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峰 | 战略家毛泽东的道路

/一、战略家毛泽东的历史起点

1.战略即全局。

毛泽东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他说：“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以军事战略而论，毛泽东一口气列举了近四十对需要研究关照的相互关系。他说：“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2.战略即主要矛盾。

毛泽东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3.战略即预见。

毛泽东说：“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战略即全局，战略即主要矛盾，战略即预见。这是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主要的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依据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毛泽东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既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奠基和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的奠基和开篇之作，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历史起点。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章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各阶级经济状态及其政治态度生动详实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和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联合力量问题。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很显然，这篇文章涉及的是中国革命的全局问题、战略问题、根本问题、成败问题、前途命运问题。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后，用32天时间，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毛泽东广泛、细致地听取有经验的农民、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和农村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意见，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始终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在国内引起了重视，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这篇“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认为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很显然，这篇文章同样涉及的是中国革命的全局问题、战略问题、根本问题、成败问题、前途命运问题。

实践证明，毛泽东不是最早研究中国革命战略、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人，但他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把握战争规律、开创中国共产党战略思维优良传统的第一人，是驾驭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内的中国革命战争全局的伟大战略家。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的战略思维。而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历史起点，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的奠基和开篇之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不是偶然的，有他深厚的文化准备、坚实的实践准备和巨大的理论准备。

1.文化准备。

毛泽东是博览群书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已无法做完全统计。但他读书的广度(涉猎范围之广)、深度(思考钻研之深)、厚度(学以致用之丰)、长度(读书时间之长),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熟”的程度、“懂”的程度、“通”的程度，他的深厚历史文化修养，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从小就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向。从13岁到28岁，15年时间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他作为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文化知识储备。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创立中国共产党，是他出于思想自觉、文化自觉的一种主动选择。

革命，是毛泽东一生的生活状态；读书，也是毛泽东一生的生活状态。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活到老学到老，毛泽东是说到做到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两次谈到他在1936年至1938年阅读军事书籍的情况。1959年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1960年12月25日晚上，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谈话时又说：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看了克劳塞维茨的书，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联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始终有他明确的目的性。从青年时期提出“以全副精力向大本大源处探索”,到延安整风期间提出“向马列著作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注重经世致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注重知识的创造性转化，是贯穿整个毛泽东读书生活的思想主线和最鲜明特点。他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由此确立，他的读书成效和读书方法由此决定，他的伟大实践和光辉思想也与此有着密切联系。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曾提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准备，是毛泽东成为军事家的必要条件，也是毛泽东成为理论家和战略家的必要条件。

2.实践准备。

毛泽东是极重视文化，极重视理论，也极重视实际的人。邓小平曾经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角度讲过，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得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列宁搞成了俄国革命，毛泽东搞成了中国革命。回顾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投身革命的光辉实践，是中国革命伟大实践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和最灿烂篇章。从中也可以看出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实践积累、实践准备的丰厚。

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全面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实践准备是异常宏大、异常丰富、异常生动和异常坚实的，而这种准备同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并且是它最重要以至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论。毛泽东成为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实践准备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3.理论准备。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这三重角色，在毛泽东身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充分理论准备，使他成为同历史上各个时期革命家不同的坚定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使他成为同世界上其他战略家不同的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战略家。

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到革命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和建党初期党的理论不足的问题的人，因而下苦功，读懂弄通马列著作，从马列著作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贯穿了毛泽东一生。

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联系中国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呢?毛泽东对此有极深刻的思考和回答。

关于马克思主义，他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关于联系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

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毛泽东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建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思想源泉，那么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就是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战略支撑。

/三、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战略家毛泽东的历史起点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成熟，则是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它的标志性著作，是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并且把矛盾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为此，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问题。在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指出，在目前来说，“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全民族抗日战争伟大转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了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是以前各个时期都不曾有过的战略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已经开始独立自主地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从中国战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方案、解决中国问题。它还表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锤炼，已经成熟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百战百胜的思想武器。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一个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成熟，这“两个成熟”,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提出的。毛泽东在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特别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特别是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这篇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而这些分析，是从全局和战略上的分析。

从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安一待就是十三年。这十三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时期，是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战略思想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略思想。这里试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战略思想作一些列举：

1.关于实行农民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战略思想。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首次提出，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反复论证，在延安完成，而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为完全正确的战略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都注意到了要争取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西欧的农民缺乏革命的要求，而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东方。列宁提出了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注重领导农民革命斗争，但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领导农民斗争的足够的经验，十月革命的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由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宣传和实现的，而不是由农民通过自己的革命斗争实现的。

中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既没有条件通过民主制度合法地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和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又没有力量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我们党内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里成功地解决了革命基本动力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坚定地依靠农民并给农民以革命政治教育和严格组织训练的问题。党把如此众多的出身小生产者的农民在斗争中教育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坚定的党的干部和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是我们党和毛泽东的一个独创性的贡献。

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1926年，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迅猛发展。同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民的伟大作用。他急切地希望革命同志要“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两个月后，毛泽东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公开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1929年4月，毛泽东在他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中，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一原则的改正保证了中农利益不受侵犯。1931年2月，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解决了土地所有权问题。他在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等人的信中，要求他们通令各地各级政府向农民说明已经分得的田地归农民个人所有。从而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土地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这是正确处理全面抗战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毛泽东指出：“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分歧的实质。他指出：“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还指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他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应该到农村去，从小事做起，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为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发动农民支援解放战争，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7—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10月颁布了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土地改革必须注意两项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土地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1948年4月，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在广大解放区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农民获得了土地，他们积极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到1952年期间，全国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了重要条件。

2.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之后，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陆续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已经被党的军队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所充分证明为完全正确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把红军的性质规定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党指挥枪”和“政治建军”的重大原则，规定并坚持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支部建在连上、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等一系列重要制度，使红军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毛泽东规定了红军中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后来改名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来又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军队的环境也不断发生变化，但毛泽东规定的这些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根本制度却始终得到坚持。

经过对我国长期革命战争实践的总结，也借鉴其他国家战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

毛泽东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他的第一部战略学著作，它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特别是深入阐述了十年内战时期的战略，论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强调，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指出：“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毛泽东回顾了五次反“围剿”的过程，特别讲到了红军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毛泽东1938年5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著作，解决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是包括持久战战略思想和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

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深刻分析中国形势和世界局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先是用之于中国革命，继而用之于抗日战争，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在对中日双方基本国情和主要特点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战略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也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第二阶段，可以名之为战略相持阶段。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关于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的核心。他指出，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战略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削弱、消耗敌人的力量，积累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战略反攻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认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之大城市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至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

《论持久战》树立了从实践中总结概括理论和运用理论指导推动实践的典范，从而成为一座巨大的理论丰碑。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真道理、大道理，也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并且充分发挥作用的大道理、真道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正确性，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科学预见。

关于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毛泽东在1947年9月写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和同年12月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作了规定，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说：“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

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伟大威力。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三大战役，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的战略家的宏大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战场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各具特点的作战方针，有力地保证了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战略智慧来源于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抱负，来源于他历史文化知识的深厚积累，来源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大局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深刻洞察，来源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革命规律的正确把握。

3.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和我们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1937年7月，中共中央就七七事变通电全国，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于同年8月召开洛川会议，号召全党用极大力量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和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毛泽东和我们党为此进行了艰苦努力，实现了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转变，促进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逐步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国民党逐步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国内出现了妥协、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倾向。毛泽东和我们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及时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并确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在与各党派相互关系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则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坚决而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维系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阵线的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会是博得敌人的喝彩。

关于统一战线，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毛泽东深刻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4.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思想。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这个战略思想，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这是革命人民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来，毛泽东曾经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5.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思想。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他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在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的新形势和新经验，进一步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的总体思路，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的目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其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思想更加丰富和充实。

毛泽东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同旧民主主义革命划清了界限，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转变、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

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毫无疑义，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毛泽东指出：“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目标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目标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他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思想，极大地武装了全党，为我们党正确认识中国革命、胜利领导中国革命，奠定了理论、政治和政策基础，也为我们党团结动员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和人民大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思想的正确性和巨大威力。

6.关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学说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建设思想。经过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原则、党的作风等，形成了完整的党的建设学说。毛泽东党建思想特别是他关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党的建设同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正是因为毛泽东建立了完整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指导党的建设，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使我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和斗争中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党，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奠定了党的性质、宗旨和领导核心地位，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根本方针，确立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大建设的党的建设基本布局，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规定了党的三大作风。

关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是人民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历史改变了方向。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党的性质、宗旨。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这是载于宪法的。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没有人民就会垮台。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我们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

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得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不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关于看齐意识和党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关于领导班子建设。毛泽东指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

关于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思想，在毛泽东战略思想体系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抗日战争以前中国所有的革命和斗争，之所以失败，第一位的教训和原因，是没有找到和解决好革命领导力量问题。中国诞生了共产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中国人民的地位和中国社会的面貌。

战略问题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始终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意义。在新时代，学习毛泽东的战略智慧、战略思维和战略思想，尤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意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开创的我们党战略思维的优良传统，增强全党的战略意识。特别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重要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在我们前进道路上重大风险、重大挑战、重大矛盾、重大困难叠加，各种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更要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切实增强战略定力，努力加强战略运筹，牢牢把握战略主动，从战略高度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凝聚起来，以钢铁意志、钢铁力量，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