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古田曙光小学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政治建军”理论，科学地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的根本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闯出了新路子、奠定了新基石、开辟了新境界，是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创举。

思想破冰 闯出新路子

思想破冰，理论才能前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思想上曾一度受到教条主义的制约，“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问题曾在党内普遍存在，甚至占据统治地位。1927年10月，毛泽东把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后，中国革命开始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随着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农民占了军队成分的主体，任其发展，红军“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所以要对红军进行“彻底改造”。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给出的解决办法却是要控制党和军队在农村的发展，“要求中国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希望通过增加党和军队中工人成分的方法，保持党和军队的先进性。在其影响下，192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即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部队分散，两个人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红四军前委对于这种“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领导而不利于革命”的认识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给出的药方却并不对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只能在广大农村，人民军队要大发展，军队和党员中农民占多数是不可避免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顶着压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形成了“政治建军”理论，对教条主义思想禁区产生了极大冲击。古田会议后，不到半年的时间，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正式对红军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政治建军”为这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的准备和实践的积累，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中国化打破了思想藩篱。

“党指挥枪”奠定新基石

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纵观人民军队9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在建军之初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凝结了“党指挥枪”的军魂，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它“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正是由“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为载体注入的。

建军初期，党内很多同志对于党和军队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在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就曾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发生过争论。问题后来就聚焦到了“军委”和“前委”之间的关系上。当时，有的同志提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攻击毛泽东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随后红四军前委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改选了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去闽西做地方工作。

而此时，没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受到“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内部发生了混乱，在敌人的进攻下，遭受了严重的“八月失败”。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决定再次致信红四军前委以统一认识，即“九月来信”，指示绝对不能动摇红军中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1929年12月28日、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党和军队的关系得以明确和定型：“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人民军队从此有了军魂和命根子，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最根本的依靠。长征中张国焘企图用手中的“枪杆子”指挥党，最终惨败。获得反分裂斗争胜利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就是在古田会议上由“政治建军”打下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开辟新境界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一路走来，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初期就有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指导。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过程中，“政治建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内部关于如何开展革命工作认识并不统一，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流寇思想，“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古田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彻底纠正。决议还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样把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革命根据地紧紧结合在了一起。使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构成了“武装割据”的完整理论体系，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另一方面，为游击战作战原则的形成提供了载体。红军在建军和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作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只有经过“政治建军”锻造的新型人民军队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素质。这种战术是人民军队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且独有的，敌人即使熟知，也无法学会。对此，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曾有过精彩论述：“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这些政治上的优势就是由“政治建军”形成的。

“政治建军”的建军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以“十六字诀”为代表的游击战作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伟大创造。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由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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