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工人：从iPhone车间到脱口秀舞台，从富士康到深圳

新工人，是那些从农村前往城市打工的人，对应着国企老工人的身份，有时我们也称之为“农民工”。过去三十年，中国新工人的故事在各种场合被反复讲述。讲述者是媒体、影视剧或者学者。

有时我们也能通过文学了解他们。工人们写诗，或者小说，但这些自我表达很难在大众意义上得到传播。现在，新的机会来了，渠道的多样化让他们找到了最合适的语言。有人拍短视频记录日常生活，还有人站上了脱口秀的舞台。他们说，和金钱一样，受尊重、被看见同样重要。

我们很好奇，这只是一些孤例？还是说，一种新新工人的表达正在到来？

撰文 殷盛琳

摄影 阿灿

编辑 谢丁

2018年夏天，坐在驶离云南的火车上，23岁的中专毕业生张玉嵘决心展开新生活。这趟行程的终点是东莞，姑姑一家在那里打工。但这只是计划中的周转之地，她真正的目标是深圳。

之前，她偶然在短视频平台上发现一位旅行博主，那个同样出身农村、学历不高的女孩为她展示了理想人生的范本：靠摆地摊、做兼职的收入满中国穷游，去新疆也去西藏，穿着自个儿手工制作的民族风花裙子在玉嵘从未到过的远方的蓝天白云下拍照。她就住在深圳。

玉嵘也想过上那样的生活。她喜欢摄影和画画，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也喜欢旅游，在最压抑的时候去过成都和杭州。她说，在陌生城市中自己有种疏离感，好像可以从繁重日常中短暂抽离。

在东莞，她坐上那辆售价4块钱的公交车，2个小时抵达深圳龙华汽车站。她挤过人群，走到车站旁边的人才市场，投简历，文员、客服，总是卡在面试这关。直到有一天，姑父拿了份龙华富士康的宣传单回来，上面写着招聘小时工，单价30块钱。

张玉嵘当时对这座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一无所知，查了很久的搜索引擎。第二天，短视频平台推荐列表上出现了一个富士康男孩的视频。她发了私信过去：“30块钱1小时是不是真的？”男孩回复说，有真有假，但可以去做正式工，比较正规。

她再次坐上4块钱公交来到龙华汽车站，跟着手机导航步行到龙华富士康门口。那天午后阳光猛烈，但厂区门口挤满了人。“只要你从那里经过，一不小心往旁边瞄一眼，就会有好几个人过来围着你，问你是不是要进富士康？”玉嵘后来才知道，员工推荐人进厂能拿到奖励金。她当天就被一个面相和善的男生说服了，填资料、报名、进保安亭刷身份证，进入招募中心现场体检。

那个夏天，张玉嵘正式成为龙华富士康的一名普工。

她始终待在制造车间里。一部小小的苹果智能机在这里被拆分成数个步骤，测试、贴膜、撕膜、组装、检查外观、包装，轮到各个工站的活儿不一样，唯一的共同点是重复。

比如贴泡棉，就是拿小镊子给每部苹果手机的5个固定位置贴5个小棉片。如果当天派分到头上的任务是1000多台手机，意味着要重复一个动作5000多次。你会手酸，觉得四肢不属于自己，然后感知到它们以进化形态再次回到你身上，“形成了肌肉记忆”，于是你成为一名合格的贴棉工。

“脑子里必须想点东西，不然没法过，”玉嵘说，沉默着重复上一秒和上上一秒的动作之间，她会想各种吃的玩的，想下班后做点什么。

全封闭车间里，灯二十四小时亮着，人身处其中，时间一长，很容易模糊时间的概念，分不清白天与黑夜。她的座位前方正好有台电脑显示屏，每隔一会儿她就要看一眼时间，“明明觉得已经过去很久了，一看才过了几分钟，这样熬着也很累的”。

厕所是工人们唯一可以放松的地方。为了机器散热，车间里的空调温度设置得很低，但冷气吹不到厕所，整个车间那里最暖和。透过细密铁丝网包裹起来的磨砂窗户，工人看不到外面，但白天会有阳光透过缝隙照进来。

人的情感便在这狭小、封闭的空间里流动。女厕所的木门背面被姑娘们用不同颜色的笔涂上了细密的字迹。玉嵘后来把这些文字上传到网络，标题是“厕所文化”。

这对她来说是个大工程。因为不能带手机进车间，也不适宜在厕所停留过久，她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挑选了一些简短的留言，誊抄到纸巾上带出去，再用手机上的绘画软件手写一遍，录屏成短视频。

有女孩在上面提问：“嫁给一个穷光蛋值得吗？”

“男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至少7个姐妹分享了她们的人生经验。

“帅能当饭吃吗？”“对你好比什么都好。”“过来人告诉你，找个有钱的，宁愿在宝马车哭，不愿在自行车笑。”“不值得，因为要过一辈子的人，所以一定要慎重。”“任何爱情在没利益是不值钱。”“嫁的是人品！”

玉嵘说，姑娘们的厕所文学主题主要有：爱情、友情、亲情、梦想、骂线长。“都是世界上的蝼蚁”后面跟着“原来一切都是假的”。写得最长的，足足有两三百字，总结一下是：“他不爱我。”

她一直记得写在门板角落里的四个小字：“想回家了”。她猜想那应该是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出来打工，还没有被社会捶打到铁石心肠。她认真地怜悯起那个素昧平生的女孩，“她写这几个字的时候，一定有点委屈。”

生活在重复中被挤压到扁平。有时候做完一天的产量，坐在工位上发呆的时候，玉嵘会恍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张玉嵘正式成为龙华富士康的一名普工时，胖虎已经在龙华厂区做到了第8年，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八年来，他在富士康赚的钱，全丢进了互联网金融，谈过几次恋爱，都失败了，随着时间增长的似乎只有年纪、体重和游戏等级。

后来他告诉我，自己像进了肖申克的监狱，并主动关上了大门。

2010年，胖虎23岁，从武汉一所职业学校大专毕业，通过校招进入富士康下属一所研发处，成为一名蓝领工人。那年，工人接连跳楼的新闻闹得全国皆知。胖虎到富士康报到的那天下午，师父从车间带他到宿舍区，路过龙华厂区C2大楼，指给他看：这里上个月跳下来一个。之后半年，他和许多新工人时常被派去看守天台。厂里怕跳楼的人没完没了。“像我们这样的小年轻，刚去，思想肯定没问题，还没被同化过。”

几年后他才发现，“改造”从没进厂之前就开始了。当时像胖虎这样的大专毕业生，入厂前先去南通参加两个月的培训，不止训练体能、技能，还要训练服从性。

刚进去，就得剃头，统一理成两毫米长的毛寸。两个人肩并肩要像军人一样走路，三个人就得排成一列。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不能斜着走过去，必须拐一个漂亮的直角。要服从军事化管理，富士康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在那里不听话的人全部开除嘛”，那是第一轮的筛选，留下来的都是体格健壮、吃苦耐劳、听从安排的好员工。他们被输送到深圳富士康。

胖虎真诚地相信过那些宣言：你们肩上扛的是中国制造业。富士康的未来是你们的。但在厂里熬了四五年之后，他开始觉得，不管是富士康还是制造业的未来都轮不到自己。

一眼能望到头的未来是：用自动化机器磨铁，磨成四方块或者圆柱体。三周白班，他在机器声嗡鸣的车间里看古龙小说，中午休息时到小仓库的犄角旮旯睡觉（领导睡在更里面有空调的地方）。三周夜班，他光明正大的“摸鱼”，打游戏。

在富士康的前几年，他主要打一款叫做《地下城》的游戏。“丧心病狂地在里边充过很多钱”。那会儿这款游戏的满级还是90级，他打了10个90级的号，把每个“职业”都玩到顶级。

“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很不如意嘛，追女孩子也追不到，当个舔狗，别人又结婚了是吧，就感觉生活没有可能性了。”胖虎说，“那就打游戏嘛，打游戏可以在里面装逼。”

在游戏里找到存在感的方式比现实里简单多了——只要你有钱买炫酷的装备，社区里的人就会过来追着你喊大佬。每次他站在街边，别人过来看他的装备，他就说，不要点老子装备，眼会瞎。

夜班上到凌晨三点多，人的精神会变得恍惚，操作机器要非常小心，不然很容易受伤。胖虎有次“差点挂逼了”。白班的师傅把砂轮的转速调到最大，他忘记调回来。离心力大到一定程度，砂轮直接飞出来，打到了玻璃上——万幸他关上了玻璃门。

也有没那么幸运的。有个女孩在B2栋到B3栋之间的马路上边走边玩手机，没看到前面在倒车，直接被轧死了。“那个司机可能没看到，他就一直倒，一直倒，就把她轧死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很滑稽。如果速度快的话，也就算了，速度又那么慢。”他谈起死亡的语气像是流水线工人从传送带上拿起一部手机。

有一回，胖虎下夜班回家，看到游泳池旁蜷缩着一团什么，走近看，是一个工人在那里席地而睡。他觉得那人很像被阉割的小动物。

地板干净的车间呢？他说，像素净的停尸间。

有很多次，胖虎想要离开这鬼地方，开始新生活，但那念头总是在他进入第二天的循环时，像磷火一样消失不见。“富士康就是肖申克的救赎，就是一个监狱，已经被体制化了，除了你随时进出，其他跟监狱一样，很规律的生活。”胖虎说。

2016年，他第一次提出离职。主管说，那你去一个轻松的岗位吧，那个岗全是女生，也缺人。他被调去做检测，比磨铁轻松很多。胖虎想了想还是决定留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也不知道出去之后要做什么。

管理者不停告诉工人们，从富士康出去的人发展都不好，踏实干活才是正经事。胖虎大多数时候认同这个逻辑，“像我们在富士康上了班出去，小工厂不要你，但是反过来，你在小工厂上过班，来富士康就很吃香。”他说，富士康这些主管知道，在外面摸爬滚打的那些人，哪个技术哪个工种都懂，但富士康的工人岗位相对固定，“只会那几样”。

他开始消极地抵抗。在富士康性价比最高的打混儿方式是请病假，可以名正言顺不去车间，还拿70%的工资。到医院开条的理由最划算的要数醉酒，不用拍片，不花钱。一些打混儿的日子或者周末，他经常到附近的电影院去，给看门的大爷递条烟，从后门进，不用买票。

同时，他说，自己积极响应万民创业的号召，开始搞互联网金融。最开始，他入局的是一种虚拟字画。据说当房地产饱和之后，钱会流向艺术，字画会涨价。平台聚集了一些画家，要求大家提前购买虚拟作品，投资艺术。一尺画800多块钱，每天涨价1%，每拉一个新人入伙可以拿5%提成。胖虎自己投了10来万，靠忽悠其他工友入伙，他赚了6万。

他心思密，有天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发现平台上所有画的总价值超过了60亿。“相当于炒股里面中小盘的一个上市公司了，它有什么？就几张纸对不对？”他和工友把手里的全抛掉了。大概40天后，网站崩盘。

到了2018年初，胖虎就没那么幸运了，他重押的马来西亚拆分盘崩了，19万块钱打了水漂。那是他在富士康打工八年的积蓄再加上信用卡套现的总和。为了避免成为黑户，他找高中同学借了6万块，先把信用卡的窟窿填上。之后每月要还给同学5000块。他不得不继续留在富士康。

消失和流动是这里最常见的事。今天和你聊得不错的工友，第二天可能就被调到另外的生产线，或者干脆离开了深圳。最后，那个工友只留下一个永不会拨通的手机号，或者静默在列表里的微信头像。

在龙华富士康不足2.3平方公里的园区里，胖虎和张玉嵘从未见过。

当一个新人进入富士康，最直接面对的是严密的等级划分。

大专学历以下是员一，往上发展有员二、员三。胖虎这样的大专毕业生进去是师一级，上升路径比员级要远，最高可达师二十级。

行政级别是并行系统，经理、协理、副理、课长、组长对应的资位都是师级。

整个体系的顶端，是董事长，没有对应资位。如今，这个掌舵人的身份已经从“富士康王国”创造者郭台铭转移到曾经的特别助理刘扬伟头上。

在车间内真正跟工人打交道比较多的，一般是线长和干部，在权力大到一定程度前，受欺负的也不一定总是等级低的那个。

一位已经离开富士康的前线长告诉我，即使在进厂打工前，她已经先后拥有服务员、美容师、销售的工作经验，还是没能忍受住这里的辛苦。在她那条产线，小领导就是“夹心饼干”——日常负责勾兑、背锅和传话。品质部、制程部、厂商，甚至修理机台的人，出了问题都会找你，每个人都管你要结果：今天这个货为什么出不了？遇到问题，你要自己慢慢琢磨，那些向你寻求答案的人这时统统消失掉。升任线长一个月不到，这位1998年出生的女孩就跑路了。

富士康有规定，管理人员不可以辱骂员工，更不能动手打人。玉嵘说，如果员工犯错，干部会被线长骂，线长被组长骂，然后线长再笑眯眯告诉员工，你下次不能这样了。

几天前，玉嵘所在工站的干部刚被气哭过一回，她命令式的语气并不奏效，说了好几次任务，员工只当没听见。干部委屈地擦眼泪，站在他们后面颤抖着说，“你们这些人好屌，都不理人的。”

晚儿姐是那种能和员工搞好关系的干部，她带过玉嵘所在的条线，是玉嵘的领导。刚进富士康时，她和玉嵘一样，也在流水线打拼，但她热闹的个性很受领导赏识，只用了半年就被提拔成干部。在富士康内部，想要往上爬，学历、情商、关系你至少得有一样。她擅长第二样。

晚儿姐说，她带线时，员工最没办法接受的事情是产量的爬坡，明天的任务量总比今天多。为了完成“上面的生产计划”，又不和员工发生冲突，晚儿姐忙完自己的工作后，会到产线上帮忙。“你只要帮了他的忙，大家沟通交流起来有共同语言，他也会认可你多一点。”

这个体系的最底层，是像张玉嵘这样没有行政职级的员一级普工。玉嵘现在的工种是专案进行iPhone13的前期测试，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检查手机外观，工作量并不算大。在富士康内部，这算是普工里面“运气”很好的。工人们有自己的一套评价逻辑——运气最好的是分到非产线去，比如办公室、维修、收发货。次一点的被分到产线中相对轻松的工段，比如检查和包装。最倒霉的一定是流水线。

唐勇说他就是这批最倒霉的流水线工人之一。自从2020年9月入职以来，他觉得自己像被诅咒了一样，从始至终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捏住电动螺丝刀，吸取比米粒还要小的螺丝，对准固定的位置，按下按钮，将螺丝打入孔隙。

最开始分配工段时，接他们的人说，你们如果有熟人，可以直接把你调走，没熟人，那就等着上面的人来挑。唐勇只能等着被挑选。

最开始他做得很慢，觉得那个螺丝好小好小，根本做不下去，总是出错。

“谁教你的？” 线长拿着出错的手机问他。

“我也不认识谁，我怎么知道谁教我的？我不想干这个。”

“这个不想干，那个不想干，你想干嘛？”

“我想换岗。”

“我重新再教你一遍，你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

唐勇不敢说话了。这位来自湖南山村的26岁青年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此前，他已经在各个工厂里辗转近十年，不到16岁就进到“黑厂”做手表零配件加工，在工厂里长大成人。2017年以前，他常常不顺心就换工作。随后他患糖尿病多年的父亲上山割猪草时，发了病，摔死了。父亲曾经也是一个农民工。“以后真的全部都靠自己了。”他说。

在那个火车转大巴再转公交，到村口还要步行几公里才到的老家，他只有一处老房子，从出生就住在那儿。县城里四五千块一平米的房子他买不起。他也拿不出至少十万块的彩礼钱。在乡村媒婆的等级排序里，像他这样的单身汉“生意”根本无人可接。妈妈去问过一回，从此不再提起这件事。

玉嵘算运气好的，她目前是员一级。她说以前富士康管理比较乱的时候，有关系就能往上升，但现在只凭关系有点难了。要想升级，像她这样的中专生得去念富士康大学，考一个更高的学历。

“我不想长期在这里，觉得没什么用。”她说。像大部分普工所想的那样，富士康只是他们人生的中转站。她总觉得，在这个时代，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总还有其他机会。

2018年初，张玉嵘开始尝试拍短视频。那时她迫切想找到一份不需要和人沟通的工作。她在网上搜索：什么工作不用跟人打交道？其中一条回答：做自媒体。她记住了这个职业，但又不知道怎么做，只是偶尔在火山小视频上发点生活记录。

有一次，玉嵘去云南建水旅游，随手拍了一条关于大板古井的视频。第二天，她发现那条视频“莫名其妙火了”，一夜涨了几千个粉丝，赚了300块钱，“从那之后我才体会到可以拍视频赚钱”。但之后，她陆续发了很多条视频，都没什么人关注，零星只有几个人点赞。

在短视频平台上，她给自己取名“独行侠二十一”。“独行侠”是旅行博主的标签，独自一人闯荡江湖的意思，“二十一”来源于她看过的一则QQ签名，上面说，人死后灵魂的重量是21克。

进了富士康，独行侠的旅行博主梦想看起来难以实现了，“车费，食宿什么的投入过大”，她开始拍摄工厂的日常生活。她很快发现，“富士康”成为一个标签后，她的粉丝数量迅速增长。在B站、抖音、头条、西瓜视频等各个平台，她的粉丝总数已经超过20万。粉丝们亲切地称呼她为“二十一”。

张玉嵘的短视频就像是一部影像日记：上班的路上，她用手机拍摄每天的早餐和过往的人流。到了厂区，她把手机锁进储物柜，走进车间。午休时，她取出手机，拍摄富士康的食堂。下班的路上，她对着手机讲讲这一天的感受。回家之后，她用手机上的剪辑软件把素材整理成几分钟的短视频。

来富士康的第一个月，她上夜班，每天视频上传后根本没力气看评论，躺下就睡。观众的反馈体现在当月的收益上，200多块钱。三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000多块，基本能够支付她每月的生活费。

在短视频平台，张玉嵘很受欢迎。网友鼓励她，也赞美她的声音、真诚与细腻的视角。她觉得自己逐渐找到了一些自信，“以前我真的是超级自卑，不希望别人注意到我，别人一夸我，我就浑身不自在。”之前的人生里，她习惯做一个沉默的配角，是人群里不会被关注的存在，连衣服都是黑白灰，她说连妈妈都会嫌弃她。但现在，很多人通过视频认识了她。有几回，她去食堂吃饭或者下班回家的路上，会被其他工人拦下来——“你是网上那个二十一吗？”

去年过生日，她在视频里说，“今天是我生日耶，祝福就不要了，给我讲个笑话吧。”她收获了202条评论，439个赞。有富士康的工人给她留言：在C03看到你好几次了，没跟你打招呼，中午吃饭还看到你拿着工衣去鞋柜。也有人认认真真讲笑话给她听：“其实我小时候挺瘦的，一点也不胖，但是后来一句不许剩饭毁了我一生。”

有时候，张玉嵘也拍摄自己在厂区外的生活。因为讨厌和“大姐、阿姨、小女孩，各种各样的人”挤在同一个空间的集体生活，她选择在外面租房住，就在富士康周边的城中村，月租380元。

下班之后，她走出富士康的南小门，走上过街天桥，挤进汹涌沉默的人流，来到一家富丽堂皇的大商场，再从金银首饰、流行女装柜台的夹缝中走过去，走到杂乱、狭窄的城中村，走到一扇不仔细看并不会察觉的楼道门口。这栋老旧楼房光线昏暗，散发着奇怪的腥味。她爬到五楼，走进那间不到20平米的小房间。

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占去了整个空间的三分之二，阳台也是厨房，刚刚能落下脚，紧挨着厕所。因为觉得自己随时会离开，玉嵘很少添置物件，就连窗帘也是旧床单改造的——此前，她在窗户边坐着吃饭，一扭头，发现对面窗户边站着一个人正盯着她。

那张简易的黑色四方矮脚桌就是玉嵘创作短视频的地方。桌上摆一个玻璃鱼缸，养了一尾蓝色的鱼，是这个房间除她之外唯一的活物，玉嵘给它起名“小七”。之前她养过多肉，死掉了，养过吊兰，没两个月叶子就一根根全白了。只有小七顽强地活到现在。

在B站，一些评论让她感到刺痛。“他们说电子厂里的都是废物，都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玉嵘厌恶这种被看轻的感觉，有一种物伤其类的愤怒，“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正常幸福美满家庭，爸爸妈妈不会同意一个小孩子连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这里有很多年纪大的，也已经出来十几年了，从十五六岁就开始谋生。”

在富士康，她听过很多“废物”的故事。一个女孩因为没能掏出几万块手术费而失去亲人，辗转深圳打工存下了几十万。一个男孩每天都在加班，坐在流水线工位上不停打螺丝，就为了十几万的彩礼钱。玉嵘觉得，不是所有人生下来就拥有安稳生活，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坐办公室。

在车间里，玉嵘干活很快，分到头上的任务量经常提前完成。为了打发剩下的时间，她会画画——进车间时，她提前带上本子和打印好的想要临摹的图画。她画一些肖像，一些花朵，笔触繁杂。本子上一些小小的角落里，她也写字：

20来岁：一无所有的青春。

25岁：诗和远方。梦想。

30岁：生活。

40岁：家庭，尊严。

她在右侧又排了一次顺序，依次是，生活、家庭、尊严。

在富士康工作了三年后，玉嵘觉得自己离旅行博主的梦想越来越远了。每次回到家只想躺着，刷短视频。后来，她也减少了在车间里画画的次数——别人都在干活或者闲聊，你会显得不伦不类。

她喜欢上了看恐怖电影，只有那些血腥、杀戮、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剧情，才能让她产生“情绪上的波动”，以此确证自己还活着。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胖虎在B站上做电影解说视频时，同样是选择那些恐怖、悬疑、惊悚的影片。直到2019年，他才从观众寥寥的影视区转到生活区，开始口述富士康往事。在B站，胖虎和玉嵘的视频都会打上“富士康”的标签——说来魔幻，是算法让他们在网络世界看到了对方。

在富士康的十年，胖虎说，他没什么真正的朋友。哪怕是在车间跟他相处多年的兵哥和小罗，他也清楚知道朋友的底线在哪里。“不要借钱。”他说，也不要对彼此有过多期待。

2018年，19万积蓄全数砸给互联网金融后，胖虎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要崩盘了。那年冬天，他同时生了病，患上痛风，脚痛，走不了路，只能在床上躺着。他没告诉家人，只跟同事说了。单位有规定，如果有同事生病，小组长需要派人去慰问。胖虎以前经常去看别人，结果那次他在床上躺了一礼拜，没有一个人来看他。

养病的那几天，他天天喝小米粥，忽然很想吃碗面条，就给兵哥打电话，让他买一个兰州拉面上来。“他上来之后，我说想跟他聊会天，他说不行，你赶紧把钱还给我，我要去打麻将。”胖虎记得自己费力笑着说好，把钱转给他，兵哥什么话也没说，急匆匆就走了。他说“那是人生的最低谷，最低谷了”。

胖虎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拍短视频。躺在床上，他看了一个礼拜的“阿斗讲电影”，觉得自己也能做。如果不能继续在富士康混下去，他总得做点别的。那天他在网上疯狂搜索，拍电影解说视频需要怎么做？需要软件、写文案、录音、剪辑。从他有这个想法，到第一支片子出来，只花了9个小时。他先发在了腾讯视频，然后转到了B站，他成为Up主“旧真瞎哔哔”。

最开始，视频播放量只有两三千，胖虎经常拉别人给他刷数据，点赞，评论区夸一下。“那会儿真的是用爱发电，换个人他坚持不了。”胖虎说，他生活里挺自卑的，所以很喜欢那种被人关注的感觉。

做短视频的第一年，胖虎根本没赚到任何钱，每天还要花费三四个小时。他发现玩游戏总是影响他剪视频，玩着玩着几个小时又过去了，晚上睡觉之前就会后悔。一个周日，短视频创作又被游戏耽搁了，他登陆各个满级账号，把神器装备、时装一一分解，把游戏号给毁了。他不想卖掉，那说明你觉得它还有价值，只有毁了它，让那些耗费自己无数青春的东西一文不值，才算是生活重新开始。

在B站，胖虎的电影解说视频有3.1万粉丝，但一直卡在那儿上不去。胖虎尝试拍点别的，他在深圳的生活乏善可陈，于是决定讲述富士康往事。

胖虎高中时沉迷王家卫，他曾打印过《东邪西毒》的所有台词，早自习别人在背古诗词或英语单词，他在读王家卫。他一度想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拍电影，但高考分数粉碎了这个梦想。

现在，他也许可以更靠近这个梦。他模仿了王家卫的拍摄风格。镜头里，富士康的工人有时在车间里跳舞，有时聚在一起分一只螃蟹。大街上流动的男女面无表情地往前走。如果审视一个人，镜头会从脚开始拍，一点点摇上去。很有些颓然孤独的氛围。他的视频画面与声音不同步，大量的旁白需要他提前写好，再用一种调侃的语调念出来。有时候半夜一两点想到一句话，他赶紧起床，打开电脑，四周都是黑的，亮度很刺眼，但就算那样他也得赶紧写下来。

他把闯荡互联网金融、追妹子经验、工厂经历、工友故事都写了一遍。那些视频让他从3万粉的小博主，成为33万粉的大Up主，每月的视频能为他带来三五千的固定收入。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离开富士康了。“30多万粉丝嘛，就是做别的应该也饿不死，也可以赚钱。我还接了个广告，给了我一万块，我感觉这个赚钱跟闹着玩一样。”2020年夏天，他辞职了。

离开富士康那天，他留给小罗一套《十宗罪》，留给亮亮一张午睡毯，那是他从一个离职课长继承来的。之后，他骑着自行车，边走边拿着手机录视频。到了龙华富士康的西门，他停下来拍了张照片，发了条朋友圈。配文是：“老子干了十年，终于出来了，再也不用回去了。”很多人给他点赞。

没过多久，胖虎发现他陷入了创作的瓶颈。一是他已经将富士康的事都写完了，二是他意识到就算离开了富士康，那里依然是一种枷锁。比如他打算拍一些深圳小老板的视频，但观众不买帐，觉得他背离了初衷。“他们就喜欢你在很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一个一个都是心理变态。”胖虎说，有个大学生发私信给他，说想来富士康卧底调查流水线工人，担心他们不好相处，会很凶。他没回复。“大家都是人呀，为什么要俯视别人？”

为了流量，也为了生活，胖虎不仅在选题上妥协，还学会了蹭热点。新疆棉花的他想蹭一期，如果能蹭到肖战、鹿晗这种更好。电影《上海堡垒》上映时，他在视频里说，这部电影没有男主角，鹿晗的粉丝很快找上了他。评论区开始对骂，胖虎赶紧把视频删了，“反正钱赚到就赶紧删”。

但很快，另一个机会又来了。2020年，脱口秀大会的综艺节目火爆，胖虎去深圳的俱乐部看了一次线下演出。他忽然发现自己也可以干这个。后来他经常去，每次帮俱乐部搬椅子，跟演员们混熟，他希望得到一次上台的机会。

一年后，当我在龙华富士康附近的咖啡馆见到胖虎时，他正积极参加开放麦，练胆量，练段子。俱乐部的人告诉他，如果练得好，他可以参加小剧场商演，15分钟一场，400块钱。这是胖虎的新目标：他要一口气讲半小时段子，每分钟让别人笑4次。

2021年春天，我在深圳见到了张玉嵘。她已经从龙华富士康换到了观澜厂区。她说她知道胖虎，但从未见过面。四月的一个周六，我和玉嵘打算一起前往深圳南山区，观看预备役脱口秀演员胖虎的表演。

这天下午，我在观澜富士康南小门的“奋斗长廊”等玉嵘下班。长廊的墙上印满了宣传画和激励标语。一个正浏览短视频，抿着嘴笑的年轻男孩头顶上方写着：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只有坚持、奋斗、不轻言放弃，才能战胜困难，实现自我超越和人生梦想。

下班的工人们正刷过闸机口走出来。长廊下都是年轻人，他们互不干扰，天然在各自的石阶上形成自己的场域，刷短视频、打手机游戏。离我最近的一个蹲坐在地上的男人正拿笔在宣传单上奋笔疾书，走近看，他在算扑克牌。

玉嵘这天没有加班，下午五点就走出了厂区。她并没有特意打扮，素颜，穿一条深蓝色的阔腿裤和简单的淡黄T恤衫。我们穿过街道等车时，她突然停下来，抬头呆呆地望向远处的天空，瘦小的身体静默在周围流动的人群里。她说：“你知道吗，这是我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看见深圳的傍晚。”

自从进了工厂，玉嵘很少缺席加班的申请名单。如果是白班，她一般要加班到晚上7点多才能回到出租屋，轮到夜班时，傍晚时一般在补觉。她错过了很多次这座南方城市的晚霞。

我们坐上了一辆网约车。玉嵘收到妹妹发来的消息。妹妹小她两岁，很早嫁人，孩子已经四岁多了。她经常羡慕玉嵘，人生还处在随时可以重新展开的阶段，她想出来打工也没机会了，要留在家里照顾小孩。玉嵘说，某种意义上，富士康是她的“避难所”。她喜欢成为标准体系上一颗螺丝的感觉。安全，有秩序，和身边来往的大多数工人享有相同的社会位置，最重要的是，不需要和别人沟通。少说话多做事，是这座庞大代工厂里最被推崇的美德。

对玉嵘来说，沟通意味着痛苦。毕业后她在一家制药厂工作，直接上司是老板的儿子。一次开会，上司点名批评她，为什么不按照自己要求的做？玉嵘呛了他两句，第二天就不再去上班了。后来她去做电话销售，坐在工位上不停打电话拉贷款，一天要打几百个。她搞不明白为什么同事能和电话里的陌生人闲聊那么久，她们声音温柔：大哥吃饭了没有？玉嵘说不出口，只会照着流程背诵，刚说完第一句话对方就挂掉了。

到了2017年，她彻底厌恶起说话这件事。当时她失业在家，找不到工作，被家人带去江苏乡下一个电子厂打工。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爸妈、弟弟还有表姐都在那里找了工作，一起租房住。弟弟最先受不了，嚷着要回去，妈妈让她送弟弟到火车站。不能让他自己去吗，玉嵘记得自己发了火。妈妈就开始哭。你好狠的心，妈妈说。送完回来妈妈还在哭，“一下子我心里面接受不了，开始有想吐的那种感觉，特别生气。”所有的压力、委屈、自卑好像在那一刻聚集了，“真的是一个爆发点，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那之后的一年，她在电子厂车间里说过的话不超过20句，有时候，话已经到了喉咙里，但就是发不出声音。

2018年春节，爸爸出去打麻将，弟弟妹妹都不在，家里只剩下玉嵘和妈妈两个人。妈妈突然说了句，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吧？她心里有什么震动一下：妈妈是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农村妇女，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她猜她一定去打听过了。她说不用去，她还没到那个地步。随后她就来了深圳。

胖虎的脱口秀演出，是南山区的老船长酒吧。周边是大学城，大部分观众是学生，情侣们拎着咖啡打闹着走进来。但胖虎迟到了，他从龙华区的出租屋坐一个多小时地铁赶过来，错过了开场。上场前，玉嵘都没机会跟他说上话。

胖虎站到了舞台上。酒吧的追灯以及数十双眼睛打量着他。他很胖，戴一副黑框眼镜，黄色T恤衫的腋窝处有线头垂下来，裤子紧绷着肚腩。他略显稚嫩地扶着麦，眼神尽量不聚焦到某个观众身上。他清了清嗓子：“大家好，我叫胖虎，可以叫我tiger· 胖。”

话音刚落，台下的掌声和欢呼声就响起来。这天来讲的脱口秀演员里，有期货操盘手、光学博士、大厂员工、导演，以及前“富士康厂狗”胖虎。胖虎这天讲了不到5分钟，用的段子和之前那场一样，关于大学时如何追女朋友但对方成为室友老婆的故事：

那时候我感觉我也成年了，身体发育的也差不多了，该硬的地方也硬了，该大的地方也大了，需要一个女孩子，需要个女朋友。那天我就是在学校里游荡，每天都是在学校里游荡，追学校那些落单的姑娘。有天我碰到一个身材跟我差不多的姑娘，我就说，姑娘你的手指头怎么这么粗，你以后的老公肯定会很有钱。她就说为什么呀？我说没有钱的男朋友买不起你那么粗的戒指。

底下笑成一团，玉嵘表情却淡淡的。她环视四周，看着那些穿着体面、青春耀眼的同龄人，轻声说，他们一看就不是厂里的，身上有我们没有的活力。

玉嵘相信，富士康的有些印记永远留在了身上，你说不上它具体是什么，但就是能够彼此分辨。她想起厂区里那些把手缩进袖子，缓慢走着的人群。她恐惧自己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演出结束后，我们一起走出酒吧，观众在晚风里散去。

“二十一，今天加班了吗？”胖虎问。这是他和张玉嵘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决定一起打车回到龙华区。胖虎坐在副驾驶上，他说，如果脱口秀不赚钱，他可能要回老家了，能赚钱的话就留下来。

“在那里说15分钟就有400块钱，每个月我可以说30场。把一段话重复30遍，就能月入过万，加入我们吧，二十一！”胖虎说，“二十一，辞职了你去干嘛啊？”

“还没有，有一个工程部的IE让我去那里上班，做IE工程师。”玉嵘说，那个副理级别的领导看过她的视频。

“上啊。”胖虎说。

“我很想去，但不敢。”

“没事的，可以去的，不会很难的。”胖虎不断重复，“你应该去，真的，我感觉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我肯定去。我现在在一个骗子公司上班，把他们曝光之后我就跑路了。哪怕去一个礼拜呢，出来你就吹牛逼，真的很有用。”

胖虎后来形容他对玉嵘的印象，感觉二十一有点不自信，跟他以前一样。他有时会对自己有难以名状的愤怒，为什么性格这么内向？不然也不会在富士康待那么久。

胖虎认为自己的性格深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爸爸开过工厂，四川那边拉走两卡车货，没给钱，打了欠条，后来干脆不还了。钱是爸爸从银行贷款借的，破产了还不上。公安局来抓人，在大街上用手铐铐走了爸爸。胖虎没见到那个场景，但是村里很多人看到了，于是他成为校园霸凌的对象。有时他走在路上，莫名其妙就被别人打一顿，把他推倒。后来他经常做梦，自己永远在逃跑。

胖虎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得到父亲的认可，“他看着我就想看一坨屎一样，烂泥扶不上墙”。他从富士康辞职，爸爸也很生气，觉得为什么别人能干他干不了？短视频和脱口秀也算不上正经工作，“没有挣到他们想象中那么多的钱”。

胖虎告诉我，他目前在一家期货公司做新媒体文案。准确点说，是在今日头条上发那种“来了来了，我又给你们找了几个很有潜力的股票“之类标题的稿子，骗别人过来炒股。主管跟他说，不用写得很好，不然吸引过来的人脑子灵光不好骗，如果写得那么烂还有人来联系，那说明是真“小白”。

网约车进入龙华区高速，桥两边开始有工地施工，巨大的机器臂上串了灯光带。我们在龙华富士康附近下了车，送别胖虎。玉嵘说她受不了网约车的闷，觉得难受。我们决定坐地铁再转公交车返回观澜。

玉嵘上次离开观澜还是一个月前，她和工友约着去东门服装批发市场买夏装。比起富士康周围的商店，那里的衣服更加实惠，花20块钱就能买到一件T恤。对她来说，观澜富士康的周边一公里，就是玉嵘所有的生活场域。

公交到站，我们下了车。玉嵘仿佛放松了很多。这天晚上她一直很拘谨，但现在，我们终于回到她熟悉的地方。也许她也认为，这里并不是深圳，这里离深圳很远。

深圳，一座即便你再贫穷也要昂首挺胸声称自己正在逐梦的城市。它从不排外，给每个人机会。哪怕你想要彻底放逐自我，逃离所有评价标准，还有三和大神可以归附。只是没人能保证你的逐梦之路通向何方。这里有电子厂、模具厂、服装厂，也有华强北、腾讯、财富大厦。

胖虎说，他是在离开富士康之后才真正开始认识深圳的。尤其是当他前往脱口秀演出的路上，在高楼大厦之间穿梭的时候，他想，这他妈才是大城市。

之前十年，龙华富士康就是胖虎的深圳。那里是城市的郊区，周末休息时，他一般会去更偏僻的地方爬山，更多的时候还是窝在房间里打游戏。在深圳，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好像是深圳北站，要么就是机场。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你要相信我，肯定是的。”

张玉嵘的深圳，就是她所租住的大水坑村。那里是这个城市的背面，即便如此，它仍然带着深圳的基因，昼夜不息。刚开始要上夜班，玉嵘很紧张，四点半才下班，晚上回家有危险怎么办？然后她发现，回来的路上到处都是人———早白班的工人们已经走上街头。玉嵘看到过醉酒的中年男人晃晃悠悠走过来，也碰到过疯子。到了清晨，半梦半醒间，她听见过咚咚的敲击声，以为有人在敲门，惊醒再细听，是环卫工人在倒扣前夜的垃圾桶。

在观澜富士康厂区的周围，在龙华区一些公交站的站台下，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你总会听到那些声音，从大喇叭发出的声音：

网上贷款的注意了，上网前一定要照照镜子，想想为什么贷款给你，是因为你帅吗？当然不是！是为了骗你的钱！网上交友的注意了，帅哥美女都轮不到你，你遇到的是杀猪盘，千万别做那只猪！裸聊的注意了，你那不可描述的身姿会被对方拍下来，然后你懂的！网上招嫖的注意了，嫖到了拘留15天，没嫖到被骗的是钱！

在龙华区住了十年，胖虎几乎见证了这里的所有变化。早几年，凌晨四点下夜班，天色还未大亮，他走出龙华厂区，会先去街边的早餐铺点一份肠粉吃。旁边那家会所穿着暴露的按摩女郎和扫大街的环卫工人同样如此。他说，“就跟诗里边写的，我们不是一家人，但是我们就坐在一张桌子吃饭。”

后来，城市化建设清退了那些街边小摊，新建了一批商业中心，他再也没见过那些人。他还记得，刚来富士康那时，老师傅们传授的追女孩经验还很古早，赶紧注册“鹊桥网”呀，厂区的漂亮妹子都在上边。胖虎坐在台式电脑前，打开名字喜庆的富士康内部交友网站，占据了一个ID。在上面，他跟女孩聊工作，也聊文学，终于鼓起勇气要约出来见面，女孩说，她要调到成都厂区了。胖虎说，旧时光一去不返，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玩那玩意儿了，最时髦的建立亲密关系的外部工具，是微信附近的人、探探和摇一摇。

车间里的爱情故事是另一种模样。一个普工告诉我，她以前看到网上写工厂里临时夫妻的故事，从来不信，到了富士康，她发现身边不止一个现实版主人公。那个嗓门很大的女线长结了婚，但不妨碍她又找了一个男朋友，“老公在富士康，男朋友也在富士康”。还有那个看起来老实沉稳的副线长，和一个有夫之妇发展了一段恋情，对方老公在东莞另一家工厂打工。

也有男生追求过玉嵘，那人模样清秀，是个干部，他知道玉嵘当时有男朋友，仍然向她表白：你要不要考虑家里一个，这里一个？玉嵘说：“只要你是干部，有新人一来，你看到人家分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过去要，把她带来你这里，她归你管，这就很好追到手的，特别容易。”

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他们能够支配的是小姐、是硅胶娃娃，是自己。一位工人说，无论在车间怎样被线长羞辱，在产线如何身不由己，到了会所，总能找到尊严感——在那里，他会趾高气扬地抬起脚，小妹给他擦干净，他要停顿一下，再抬起另一只。

一个名叫李博的老板瞅准了这些欲望带来的商机。他开了一家硅胶娃娃体验馆，就在富士康观澜厂区附近，服务那些“基本不可能娶上媳妇”的底层工人。高峰期每天店里的客流量能有70多人。

这位见多识广的老板说，他遇见过一个骗子，男的，整天不上班，游手好闲，身上的钱花光了他就到网吧去，铺天盖地注册几个QQ号，以“富士康”为关键词搜索群聊，在里面活跃，等着那些“鱼儿”上钩，来加他好友——他的头像是随便找来的女生头像。他一个一个去聊天，叫声亲爱的，老公，你给我转点车费，我晚上过来找你。然后对方就真的转钱过来。

“那些底层员工被骗的原点在于，他有这个需求。”李博说。那些看起来飘渺可笑的寄望是他们与冷漠世界的某种对赌——50块钱被骗无所谓啊，万一是真的呢？万一对方就来了呢？万一呢？

但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更多的机会，你得离开这里，离开龙华区。

李博很快将生意扩展到了坂田，新店铺不远就是华为公司，瞄准了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庞大群体——白领IT男。李博说，周围居民楼里住着的，大多数都是薪水万八千工资的低级中产。他又赌对了，坂田的生意甚至超过了观澜店。

胖虎也想离开龙华区，但他不知道离开以后能做什么。要继续留在深圳吗？在网络时代，如果只是做短视频，在河北老家，在北京上海三亚，在中国任何一个有网络信号的地方，似乎都能实现。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已经不再年轻了，身体和心态都是。“我这十年的人生质量很低，好烦，为什么要在这里？早一点做短视频会不一样吗？”胖虎轻轻叹道，“人生就是这样的，命运就是这样的。”

2021年这个春天，在我接触到的所有富士康人里，只有一个人真正摆脱了富士康，摆脱了龙华区。

十七年前，周俊从江西理工大学毕业进入了富士康。他那时觉得自己幸运极了，从没吃过苦。作为集团培养未来精英的第一届“新干班”成员，他们免费接受了价值60万元的培训，台湾教授、行业翘楚轮流授课。

他住在六人间宿舍，但有独立卫浴和空调，环境整洁，不必打扫卫生。每个月发了薪水，这位来自遵义县城的青年会偷偷在中午上班时间溜出厂区，从银行取出现金，揣兜里，到肯德基去，“觉得好幸福”。

他的职位也迅速提升。升到课长后，周俊的烦恼是如何更好地融入富士康中层干部的圈子，他曾专门为此花十几万买了一辆桑塔纳，“到了那个级别，不买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他记得2006年左右，公司开年会请了明星林志玲来做主持。当时是按照效益的优劣来安排座位，效益好的部门离老板郭台铭更近。他所在的事业群正红火，从他坐的位置望向T台，灯光绚烂，他看见志玲姐姐的腿，“好长的腿，下面的人都哇哇，又高又美”。

周俊也见过富士康普工们的生活，集体大宿舍。“我们叫养猪一样，一个大的房间摆一片床，都在上面睡。”随后苹果公司来了，做了很多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努力。他说：“像摩托罗拉只是把技术和管理带进来，苹果是把人的素质带进来，苹果进来以后，富士康很多人性化的东西就有了。”伙食改良了，园区改造了，特色餐饮、网吧、电影院、免费的游泳馆和音乐室，统统开放给工人。

但周俊可能不知道，富士康那些休闲娱乐的场馆，很少有普工踏足。玉嵘每天下班都会经过吉他教室，按规定，只要是员工就可以进去免费学习，但她始终没有迈进过那扇门。“下班那么累哪有时间？去学的，都是那些办公室里的，他们很闲，不用干什么活。”她说，“流水线的，十个人有十个下班吃完饭回去就睡。”

2009年，周俊离开了龙华富士康。四年后，他花200多万买了第一套房子，现在市价翻了三倍。他在深圳成了家，有两个小孩。他最新的办公室在深圳南山区，和朋友合伙创业。他现阶段追求的目标是财富自由。

他永远感激深圳。“它给每个人机会。”周俊说，“如果你没有用好这个机会，那是你能力不行。”

几周后，胖虎给我发来了消息。他向今日头条举报了那家骗人的期货公司，自己也辞职离开了。两周后，公司倒闭了，十几个前同事同时失业。“我这算复仇吧，当年他们割了我那么多。”胖虎说。期货公司倒闭后，那个老板发了条朋友圈：哪有什么对与错，只是立场不同罢了。

他已经34岁，但似乎仍然很迷茫，他仍希望靠脱口秀赚到一些钱。他说自己对婚姻已经没什么想法了。从28岁相亲开始，介绍给他的就是离婚带小孩的对象。老家那些结了婚的同学们，出轨、离婚，看起来婚姻生活也没什么意思。

玉嵘终于也做了决定，接受工程部副理的邀请，去学习做一名IE工程师。她说自己“四年没有动过脑袋”，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但至少在改变，学着跟别人沟通。她不用再上夜班了。

不过，小七不知怎么从鱼缸里跳了出来，玉嵘回家时，它已经躺在地上，她赶紧把它放进水里，小七动弹几下，还是死了。

玉嵘曾带我去过一个公园，观澜富士康附近的章阁城市公园。那天刚下过雨，空气氤氲，显得草木幽深。正好赶上周末，人们慢吞吞往前走，好像没什么要紧事。那里没有产量，没有工时和线长。玉嵘说去看看水库吧，有浅灰色的很像鱼的动物在水面上下灵敏跃动。她说那是一种飞鸟，正在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