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文学研究 | 时代的映像——2020年法国小说创作的几个侧面

内容提要  法国2020年出版的小说中，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思考在新书主题中占有最大比重。几位女作家对法国社会文化环境中男权至上的意识进行笔伐的作品引起广泛关注；几部在新冠疫情前就已开始创作的以瘟疫、地球生态为主题的作品和现实惊人的暗合表明了作家敏锐捕捉时代问题的能力；而关于移民和恐袭两大难题的书写，则表现出作家冷静审视的态度和一定的悲观情绪。

关键词  法国文学年度研究  女性书写  瘟疫  生态  社会危机  幻梦

法国是2020年欧洲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其图书和出版行业却较好地抵御了疫情的影响。在当年秋季的文学回归季中，共有511种文学类新书面世，只比上年少了13种，而销量却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9.6%，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有赖于法国政府对出版业采取的补贴、减税等保护政策，也同封禁措施为阅读提供了更多的时间保障有关。法国出版商在疫情造成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为求保全，纷纷优先出版文坛名家的作品，这一方针虽导致2020年处女作的出版量创了历史新低，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给新书的出版质量提供了一些保证。从新书的主题来看，对法国近年来严峻的社会问题的反映和思考占有最大比重。困扰法国多年的女性权益与地位、生态环境、社会阶层分化、移民与恐袭等主题在新书中均有涉及。在下文中，笔者将综合法国各大报刊和各大书店的推荐书单，并结合各大文学奖的短名单，遴选出部分与上述主题相关的作品并尝试进行介绍和分析。

2020年，女性创作者的新书不仅在数量上占到半壁江山，在质量上也是可圈可点，勒诺多和美第契两大文学奖的得主都是女性作家。与以往书写女性群像的主力多为男作家不同，2020年法国女性故事的讲述者大多是女性。从同性的视角来观察和展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心理和生存困境，或许是一种更内在、更切己的创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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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娜萨·斯普林戈拉和《默许》，图片源自Yandex）

甫一开年，出版人瓦娜萨·斯普林戈拉（Vanessa Springora，1972—）的新书《默许》（Consentement）就在法国引起了强烈的舆论震荡。斯普林戈拉在书中讲述了1980年代中期，年仅十四岁的她与年长她三十六岁的法国作家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之间的一段特殊关系：当时她受到马茨涅夫的掌控并爱上了他，直到发现他跟无数其他女孩的故事后才对这段关系不抱幻想。因为这段关系，斯普林戈拉饱受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折磨，多年后才从阴影中走出。时隔三十多年后，她决定说出这一切，并不是想要针对年已八旬的作家本人，而是要针对当时那个“默许”恋女童癖的环境。无论是在作者家庭的小环境还是在社会的大环境当中，这种默许甚至到了“共谋”的地步：正是斯普林戈拉的母亲把她介绍给马茨涅夫，当她最终离开他时，母亲还为此感到惋惜；她一贯暴躁的父亲对此事只是小声嘟囔了几句就没了声音；身边的一众师长都为她与老作家这种不正常的关系默默点赞……法国是一个有文人崇拜传统的国家，“文人”有时甚至被期待“无行”：马茨涅夫经常在作品中描写他对未成年伴侣的“痴迷”，竟被很多同行作家和读者拥趸欣然接受。而196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所倡导的“性自由”和“性魅力”也同样变相鼓励着法国文化中的这种“默许”态度，直到2018 年还有许多法国女性名流出于捍卫“性自由”的目的公开指责#Metoo运动矫枉过正。由此不难想象，当年的斯普林戈拉不仅是作家的猎物，更可以说是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受害者。

无独有偶，法国女作家劳拉·拉丰（Lola Lafon，1974—）的小说《倾覆》（Chavirer）也揭露了20世纪末法国社会对恋女童癖的“共谋”态度。小说中，出身巴黎郊区的女孩克莱欧得到了一个神秘基金会的资助，这笔资助可以帮她实现成为一名现代爵士舞舞者的梦想，但其实这是为一些成年人猎捕少女并提供服务的组织。卷入陷阱的克莱欧还被迫将自己的同学也拉了进去，尽管她后来成为了一名群舞演员，却只能背负着自己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包袱沉默地生活着。三十五年后的2019年，因网络上出现了一些该组织涉嫌犯罪的照片，警方才展开调查，寻找这个基金会的受害者。小说一步步揭示了恋童犯罪组织的手段：选择目标、用欺骗的手段引诱少女、将她们送给邪恶的成年人，达到目的后再将她们变成同谋以封口。这种控制甚至比暴力的威力更大，更隐蔽、更确定地将绳索套在受害者纤弱的脖子上。小说对成人世界“共谋”态度的描写与《默许》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为少女和权力男子间搭桥的午宴，在1990年代，已是公开的秘密。”克莱欧在得到“资助”后吃穿用度、言行举止的变化，以及各种不正常的“机遇”均未引起亲朋好友的“怀疑”，大家都在以默认、躲闪、漠然的态度处之泰然：“摧毁我们的不是我们被迫去做的事情，而是我们默认地去做那些会损害我们的事情，那些日复一日身体力行地去支持我们本想控诉的事情，那微末的耻辱。”

然而，21世纪的文化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文学先于道德”“艺术家拥有特权”等观点已不再能获得普遍的认同。巴黎检察官宣布对马茨涅夫展开调查；授予过马茨涅夫艺术和文学勋章的文化部，现在也表示要取消政府给他的作家津贴。自2018年起，法国对于恋童癖的惩罚和管控力度逐渐加大，而这两本书问世后引起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也表明了社会态度的转变。这些转变与近十年来依托网络，可谓之“第四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一系列运动不无关系，这些运动通过社交媒体带动的热点话题，往往依赖名流的带头作用，引发现实中的揭发控诉或抗议示威，2018年的#Metoo运动便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而相比《默许》和卡丽娜·特耶（Karine Tuil）2019年的小说《人的事》（Les choses humaines）带有的“热点话题”和“名流”特性，《倾覆》和卡米耶·洛朗斯（Camille Laurens，1957—）的新书《女孩》（Fille）则可谓走出文化圈，在“落入寻常百姓家”的同时，揭露着更具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卡米耶·洛朗斯和《女孩》，图片源自Yandex）

在《女孩》一书中，读者也可看到法国女性地位从1960年代至今的变化。该书带有很强的自传性，主人公洛朗丝的名字，就是作家姓氏“洛朗斯”的变体。但书的主角不是曾是女孩的作者，而是“女孩”这个词语。叙述者洛朗丝从“女孩”这一词语的本义、用法、社会文化意义着手，结合自己的出生、童年、少年、成为母亲、失子、生女的人生经历，讲述语言习俗在塑造人们意识和习惯方面的作用以及自己所体会到的女性生存条件和社会观念的改变。主人公洛朗丝出生在1959年的“婴儿潮”中，社会上和家庭里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在她可听及的语言表述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对女性存在的否定：做医生的父亲在被问及有没有孩子时，说“没有，只有两个女儿”；在出生前的超声波检查中，如果没有看见男根，医生通常的表述都是“什么都看不见”。同很多对语言敏感的人一样，洛朗丝发现在法语中，大部分表示低等、贬义的词都跟女性有关，法语语法的规则也是阳性具有“一票否决权”。她深刻地体会到语言是时代意识和集体意识的镜子，社会的习惯和用语中有着男权社会看不见的暴力和对女性的贬损，它潜在地塑造和整合人们的思想，不断地暗示女性是低人一等的。这或许也恰恰说明了两性关系中的“默许”态度被法国知识界长期美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低人一等，自然要以仰视、顺从男性为美；也呼应了波伏娃的“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说法。

洛朗丝从女孩到女人到母亲的经历，是一场试图摆脱男权统治，建构自己身份的奋斗过程。其中人物在与社会博弈中的心理变化可以从叙述者对人称“我”“你”“他”的运用中看出。当叙述者洛朗丝表达自己的内心声音时，用的是“我”；当叙述自己在男权社会被对待的经历时，用的是“你”；当讲到洛朗丝与社会既对抗又妥协的状态时，用的是“她”。“我”“你”“她”的声音越到后面越趋向于统一，反映出叙述者与社会冲突关系的缓和。从因没有经济收入而在家中没有话语权的母亲，到身为职业女性的自己，再到感受到更多平权的女儿阿丽丝，洛朗丝见证了法国社会女性生存条件的改善。小说结尾是阿丽丝发出的一句感慨：“做个女孩，真好！”“女孩”这一词语的破坏力量逐渐减弱，正在让位给词语的解放力量。当然，若由女性作家书写的女性群像中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可以发出这样的感慨，或方为文学、文化之幸事。

（《荒野的日子》，图片源自Yandex）

2020年出版的不少新书，与当下的疫情和种族宗教冲突有着奇特的暗合，使得这些小说有了预言的意味，表明了作家敏锐地捕捉时代问题的能力。如夏比·莫里亚（Xabi Molia）的小说《荒野的日子》（Des jours sauvages）想象了一个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摧毁的社会，乘坐邮轮躲避瘟疫的一群人却因海难被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一些人忙着造船回到大陆，另一些人却想在岛上开辟新生活。而塞巴斯蒂安·斯比策尔（Sebastien Spitzer，1970—）在新作《热病》（La fièvre）中提到的城市封锁，被疫情改变的人与人的关系，难以想象的灾难规模等，更能使我们在其中找到深刻共鸣和新冠危机的投射。作品讲的是在美国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盛行的1878年，一场发生在孟菲斯城的黄热病的始末。瘟疫像显影液一样暴露出人性中的伪善、伪恶以及社会的弊端。加缪曾在《鼠疫》中说：“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这应该也是斯比策尔刻画人物的准则：他笔下的人物有着斑驳的人性，却都在危机中散发出“性本善”的光辉：法国女人安娜·库克是城里最豪华妓院的老板，在瘟疫中却成为护理病人的组织者和顶梁柱；地方报纸的总编辑克斯洛率先披露了瘟疫的消息，引发了孟菲斯城的恐慌和混乱，可这位种族主义者却在瘟疫肆虐之时被一个黑人小女孩的仁慈感动；还有刚刚成为自由人的前奴隶布朗，为保护这个不欢迎他的城市，第一个挺身而出……这部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托的虚构作品，探究的是人性、道德和种族主义的本质。

新冠疫情引发的对人和动物之间关系的思考，非常形象地反映在青年女作家卡米耶·布鲁奈尔（Camille Brunel，1986—）的《变形》（Les Métamorphoses）之中。年轻的女主人公伊西丝是一个素食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一天她在花园中很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在欧洲并不常见的安提戈涅鹤（即赤颈鹤）。随着身边的野生动物不正常地增多，她发现它们都是由感染了某种未知病毒的人变成的。病毒引发了一场向全球传播的瘟疫，政府、医生和研究者们都对此无能为力。瘟疫发生后，人对动物和自我的理解，人际之间的社会和情感关系都发生了改变：如何区分真正的动物和人变成的动物？已变成动物的人类应当被视为人还是视作动物？如果他们携带病毒，是否应该杀掉？有人在感到自己要变成动物时迫不及待，将之看成是一次再生，也有人在将要变成动物时寻了短见；有人在网络上直播自己的变形过程，通过集“赞”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有人想躲开已经变成动物的家人和朋友，也有人想守在这些“动物人”身旁；有人变形后攻击自己的亲人，也有人变形后留在亲人身边，好像还能记起前世。

这幅“变形”的众生相，不仅涵盖了对人性和伦理问题的深度思考，也关涉到疫情之后越来越引发广泛关注的环境问题、动物保护问题等方面。女主人公伊西丝与古埃及神话中守护生命和自然的女神同名，而若由人类最先变成的动物安提戈涅鹤联想到安提戈涅悲剧中所表达的那种“永恒不变的上天的法则”，不难读出作者意指瘟疫的出现是人类破坏大自然法则的恶果，并呼吁对地球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意图。

（皮埃尔·杜库塞特，图片源自Yandex）

像布吕奈尔那样关注生态保护的作家并非少数。2020年的新书中，几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都写到了当代社会病态的快速发展给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的身心带来的不可逆的“污染”。多罗西·雅南（Dorothee Janin）的《雅各布岛》（L’île de Jacob）描写的是发生在澳大利亚和爪哇海等地区的一场生态危机造成了生物链异常，最终引发社会崩溃的故事；老作家菲利普·德吉安（Philippe Djian）在《2030年》（2030）中描绘了一个身处快速变动的社会和深重的生态危机中的男子的困境。在皮埃尔·杜库塞特（Pierre Ducrozet，1982—）的小说《大眩晕》（Le grand vertige）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态危机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紧密关系。小说的时间设置是2016年，环保理念先锋迪比阿斯教授受政府委托创立环保组织，自此他与伙伴科学家们的足迹踏遍全世界，并在亚马逊地区发现了一种可高效集中太阳能的植物，可关于这项能源的研发却受到了政治利益集团的阻挠，因为替代能源将会改变由石油所奠定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作者描述了石油这一“黑黄金”对人类进程全方位的改变：“很快，就没有一块意识的角落，没有一块土地，没有一种野心不会被这一能烧着的液体灌溉了。”替代能源的运用在地区间的利益战和人类摧毁性的“发展”面前，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梦。小说情节紧张，像是一部恐怖小说，也是一部不乏悲观地对我们时代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吹哨”预警的小说。

资深作家塞尔热·容库尔（Serge Joncour，1961—）获得2020年费米娜奖的小说《人之常理》（Nature humaine）则是通过描写法国农民法布里耶一家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间的生活，来描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法国经济、工业和社会的“进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改变。故事开始于1999年，在一场袭击全法的暴风之后，已是中年人的农夫亚历山大孤身一人坐在水电被切断的农场里，在消沉迷茫中回首往事……故事从法国1976年的旱灾倒叙讲起，彼时十五岁的农场接班人亚历山大还是一个热爱农事的少年，当时只是通过电视节目感知时代进步的他没有料到，自家农场的发展会被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深刻改变：他目睹了大型超市的出现，小商店的消失，极速扩张的城市化带来的乡村的凋敝；他经历了农场从家庭混作到密集饲养的过程，遭受了疯牛病的危机，参与了抗议修建核电站的示威，但对于像压路机一样前来的“进步”，亚历山大最终败下阵来。

作家以真实的时代事件作为小说的时间节点（如1981年的密特朗当选，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等），使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全球化越来越快的脚步。此外，小说也写了人在时代进步面前的进退维谷，小说中的亚历山大既眷恋土地，对大步向前的现代化持怀疑态度，又迫于生计，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同时也被现代化带来的舒适、丰裕和多样的选择诱惑。他的三个妹妹都离开乡村到都市扎根，他爱上了妹妹的室友康斯坦丝。可以说，康斯坦丝代表着和土地的联系日渐稀薄的城市生活，而亚历山大则象征着按照土地的节奏来组织的乡村生活，亚历山大和康斯坦丝最终因“志不同”而怅然分手。这种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的心态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待全球化的某种“围城”式的感受。作家并没有想要全盘否定全球化，他想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人与自然的分离。他在作品中对土地、农艺和农村生活方式充满了“色、香、味”的描写似乎复活了一个正在消失的乡村世界，更能让读者感到当今人与自然渐行渐远的步履。

法国近年来的社会问题，如社会阶层分化、种族、移民、极端势力的威胁等，在2020年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甚至愈演愈烈，简直可以用“危机”一词来形容。在2020年的小说中，以这些危机为主题或背景的作品大量涌现。

（《黑夜之所需》，图片源自Yandex）

阶层分化引发的矛盾冲突是几部备受好评的作品共有的线索，比如在上述小说《倾覆》中，性别压迫之外，阶层差异也是保证多金的恋童癖者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洛朗·波迪芒冉（Laurent Petitmangin，1965—）的处女作《黑夜之所需》（Ce qu’il faut de nuit）讲述一位丧妻的铁路工人对两个儿子令人神伤的爱。父子三人生活在法国失业率最高的旧工业区洛林，父亲是左派社会党的坚定支持者，而大儿子因低微的出身和困难的就业机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最易发展下层民众的法国极右翼势力“国民阵线”的支持者；小儿子离开洛林前往巴黎深造，希望通过“学而优”来远离父辈的社会阶层，却也遭遇幻灭，忍受着“上不去，下不来”的心理折磨。儿子们的选择深深伤害了父亲，但他仍然别无选择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们。这部小说的主题是父爱，但和2018年龚古尔奖的获奖作品《步其后尘的孩子们》（Leurs enfants après eux）一样，都表现了洛林地区产业工人的子弟被现实粉碎的梦想和愤怒，因此常在书评中被相提并论。青年人从不得不“步父辈的后尘”发展成为极右翼势力的支持者，说明了法国青年一代对社会的愤怒已发展成为敌视，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加重。在《黑夜之所需》中，尽管父子情深，左派父亲的价值观却无法传承给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一让父亲无奈和困惑的问题也同样被艾蒂安·德·蒙特迪（Etienne de Montety，1965—）的新作《大考验》（La grande épreuve）关注。这部获2020 年法兰西学士院大奖的小说涉及当前法国社会最棘手的移民问题和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问题。小说以发生在2016年诺曼底大区的一桩恐怖袭击为蓝本，讲述了法国北部一个村子里的天主教神父特里耶被两个年轻的恐怖主义者杀害的事件。书中的主要人物即事发时涉及的五位当事人：热忱尽职的特里耶神父在一个天主教日渐式微的法国徒劳地努力着；年轻的修女阿涅丝是恐袭案的目击者，她援非回来后，在村子里不遗余力地宣传社区间的团结；凶手之一的大卫是自幼被法国夫妇领养的阿尔及利亚孩子，长大后热衷于寻根；另一位凶手伊沙姆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夫妇之子，在狱中被一位伊斯兰教教长伊玛目洗脑，成为一名恐怖主义者；还有一位视警职如生命的越南裔警察弗雷德里克。作品详细讲述了这些人物内心的希望，缺憾，疑虑，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他们各自向善或向恶的选择。作者蒙特迪是记者出身，但在书中并没有流连于描述和声讨恐怖袭击事件，而是试图从法国宗教的现状、移民的融入、青少年教育等方面追根溯源地思考造成这一现象频繁出现的成因：比如，为什么伊斯兰教在法国发展信众的能力要远远强于天主教？为什么在法国长大的移民的后代对这个也属于他们的社会恨到要用自杀式袭击来与之同归于尽的程度？社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才能使青少年认同一种非暴力的价值观？

（《审慎》与法伊萨·吉约纳，图片源自Yandex）

移民主题在法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与以往不少作品对民族融合的乐观主义期待不同，2020年移民主题的小说色调普遍偏冷。如果说在《大考验》中，作家对于解决移民难题还没有放弃努力的话，法伊萨·吉约纳（Faïza  Guène）的《审慎》（La discrétion）则通过讲述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雅米娜靠着一种几乎与“噤声”同义的“审慎”才让自己及孩子们得以在一个“好客”的法国生存的故事，表现出一种对民族融合完全不报希望的态度。

经年来种种的天灾人祸，使作家们普遍对未来感到悲观。在《棕色和红色》（Le brun et le rouge）中，作者米歇拉·戈达（Michèle Cotta）和托贝尔·纳米亚（Tobert Namias）预测五年后法国将被极右势力统治，变成一个独裁的警察国家；在《你们中的一个》（L’un des tiens）中，托马斯·桑（Thomas Sands）想象了一个人类被恐惧和瘟疫吞噬的末日世界；在安·斯戈特（Ann Scott）的《恩赐与蒙昧》（La grâce et les ténèbres）中，网络监控主宰了人类的生活……

当我们陷入对现实和未来的忧虑之时，获得2020年龚古尔奖的小说《异常》（L’Anomalie）试图从一个超现实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小说将时间背景设置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3月，一架载有二百多位乘客的班机在巴黎飞往纽约的途中遇到了一个时空断层区，当飞机回到地面上的时候，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三个月前，同一架飞机已经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每位乘客于是有了两个肉身：那位在3月自杀的作家在6月竟然还活着；一个歌星3月和6月的两个肉身可以相互成就；而一个男孩不得不面对分别于3月和6月着陆的两位母亲……小说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和自己分身之间的各种互动，涉及战争、疾病、爱情、亲情、伦理甚至环境问题等众多主题。小说每一章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每个故事都用不同的文体讲述：侦探小说、间谍小说、恐怖小说、心理分析小说等等。通过这一带有科幻色彩的二重身的故事，作者让我们思考真与幻的界限并暗示了这样一种假设：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幻像，时间不过是一个幻影，人类不过是一些复杂程度有异的程序，死亡不过是一行代码的句号。小说作者埃尔韦·勒·特里耶（Hervé le Tellier，1957—）在访谈中说：“当我们面对全球变暖，普遍的污染，塑料海洋，与其说我们会为此发疯，不如说我们想去否定。”他似乎是在用否定这个世界真实存在的方式，来为自己面对现实社会种种危机时的无力和愤怒找到某种解脱。特里耶是“乌力波”文学团体的主席，小说中有不少能造成视觉冲击的“乌力波”式的表现手法。如小说最后一页的文字变成一个沙漏的形状，每一行都比上一行少几个字母。其间意义的空白，要靠读者自行填补，沙漏的最后三行，每行只剩一个字母，正好组成一个“完”字。

2020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生活仿佛停摆，但作家头脑里的时针依然在照常行走，他们用手中的笔留下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洞察与反思，对人性和人心的开掘与探寻。即便世界最终——如特里耶所说——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幻像，这一篇篇传递心声的文字，依然是一份份真实坚硬的存在。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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