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 故乡新人

大庆是跟着石油一起冒出来的城市，五个区四个县彼此都很分散，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城市。通往机场的公路两旁到处分散着“磕头机”，它们日夜不停地工作，输送出这座城市的生命线。

这个季节的大庆，寒冷是唯一能用上的语气词，呼吸出的空气迅速凝结成一片白色，冷冽的空气贪婪地往裸露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钻。最近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和北京的雪不同，这里的雪很扎实，踩在上面就能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天空很晴朗，但好像总是被一层低雾笼罩，那是城市供暖和乡间柴火燃烧共同的结果。白色和粉色相间的巨大烟囱不断地吐出白烟，在没有风的夜晚，白烟会飘到几公里以外，才徐徐散去。

紧张的情绪在上台的那一刻也散去了。

从上到下的三层座位全都坐满了，甚至呈现出一种携家带口的盛况。这是呼兰始料未及的，在他的印象里大庆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演出，他长到15岁见过“最大的腕儿”是雪村，然后是疯狂英语的李阳（“我妈还被骗了”）。

坐在我旁边的女生是盯着抢票软件抢到的门票，她因为《脱口秀大会》喜欢上了呼兰，对于680元的价格也没有多少犹豫，我随口问了几个观众，得到的答案基本相同。这符合外界对脱口秀的预期，它是直接面向年轻人的，笑果文化用一两档综艺节目就完成观众的原始积累。

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现场观众里不乏35岁甚至40岁以上的中年人，占到了4成也许更多，这是设想中那档节目不曾覆盖的人群，他们大多是和子女一起来的，在这一晚脱口秀拉近了东北一家人之间的距离。

台上的呼兰很兴奋，他的语速本来就很快，配合上密度极高的段子，现场的笑声和欢呼声就像不断蒸腾而起的热气。千人场和2、300人的小场地相比，一句话说出去，观众的反馈、演员自己的声音弹回来，那个速度都是更慢的，所以演员不能着急，要把节奏调整好，但呼兰有这种能力，他会让现场一直保持在一定的温度之上，然后还能不断地抬高。

他讲自己在大庆上学生活的经历，这是为每个城市单独准备的段子，效果屡试不爽。但他也讲很新的段子，几天前他去哈尔滨看病，医生问他，“你想吃点啥？”呼兰反问，“你不是医生嘛，你怎么问我我想吃啥？”他讲去看冬泳、去搓澡和夜场的经历，发生时间不超过三天。

这都是他临时创作出来的段子。16天里他跑了6座城市，办了7场巡演，还跟着纪录片团队一起拍摄生活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没有整块的时间搞创作，这些段子都是他在火车上，汽车上挤时间想出来的，只要静下来他就在想创作这件事。

这符合所有人对呼兰的印象。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里梁海源说呼兰，“他就是那个比你有天赋还比你努力的变态”。呼兰没想这么多，他只信奉一件事，“把每个事情都做好，把‘脚踏实地’这个事做好。”

但这次巡演和过往呼兰在外地的演出截然不同。他享受在路上演出的感觉，过去一年他几乎跑遍了笑果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俱乐部。那些演出是模式化的，通常是机场、酒店、演出场地三点一线。当地俱乐部的成员把他招待的很好，有时候他得赶着周一回到上海上班，对方也会早上五六点起床送他到机场。

但那更像是一种打卡，他对演出的城市几乎一无所知。这就是“脚踏实地”最初的起因，原来的公司合并了，他有些心灰意冷就决定辞职，入职笑果以后他又没有兴趣“管一摊事”，想来想去他决定来一次巡演。

一次开放麦演出结束后，呼兰和李诞一群人聚在山羊俱乐部对面的酒吧喝酒，逗笑观众的快感通常会持续一两个小时，那是现场演出无可比拟的优势。混合着酒精的兴奋劲儿，不知道是谁提到了巡演这两个字，呼兰听进去了，他对现场逗笑观众这件事的享受不输给任何人。

第二天酒醒之后他就跑到公司操办起来了，他不想办三点一线的那种巡演，那种演出即便走上100个城市，也和在上海演100场没什么两样。他也不想办成是笑果派他出去工作的那种巡演，那意味着对回报精确的计算。对他来说这场巡演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他是这个作品的策划人。

他打算去这片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这片土地在发生着什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巡演的理念和计划都有了，但名字把呼兰难住了，他又去求助李诞，听完呼兰的想法李诞突然说，那就叫脚踏实地嘛，我们就是脚踏实地。

我们习惯于使用脚踏实地的引申义，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认真踏实，但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脚踏实地的第一个意思是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呼兰和脚踏实地，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要做就往专业了做。呼兰拿着一个 Go Pro 录几支 Vlog 的想法很快就否定了，公司找来了做出过多部爆款纪录片的专业团队，和呼兰一起完成这件事。

拍纪录片是这两年呼兰少有的，一件事在自己的掌控之外的感觉。前两天的拍摄很不理想，拍到的素材并不是导演想要的，呼兰就和他在房间里讨论到了深夜，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出发了。

巡演的开始其实是仓促的，卖票、场地、报批这些对于同事来说是现实的压力，但呼兰就想任性这一次。苦是真切的，有时候刚拍完了一个场景就得赶往下一个，全拍完也就到了去下一个城市的时候了。舟车劳顿加上天寒地冻，呼兰很快就病了，在采访过程中他不时剧烈地咳嗽，前一晚演出前他含掉了一整板含片。

但东北这一趟走下来，呼兰很开心。他不把这件事当工作，因为那样“我就得算计我一天能赚几个钱，我跑出来演出我那边得放弃很多商业上的活，值不值当？我这么一出来节目是不是又少录两集，你肯定是这么去考虑吧这个事情，那可不就是累。”

但既然是发起人，这件事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他也就不觉得累了，衣食住行差一点也没关系。在出发之前公司里就有类似的声音，说要是换个别人可能都扛不下来这场巡演，呼兰还觉得未必如此，但是这16天的痛苦、压力和奔波扛下来，他终于相信了。

是的，这是一件只有呼兰才能做成的事。

演出结束后我在庆功宴上又见到了呼兰。他不喝酒，端着一杯水在每一张桌子之间穿梭，向亲朋好友“敬酒”，大家仍然习惯叫呼兰的本名，称赞他的话基本是“整挺好”，如果把巡演看成是呼兰的孩子，这场庆功宴倒是有几分满月酒的意味。

呼兰记忆力惊人，别人早就忘了的事他还记得一清二楚，张叔叔卖房子的事他不知道从哪听了一嘴，打招呼的时候一下子问了出来。庆功宴的间歇他要应对不间断的合影需求，不时还要在一摞照片上重复签名，有的还要加上两句祝福的话，那一晚笑果还因为一张截图上了微博热搜，现场热闹的气氛一直没有停。

这和上次见到呼兰很不一样。那是在大半年前《脱口秀大会》半决赛录制现场的后台，那一场他很轻松，和建国一起坐在场边看其他演员紧张地争夺决赛名额。没有被人群包围的景象，我们在一个布帘围起的区域完成了那次采访。

那档节目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呼兰只拿到了第四名，和他设想中体育比赛里最激动人心的逆转险胜相去甚远。对于胜负这些呼兰早就平淡接受了，他更看重自己通过节目在脱口秀能力上获得的上涨。

巡演像是对这种能力上涨的一次检验。第一站在大连，段子还在磨合的过程中，呼兰对自己的表现不够满意，但大连的观众笑的很开心。在呼兰的设想中，东北的观众对喜剧是有见识的，所以他们很挑剔，但很快观众直接的反馈打消了他的顾虑。

他也去看了二人转和夜场的演出，但他听到的是他二十年前上学的时候就在讲的黄段子，这让他对自己的内容有了信心。相比于走下路的内容，脱口秀是清新的，密度高包袱多，“它和东北观众常见的那些乱马七糟的东西不一样”。

在沈阳呼兰采访了研究萨满文化的大学教授，出于礼貌他给了教授演出的门票，教授并不知道什么是脱口秀，但那一晚他还是笑的很开心。呼兰的观众里也有不少“名人”，比如因为短视频走红的老四，老四只看过几集《吐槽大会》，那一天他坐在第三排，呼兰说他“在那里嘎嘎乐”，后来老四发微博说，“最近几年都没这么笑过了”。

呼兰和老四还一起去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最知名的夜场东方斯卡拉，老四对生活的感知敏锐，他提醒呼兰斜着往旁边瞄，那里坐着一桌东北大哥，他们起酒瓶不注意，瓶盖崩到了楼下，楼下的人被崩了，抬头往上看，两个人四目相对，空气静止了那么一两秒。

呼兰对这个场景感到兴奋，“他们的心理活动可太有意思了，就是那种我瞅瞅你是谁你咋回事，我再掂量掂量你的份量，仔细看看还是算了，最后就剩下一些敢怒不敢言了，那心理变化太丰富了，这你要是不来这个环境你是感受不到的。”

（老四和呼兰在东方斯卡拉）

呼兰是东北人，他对这片土地很熟悉，但具体到很多场景他又感觉非常陌生。他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家教严格，很多人很多事轮不到他去打交道，那些所谓东北大哥的生活更是他无从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东北沉浮的大潮里，依托于油田的大庆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存在，巅峰时期大庆油田的年产量有5000万吨，现在回落了也还有3000万吨，这些数字意味着对生活最基础的保障。呼兰经历过下岗买断的阶段，但和他从小说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惨烈相去甚远，到现在他都觉得大庆的街道，夜晚的景象，相比于东北其他地方都是更繁华的。

他的记忆里有工厂大铁门、大烟囱、冰天雪地里的自行车和大棉袄，但没有二人转、酒局、夜场和社会大哥，这一趟他把这些都落下的课都补齐了。他管这些叫反向文化冲击，和他当年去美国留学所受到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不一样，这些原本就是属于他的文化，但又在逆向地冲击着他的思维。

他在东北见到了很多人，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作家班宇、拍纪录片《戏梦东北》的李想还有老四，这些人凑在一起，少不了要聊最近时兴的东北文艺复兴。这些人对东北文艺复兴这件事莫衷一是，但呼兰总觉得这个词太重了，“饭桌上吹牛扯一扯其实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背着这个东西往前走，把自己当回事似的。”

何况东北那么大，呼兰和班宇经历过的东北往事就不尽相同，最好的就是呈现多样化的东北，“这个事情就是该唱歌的好好唱歌，该写小说的好好写小说，该拍纪录片的好好拍纪录片，该做喜剧的好好做喜剧，大家就都喜欢了。”

参差多态是幸福本源，大概也是东北的本源。

演出的第二天，我跟着呼兰去拍了东北之行纪录片的结尾。那是在一个炼油厂附近，远处的天空被落日洒下了一抹粉色，近处三个巨大的烟囱吐出的浓烟印在上面，眼前还停着几排看不到头的油罐火车，一个特别东北的场景诞生了。

呼兰套上羽绒服的帽子，一个人站在雪地里，讲出了他对东北之行的感受。大庆的夜晚降临的很快，天光迅速就变暗了，镜头就结束在他的脚步走出雪地那一刻。我们所有人排成一线，一个接一个地在雪地里往回走，深一脚浅一脚，还真走出了一丝脚踏实地的感觉。

昨天或者更早之间那些欢乐的晚上似乎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有一位南京歌手曾经说过，他办334城巡演的目的就是，“把三四线城市年轻人的娱乐生活从麻将桌上、从饭桌上向演出上拉一点儿。”

呼兰没有这样的想法。他知道自己是拉不动的，即便每一场都是1000人的场地，他所能覆盖的人群也仅仅是10万人而已，对于下午4点天就黑了，年轻人就下班了的大庆来说，昨晚的演出更像是一场快乐的意外。

他并不想给这件事太大的意义，他能做到的就是让观众快快乐乐的一晚上，拍的手是疼的，喊的嗓子是哑的，这样就够了，“我忘了谁说过的一句话嘛，我们来了之后，除了快乐就什么都给不了你。”

在他的心里，这次巡演还藏着一个最朴素的想法，他想感受到那种众生皆乐的状态，那也是纪录片要去呈现的。人们总爱渲染众生皆苦的信念，突出生活里苦的那一面，但呼兰总觉得其实是众生皆乐，“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对抗着生活中的困难和不如意，还要想着法子给自己找一些快乐，同时内在又要安慰自己，保持平和。”

在哈尔滨的那天，他们去了松花江上的冰雪嘉年华，那里的一切让他对苦中作乐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那是一种只利用上天恩赐的冰雪，就能获得的原始快乐。

冰雪嘉年华光游戏就十几种。吉普车拉着十排的气垫船，在冰上小范围打转，离心力会把人甩得飞起来，呼兰他们笑的很开心，结束一局之后司机问他们还转不转，他们大喊转转转。他们还套在巨大的塑料球里，彼此撞来撞去，冰面上滑人站不稳，摔得横七竖八，但又不疼，只剩下好玩。

呼兰觉得他已经好多年都没玩的这么开心了，“啥也没有，只有冰和雪，你建迪士尼你得投入，你得建过山车。我们真的就是等松花江冻完了，下了雪，就想法子在上面玩。过去我们冬天吃不到新鲜蔬菜，只有酸菜，但我们还是要苦中作乐。”

呼兰觉得自己想明白了一件事，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只要活下去，办法永远都比困难多。就这样他一路把快乐送到了别人面前，还努力去挖掘别人身上快乐的一面。那呼兰自己呢？他自己的开心到底从何而来呢？

大概还是那一方小小的舞台。呼兰喜欢站在台上表达他真实的想法，把他最想说的事情说给大家听，就像《吐槽大会》上他吐槽大张伟的那句话，“我有多喜欢那个时候的花儿，就有多讨厌现在的大张伟”，这不是什么剧本和稿子，这是他内心里最真实的想法，有同样想法的人会会心一笑，没有这些想法的人一样会觉得开心。

这和半年前他对我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对象从罗振宇换成了大张伟。呼兰始终是那个呼兰，至于脱口秀到底有没有长期价值？“脚踏实地”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商业回报？他是一个学精算出身的人，但这些事情都不是他会去计算的。

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并不是那么容易，既然他找到了，他就只想把它做好，“在大家还在关注你的这段时间里，你不去讨价还价，你尽量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这样的。”

采访的最后，我问呼兰如果我只能去大庆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曾经影响过你，我该去哪？呼兰陷入了整段采访最长的一次沉默，他把头埋在胳膊里想了很久，也许有一分钟，他转过头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初中不是在六十九中上的嘛，那时候学校对面有一排网吧，你去那看看吧。”

在离开大庆之前，我去了那里，很遗憾那些网吧都不存在了。现在那里被一排饭店占据着，有海鲜餐厅、大酒楼和日本料理，我只能在想象中构建起呼兰故事里它的模样。

那是一个刚上初二的男孩，他是班上成绩最出色的学生之一，但调皮捣蛋的事也从没少了他。每天晚上放学他都会悄悄溜进其中的某一间网吧，做的事也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打一打男孩子们都喜欢的 CS 游戏。

只是有一点不同，他只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时间一到他就会马上关机回家。没有人监督他，但他从没有打破过自己定下的这个规矩，不管那一刻屏幕前的世界有多么诱人。30分钟雷打不动，他悄悄地守护着这个秘密，所以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家人从没有发现过什么异样。

也许是如释重负吧，呼兰轻轻说了一句，“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可能是个狠人。”现在狠人长大了，他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但新的路还在一直延伸着，这条路没有尽头，他会走到更远的地方，脚踏实地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