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院长在“陆家嘴资本夜话”发表演讲： 面对中美贸易和技术冲突，中国如何正确攀爬技术进步的阶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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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晚，由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上市公司协会、上海股权投资协会、上海支付清算协会、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举办，钜派投资集团、有鱼普惠联合主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五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本期讲坛以“解读中国经济五年来的变化：增长范式、技术追赶与国家角色”为主题，特邀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作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张军教授说，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一是增长的范式正在发生变化；二是国家加大了在技术追赶上的投入；三是国家的角色和国家的目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似乎在提高。这些变化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前景将有什么影响，值得关注和研究。

张教授提到，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得益于全球生产链的出现和参与了国际分工。从1990年到2017年，虽然美国每年从环太平洋地区进口的货物占其全部进口中的比例大致维持在47%没有变化，但其中中国所占的比重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0年的时候中国只占7.6%，但到2017年的时候已达55.4%。在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这一过程中也获得了技术的快速进步。在某些消费应用类的科技领域中，中国甚至走在全球的前面。这些科技的进步往往被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经济学家和大量的政客产生错误的解读，认为中国依靠国家力量和举国体制使得科技获得了全面的赶超。

张军教授特别说到，今年3月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美国前财长、经济学家萨默斯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均收入只有美国22%的国家，她可以拥有世界前沿的科技和世界前沿的科技公司”。不过，在张教授看来，萨默斯的看法以及来自西方的类似判断其实是基于对中国非常有限的认识，他们最直观的认识或许来自高铁、华为和BAT，以此断言中国在科技领域已经可以并跑或者领跑全球的科技产业。

张教授认为，事实上，中国制造业还处于艰难的结构性调整时期，技术升级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即便在新科技领域中已有的成功企业也集中在消费电子和消费科技领域，简单说集中在B2C，而不是B2B领域。对于后者中国的差距非常大。中国还无法制造出可以在工业和军工领域应用的芯片，无法制造出飞机发动机，我们可以制造出汽车，但无法制造出汽车的生产线。

针对最近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技术封锁，很多西方媒体评论说，特朗普这样做只会加快中国的科技进步，理由是中国会更加依靠举国体制和国家力量来推动和发展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对于这个看法，张军教授在演讲中风趣地说，剑桥大学的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叫Kicking Away the Ladder，中文名被翻译成了《过路拆桥》，书中谈到，技术的梯子是发达国家给的，发展中国家在攀爬技术阶梯时说不定会被发达国家一脚踢开，无法真正获得核心技术，要实现技术领先，必须靠自己。似乎中国正在面临这个情景，而按照张夏准的理论，中国必须自己建一个梯子才能攀爬的更快。

张军教授说，在我们遭受美国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尤其是政府产生这样的信念，认为中国这个时候更需要建立举国体制，依靠国家力量来组织资源，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张教授在演讲中说，这个想法虽然可以理解，但中国经济依然需要依靠竞争性的市场体制来完成结构转变和水准提升。更多依靠举国体制和国家力量来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是会有巨大失误风险的，尤其是面对很多不确定的时候。像高铁和大飞机这样的项目的成功，不宜用来泛化并证明举国体制可以战无不胜。中国还无法脱离全球生产链，中国还拥有发挥全球生产链中相对竞争优势的巨大空间。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方面，中国不能有冒进的想法。

在张军教授的演讲中，他多次强调开放的和市场化的道路并没有过时，全球化也不会逆转。中国还是要依靠更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我们制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今天在新科技领域中很多已有的成功者，更多是在市场上由企业家创业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即使在那些国家目标和国有企业主导的领域，政府和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也为很多失误付出了很大代价，包括现在的高杠杆风险，也主要集中在国有大企业里。

很多情况下的产业政策，包括科技创新的政策，往往都可能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弊端很多。真正对创新的鼓励政策是要对基础性的和个体研究的鼓励。集体攻关做不到这一点。集体攻关是有风险的，如果看不准，就是一个巨大的代价。

张军教授指出，中国现在增长的模式已经在发生变化，希望有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并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当中所作出的贡献，这些都是对的。关键的问题是，第一，这需要有多快的速度？第二，用什么方式？张教授主张，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问题上一定要要避免冒进，尤其在中美贸易和科技摩擦升级的情况下，更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决策，要扎实，小步快跑。其次就是要依靠市场机制，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特别是要鼓励私人企业参与和发挥更大、更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尽管现在特朗普反对全球化，尽管现在有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但中国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就像中国现在做的一样，还是要积极倡导和联合更多的国家维护自由贸易，维护全球的贸易体系。这意味着，中国当然要进一步开放，包括金融领域。因为中国的金融如果不开放，金融资源错配的问题就很难根本上加以解决。

演讲最后，张军教授呼吁，中国需要切实推进结构改革，目标是终止对国有企业的袒护，除了极少数的领域当中，一般情况下必须要做到公平竞争，放开市场，消除准入壁垒，鼓励私人部门扩张。从长远来讲，这是中国经济真正能够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希望所在。为此，政府要切实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看到和拥有自己的未来，对国家有恒心。依靠市场和公平竞争才能大大减少失误的概率，拥有企业家才能更多地发展机会，才能战无不胜。也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