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性别围城里的女程序员，想把自己活成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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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陈玉琪
编辑丨黄玉璐
校对丨颜京宁
第四次，还是第五次？
林文文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晋升失败。她有点麻木了。
3年前，林文文加入这所互联网大厂，成为一名前端开发程序员。她以为，这是人生新开端，还定出下一阶段的目标：先在职业上获得晋升，再花一年完成结婚、生娃等规划。
但，“我埋头苦干，拿了不错的绩效，然后晋升挂掉，调整心态继续下一个轮回”。
看着以前带的新人职位都比自己高，林文文很挫败。“就好像你追一个人追了很久，但是他不拒绝你，也不主动”，像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
在一个男女比例接近8﹕2的行业里，学者孙萍从2016年开始见证着女程序员如何试图突破性别边界，又如何陆续转岗、转行、回归家庭。
因为性别、婚恋、生育，以及这个岗位刻在基因里的男性气质，女程序员要比男性更能熬夜加班，更能忍耐和等待，要抹去性别特征，活得比男性更像男性。
“在这个‘吃青春饭’的行业里，最后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孙萍说。
图源：视觉中国
林文文所在大厂的晋升机制是这样的：每个部门都有一定的晋升名额，由部门领导对员工进行考核，决定晋升人选，考核没有量化的标准，“相当于部门里分猪肉”。
同样的晋升渠道，同组的男同事只需要一两次就过了，而自己屡屡失败。
她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是工作上能力不能胜任，大可以指出问题所在，甚至让她背锅走人；如果能力胜任，为什么晋升总是轮不到自己？
她不是没和领导沟通过。领导觉得是她“运气不好”，上次说是业务差一点，这次告诉她技术差一点。每一次，领导都会极力挽留她，并跟她保证“下次一定”。
“下次努力就可以了。”领导还会用其他女性同事晋升的例子安慰她，“你看那个谁谁谁不也很优秀，她也用了好多年。”
迟迟得不到晋升，林文文也尝试在公司内部转岗。在一次面试中，面试官问她：“你觉得男生写代码跟女生写代码有什么不一样？”
林文文懵了，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都是写代码，能有什么不一样？”
面试到最后，她越想越不舒服。两人闹得很僵，面试自然也失败了。
外界对于女程序员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她们会被“众星拱月”般捧着，最苦最累的工作都由男生来干。
但林文文觉得：“最重要的活儿一定是最累的，这不叫优待，我认为的优待反而是认可、器重，而不是只交给你非常轻松的活儿。”
在公司3年，林文文更多担任执行者的角色，而非真正决定技术方案的核心成员。在大厂，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好像不是写代码。
“技术方案上我从来没有什么话语权，像年会、聚餐、团建、经费这类事情倒是会第一时间想起我。”林文文说。一旦她拒绝，领导就会把类似的工作交给更年轻的女性员工。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孙萍从2016年开始关注女性程序员的职场困境。
她在研究中发现，程序员的考核是“技术至上”的。女程序员因为在语言交流方面的优势，通常会接管和负责沟通、会议组织等工作。但是，这些非物质劳动在实际工作考评中所占权重不高，而且会被标记为“非核心类”工作。
林文文意识到，女性身份在职业发展中可能是个阻碍。她回想，自己在参与评审时，评委都是男性，做出公司重大决策的总经理办公室成员也都是男性。
目前，互联网公司的女性高管大多集中在相对“守业”的职能线，像法务、人力资源、财务等，并非业务条线，技术女高管更是少之又少。
科锐国际互联网行业总监黄旭洋估算，决策层中女性比例在20%以下，技术岗位的女性高管不超过5%。
他形容这就像一个漏斗。首先，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女生本来就比男生少；其次，在互联网行业，抗压能力和投入度是非常重要的考核标准，而受文化、家庭、婚育等因素影响，选择这份工作的女性较少。
最后，要往更高级别晋升，不仅要考验技术能力、管理能力，还要有很好的商业意识，而这非常取决于是否能晋升到中层，积累足够多的经验。
“一切都合法合规，你挑不出来任何问题。”林文文觉得，老板最喜欢的就是刚当爸爸的男同事，他们要拼命赚钱养家。如果一个男生在30岁迟迟得不到晋升，可能立马就跳槽了，“公司在赌”，一个30岁上下、面临婚期与孕期的女性会选择稳定而非跳槽。
去年9月，剃刀在豆瓣发起“Women In Tech女性科技从业者集合地”小组，一年时间吸引了超过37000名“科技姐妹”。
豆瓣“Women In Tech”小组成员超过37000人
管理小组一年，剃刀见过最多的烦恼都跟年龄有关。她经常看到有人发帖说“大龄女转码”，点开一看，才二十七八岁。她开玩笑说：“20多岁都叫‘大龄’了，那30岁是不是要‘入土’了？”
孙萍对比了中印两国女程序员的职业发展，发现中国女程序员对职业发展有更强的周期焦虑感，认为“短线拼时间，长线不看好”。
马上30岁的林文文要结婚了。她是女同学中第一个步入婚姻的，而身边的男同事、男同学们很少有拖到现在的。“（女程序员）都是在透支自己，如果想备婚、备孕，其实就不能透支到120%了。”
长时间的高压工作，林文文觉得自己身体和精力都不在最佳的状态，她和先生暂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如果能再来一次，她希望自己能早一点生孩子。
穆穆之前是一家外企在中国的软件工程师，完成了团队从1到20人的组建。怀孕期间，半夜爬起来和美国总部开会是常事，她形容自己“比较皮实”，一直工作到预产期前两三天。
即使是“皮实”如穆穆，生完孩子以后，她患上产后抑郁，整宿整宿不愿意睡觉。
后来，她明显感觉自己的精力在下降。以前读书的时候，她连轴转一样参加各类大赛，跟着导师做项目，“我只要通宵两三天肯定解决掉”。现在，一次熬夜需要花一个星期才能恢复。
“以前好像充电10分钟能奋斗一整天，现在是耗电10分钟、充电一整天。”穆穆说。
孙萍指出，中国互联网腾飞只有短短20年，需要大量、高速地消耗劳动力。“整个经济的发展像大熔炉，我们就是一根根的柴火，什么样的柴火更耐烧、烧的时间更长，这是它最关心的。”
孙萍承认，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赋予女性很多工作之外的事情，高强度、高压力的“996”工作制使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难度凸显，这个时候，女性程序员在性别上确实存在劣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每天男性用于家务劳动、育儿等无偿劳动的平均时间为1小时32分钟，女性为3小时48分钟，是男性的2倍多。
分城乡、分性别的居民无酬劳动时间情况（图源：《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
有这样一个段子，大厂做到P9的程序媛有三类：一是孤独终老，二是丁克，三是有孩子还能做到不睡觉的。
即使是丁克，跳槽升职之路也不轻松。
楠楠之前是一家小公司的程序员，但过了30岁，老板经常旁敲侧击地跟她说：“女性过了三十就应该轻松坐办公室。”
不到半年时间，楠楠从开发调到测试，又调到产品，离一线研发岗位越来越远，甚至连人事都告诉她：“这就是明升实降，薪资不会再有更高的变动了，甚至可能会随着岗位调整降低。”
于是她离开了这家公司。辞职后，她在面试中总会被问到婚育问题，尤其是大企业，尽管她强调自己是丁克，但对方总会以“不相信会丁克，随时都可能生孩子”为理由拒绝她。
黄旭洋指出，目前互联网行业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25~35岁是中流砥柱，女性的婚育年龄正好与职业上升期重合。
“互联网公司的成长速度非常快，在后备人才充足的大厂，当女性31～32岁再回到职场的时候，可能原来的下属都已经冲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很尴尬。”重返职场的女性，要么接受这样的尴尬局面，在原公司接着干下去，要么只能换公司、换赛道、换环境。
京东副总裁杜爽向刘强东坦白自己怀孕（图源：央视《遇见大咖》）
在这样的职场生存下去，法则是把自己“活成”男性。
上大学的时候，林文文所在班级的男女比例基本持平。直到走上工作岗位，她才意识到这一行的男女比例有多悬殊。她目前所在的小组有30人，只有3名正职的女程序员，男女比例达9﹕1。
根据猎聘发布的《2020程序员人才大数据洞察报告》，程序员男女比例接近8﹕2。
图源：《2020程序员人才大数据洞察报告》
即使是美国，数字也是相似的，科技领域的女性从业者只占26%，其中7%是亚裔。
剃刀是在美国读的大学。“大部分时候，你都是孤身一人的。”比如要完成小组作业，男生要么觉得女生不太行，要么不知道如何跟女生相处。“男生和男生之间总有一种兄弟文化，女生只能找女生组队。”
工作以后，这样的兄弟文化同样存在。同事之间闲聊，球赛是男同事们最常提起的话题。“作为一个女生，如果不喜欢球赛的话，你往那儿一站就有点尴尬。但也从来没有男生说，有女生在，要不要聊点别的。”
林文文与男同事的话题一般也围绕着工作、游戏，“聊他们喜欢的东西”。事实上，她还喜欢看书、看电影，却从来没有跟男同事提起过。
更有甚者，男同事们偶尔还会说起黄色笑话，令在场的女同事十分尴尬。
有女程序员在豆瓣小组分享自己在技术分享会时的不适
格子衫、拖鞋、宅男、闷骚、不修边幅……对程序员工作的想象是依据男性生活经验描摹出来的。
“生活在这一群人中，好像也没有什么打扮的动力。”林文文早就不关心最新的口红色号，就算是周末也很少打扮自己。“可能我也被‘男性化’了吧。”
美国学者坎迪斯·韦斯特和唐·齐默尔曼提出“做性别”（doing gender）的理论，指出性别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人会在日常行为与人际互动中，按照社会所期待的性别意识形态行动。
孙萍发现，女性程序员为了融入程序员群体，试图淡化自身性别气质，模糊“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界线，来让自己的性别身份“合法化”。
作为女程序员，要想一路“打怪升级”，成为技术岗位的领导者，让自己“成为”男性，似乎是一条必经之路。
剃刀观察，很多女性高管都要比同级的男性高管更强势，作为领导的女性有时候“左右不是人”。一方面，她们要表现得比男同事更加坚强、果断、“不好惹”，才能让人觉得她专业、有能力。
另一方面，如果太强势，又会被人说不好相处。“对女性有一种刻板印象，就觉得女生应该是软软的、比较好合作的。”
工作六年，林文文只在技术岗位上遇到过一位女性项目经理。
她给林文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次，林文文偶然看到这位经理入职时的工卡照，眉清目秀、化着淡妆。
而当林文文认识她的时候，她穿着卫衣、马甲，头发简单扎在脑后，没有什么打扮，跟温柔完全沾不上边，“感觉变了一个人”。
和这位领导共事的那段时间，也是林文文工作以来加班最狠的一段时间。发布、上线、验证，每天上班都到次日凌晨一两点才能下班。
当时，女领导离预产期只有不到一个月。她不仅和大家一起加班，还在大家下班之后一个人留在公司，盯着项目上线后没问题才能放心。
女领导一直工作到预产期前一天，产假也少休了一个月。
“男性气质是刻在技术的DNA里的。”孙萍在研究中指出，男性与技术组成一种“合谋”，这种“合谋”与教育话语、技术发展、性别分工等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她指出，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化时期，技术的发展都与社会生产、军事活动息息相关，男性在这些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
“当男性在技术框架中占主导地位，女性很难被写进历史。”孙萍介绍，鲜有人知道，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阿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是一位女性。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背后有一支由6位女性组成的团队，完成开创性的编程工作，但她们只能被称作“计数员”而非“科学家”。
在微观层面，家庭的养育也影响着技术朝着社会既定的性别规范发展。
孙萍举例，从小给男孩子买枪、买坦克、买游戏机，给女孩子买洋娃娃。女性被培养成一个好学、努力、听话的人，但男性是冒险、勇于尝试的，与编程所强调的探索、试错精神一致。
这些性别问题会映射在产品上，转化成对女性的忽视甚至物化、凝视。
“带有一定特质的性别组群没有参与到产品的研发中，它的性别特质也不会反映在这个产品当中。” 孙萍举例，和白人和黑人男性相比，美国等国家警方所使用的Idemia人脸识别系统更容易混淆黑人女性。
黄旭洋认为，从企业层面上看，技术岗位管理层男多女少的现状，也会直接影响到团队管理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沟通能力、亲和力成为对管理层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在这个层面，女性要比男性更好一些。
在黄旭洋看来，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公司更加核心的业务领域中，介入更有影响力的决策层，才能对目前的局面有所改变。
发起“Women In Tech”豆瓣小组的剃刀就带着这样的期待。
在美国找工作的时候，剃刀参与了Grace Hopper Celebration（GHC），这是为了纪念软件工程师、编译语言之母Grace Hopper而设立的女性科技从业者聚会，同时也是一场面向女程序员的招聘会。
在GHC上，剃刀看到前辈是如何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的，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人”。
“女生之间这种互助的关系真的非常宝贵。”剃刀也想把这样的感受带给其他女性同行。
在“Women In Tech”豆瓣小组里，大家互相鼓励，分享经验。困扰“科技姐妹”们的问题可以很大，比如如何补齐短板、该不该转岗或跳槽，也可能很小，比如简历上应不应该标上性别。
“Women In Tech”小组过往举办的分享会
剃刀发现，组里的姐妹们特别容易自我怀疑，“就像杨笠在段子里说的那样，考了70分，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学科”。这种时候，剃刀就会在回复中分享自己刚开始学代码时的崩溃经历。
她希望，能营造一种向上的氛围，就算是学得一般的女生，也能在这个学科找到自己喜欢的点，行业里的女性也能慢慢多起来。
穆穆觉得，自己走上程序员这条路，和不遗余力支持她、愿意倾囊相授的老师们密不可分。
从三年级开始， 当其他小朋友都在学乐器的时候，穆穆就坐在了学校机房的电脑前。当年，计算机普遍使用的还是DOS系统，穆穆从学打字开始，逐渐接触了Basic语言、foxpro语言、3D Max动画制作。
初二那年，穆穆在每天晚自习下课后，都会和另一个好朋友骑着自行车，从北到南穿越县城，去老师家补习计算机二级考试。在小小的工厂宿舍里，穆穆与代码结下近30年的不解之缘。
孙萍和黄旭洋都认为，短时间内，男性主导的情况得不到改变。在暂时无解的现状下，女程序员们开始积极向内和解、改变自己。
晋升受阻的林文文在考虑跳出大厂，不再寄希望于老板的“下次一定”。
30岁、未婚未育两个标签让林文文自带筛选企业文化性别平等的buff，如果被问到婚育问题，那就是彼此之间需求不契合。“没必要非往上凑，想用一己之力去改变规则，自己太累了。”
但人数的增长必然带来职场平等吗？
“在我们的认知里，社会框架好像都是在依据数量，数量会形成力量，然后形成影响力。”但孙萍觉得，话语权不应该由人数多少来决定，而是应该呼吁一种新的生存和发展的框架。“公平不是多和少，是每一个个体都很重要的理念。”
（林文文、剃刀、楠楠、穆穆为化名）
（编辑：黄玉璐 校对：颜京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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