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志忠/文
今年是Chinese Physics C(《中国物理C》,以下简称CPC)及其前身High Energy Physics and Nuclear Physics(《高能物理与核物理》,以下简称HEPNP)创刊40周年。作为CPC或HEPNP的前任编委和20多年的撰稿人,我自告奋勇写一篇纪念性的短文,回顾一下我与这本期刊之间的几段往事。
首先想说的是,我曾在多个场合提到国内的粒子物理学研究人员应该大力支持CPC时,都引用了2008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益川敏英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在获奖之后评价日本自己的学术期刊Progress of Theoretical Physics(以下简称PTP)时说的:
“拥有一份主要是由日本人经营的世界级学术期刊,对于来自日本以外的关于日本本土的学术研究的客观评价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益川敏英之所以有这番表述,是因为他和小林诚合作的获奖论文就是发表在了1973年2月号的PTP上,当时两个人只是京都大学物理系的年轻助教。尽管PTP的影响因子始终无法和欧美同类知名或著名期刊相抗衡,但是它发表过两篇完全属于日本人自己的诺贝尔奖级的工作(另一篇是朝永振一郎完成的关于量子电动力学重正化问题的论文,发表于1946年,而他本人也在1965年与R. Feynman和J.Schwinger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份荣耀无疑是实实在在的。所以,PTP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主办的学术期刊学习。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这些中国学者是否愿意把上乘的专业论文发表在本土,假如它们的质量达到了欧美一流期刊的水平。
从1991年我发表的第一篇HEPNP论文算起,迄今为止我已经有16篇论文发表在了HEPNP或CPC上,其中9篇是单一作者论文,另外7篇是合作论文(不包括大亚湾或江门国际合作组的集体论文)。这些论文的主题涉及了K、D和B介子物理学、夸克混合与CP破坏以及中微子物理学,其中几篇受到了国际和国内同行一定程度的关注和引用,它们都和当时的实验进展或突破密切相关。
比方说,2002年我在HEPNP发表了一篇解释KEK和SLAC的B介子工厂刚刚获得的第一批关于CP破坏测量结果的学术论文,它的标题是Possible Implications of Small or Large CPViolation in B to J/YKs Decays。由于这篇论文探讨的是最新的实验热点,所以得到了国际同行30余次的引用,引用者中包括了M. Beneke、A.J. Buras、J. Ellis、M. Neubert、Y. Nir、A. Soni等国际知名理论物理学家。
2006年夏天对HEPNP期刊来说,是具有非凡意义的,因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和他的合作者R. Friedberg在HEPNP上发表了关于中微子质量与混合问题的大作,论文的标题是A Possible Relation between theNeutrino Mass Matrix and the Neutrino Mapping Matrix。他们的主要物理想法其实很简单:如果Dirac中微子的有效质量项在中微子场的平移变换下保持不变,那么由此导致的有趣对称性及其合理破缺就可以限制中微子质量矩阵的结构,从而对中微子混合的强度做出与中微子振荡实验数据相符的预言。
李先生和Friedberg的论文得到的第一次引用,来自我的课题组在2006年7月9日完成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与博士研究生周顺(目前担任CPC编委)和张贺把“Friedberg-李政道对称性”推广到Majorana中微子的情形,研究了它与mu-tau对称性的关系以及最大轻子CP破坏效应。但是我们却将论文发表在了欧洲物理学会主办的Physics Letters B期刊上,如今回想起来那是一个不够明智、令人后悔的决定。假如我们当初选择把这篇论文发表在HEPNP上的话,那么它无疑将更具有象征意义,毕竟这一工作已经被引用了100余次,其中的部分想法和结果即便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我与CPC的“巅峰”合作发生在2012年。借助于日本T2K中微子实验的初步结果和中国大亚湾实验的历史性成果,我有幸在这一年发表了两篇值得纪念的CPC论文,单篇引用率均达到了50次,它们后来也都获得了CPC期刊颁发的优秀论文特别奖。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大亚湾实验最新结果相关的那篇论文,标题是Implications of the DayaBay Observation of theta(13) on the Lepton Flavor Mixing Structure and CP Violation,它的快速发表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传奇和一份美好回忆。
2012年初,作为大亚湾国际合作组的成员,我已经得到了内部消息:大亚湾实验首次发现了短基线反应堆中微子的振荡效应,并且令人信服地测量到了最小的中微子混合角theta(13),其数值接近9度。这一振奋人心的结果让我马上开始动手准备相应的理论文章。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系统地分析了这样的实验结果对轻子质量矩阵的结构、模型构造的方案、CP不守恒效应等所产生的影响,写出了一篇25页的论文。但是在大亚湾合作组的正式实验文章没有出台之前,我的论文也只好先封存起来,以免走漏了消息。
2012年3月8日星期四,大亚湾合作组的中方发言人王贻芳研究员在高能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了大亚湾实验的突破性成果,我本人也有幸参加并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在新闻发布会回答问题的环节中,有记者提问,大亚湾合作组为什么选择将这一重要的科学成果投稿到国外发表,而不是发表在更具象征意义的国内期刊上。当时王老师回答了这个问题,大概意思有三层:首先,大亚湾合作组是以中美合作为主的大型国际合作组,成果发表在何处是大家的集体决定;其次,之所以选择国际顶级的Physical Review Letters期刊来发表大亚湾实验的成果,也是希望籍此能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第三,合作组正在撰写介绍该实验结果具体分析细节的长篇论文,它将会发表在国内的CPC上。我在现场趁机也插了一句话:
“虽然大亚湾合作组将他们这个十分重要的科学成果投稿到了国外的著名期刊,但是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解释大亚湾实验结果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今天下午将会投稿给中国本土的学术期刊CPC上!”
我注意到不少人当场笑了。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不久,CPC编辑部的肖梅老师就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我们的主编郑志鹏老师说你在新闻发布会上夸下海口,要把论文投给CPC,郑老师很高兴,催我赶快向你约稿,并可能给你的论文破例开通VIP通道。你什么时候投稿啊?”我回答道,“马上!”于是郑老师亲自审阅我的稿件并予以接受,CPC编辑部随即启动对稿件的编辑加工程序,利用周末的时间完成了排版。也就是说,我的这篇论文从向编辑部投稿到送出版社印刷,只花了三天时间!
后来他们告诉我,我这次投稿,享受到了相当于李先生在CPC发表论文的VIP待遇。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份难得的荣誉,甚至蒙上了传奇色彩!一周之后,我在高能所“创新论坛”上作题为“大亚湾实验结果的唯象学后果”的报告时,给报告内容的四个部分所取的小标题分别借用了四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的名字:“感恩的心”、“春天的故事”、“敢问路在何方”和“传奇”。大亚湾合作组的现任中方发言人曹俊研究员当时主持了那场论坛,据说听众人数创下了“创新论坛”的历史纪录。但是大家和我本人心里都明白,我其实是沾了大亚湾实验的光。
去年CPC编委会换届,我因为其他工作太忙而选择了退出编委会,但是推荐了新人加盟。无论如何,我向CPC期刊投稿的积极性没有减退,比如2016年与王贻芳老师和李玉峰博士合作发表在CPC上的论文,对江门中微子实验考虑地球物质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而今年我与合作者也在CPC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位合作者是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H. Fritzsch教授,他也是我当年的博士后老板。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博士研究生朱景宇今年发表在CPC上的论文,被两个审稿人前后“刁难”了三个来回才得以最终接受和发表。我很高兴地看到,在CPC上发表文章已经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所有的审稿和编辑程序也日益国际化、专业化和成熟化了。这是一件大好事,说明 CPC的未来,很可能会越来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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