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思潮之一，一般认为最先系统描述其根本观点的是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安德烈·高兹、赫伯特·马尔库塞、居伊·德波等西方学者已在不同的理论平台上，不约而同地传递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共同促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诞生。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话语始于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副产品，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实。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带来的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引发生态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关键。原因在于，当时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生态问题尚未构成摧毁人类生活的威胁，更不是引起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因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为了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资本主义必然以非理性的方式组织社会生产，同时不断降低雇佣劳动的成本，使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不可避免，从而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某种程度上看，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式中，生态问题确实直观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恶劣的生存状况，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危机才是终结资本主义的根本因素。这种生产方式和危机不仅产生了撼动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危机，而且塑造了自主联合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主体。然而，生态问题依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语境中，成为一个有待进一步发酵的论题。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话语随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逐渐成熟。20世纪70年代初，高兹、马尔库塞、德波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如今撼动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同时，阶级主体因为生态议题而非劳资矛盾，自主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究其原因，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其范畴、内容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发展之外的逻辑运演，它反映的是处在历史变化中的社会现实。而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福利国家政策，以及消费浪潮的兴起，不仅缓和了供需矛盾的冲突、延迟了经济危机的到来，也软化了阶级对立与冲突。面对这些现实变动，高兹、马尔库塞、德波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生态问题上重新看到了撼动资本主义统治、激发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现实可能性，这才共同促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诞生。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话语揭示了资本主义自我生产的现实危机。高兹、马尔库塞、德波一改观察生态问题的自然视角，认为生态危机绝不只是水污染、核辐射等环境问题，而是资本主义自我生产的现实危机，具有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客观效果。德波最先在1971年《生病的地球》（La planète malade）一文中指出，生态危机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非理性生产方式导致的必然结果，更是资本主义在制造虚假繁荣中遇到的自我界限。而在1972年《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组织的“生态学与革命”“地球最后的机会”等专题讨论中，马尔库塞、高兹（以米歇尔·博思凯的笔名）也提出了相似的论断：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限追求、非理性的生产方式。

既然生态危机不单单是自然环境的恶化问题，而是资本主义非理性生产方式导致的必然结果，那么，对高兹、马尔库塞、德波等人而言，生态危机引发的生态运动也不仅是在保护自然，更具有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客观作用。他们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同一观点，即生态主义立场是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直接否定。马尔库塞认为，生态主义者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停止工业扩张、停止无理性使用社会资源等，这些举措根本上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非理性的生产方式。高兹也将生态运动视为抑制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

第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话语孕育了颠覆资本主义的新生力量。高兹、马尔库塞、德波也发现，围绕着生态议题，一股颠覆资本主义政治格局的有效力量正在集结，这是来自普罗大众的真实力量，自发且普遍。这并不难理解，当资本主义结下的恶果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落到每个具体的生命上时，人类才爆发了总体的愤怒，自主联合反抗资本主义。这股自发联合的社会力量，被高兹、马尔库塞、德波等人视为20世纪以来欧洲无产阶级丧失的阶级意识，一股能够颠覆资本主义的新生力量。

马尔库塞指出，“人们意识到，不再可能作为异化劳动、异化娱乐的工具而活着；人们意识到，幸福不再取决于生产的永恒发展。年轻（学生、工人）的反抗力量是对统治着资本主义体系的价值的颠覆，即资本主义以自由和幸福为名进行统治的价值”。

德波也同样指出，在生态危机带来的种族濒危的巨大威胁下，劳动者、学生等社会成员会自发地联合起来，因为“在现代社会的每个层面上，我们都不再可能、也不再愿意继续像过去那样了，……我们不再能够忍受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对生命的要求转化为革命的计划”。因此，对高兹、马尔库塞、德波等人而言，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如今阶级主体不再因劳资矛盾、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条件发起普遍抗争。相反，在生态问题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面前，过去弱化、分散的阶级意识被重新塑造了起来，人们广泛、自发地参与到反抗资本主义的活动中。

由此，虽然德波、马尔库塞、高兹等人在生活里并没有直接交集，他们却一同见证了资本主义在非理性扩张中制造了毁灭种族的生态危机。这种看似自然的生态学与资本主义危机、解放议程、阶级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遏止资本主义统治、塑造阶级主体提供了新的现实可能性。因而，他们才会在70年代初不谋而合，共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问题研究。他们较为系统地陈述了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生态运动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反抗、新的阶级主体等观点，与同时代的莱易斯、阿格尔等人遥相呼应，共同打开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场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