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有人在永定门火车站捡了个包，里头藏了个失足少女 | 北洋夜行记010

年初时，有部叫《踏血寻梅》的港片很火，改编自08年香港深水埗一起援交少女碎尸案。

片子高度还原了作案细节，砍头，断肢，撕皮，惨不忍睹。

电影一火，这件案子的讨论被上升到很深的层面，失足少女，移民社会，阶层冲突，人心的暴躁与残酷，还有孤独和梦想。

我却觉得，隐喻似的探讨，有时是对现实残酷的回避。

更多时候，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案件本身，抽出背后那条黑线，才有可能避免更多惨案。

1919年4月初，我太爷爷金木在北京调查了一起碎尸案，死者是名八大胡同的头牌妓女，被切成了十几块，几乎成了肉酱。

我参照太爷爷留下的调查笔记，把当时的经过整理如下，仔细看看，可能会看出点什么。

我太爷爷金木留下了一本民国初年的神秘笔记《夜行记》，里头讲的都是历史上没说的事儿，看似离奇魔幻，却是残酷的真相。上图为金木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事件名称：妓女碎尸案

事发时间：1919年3月30日-4月5日

记录时间：1919年4月28日

事发地点：北京永定门火车站

上个月三十一号凌晨四点多，永定门火车站发现了一包碎尸。

我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早上八点多，尸体的身份已经查清楚，是八大胡同三红班妓院的头牌姑娘，叫小知己。

尸体碎成了十几块，除了手脚和脑袋完整，其余几乎剁成了碎肉。面容被尖刀划得血肉模糊，分不清模样。警察从尸块上找到了一个绣着“三红班”的香囊，是小知己的随身物品。

八大胡同归外二区（今北京从前门西南一带）警署管，这事交给了署长邱太德。

邱太德算是我的熟人，之前查案时打过几次交道，人挺热心。

他是个胖子，长着一副圆脸，下巴留撮胡子，小眼睛，笑起来一脸褶子，说起话总爱点头。八大胡同的姑娘说，邱太德不像警察，像妓女的保护神。哪个姑娘受了客人或老鸨欺负，去找他，准能挺身而出。

邱太德很确信，拎着碎尸包的旗人不是凶手。

早上，那旗人见有个包搁在站门口，一直没人拿，就悄悄拎了走。巡警过去问，他慌里慌张解开绳，里头滚出一只脚丫子，当场吓瘫在地上。

邱太德觉得，旗人不是凶手，这小子是个穷光蛋，尸体的衣物和首饰都在，说抢劫都不合理。

碎尸包是个普通草袋子，里面用油皮纸垫着。除了尸体，巡警还发现了一件血衣。

我在火车站转了几圈，除了巡警多了不少，没发现什么异常，就和邱太德告辞，叫上戴戴一起，去了八大胡同。

三红班照常营业，刚到中午，就坐上了几桌客人。

我找到掌班和姨娘，打听小知己昨天去了哪里。掌班是小知己的亲生母亲，四十多岁，扭着屁股走来走去，不怎么正眼看我们。

戴戴拉姨娘到门口问话，那姨娘说，小知己最近不太听掌班的话，常自个儿跑出去。

我问她小知己最后一次出门，是去了哪。

姨娘说不记得。

我塞了她一个大洋，她干笑一声，叫来个龟奴，问了几句，告诉我：“最后一张条子，是去了新丰楼。”

戴戴说，小知己不是傍上了有钱的主儿，就是自己偷着接了客。

我问为什么。

“凡是妓女，就想接私客。凡是有了钱，就会不听话。”

我又给了姨娘半块钱，跟她要了张小知己的照片。

傍晚，我和戴戴去了新丰楼，随便吃了顿饭，竟花了四个大洋。

新丰楼是清末民初有名的京菜馆，在虎坊桥向东的香厂路口。以经营白菜烧紫鲍、芝麻元宵和素面汤驰名京师。

新丰楼在南城香厂新区的中心，附近是北京最洋气的热闹地儿，有新世界商场，城南游艺院和许多新式洋楼，都装着电灯电梯，跟天津租界一样。

北京南城香厂新区的规划图，是当时北京最西化的生活商业区，有饭店，商场，公园和高级公寓。

八大胡同的姑娘，最爱陪客人逛这里。

找了几个伙计打听，昨晚是有几个客人出条子，但都记不得叫了哪家妓院的姑娘。

出了新丰楼，戴戴要去新世界商场。我说，咱们查案，不是来玩。

她停住脚，往我跟前一站，说：“小说里的大侦探，都会在案发现场附近走一遍，把自己当做凶手。”

我这才想起，她这几个月在写小说，立志要像程小青一样，做侦探小说家。上个月，我悄悄找报社编辑，给她发了两篇，没想到这丫头越来越起劲。

程小青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是“东方的柯南道尔”，他笔下的霍桑，是中国版的福尔摩斯。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翻译《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家。

我笑笑，点上根烟，陪她去商场逛了一圈，什么线索也没发现。出了新世界，见一辆警车在马路对面停下，邱太德和几个巡警下了车。

戴戴嗨了一声：“东方饭店，一准查到了！”

东方饭店是去年才建的西式饭店，很洋气。房间里不但装有电扇和淋浴，还配有免费电话。

东方饭店（图片左侧），1918年2月19日落成，建立在当时北京香厂新市区中心，今天西城区万明路11号。这是全西式饭店，有宽大卫生间及电灯、电扇、暖气和沐浴冷热水，每间客房都有电话，还有7部汽车免费接送住店客人，当时的很多文化名人都在这里住过。图片右侧的高楼是新世界商场。

邱太德看见我，迎上来，说：“金先生果然厉害，我们查了一天才找到这里。”

我朝邱太德拱拱手，看了一眼戴戴，她咳嗽两声，得意地笑。

侦缉队在血衣的衣领上找到一个白矾画的标记，写着205。这种标记，一般是西式饭店洗衣工画的，为了不送错衣服。北京提供洗衣服务的饭店没几家，很快就查到了东方饭店。

戴戴学着我的样子，给邱太德拱拱手，夸他厉害，经验丰富。

除了巡警，邱太德还带来了一组侦缉队，十几个穿黑长袍戴礼帽的便衣探子。警察封锁了东方饭店，不准出入，探子们掏出枪，挨个房间排查。

我在饭店大堂里抽了会儿烟，侦缉队就查到了嫌疑人：带标记的血衣来自205房，前天开的房，住了个皮包商人，叫于爱民，还没退房，已经一天没见到人了。

据饭店服务员说，于爱民曾带着一个姑娘出入，拎着个皮包，应该是在商场买了东西。

邱太德安排侦缉队寻找于爱民，带我和戴戴去了205房。

我递给他一根烟：“侦查现场，我们方便去看吗？”邱太德摆摆手，连说没事，“金先生是高手，遇到问题还要请教您。”

房间里有个大行李箱，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皮草，里头塞着一堆大洋。警察把房间搜了个遍，马桶和浴室有血迹。

邱太德肯定，于爱民就是凶手。“我会安排便衣守着，守株待兔。金先生觉得怎么样？”

我说：“很好，只要他回来就能抓到，不过还是得先查查这人和小知己的关系。”

邱太德抽了几口烟，连连点头。

我让戴戴明天一早再去趟三红班，打听打听于爱民，就各自回去了。

四月一号起床，一开门，见小宝正在院里练拳，对着老槐树砰砰地又推又打。

我骂了他一句，说：“新长的叶子又给你打掉了。”小宝停手，咧嘴笑，朝我挥了两拳，说：“新研究这套拳，厉害。”

我倒杯茶，和他讲了案子。

过一会儿，戴戴来了。

三红班的所有的姨娘，龟奴，都不知道于爱民这个人。八大胡同里其他几家小班（一等妓院），她也都打听了，也没结果。

“不过，打听到个事儿，我们可以去找一个人，刘音音。”

刘音音是八大胡同另一家小班妓院的头牌，和小知己是好姐妹，几乎无话不谈。半年前，她跟老鸨闹情绪，偷偷去了济良所。

“做妓女的，有了私下相好的客人，会瞒着老鸨姨娘，但总会和最亲的姐妹说。”

济良所是近代出现的一种新型慈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救助娼妓等社会弱势女子。京师济良所设立于1906年，初由当时的警察机构外城巡警总厅督同绅士共同创办，带有”官督绅办”的色彩，民国以后由官方办理，归京师警察厅全权负责管理，成了警察厅的一个附属单位。

济良所在皮裤胡同（今北京西单北大街路西皮库胡同），离西四不远，我们三个就溜达过去。

走到胡同口，见围了一群人，堵着路走不动。

一群男人正在和一个女学生讨价还价。那女学生留着短发，身材瘦小，一脸惊慌，但还是小声抬价。

她手里拿着的，是一幅没装裱的字，一尺多宽。

我凑过去细看，是唐朝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蝇头小楷，清秀整齐。角落戳了个印章，看不出刻的什么形状。

《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的作品，有“孤篇盖全唐”之誉。

戴戴伸过头一看，使劲把我拽了出去，说：“给我钱。”说着，就从我西装口袋里掏钱。

她挤进人群，问女学生卖多少钱，女学生张开手，说五个大洋。围观的男人一阵吁声，说太贵。

戴戴没说话，拉过女学生的手，搁下大洋，拿起那幅字，挤出人群。

我说：“戴女士，你们新青年这么爱花别人的钱？”她不吭气，闷头看那幅字，说：“大线索！”

我和小宝凑过去，听她讲。

戴戴去三红班的时候，到小知己的房间里转了一圈，看见床头挂着一幅精心装裱的字，上面的小楷，跟这张《春江花月夜》像一个人写的，落款的印章一模一样。

我马上伸手从戴戴手里扯过那幅字，转身找那女学生。

那女学生已经走了，只剩几个刚才围观的男人。我走过去问，这字那么贵，谁写的？

几个男人取笑我：“原来是个不识货的，连妙琳师太都不知道。”

我对戴戴说，得跟上那学生。

戴戴问，那济良所怎么查。我叹了口气：“下回发现什么，先告诉我，你不卖关子，早就跟那学生问清楚了。”

三人商量一下，我和小宝去追女学生，戴戴去济良所找刘音音。

我和小宝分头走，终于跟上了女学生。她沿着小路，一直往南走。我和小宝一左一右，一直跟出宣武门。

走到菜市口附近，她在一个没人的胡同停下，躲进了房檐里，再闪出来时，变了样。

这女学生竟是个小尼姑，脑门光溜溜，一身青灰布僧衣，裤子扎进绑腿。

我朝小宝挤挤眼，继续跟着。

过了菜市口，又拐过几条没人的胡同，穿过一片树林，到了一座尼姑庵，门口写着：七圣庵。小尼姑敲门，里头人开了，她走进去，转身拴上了门。

七圣庵，地处今天北京西城区黑窑厂街，陶然亭北边，始建于1000多年前的宋仁宗时期。

我俩站门口等了一会儿，敲了敲庵门。

开门的是个老尼姑，穿得像打杂的。我说，想拜访妙琳师太。老尼姑扫了我俩一眼，说：“施主找错了，没找个人。”说完，关了庵门。

小宝说：“怪了，这里头肯定有事儿。”抬手又要敲门，我拉住他，躲进树林里。

我点了根飞马烟，坐在树墩子上，说：“佛门圣地，要有什么事儿，得等到晚上。”

民国后，北京乱了一拨又一拨，很多寺庙道观都荒掉了，有的被军阀征用，做什么的都有。

附近没什么吃饭的地方，我俩熬到晚上，饿得浑身没劲儿。

八点多，陆续来了几辆车，都是装满水晶电灯的洋车。车上下来的，不是西装，就是长袍，撂给车夫的钱叮当响，不像一般人。

盯到九点，一共进去了九个人。

我俩从树林里出来，收拾收拾身上衣服，理了理头发，又去敲门。

一个年轻的尼姑开门，看到我俩一愣，问：“有介绍吗？”

小宝看了眼那尼姑，脸一红，低下头。我踩了他一脚，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春江花月夜》，递给小尼姑，说：“妙琳师太邀请我来拜访的。”

小尼姑拿起字看了看，还给我，合掌说了句阿弥陀佛，让我俩进院。

绕过两座大殿，进了最里面的院落，她领着我们进了左边的一座禅房。推开房门，一阵沉香味飘出来，我和小宝进了禅房，小尼姑又一合掌，转身出去了。

禅房里竟装着壁灯，亮得跟白天一样。正中央摆着个屏风，屏风前是座两尺高的香炉，烧着一把香。香炉边上，一条横几上摆着古琴，靠墙的是太师椅和书架柜橱，架上是线装书和古玩。

我俩眼花缭乱，不知往哪走。小宝憋得一脸通红，小声说：“老金，这他妈啥地方？”

屏风后面一声软笑，走出个年轻的光头尼姑，看起来不到二十岁。

这尼姑穿了件黑色缎子僧衣，薄得透明，可以看见里面的新式内衣。腿上是更透的绸裤，脚上穿着一双软僧鞋。

尼姑合掌点了点头，说：“阿弥陀佛，贵施主光临，让妙琳这里成了净土。”腔调像唱戏。

我赶紧给她回了个礼，转头看小宝，他已经走了禅房门口，给我招了下手，开门出去了。

七圣庵，原来是个搞私娼的妓院。

报了姓名，我在椅子上坐下，桌上放着盘围棋，一本《心经》，还有笔墨纸砚，一副要结交文友的架势。

她沏了壶茶，开口就跟我聊起戏曲，问我怎么看梅兰芳要去日本唱戏的事儿（1919年4月4日，梅兰芳赴日本演出）。

我搪塞几句，掏出那张《春江花月夜》，问是不是她写的。

她接过看了看，揉成了团，低头一笑，说：“金施主见笑了，随手涂鸦，又被小丫头拿出去骗人了。”

我见她真把我当了嫖客，就直接问她，认识三红班的小知己吗。

她没接话，收起笑，问怎么了。我说，小知己死了，被人砍成了碎块。

她呆住，半天才蹦出一句话：“真的吗？”

我说报纸已经登了，自己是记者，正在和警署一起查案，需要她帮忙。

她脸上拿起手绢捂住嘴，圆睁了眼，啪嗒啪嗒掉起眼泪。哭了一会儿，她擦擦眼泪，咳了几下，说：“我以前也是八大胡同的，叫音音。”

妙琳起身，打开房门四下看了看，招手带我出去。

我跟着她，往七圣庵前殿走，一路上经过四五个禅房，都是灯火通明，有人弹琴唱歌，有人划拳喝酒。

我忍不住问妙琳，这庵里怎么玩法那么奇怪。妙琳说，这是客人需要，有人爱佛门清装，琴棋书画，有人喜欢世俗的玩法，喝酒打牌。

妙琳带我进了观音殿，掩上门，和我讲话。

这七圣庵原是正常尼姑庵，香火也旺。半年前来了个从妓院赎身出来的南方妓女，剃头皈依了。这女人能说会道，里外都应酬的好，给庵里弄了不少钱，很快成了庵主。

“庵里本来人杂，原来做什么的都有，被她一哄，暗地里做起皮肉买卖。这些都是我刚来时听说的。”

我问她：“你不是去济良所了吗，怎么成了尼姑，还做这个？”

妙琳说，她是被人卖来的。

半年前，妙琳投了济良所，很快就有人报价要领娶她，是个生意人，长相不错，人也老实。她当时正心里不痛快，就跟了那人去，手续也快，两天就接走了。

进了济良所的妓女或被拐卖女性，由所里“悬像择配”，将所女的照片悬挂在专门的陈列室，注明个人信息，供人浏览选择，提交申请，通过身份审核，再找三家商铺做担保，按济良所的出价交了钱，就能娶走。有时，济良所还在报上登广告发布征婚信息。这个流程称为“官媒”。图为济良所照片陈列室，有人在挑选女人。

妙琳跟了那人，住饭店，好吃好喝地伺候。没过三天，来了几个人，绑了她就送七圣庵里来，说还让继续做妓女。

“开始我很害怕，后来觉得没什么，这里比八大胡同里清净，挣得也多，还不用上捐，就待着了。”

小知己屋里那幅字，是她从三红班走前送的，俩人关系好，一直暗地有联系。小知己常给妙琳介绍有钱的客人，妙琳会分她三成的钱。

说着，她又抹起泪，说：“肯定是她得罪了送人的，我不该让她知道。”

我问她，什么送人的。她抽泣两下，张了张嘴，又犹豫。

我点了根烟，说没事，慢慢讲。

七圣庵的妓女，大部分是半路出家的女子，多因感情婚姻不好，还有些家里嫌八字不好的女孩。这些女孩，都好哄，拿些好处就愿意接客，但真正能伺候起上流客人的不多。

庵主认识几个人贩子，都是以前蹲过监的，每月都能给庵里送来漂亮女孩，听说都是从济良所赎买的，“后来，有姐妹告诉我，拐我来的那人，也是他们。”

上个月，小知己来七圣庵时，正好那几个人送来了两个女孩。庵主和人贩调教俩女孩，教她们扮演各种角色伺候客人。

小知己好奇，妙琳就领着她偷看了几眼。

没想到，其中一个女孩是三红班的，几天前才被嫖客骗去了济良所。

这些人贩子，就是利用济良所的流程，合法领娶所女，再转手卖掉。

“知己妹妹冲动，进屋就和他们吵起来，嚷着要告诉警察。幸好庵主在，说了很多好话，否则当时就得出事。”   

我问她，之后小知己有没有再来过。

“来过一次，还在为人贩子的事生气。”    

妙琳说，小知己在八大胡同悄悄打听，发现不少小班的姑娘都陆续去了济良所，有被嫖客骗的，还有被查到黑捐送去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她叫我领她看了庵里新来的姑娘，确实很多胡同小班里的。”

“你们报警了吗？”

“她非要找警察，我劝她别惹事，可她倔，跟我也翻脸，走了就再没找我。我怕惹事，也没敢找过她。”

我还想问，妙琳虚了一声，拉我出观音殿，小声说：“好像有人。”

我赶紧送她回了禅房，自己出来找小宝。

进了一条走廊，远处火光一闪，一声枪响，身边的门框上崩起木屑。

我往前一扑，滚到了黑处的一棵树下，摸出手枪。

对方再没动静，我蹲在地上，等了三五分钟，头顶上的树叶哗哗响。

突然，左边屋顶上飞下一团黑影，远处又是一道火光，打中那团黑影。

我瞄准了火光处，连开两枪，对面哎呦一声没了声音。

小宝从屋顶跳下来，捡起地上的外套抖了抖，从被打穿的破洞里看我。远处砰地又一枪，打在他旁边的树上。

我扑过去拉起他，弯腰往门口跑。迎面却又冲出六七个人，个个黑衣礼帽，手里握着尖刀。

小宝骂了一声，跳到几人中间，瞬间撂倒三个，拉住我就跑，一路奔到院墙跟前，拽我上墙，翻了出去。

跑了半天，我停下喘气，问小宝刚才去哪了。

他说，随便走了走，听见枪响，就跳上了屋顶，看见我躲在树下。

我问他还看见什么没，他脸憋得通红，半天才说：“这地儿太恶心了，不但有尼姑，还有女学生，唱戏的和道姑，都在瞎搞。”

我大笑，说：“人家那是化妆服务，下次必须带你见识见识。”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宝去找戴戴，却不见人。打听街坊，说昨天晚上一直没见到她。我俩叫了辆车，去了济良所。

一进济良所，看见戴戴的照片被挂在陈列室的墙上。跟所里的人打听，戴戴昨天递交申请进了济良所。

女子投奔济良所，需先提交书面申请，不识字的可以找人代写。因为济良所收容的女人来源复杂，每个申请都需要京师警察厅行政处批准，才能正式发放证书。一旦进了济良所，就要断绝一切外界联系，家属见面也得严格审核，谨防所女再次被领走卖掉。

我质问那值班的秘书，说不可能，进所申请得警察厅审，怎么可能一天就办完了？秘书不耐烦，说这是所里的事，怎么办他们说了算。

小宝说：“我们是她家属，现在要见人。”秘书白了他一眼，说：“家属？怎么证明？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人牙子（人贩子）？”

一个歪脖子的男人走过来，扯了下我的袖子，让我到一旁说话。这人穿了件不合身的的破衬衫，趿拉个拖鞋，贼眉鼠眼的。

歪脖儿问：“你俩找戴姑娘吧？”我说是。歪脖儿干笑了一声，伸出手，我掏出一块大洋给他。

歪脖儿是个流浪汉，三天两头在济良所瞎混，看姑娘照片，跟所里人都混熟了。昨天，他见到戴戴和济良所的秘书问话，聊了两句就走了。

过一会儿，戴戴又来了，歪脖儿上去搭讪，还被骂了一顿。

“那戴姑娘填了张表交给秘书，就进里头去了，她跟我说，要是有个戴眼镜的男人来找她，就让我捎句话。”

我问什么话。歪脖儿四下瞄了一眼，小声说：“这济良所有猫儿腻，她要深入调查。”

说完，歪脖儿转身就走，走两步又回来，说：“还有个事儿得说下，戴姑娘明天要被人娶走了。”

我说，什么？谁要娶走她？

歪脖儿说，昨天戴戴一进所，傍晚就来了个人，给所里写了领娶申请，要花钱买了她。

“这人是谁？”

“我打听了，叫于爱民，卖皮包的。”

小宝一把扯住歪脖儿的领子：“怎么打听到的？他人呢？”

歪脖儿一脸苦相，也不挣扎，说：“我就是偷看了几眼，别看我穷，识字。”拍拍小宝的手，小宝松开。

“明天上午七八点，于爱民应该就来接人，最近，这济良所进人出人都快，也不知道怎么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小宝就去了皮裤胡同，躲在济良所对面等着。

蹲到六点多，胡同东头传出一声惨叫：“杀人了！”

我俩赶紧跑过去，拐弯一看，一个穿衬衫马甲的偏分头摁着个人，一手拿着刀，底下那人两手握着他手腕子，刀子就要扎到脸上。

小宝两步窜过去，一脚把偏分头踢到在地，偏分头爬起来，拔腿就跑。我追过去，他跑得太快，又熟路，转眼没了影。

躺着那人是歪脖儿，被掐得要背过气儿，咳了半晌才讲出话。

他说：“看见没，要杀我那人，就是于爱民——不是，是他妈的焦二毛！”

小宝抬手揍了他一巴掌：“说清楚，是不是昨天有什么没讲？”

歪脖儿说，来领娶戴戴的人，登记的是叫于爱民，但他其实叫焦二毛，是冒名登记。

前几天，歪脖儿在济良所混着，见着一个穿西装的人，在陈列室挑女人。过去一看，竟然是老相识焦二毛。

焦二毛以前是拉车的，好赌，常歪脖儿一块儿在天桥混场子。两个月前，焦二毛误杀了人，被警察抓了，俩人再没见过面。

见焦二毛突然换了个名字，还来买媳妇，歪脖儿很好奇，就缠着他聊。

焦二毛不说，歪脖儿就威胁要报警。焦二毛怕了，就给了他一笔钱，说以后自己就是于爱民，卖皮包的商人。

“不知道他哪来的钱，一把给我五个大洋。”歪脖儿有点激动。

“昨天，看上戴姑娘的就是他，我就琢磨着，今儿他来接人，我就想再讹点钱，没想到丫看见我就打，妈的要拿刀杀我，肏，我都还没开口要钱！”

歪脖儿火很大，不住嘴地骂：“我贱命一条，谁敢惹我我就杀谁！。”

我朝他脑门拍了一巴掌，又给他两块钱，说：“想想主意，我要进去见戴姑娘。”

因为焦二毛没能按时接人，又让歪脖儿使了钱，我填了张表，把戴戴的姓名，号码报给了济良所秘书。

过了一会儿，我俩在接待室见了面，边上站了个女检察，监督我们谈话。

戴戴两眼通红，鼻子上青了一块，我问女检察：“这姑娘是咋了？”

女检察白了我一眼：“不相干的，就别问。”

我点上烟抽，看了眼女检察，跟戴戴说：“你介绍情况吧，我听着。”

戴戴明白，跟我要了根烟也点上，说：“我来这边找亲戚，没找到，无依无靠，就进了所。”

接着，她随便扯起来，我点头应付。

临了，她悄悄往我脚边丢了个纸团，说：“金先生，申领过程很复杂，警察厅要审核，您还要找人担保，但您一定记得来接我。”就起身出去了。

我笑一声，点点头，说：“好好改造，别跟人打架。”

出了接待室，我打开纸团，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下面记了一排名单，是前段时间来济良所领娶姑娘的人。

戴戴昨天打听音音没结果，觉得济良所有问题，就自己申请进了所，晚上熄灯后，一宿没睡，悄悄跟姑娘们打听情况。

济良所内，为了矫正妓女的不良生活习惯，所女要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据《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济良所的住宿，作息和劳作，跟监狱差不多。图为京师济良所作息时间表，来自《1902-1937年北京的妇女救济》。

焦二毛冒名于爱民来申领，戴戴直接就怀疑了他，因为济良所的流程，就像她说的，不但要审核，还要找担保，不可能一天办完。

之前两个月里，几乎所有进来的女子，不到一周就被领走了。

我找警署的熟人查了下，焦二毛确实是两个月前杀了人，被外二警署抓了。真正的于爱民，确实是个皮包商，是个死刑犯，一年前就枪毙了。

戴戴给的名单上，有九个人，都是冒用的假身份，不是登记的死刑犯，就是失踪人口。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全都是生意人。

生意人，最容易找人担保，通过济良所审核。

我们带着歪脖儿，去警署找到邱太德，说了焦二毛冒名于爱民的事情，但没提名单的事。

邱太德听了，马上让巡警查资料。

警察拿来资料，焦二毛家住朝阳门外芳草地，在天桥一带拉车，确实被抓到过外二警署，但没来得及送监，人就跑了。

邱太德戴上帽子，招呼侦缉队，就去抓人。

我和小宝，歪脖儿跟着去了。

到了芳草地，焦二毛家大门开着，里外不见人。

邱太德跟侦缉队说，去东方饭店。我问：“他已经露馅了，还敢回饭店？”

邱太德说：“还记得他那行李箱吗，里头那么多钱，可能会回去。”

我点点头，说他分析的对。

到了东方饭店，蹲守的巡警说，他们和饭店服务员一直在门口守着，每个进门的人都查过，从早上起就没人进来。

我跟邱太德说，如果他真的回来，可能也会先观察，藏在人多的地方最保险，比如对面新世界。

邱太德召集侦缉队和所有巡警，说了焦二毛的长相，安排在新世界所有出口和楼梯堵着。

我和小宝，歪脖儿进了商场，边逛边看。

新世界商场位于当时南城新区的中心，香厂路和万明路的交叉口（今北京宣武中医院附近），是北京最现代的综合商场，高四层，有各种新式商品，服装售卖和餐饮，顶楼还有露天茶座咖啡馆，相当于当时的大悦城。

商场里几乎全是女人的东西。营业员有穿长袍的，有穿衬衫马甲的，有成群结伴的妓女叽叽喳喳，还有些洋人带着姑娘转。

我们三个显得很奇怪，就散开了找。

歪脖儿太好奇，没一会儿就不见人了。我和小宝上了四楼，分两个方向，一层层往下走。

逛到二楼电梯口，从身后走过两个年轻姑娘，打扮得浓郁。两人一左一右，挎着一个戴礼帽穿西装的男人。

他们走过后，我扫了一眼那男人的腿，罗圈得像两张弓，就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他回头看了下，甩开两个姑娘就跑，果然是焦二毛。

拉车的就是跑得快，焦二毛一溜烟跑了老远，钻进了一家成衣铺。我追过去，见成衣铺旁边有一道门，通向商场外围的环形阳台。

我追上阳台，远远看见焦二毛顺着栏杆溜了下去。我也爬上栏杆，往下滑，滑到二楼，听见一声枪响，从二楼阳台传出来。

我跳进二楼阳台，见邱太德站在那里，手里握着盒子炮，枪口还在冒烟。

焦二毛已经摔在了楼下的小胡同里，一动不动。邱太德看了我一眼，转身进商场下楼，我紧跟着也下去了。

下到一楼，出了新世界，绕到后面胡同，焦二毛竟然不见了，地上只留了一滩血迹。

巡警和侦缉队围上来，邱太德宣布，焦二毛拒捕，立即封锁胡同和商场，仔细搜查。

一直搜到八九点，没有结果。邱太德安排侦缉队通宵值班，他要亲自蹲守。

我在胡同里转了转，发现这里和商场的后门通着。

小宝问我，要不要跟警察一起蹲守。

我说，不用，咱们做不了什么，不如找找歪脖儿——在商场里走散后，就再没见他人。

十点多，我找到了在天桥拉夜班车的十三。

他托车行的朋友打听了一夜，在天桥一间赌场找到了歪脖儿，跟他一起的，还有奄奄一息的焦二毛。

我问歪脖儿怎么回事，他不肯说，憋了半晌，说：“给我钱，五百个大洋，要不就算了。”

我说：“你也太贪了，一下哪找那么多钱？”

歪脖儿很坚持：“我敢要这钱，就是横下心了，不会跟你瞎说。”

我看看小宝。小宝说，看我没用，我的钱都是你给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写了张条子，盖了印章，递给歪脖儿，让他有空到北新桥增裕当铺拿钱。

歪脖儿接过条子，检查半天，仔细叠好装起来，然后给自己倒了杯水。

他抱起杯子一口喝完，指了指自己和躺着的焦二毛，说：“邱太德，要杀人灭口。”

歪脖儿在商场里找焦二毛，就想问问他，为什么想杀自己。他从没去过商场，很快迷了路，摸了半天，从后面出来进了胡同，抬头一瞧，焦二毛正顺着栏杆往下滑。

他赶紧躲墙角，想抓个正着，却看见邱太德上了阳台。焦二毛一见邱太德，停住不滑了，朝他招手，“二毛对他说了一句话，姓邱的就开枪了。”

“什么话？”

“他说，您放我走，明儿我把歪脖儿也做干净了。”

焦二毛肩膀挨了一枪，扑通掉了下去，摔在歪脖儿跟前。

“我肏，吓得我半死！二毛摔得一动不动，嘴里哼唧，要我救他。”

歪脖儿停下，又倒了杯水，继续说：“我当然救，不是他要杀我啊！”他拍怕胸脯，“我这人，是非分明！”

我问他，邱太德为什么要灭口。歪脖儿扶起焦二毛，让他说。

从八大胡同挑妓女，设法弄进济良所，再从济良所合法娶人，卖进七圣庵。这桩生意，邱太德已经做了很久。他从不亲自出面，办事的人都是犯了死刑的犯人，邱太德承诺，做成了买卖就让他们换个身份跑路。

半年多来，邱太德暗中打点了济良所上下，做得干净利落，更何况，买人卖人的，全是假身份，几乎无从查起。

小知己在七圣庵撞破了事情，坚持要查，竟去找到邱太德报案，自己送上了门。

焦二毛贪财，收了邱太德一千个大洋，不想事儿没办成，还败露了身份。

“姓邱的平时对我们像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一出事马上变脸，太可怕…...”焦二毛边说边咳，血溅了我一身。

我点上一根烟，塞到他嘴里，说：“抽两口，没那么疼。”

小宝检查了焦二毛的伤口，子弹从正面穿过肩胛骨，没伤到内脏，但失血过多。

走之前，我又写了个条子，递给歪脖儿，告诉他，按地址去找这个地下诊所，待在那别乱跑。

回到西四，实在太累，我一觉睡了两天，醒来已经是五号中午。

起床后，我泡了壶铁观音，坐院里抽烟，和小宝商量，晚上去诊所找歪脖儿和焦二毛。

邱太德这件事儿，只有带上证人去找警察厅勤务督察处。

正聊着，院门开了，车夫十三拿着张报纸进来，说出事了。我打开报纸一看，头条报道——

外二警区署长街头遭枪杀，凶手至今查无下落

报道里说，邱太德今早一出家门，在胡同里被人抢袭，中了四枪，当场丧命。据目击者说，杀人凶手是个歪脖子男人。

听我念完，小宝喷了一口茶，说：“肏，这小子哪来的枪？”

“手里有钱，买枪容易。”我点上烟，吸了几口掐掉，带小宝出门。

民国期间，持枪是合法的，凡是登记购买的枪支，属于公民个人财产，但政府对合法枪支定价很高，普通民众很难买得起。因此，私贩枪支也很猖獗。1918年，有北洋政府警察假扮买枪者，获得日本人私卖枪支的证据，发现当时一支十响毛瑟手枪配200发子弹，开价是400元。相比，国内自制的土枪，要便宜一些。

晚上，我和小宝去了那间地下诊所找歪脖儿。医生说，前天夜里，歪脖儿送来个中枪的人，自己走了。

我问，送的那人呢？医生说，没救过来，死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小宝：“我这算不算买凶杀人？”

小宝叹了口气，说：“每回你拿钱办事，我都心疼。这回，是花得最值的。”

我一拍脑门：”嗨，一提花钱，还有件麻烦事儿，戴戴还在济良所呢！“

小宝大笑，说老金，这下你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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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爷爷查完这件案子半个月，当时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19号（1919年4月27日）上发表了一篇李大钊的文章：《废娼问题》。

里面提到，准许公娼制度，就是准许人身买卖，就是损害法律上的人身自由。

以制度提倡卖淫，当然不行，但卖淫也不应列入犯罪。而小知己的案子，让我觉得，造成买卖妇女的，更多在于制度背后的人。

本该保护合法妓女的警察成了人贩头子，救助妓女的济良所默默提供了合法贩卖的渠道。

因为社会机构造成的畸形需求没有解决。

前阵子，徐浪调查过拐卖案。其中有类案子，以婚姻介绍的形式，拐卖妇女到偏远地区，称之为“合法”的婚姻移民。

这背后，就是社会结构紧张造成的畸形需求。

有人建议，与其毫无策略地打拐，不如建立合法的婚姻介绍机构——疏导解决需求，缓解犯罪，是合理思路。

但若真的如此设置这样的机构，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周庸说，觉得我越来越悲观。

我说是，但做我们这行的，若不悲观，就难以承受现实的沉重，若不先承受，又哪来勇气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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