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完800万高端飞盘相亲局，我决定先去冻个卵
毕业于某985院校的林芷涵参加了一场高端的飞盘相亲局。
“1.有京房；2.有京户；3.身份证110开头；4.年入50w+；5.男生178+/女生165+；6.Face++颜值评分80+；7.本科为985、211及海外名校（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0）；8.女生94后；9.净资产（金融资产+不动产）800万及以上。”
——这是北京一场飞盘相亲活动的招募要求，报名者需至少满足上述一项条件。
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这则招募信息的时候，我被其中“毫不遮掩的极致物化”所震惊，决定去看看。至少，我满足了其中三个条件——这让我享受到了折扣价，原价150元的入场劵，我只花了89.9元。
活动现场，几分钟简单交谈后，“红娘”开始对我进行“估值”。
“您的优势就在于您的学历，还有京户。”她对我说，“很多男孩对女生学历都有要求。因为这样的女生基因好，以后生出来的宝宝肯定聪明。”之后，她提到我的工作和年薪，“您这收入可真不算高”。接着是外形，“您的脸型是圆的，北方人骨架，显壮”。我有些不爽：是暗示我不符合当下主流的白瘦幼审美吗？最后，她语重心长地劝我，一定要去整牙——我在12岁箍过牙套，但可能矫正习惯不好或小城医疗技术有限，我的牙齿确实不算整齐。
实际上，从我在公众号上看到招募信息并决定参与这场游戏开始，我就做好了被审视的心理准备。也因此，在最初报名要求上传生活照这个环节，我放了一张猫咪的照片。我想了想，如果我的照片被“示众”，那将是极度难堪的社死时刻。
由于是飞盘局，报名成功后，主办方的人提醒我要穿运动衣、运动鞋，于是我非常听话地穿了一身优衣库99元速干运动衣。活动当晚，我带着身份证和其他个人资料到现场完成了身份核验。当时到现场的人还不算多，大家用余光偷偷打量着彼此。看到有姑娘穿着无比凸显身材的紧身短袖、热裤，我深吸一口气——在这种求偶场合，我总以为已然十分努力，没想到和他人一比，自己几乎算是自暴自弃。
当晚飞盘局的场地（摄影：林芷涵）
上述那位对我进行估值的红娘此时正热情地接待报名者。得知我是某校毕业生后，她显得格外热情。她向我介绍了这家相亲机构的创始人——我的某位经济学院校友、一位中年男性。接着，她把我拉到一边，向我推销他们的会员方案。先是一段开场白：“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适龄优质男性是少于女性的。现在的婚恋市场还是一个男性市场，您知道这一点吧？”
我表示当然知道。
接下来，她向我介绍这家机构的辉煌战绩：过去8年，他们已促成8000人恋爱，超过5000人走入婚姻殿堂。并且，这是一家“资源纯度”超高的相亲机构——创立至今，985、211、海外名校资源比例保持在80%以上。其中，北大毕业生比例是市面上所有婚恋机构中最高的，“我们坚决杜绝无效推广以免稀释资源纯度，优质资源更多来自于客户推荐”。
她提及“纯度”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联想到曾经在印度十分普遍的种姓制度——为了维护自己所处种姓的纯度，不同种姓之间几乎是不通婚的。
保证纯度必须有审核机制，比如“六证”齐全。“六证”包括身份证、学历证、工作证、房产证、车证和收入证明。为确保每位会员身份的真实性，公司有庞大的背调团队及黑名单机制。此外，机构还为每位会员配备专门的情感老师、形象老师和TOP三甲医院的妇产科专家，提供专业情感咨询、一对一化妆和形象管理课程，以及一对一妇科和备孕咨询。如果会员成功脱单，需要和恋爱对象一起在红娘的见证下签订恋爱确认书，以示对彼此的忠诚。
作为一个阅读了大量女性主义书籍的人，在这样的场合下听到这些，我大为震撼。
红娘显然没看出我内心受到的冲击，她继续向我推销“结婚包成功”的套餐服务，并表示因为机构创办人是我的校友，我可以享受优惠报价：88800元。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和我认识不到一天的人，可以承诺说保证让我结婚。
看到我没兴趣，她有些沮丧，但很快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一定要去整牙”。
她们的加入像是颠覆了原本的约会关系。其中一个相貌姣好的姑娘，几乎吸引了全场男生的注意，包括之前跟我聊得正欢的那个男生。在教练演示环节，他用看似无心的步伐，在不知不觉间位移到了那位热辣姑娘身边，开始搭讪攀谈。
接下来的组队比赛环节，大家慢慢熟络并攀谈起来——有留学生讲起自己在美国上学玩飞盘的往事；有体制内的人神秘兮兮地分析防疫政策背后的故事；有人自称已经报名了这家机构专门为年薪百万的人准备的法餐专场。那个面容姣好、身材热辣的姑娘是全场最忙碌的人，虽然她没能接到一次飞盘，但所有的男性都要求她留在场上。
活动结束后的互加微信环节，才是真正的重头戏。每个人都想加那个漂亮姑娘的微信，以至于她一时搞不清楚每个人的备注姓名。一开始和我相谈甚欢的那个男生没有加我的微信，只是礼貌性地对我说：“回家路上小心。”而一个几乎全程没有和我搭话的男生，则主动加了我的微信。
散场之后，我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我决定找其中的几个人聊一聊。
首先被我约出来的是那个主动加我微信的男生。我提前告诉他这是一次采访，就暂且叫他W吧。我们约在了北京一家知名商场里的星巴克，而他迟到了足足40分钟。
W今年31岁，在某国企海外项目部工作，常年驻扎在海外，最近趁休假回国。他想买房，于是隔离结束后，就马不停蹄地看房、相亲，希望用这三个月飞速完成人生大事。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北京户口，北京人，但我的身份证号不是110开头的。”W的眼神从直视我转为盯着桌子上的咖啡。接着他蹙起眉头解释，“因为我不是在北京出生的，只有在北京出生的人身份证号才能是110开头。”
这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当年毕业求职的时候，我和同学都削尖脑袋苦心孤诣地想要跻身体制内、获得京户。在这个时代，一纸文凭也许无法兑现自己幻想的都市中产生活，但它帮我兑现了一个北京户口。而它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我有参加这种所谓“高端相亲局”的资格，以及会被W“垂青”。
W很坦率，他说他加我微信的原因是，我的微信地址显示是“北京市海淀区”——而海淀区，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虽然直到现在，他也没能在海淀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些动辄十几万一平米的房价让他只能心向往之。但“回到海淀生活”，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海淀居民，是他的人生目标。所以，那个和他一起“打怪升级”的伴侣，必须是根正苗红的海淀区出身。他参加这场飞盘相亲局也是因为机构选择的体育场在海淀，他相信从而能结识很多生活在海淀的女生。而且入局要求之一是身份证“110”开头，这意味着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110”，是W最梦寐以求的数字。
我再次大受震撼——为他的坦率，也为自己被垂青的原因。我赶紧解释，这个微信号是我读研期间注册的，“海淀区”只是我当时的地址，我的户口不在海淀，而且我是名副其实的“北漂”。几乎在所有场合，我都会以“我是河南人”作为自我介绍的首句。
那一瞬间，W明显有些失望，也可能有些后悔自己来赴约。但确认我的户口在北京市另一城区后，他又面带微笑地说，“那也是很不错的学区啊。”
在W的择偶观中，他一再强调，“不管怎么样，都要为下一代创造好的环境。”他所说的好环境，就是要有户口、有学区房，“不至于让孩子颠沛流离”。他说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带着他到北京生活，又再婚，他有了一个妹妹。父亲沉迷于学术研究，从普通讲师晋升为教授，但在物质层面却不像在学术领域一样有建树，以至于20多年来，他们一家始终在北京租房。因为不断租房，W小学六年转了四次学，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的学校。他的发小儿大都是“老北京”，几乎都在现成的房子里结婚生子；而他，人生似乎卡在了房子这关。房子不仅是房子，更是他的尊严所系、“北京人”的身份认同里最坚固的支撑。
他的父母正极力撮合他和他父亲带的一个博士生走到一起，但因为W的父亲没有处理好学术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个女生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中部地区某省会城市工作。W的父母劝他去那个城市考个公务员，和博士组建家庭。至于“回海淀”的使命，可以循序渐进地完成。W不能接受，“我是北京人，有北京户口，他们反而劝我去三四线城市生活？怎么就不能为我的下一代考虑呢？”
我能清晰感受到W极不稳定的情绪、对原生家庭的怨怼、对自我处境的不接纳、对主流价值观亦步亦趋的服从和这种服从带给他的压抑。我告诉他，并不是每个生活在北京的女性都要求结婚对象有一套房子，他可以尝试建构一个别样的自我，也许稍显边缘，但“边缘”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开阔与自由。
W不置可否地皱了皱眉头，犹疑地问：“没有房子，真的有女生愿意跟我吗？”
Q也是当天参加飞盘相亲局的男生。活动结束后地铁停运，我蹭了他的车回家。后来我在微信上联系他，我说我是记者，想和他聊聊相亲局的话题。
但Q显然误解了我。他向我解释中秋节参加了另一场相亲活动，认识了一位很符合他择偶标准的女性，他正在努力追求中，暂时不和其他异性联络了。我慌忙解释自己不是想追求他而是想采访他。过了一会儿，他回了几个捂脸笑哭的表情，答应了。
Q是程序员，36岁，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两年前，从某大厂“毕业”后，他在家专职炒股，因为最近股票市场不景气，他又重新入职了一家朋友创办的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由于背着两百多万的房贷，他开始为自己的职业前景担心。
但不可否认，Q是个挺自信的男生。这体现在他的微信头像上——一张贴着屏幕的高清自拍，面无表情、目光炯炯。他自我评价颜值有7-8分（满分10分），原因是小时候邻居经常夸他可爱。他说总有美女主动向他示好，参加某次相亲活动时，一位条件不错的女性公开表示他算得上是“8分男”。
提到择偶标准，Q首先表示自己是个“颜控”，而他的审美偏好是典型的东亚男性审美——永远热爱“白瘦幼”的年轻女性。
生育年龄也是他格外看重的。去年，他有一次差点儿结婚的情感经历。对方是他在教会认识的朋友，他一再强调，“她比我还大几个月”。据他描述，那个35岁的姑娘皮肤白皙、性情温婉，有着不错的教育背景，“适合教育孩子”。但考虑到对方年纪因素，他有些顾忌，怕生出来的孩子不够健康。于是，他选择加快推进两个人的相处节奏，“尽快怀孕，越早越好”。但对方不想在婚前发生性行为。Q将这理解为“爱得不够”，最终两人分手了。
不久前在中秋节那场相亲活动上看到的女性，1992年生，属于Q认为的最佳生育年龄范围内。他想尽快完成确定关系、结婚生子这一系列程序，“只要对方同意”。
这次参加飞盘相亲局，他本来是想和在另一家相亲交友网站上认识的女生完成线下联谊——那个女生发给他这个活动的链接，邀请他一起参加。见面后，他发现那个女生做过医美，“整容脸坚决不能要，基因不好，影响下一代。”并且经过这场活动，他认为那个女生“不是特别大方得体，不太适合过日子”。
飞盘相亲局结束当晚，Q给这个女生发微信询问是否安全到家。女生很直接地说，感觉Q不太合适自己；Q不甘示弱地回复：我也没看上你。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被那个女生拉黑了。
欣怡是凭借年龄优势入围此次相亲局的女生。虽然没有京户京房，不是985大学毕业，也没有50w+的年薪，但她出生在1994年——这符合了其中一项入场资格。
欣怡告诉我，之所以选择飞盘相亲局，是因为她觉得玩飞盘可以考查一个异性的运动机能、情绪稳定性、团队协作能力。但真到了现场，她发现所有男生只会围着最出挑的几个女生打转，根本没有深度交流的时间。
聊到择偶标准，欣怡用到最多的词是，“害怕”。
“我害怕男生的道德品质不行，害怕我们的生活出现风险后他会逃避，甚至会抛弃我，让我一个人面对。我对对方的物质条件没有过多要求，但我的目标最起码是小康生活，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把日子过好，所以我也比较害怕遇到享乐主义。”
电影《非诚勿扰》剧照
怀着这样的忧虑，欣怡尝试通过相亲交友活动去认识更多异性。除了这次飞盘相亲局，她还参加过这家机构举行的“八分钟相亲”活动。但欣怡觉得，这样的交友场合很难判定一个男性的道德品质和底层价值观。“八分钟相亲那次活动，有个参加的女生，真的很漂亮，很像初音未来那种二次元萌妹，还在大厂工作，听上去很光鲜，有很多男生主动示好。”从事金融工作的欣怡觉得，这种场合里的男性更像是纯粹的“理性经济人”，“女生可能还会有一些浪漫念头，男生就是看长得漂不漂亮、工作好不好。”
因为在海淀区工作，微信定位上显示着“海淀区”，欣怡也收到了来自W的示好微信。当在她表明自己户口不在海淀区甚至不在北京后，W明显冷淡了下来。另一位向她示好的男性，则经常会向她倾诉自己单身生活的寂寞难耐。欣怡觉得，“他只是需要一个女朋友，有这个角色就够了，至于对方是谁根本不重要。”
欣怡有过两次情感经历。一次是大学时的初恋男友，两个人交往了六年，从本科到读研又一起来到北京。她说最终分手是因为两个人金钱观和消费观差距太大。作为某小城市一个三姐弟之家的长女，欣怡习惯了勤俭节约、未雨绸缪；而男友，“家庭条件比我家还要稍差一些”，更倾向于及时行乐。他们都曾努力向对方的生活方式靠近，但还是无法兼容。现在回忆起这段关系，欣怡觉得大可不必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消费观不同不代表他不努力，或者和我对未来生活的愿景不一致。如果是现在，应该不会选择分手。”
她的第二段恋情非常短暂。在一起后，对方一直纠结于他们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担心以后孩子在这座城市的教育问题。欣怡留在北京生活的意愿没那么强烈，“但他可能一定要留在这里，所以不久就跟我提出分手，说自己还是想找个有北京户口的女生。”
分手后，有半年时间，欣怡几乎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一个人兼了三个岗位的工作，薪资也有明显提升。她觉得，从工作中获得价值感和认同感，明显比从亲密关系中更可控一些。
但婚恋问题依旧让她烦恼，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父母施压。于是，欣怡开始参加相亲活动，“到了这种需要外表来撑场子的时候，我就深深嫌弃自己长得不够漂亮。我知道在男性的审美标准下，自己大概是一个什么状况，但并不代表我认可这样的结果。”
而在长辈以及她身边很多人看来，欣怡单身的原因就是“不够主动”。“我不是觉得女生不该主动，而是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主动！”欣怡觉得，有些女生天生就“长了那根弦”，在有异性的场合可以释放很多博取好感的信号。这让我想起一些日韩综艺里的女生——会把原本的披肩长发拨到一侧，露出白皙优雅的脖颈；或者是主动提出试喝男生点的那杯饮料，然后笑着问，“我们这样算不算间接接吻呢”。还有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也充斥着情感博主们讲解的“斩男大法”“推拉之道”。但欣怡对此大为不解，“这不都是表演吗？为什么要表演呢？难道谈恋爱不应该是很真诚的吗？”
欣怡觉得留给她恋爱的时间不多了。她已经28岁了，不会再谈那种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在一段感情里，你要花费很多心力去了解彼此、经营关系。我没有那么多心力了。”
她也想过，到了30岁如果还没有结婚，会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吗，“虽然内心不想降低，但在各种压力之下，我肯定会降低的。”
那次飞盘相亲局结束一段时间后，和我对接的红娘每周都会给我转发他们最新举办的相亲活动，看着那些精致的、华丽的、充满工具理性和精密算计的辞藻，我会陷入情绪上的不适与焦躁。最终某一天，我删除了她。
曾经红极一时的“情感教主”Ayawawa用“年龄、长相、身高、罩杯、体重、学历、性格和家庭环境”八个维度来衡量每一个向她讨教“斩男秘笈”的女性。这总让我想起那个红娘。在她看来，择偶没有这么复杂，她可以干脆利落地为每个到这里的男男女女打出相应分数，让他们认清各自价值，然后在对应区间内寻找最匹配的对象。不高攀不扶贫，彼此的资源优化配置，共同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这家相亲机构，基本也根据Ayawawa提到的几个维度开设“相亲专场”，比如“90后专场”“颜值8分专场”“清北专场”“程序员、公务员、体制内专场”“京房京户专场”“年薪百万专场”“小康家庭专场”等等。
虽然无法公开开设“C罩杯”“D罩杯”专场，可红娘私下给我讲了两个会员的案例：某位年近40的山东男性表示自己的择偶要求之一，是女生一定要身形纤细。红娘告诉他女生如果很瘦的话可能会没胸。对方表示，“就算胸小也一定要瘦”。红娘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男人普遍还是喜欢瘦的”。另一位身高一米六的女生，“体重可能有160斤，胸有D罩杯这么大，她说和她交往过的男的没一个嫌她胖。所以要是胸部特别丰满，胖点儿男的也能接受。”
红娘最嫌弃的，就是那种“认不清楚自己”的会员。她提到一个女生，1997年出生的北京人，某211院校毕业的本科生，要求男方在北京城六区有房有车无贷，还想让红娘帮忙打听男生父母的退休金有多少。但在红娘看来，这个女生有着巨大缺陷，“满脸都是包，还胖”。为了让这个女生认清自己，红娘拿出了一位极为貌美的女性会员照片，“我问她能给这个女生打几分？她说七八分吧。我又问她给自己打几分呢，她居然说她自己起码能打8分！她这明显就是对自己有着虚幻的妄想！”红娘愤怒的根本，在于这样的会员很难“包结婚”——会员已经付了“包结婚”服务的一半费用，只有结了婚，才会缴纳另外一半费用。
上次见面后，W还是会给我发微信，有时说要请我喝咖啡，有时说要给我爆料新闻素材。我能感受到他庞大的欲望与孤独，但我无法承受另一个人把他的生存所需和情感支撑寄托在我身上。
我总是会想起自己读过的书，它们告诉我爱情和婚姻是一种启蒙主义的、革命性力量，它象征着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撼动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利己性，指向一种普世的平等主义。这些文本为我描述的爱情与婚姻太过美好，太值得向往和追求，因此，我无法接受所谓的“主流逻辑”告诉我，这样的观念是错的。
但我的困惑与焦虑也是真切的。我开始思考，人们为什么需要婚姻？今时今日，走入婚姻是否仍是一种必要？在婚姻之外，还有哪些互助选项？这些问题或许凭空去想永远也想不清楚。但我有了新的计划——再过上几年，如果还没找到可以走入婚姻的伴侣，我会选择去国外冻卵。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她表示支持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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