这群与父母分离、迷失在敌意环境中孩童的经历与心理历程，透过他们或稚嫩或早熟或狡黠的耳听眼见，呈现边界之地的种种细节。小说的高潮部分由一个长达二十页的句子担纲。不间断的长篇幅语句筑起了一道雄浑连绵的“语言墙”，政治、历史、文本交融汇合，仿佛是对现实之墙温和却坚韧有力的对抗。

获奖无数的丹迪凯特携小说《里面的所有》回归读者视野，一举获得美国书评人协会奖。《里面的所有》以劲道的笔力审视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经历的人生。发现自己的命运早因父母的移民身份而注定的孩子，奔赴海地探望弥留之际的父亲的纽约高中教师，两位分别来自中产家庭与农场工人移民家庭的大学新生，一位从脚手架意外掉落、在下坠六秒半时间里回忆本为追求美好生活而非法入境的工人……丹迪凯特精准地捕捉着悲伤的错综复杂以及其中的幽微细节，探寻了那些让我们相依或分离的力量。

（作家拉拉米和《另一些美国人》，图片源自Yandex）

拉拉米的小说《另一些美国人》由一桩突发事件引出——摩洛哥移民德里斯发生车祸被撞身亡，于是一系列不同种族、阶层的人物依次登场：思念故土的遗孀，因害怕被遣送回国而躲避作证的非法移民目击证人，先前出走又回到莫哈韦小城的姐姐诺拉，发现儿子秘密的侦探，肇事司机……通过这些人物的多声部叙事，德里斯案件的谜团逐步揭开，家族的秘密、小城的虚伪也暴露出来。《华盛顿邮报》赞誉作者拉拉米为移民问题的最佳记录者。拉拉米令我们思考，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那“另一些”人。

2019年的美国文坛还有两部不容忽视的作品。其一是欧罗米独具风格的流浪汉小说《叫我斑马》。故事缘起于两伊战争爆发，斑马随父母从伊朗流亡前去纽约。饥饿与死亡如影随形，然而他们在书中寻求庇佑，度过艰难时日。多年后，当亲人都离开人世，为了寻找自己的文化归属，斑马独身一人离开纽约踏上旅途，回溯多年前的流亡路程。一路上斑马唯一的陪伴是书籍，她有着出色的语言天赋，坚信文学包藏一切，能够回答一切问题，也因此斑马与世界的交流有如堂吉诃德般古怪幽默。她与其他人的沟通常叫人啼笑皆非，比如常向陌生人引述深奥艰涩的书籍典故以回答他们提出的最简单问题。这是一部悲喜交加的流浪汉小说，一部向语言与文学致敬的作品，欧罗米捕捉到了难民与移民身份认同上的支离破碎，展现文学如何在流亡中成为救生索一般的存在。《叫我斑马》最终不负众望获得2019年笔会/福克纳奖。评委点评道：“欧罗米的《叫我斑马》是一座图书馆中的图书馆，一座博尔赫斯式包容各种文化、各式各样各行各业人物的万象迷宫。”

（《信任练习》，图片源自Yandex）

其二是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信任练习》，这是崔素珊的第六部作品。她的第一部作品《外国学生》获得亚裔美国文学奖，第二部作品《美国女人》入围普利策奖决选名单，并在2010年凭借《疑犯》获得笔会/W.G.泽巴尔德小说奖。《信任练习》讲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所精英戏剧学校充满荷尔蒙与压力的世界里，学生之间的爱情、友谊，师生间的操纵。小说构思精巧，在叙述中途引入破坏前叙事件真实性的情节，给读者造成十分不安的阅读情绪，只有读到最后一句，读者才能真正洞晓事件真相。书名“信任练习”不仅指戏剧学校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信任练习，还指涉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2019年的加拿大文坛延续了近年来黑人文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同时少数族裔离散文学的创作也百花齐放。肤色的多样性丝毫不影响主题的同一性：既努力融入加拿大主流文化，又无法摒弃根深蒂固的本民族文化传统，作品多是少数族裔作家身份与加拿大社会文化现实之间权衡的产物。

（《月光下的日子》，图片源自Yandex）

首先，黑人作家劲头不减，继续冲锋在前。文坛老将亚历克西斯出版新作《月光下的日子》，斩获罗杰斯作家基金会小说奖。《月光下的日子》讲述植物学家阿尔弗雷德·霍默在父母去世之后跟随布鲁诺教授踏上一段搜寻之旅，在安大略南部哥特式地下世界里遭遇了一系列怪事。霍默在丰富奇妙的旅途中为世界的多样性而困惑，同时触发了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亚历克西斯生于特立尼达，1961年移民至加拿大，他的作品风格新颖，语言诗意灵动，充满哲学思辨和人文关怀，深受读者喜爱。另一位同样出生于特立尼达的黑人作家威廉斯凭借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复制》一举摘得2019年度丰业银行-吉勒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威廉斯在该书中借由一个诡谲曲折的爱情故事对种族、阶级和移民身份问题展开了探讨，讲述了社区、家庭、长久的友谊以及短暂的互助如何在我们身上烙下印记。

黑人女作家也不甘示弱，穆顿吉和里德-本塔便是其中亮眼的两位。前者凭《闭嘴，你很漂亮》入围罗杰斯奖短名单，后者借《油炸车前草》入围吉勒奖长名单。这两部处女作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虽然都是短篇小说集，却都由同一个女性主人公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穆顿吉选择的是生活在多伦多的刚果难民洛丽，她把我们引入这样一个世界：这里的人总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却也使我们大笑。十八个小故事将欲望和选择融合起来，以悲情和幽默的手法，审视了种族、阶级、性别和身份认同问题。而里德-本塔的主人公来自牙买加，以卡拉·戴维斯为主人公的十二个系列短篇涵盖了卡拉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多伦多年轻人和黑人的成长历程，聚集于母女之间的冲突、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文化期许的落差以及黑人身份在白人主导社会里的尴尬与困境：他们既不属于加拿大也不属于牙买加，始终都是漂泊不定的边缘人。

黑人作家并非一枝独秀，其他少数族裔也各领风骚。出生于拉脱维亚的别兹莫吉斯六岁时移民多伦多，他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移民城市》由七个迥然各异的故事组成。别兹莫吉斯用幽默诙谐又触及人心的文字呈现出移民错综复杂、充满矛盾、感情炙热、理性分裂的共同特性。《移民城市》入围2019年吉勒文学奖短名单。阿拉伯裔作家汗也贡献了一部出色的处女作。《必须有把刀》聚焦种族、阶级以及男子气概，讲述了一个当代爱情故事。主人公奥马尔·阿里在得知前女友自杀后伤心欲绝，转向暴力和轻微犯罪来释放痛苦。他的犯罪活动引起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注意，并迫使他成为线人，来寻找清真寺和恐怖组织的关联。最后奥马尔抓住了一丝希望，从失眠、悲伤和愤怒中解脱了出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充满幽闭和恐惧，语言幽默且尖刻，既喧嚣又刺耳，描写了当代青年人的痛苦和挣扎。

加拿大本土作家亦有不俗表现。托马斯凭《五位妻子》将总督文学奖揽入囊中。《五位妻子》讲述了1956年一小群福音派基督教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前往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打算让从未接触过外界的瓦拉尼人皈依，该组织称之为“奥卡行动”。他们花了几天时间从一架飞机上投扔礼物，其中五名男子轻率地进入该地区后全部被杀。托马斯的故事对奥卡行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讲述了一个土著民族和传教士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相碰撞的故事，充满悲伤、矛盾和怀疑，并由此提出了宗教狂热和宗教暴力等重要问题。

加拿大民族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来源纽芬兰地方文学在2019年也有两部重要作品面世。克拉米的新作《无辜者》被加拿大三大文学奖同时提名。故事发生在纽芬兰北部海岸线上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海湾里，一对兄妹相依为命。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只有最浅薄的概念，除了家里的船和父母偶尔传递的知识之外什么也不知道，尽管自然环境恶劣、食物匮乏、疾病肆虐，但对彼此的强烈忠诚激励和支撑着他们。该小说展现了人类忍耐的极限和忠诚宽恕的美德，探索个人如何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与自然进行斗争。剧作家科尔斯则凭首部长篇小说《本地懦夫手枪俱乐部的狩猎小游戏》入围吉勒奖短名单，被称为一封致纽芬兰的情书。小说发生在圣约翰纽芬兰的情人节，描述了严冬二月某个夜间，加拿大东部纽芬兰省一个餐馆发生的人间百态，文字尖锐、幽默，故事富有诗意却令人心碎。

（作家阿特伍德，图片源自Yandex）

然而，2019年加拿大文坛最夺人眼球的必定是八十高龄仍笔耕不辍的著名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阿特伍德。她凭借《使女的故事》的续篇《证言》第二次将布克奖揽入囊中。阿特伍德创下一个纪录，小说没有出版就入围布克奖，同时她也成为史上最年长的布克奖得主。《证言》是一部社会讽喻小说，针对为攫取资源不惜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针对沉迷权力话语争夺、不惜牺牲弱势群体的行为。阿特伍德称：“《证言》回答了读者多年来关于《使女的故事》提出的所有问题。它是一本属于当下的小说。”阿特伍德对生态问题的关切由来已久，她的“马德亚当”三部曲《羚羊与秧鸡》《洪灾之年》《马德亚当》堪称二十一世纪初兴起的“气候小说”的标杆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