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读者｜杰·戴尔【英国】：洛杉矶，集体独自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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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集体独自在家
二 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纽约，一切被改变了，那么突然、出人意料，大灾难的证据摆在那里，每一个人——全世界——都能看见。破坏既可怕地提醒着曾经发生了什么，也预示着将来可能还会发生什么。今天，即使在一些饱受新冠病毒疫情折磨的城市里，也没有什么物理性的损毁，可是四处蔓延的死亡和疾病却发生在紧闭的房门后，没人看得见。报纸上的照片里可以看到穿着危险品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给街道消毒，可我们中很少有人亲眼目睹过这种现场。灾难的证据绝大多数都没人在场，都是空荡荡的街道和景点。正如以前在电影里看到的世界末日，那种场景从某些方面来看，具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特点：街上没有车辆，没有人流。
在海天风光非常优美的南加州，自从海滨停车场关闭后，海滩上就变得安静了许多，不过人们仍然可以慢跑或做瑜伽，只要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然而。在用冷榨果汁和提神饮料给自己本来就顶级的免疫系统加满能量之后，这一群精神抖擞、全力让自己的完美身体更趋完美的人——那都是能做大负重卧推、能从马里布一路跑到圣莫尼卡的身体——却可能突然间发现，由于某些看不见的原因，他们甚至不能呼吸了。（我的话还是说得太早；三月二十七日，所有的海滩都宣布将一直关闭到四月十九日。所以如今的海滩也同样无人光临了。）
团结一致的隔离这种必要的形式，奇怪地与过去十余年中日益趋向唯我论的自我退缩既保持一致又相互冲突。有了唯我论的退缩，虽然人们客观上还在街上出现，他们从心理上却正消失在手机里。现在，我们在家里用手机是上街的一种方式，我们为自己在外面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而自责，我们在本可以彼此相看的时候却盯着屏幕。我们被鼓励采取集体行动，撤退到手机生活洞穴的更深处，以便那些承担真正的实际工作和必要工作的人能得到最大化的自由和最小化的风险。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消失在大门内：这对构成团结的所有要素是前所未有的颠覆，它要求从未有过的大范围的奉献来支持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我们的团结同样需要我们摆脱这种消极期待：“他们”会做点什么的。当然，有很多事情只有政府才能提供，才能做成，但是我们也有可以发挥的作用，主要来讲就是什么都不做——至少，不要外出，不要买用不上的东西，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去医院。在英国，对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征募志愿者的响应表明，人们是多么迫切渴望将充满能量的被动性转化为行动。我提议——这有待于科学界和政府的认可——给那些感染后康复、并确定不再携带病毒的人们制作T恤衫，写上“我感染过，我战胜它了——我愿意提供帮助”。人们渴望一种更新的、适当包容的社区意识以打破身份政治的各自为营，这与愿意提供帮助是一致的。过去的一周里，我多次想起火人节联合创始人拉里·哈维所说的关于在荒凉的沙漠中建一座临时城市的经历：“社区并不是由情感或者单纯的善意产生的。它们是从并肩战斗中生长起来的。”
在家庭的前线，艰难前进的节奏已经确立，在这种节奏下，我的妻子开始恐慌，于是我就设法让她平静下来，然后我们在一天的不同时间里会交换角色，最后在即将睡觉之前一起陷入恐慌，算是以此代替了性爱。有一天晚上在浴室里，她爆发了短暂的惊恐症，她老琢磨现在这个时候用牙线剔牙、把整只手都塞进嘴里的动作，会不会是最愚蠢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不再剔牙，那岂不是意味着病毒已经胜利了？阿拉莫战役的经验，他们一定是剔牙剔到了最后一个人。我决定了，我要在身上涂满薄荷，就凭着这盾牌去战斗，然后我立刻行动起来。我们两个人时常觉得自己很快就会病倒，而且得的只可能是那一种病：身体不舒服的感觉一波接着一波，头微微有点痛，再发展下去就是大量的焦虑诱发的那种顽固性头痛，嗓子干痛，怕是很快就要发炎。然后，到了几周前，我妻子开始感觉不对劲，或者用她的说法就是“打寒颤”。寒颤很快转为发烧，接着发展成了完全乏力和越发明显的胸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种完全乏力的感觉竟然还能变成更完全、甚至更彻底的精疲力竭。基本上没有出现咳嗽和呼吸急促：这都是好迹象，她咨询的医生这么说，可她的症状肯定属于新冠病毒症状的大范围。在洛杉矶这里，通过检测来验证这一怀疑的希望非常渺茫。需要满足的标准是如此苛刻，以致于检测看起来跟死后验尸几乎没什么两样。既然我们和别人根本没有接触过，判断她是否感染的最可靠方式就是看我会不会生病。所以，我就是检测。我就是那只金丝雀，我们的家是煤矿。【17世纪的英国矿工发现，金丝雀对瓦斯很敏感。只要空气中有极其微量的瓦斯，金丝雀就会停止歌唱，甚至死去。当时的采矿条件很简陋，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工人们下井时会带上一只金丝雀。】
我们家里一直是我做清洁工作，而加强卫生的新要求意味着，除了做饭和照顾人，我总是在打扫卫生：一种很受限制的生活，却也相当充实。还有些其他的难以理解的正面作用。我挺高兴病毒结束了拥抱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从搬到加州起我就开始这么做了，尽管我总觉得人人都能看出来我只不过是装样子。但现在已经没人可打招呼了。不过，好在最近“取消”一词的意思多少把这个词本身也取消掉了。有一阵子，它曾是被提升到法令层面的意见或要求，通常与某人冒犯某事有关：这种冒犯是某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是不满情绪的总爆发。现在，它又开始用来指某些事情必须中止，结果所有人失望，没有人满意。大耳朵音乐节和最近温布尔登网球赛的取消就让我深受打击。这些都是我期待已久的活动。可如今，除了能够离开这栋房子，不用老担心我妻子是不是病了，或者我会不会生病，再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期待了。通常情况下，取消会被认为是对个人的不尊重，但现在，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情都被取消了，它已经变成了生存的常规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的人们一开始担心会错过战斗——因为圣诞节前肯定已经结束了——后来却陷入了战争永远不会结束的感觉中。对目前所提议的封锁和关闭的解除日期，从现实角度看，是相当武断的，不过也起到了作用，让生活看起来还在掌控之中。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在可预见的未来，所有场所都会全面关闭——会让我们觉得仿佛脱离了时间。本来在如今这时候，记住今天是星期几就已经很困难了，而无论在哪座因成为最新的病毒热点而变得迥异的城市，死亡数字的增加，成了区别今天和明天的主要方式。
哦，这里倒是有个最新消息。一动不动地几乎病了一周以后，我妻子发现她可以参加检测了。当我们沿着405道开车驶往布伦特伍德边界时，我心中充满了一种目标坚定的冒险感——我们终于离开家了！——不过她已经被折磨得无法和我分享这场冒险了。通常这段路程可能会花上令人崩溃的九十分钟，这次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要是洛杉矶总能这样就好了！然后事情发生了一个不祥的转折。在谷歌地图的指引下，我们发现自己开到了洛杉矶国家公墓，这是一大片景色优美的开阔地，碧绿的草地上白色墓碑林立，让人觉得之前将检测和验尸归为一谈的玩笑话仿佛变成了现实。我们的导航出了点错，所幸只是个小错：免下车检测点离公墓只不过几分钟的距离。
在加州，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总是和这里的天气一样令人愉快，在检测点也是如此。我读到的指令说必须戴着口罩去测试点，可我的口罩（一位朋友从中国寄来了包裹，里面有口罩）在取出来的时候弄破了，所以当我们开往登记处时，它一直挂在我的一只耳朵上晃来晃去。“你的装备快赶上我的了。”一个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人说。那声音表明说话的是个女人。就这样，深藏在护具之后，那异性的嗓音，充满了应有的神秘与美妙。即使在要求军事化效率的情况下，魅力仍然有它存在的空间。她帮我们做了登记，让我们把所有的车窗关上，只在我这边的窗户留出五英寸的空隙。我们开到另一个防护服旁边，那人递过来一个检测工具盒后，叫我把所有的车窗摇上，这样我们就能够被牢固地锁在自己的潜在污染区里了。我是多么希望我的口罩没有破掉啊，我本能地想问我妻子，可不可以把她的口罩借给我。
2020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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