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载砥砺垂范后世——“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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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北京最美的季节，“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0月27日隆重开幕。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编辑部、“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创新项目组与译林出版社合作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华女子学院、译林出版社等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及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咸集一堂，就参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二十载的心路历程、研究实践、理论方法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外国文学动态研究》主编苏玲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程巍、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出席会议并致辞。

程巍副所长在致辞中表示，持续到今天的世界历史写作模式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这种历史写作模式既是一种受限的历史想象力的产物，同时也抑制了我们的历史想象力。我们的外国文学史研究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历史意识。我们透过外国文学学术史看到的不只是哪些外国作家被译介、被研究的事实罗列，而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意识成长的形态史，只有主体才能构成学术史的景观，这正是我们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历史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具备高于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历史意识，我们自己当今的历史意识的水准直接决定了我们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水准。

袁楠总编辑在致辞中介绍了研究工程启动运行情况和对未来的展望与设想。学术史研究工程凝聚了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最为深广的成果，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在出版界也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学术史研究的成功来自于一流专家团队、总主持人的沥尽心血，来自于学术探索的深度和研究对象的精当，来自于编辑团队的严谨运作。袁楠表示，相信以此为契机，将会有更多杰出作家纳入中国学界的视野，而从文化角度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会使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更加广泛深入地应用到学科史、观念史的研究中。

作为学术史项目的总策划人和总主持人，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在主旨发言环节指出，从2000年萌动想法到第二辑出版，历经近二十年，其间虽然困难重重，而反响却出乎预期。学术史项目启动和立项时，在社科院尚属新鲜事物，得到了时任院长李铁映和陈奎元的支持。学术史的梳理必须坚定不移地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首先要客观梳理出作家作品批评史的基本样貌和基本研究向度，同时要具有主体意识。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所有学者都可以以自身的学养和学术境界为基础来建构有效的批评方法，绝大多数老师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后现代主义风起云涌、势不可挡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率先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切入点和基准的研究项目，留待时间检验。

随后，参与学术史研究项目的多位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做了专题发言。陈建华教授从章太炎、梁启超的学术谈起，回溯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及自己走过的研究道路，指出学术史研究涉及面宽，学者首先要具有文献学的研究精神，广泛占有材料，精确把握要旨，既要有述又要有评，同时也不能轻忽前辈学人的成果和贡献。罗国祥教授从发生学理论的角度，即发生、发展、现状三个阶段系统梳理了巴尔扎克学术史。他首先强调巴尔扎克美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将巴尔克扎学术史研究放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进行考察，既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时代要素，又蒐集整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巴尔扎克的批评和接受情况，探索其在法国及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影响。魏丽明教授首先从宏观到微观、科研到教学、学术到传播等几个层面汇报了立项以来的工作进展和所取得的成绩，指出“泰戈尔学术史”的研究成果将有利于宏观再现泰戈尔形象在世界的变迁过程，认识到世界各地不同阶段泰戈尔研究的不同特点。此外，她还深入辨析了英国文化界对泰戈尔评介、研究和接受的历程。

钟志清研究员的发言围绕希伯来经典学术史研究设想及学术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展开，讨论了希伯来经典阐释的认定、希伯来经典学术史研究的挑战、框架、中国学界的圣经研究、犹太人的“回归圣经”，以及圣经与当代世界的关系等话题，内容具体而微，涵括了学术史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邱雅芬研究员以“个案与整体：从芥川研究到日本文学研究”为题，从芥川其人其文学、芥川研究关键词等几个方面回顾了芥川龙之介学术史的研究工作。其“评论之评论”部分突出展现了一个具有中国式阅读特色的芥川及其文学形象，指出站在东方传统的立场看，芥川文学展示了日本传统走向崩溃的历程，具有日本传统挽歌的意味。龚龑副教授发表了“奥斯丁和漫长的十八世纪”主题演讲，大致描绘了奥斯丁批评史的发展轨迹，指出应对各种文学批评话语的形成过程进行不懈的批判性探索，尤其应该将那些看似零散的论述和英美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运作原则联系起来，揭示英美社会运用这些学科论述进行制度化和正当化的过程和程序。万海松副研究员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三位一体”模式说的多重释义为基础，分别探析了莫丘利斯基、格罗斯曼以及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等人“三位一体”说的内容和时代特点，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贯穿了一条从个性分裂到“双重人格”、再到“三位一体”乃至“多位一体”的发展主线，体现了他最终对理想的精神共同体的亟盼，与后人提出的“聚和性”思想殊途同归。宗笑飞研究员回溯了《一千零一夜》回归东方的过程，指出《一千零一夜》众多欧洲移译本对东方国家的形塑契合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乃至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需求，而它的回归则体现了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同时她还对其在阿拉伯世界再书写和研究的诸多面向进行呈现与分析，对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和研究趋势陈述了一得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