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柴劣火
本文所有信息，均来自国内官方认可、可信赖的信源，敬请诸君知悉。
[1]
既然已经看到了这里或那里冒出来的烟，他就决心找到火。
——福克（检察官、美国“镀金时代”）
2016年1月7日15时40分许，甘肃武威市浙江大厦进行消防演练，不料，点火后处置不当，弄假成真，演习变成火灾。
20分钟后，驻武威的《兰州晨报》新闻调查部记者张永生，从火灾现场1.1公里之外家里出发。
纵然浓烟滚滚，火势凶猛，也不会有人想到：这场小小的火灾引发的“震荡波”，将震动全国，持续经年。42岁的张永生，成为新的导火索。
首先是报社领导惊诧莫名：张永生在采访途中失联了。次日夜晚，家属接到通知：到刑警队来，把车开走。1月9日下午，警方通知：张永生涉嫌嫖娼，行政拘留5天。
事情的发展，越发蹊跷：《兰州晚报》和《西部商报》驻武威的两名记者，也失联了。
《拘留通知书》细节描述详细：1月7日17时许，刑侦一大队民警在执勤巡逻时，于“西津洗浴广场”307房查获实施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人张永生。
这个时间点，距离火灾发生1个半小时。
张永生是在哪里被抓的？张永生对辩护律师说：自己是在西关大街上被抓的；警方通报说：张永生在洗浴城涉嫌嫖娼被抓；武威宣传部门向省里汇报说：张永生是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违法线索被抓的，主要违法事实是借舆论监督之名敲诈勒索。
1月14日，家属去拘留所接人，得到新的通知：张永生涉嫌敲诈勒索，刑事拘留。
虽然名目从嫖娼变更为敲诈勒索，但是，这一切都合乎规程。1月18日，武威市公安局公开通报：《兰州晨报》张永生、《兰州晚报》记者雒某某、《西部商报》记者张某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
1月25日，张永生被凉州区检察院批捕。这一天早上，刑警递交了一份张永生亲笔书写的更换律师申请给张的妻子，但张妻注意到：申请书中一关键位置上藏了一个字样——“VX”。这是一个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读懂的暗示：“我是违心的”。因为，在此之前，张永生也曾在一份非常重要的笔录上留下了同样暗示。
虽然程序不允许，但办案民警主动安排了张妻到看守所会见丈夫。
铁窗之内，夫妻相见。
张永生：不要在媒体、微博、微信再发一个字的新闻，他们整人的办法多得很，我快受不了了。
妻子：律师合同已经签了，也交了钱，再说家里也没钱了，现在你要换律师，我怎么办？
张永生：不换就不换了吧。
妻子走出会见室，随行办案民警并没有一同出来，她只听到呵责声。随后，一名民警追出来：“你回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妻子返回会见室，只见丈夫垂头坐在一旁：“律师换了就换了吧。”
1月27日晚间，凉州网（甘肃武威凉州区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张永生被执行逮捕，《兰州晚报》记者雒某某、《西部商报》记者张某某取保候审。
三人之中，张永生仍未得自由。此时，已经是腊月十八，大年夜越来越近了。
次日深夜，忍无可忍的《兰州晨报》决定维护记者的尊严，拿起自己的最重要的武器——文章，深夜发出《致武威市凉州区委政法委的一封公开信》。此时，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20天，他们肯定已经用尽了体制内所有渠道。《公开信》绝对是下下策，这意味着一家在省内政治地位一般的都市类报纸与武威一个强力机构撕破脸，让一直在幕后报道新闻的新闻机构成为了新闻主角：
在火灾发生的1月7日早上，张永生在和同事曹勇聊天记录中，不止一次感叹：自己被“武威公安盯上了”、“恨不得把我赶出武威”。
张永生曾接到凉州区公安局主要负责人要求不要刊发稿件的电话，遭到拒绝之后，该负责人说：小伙子，你是武威人，你这样做，你等着。曾经威胁过张永生的，有市、区、乡（镇）三级领导干部，远不止一个单位，一个干部。
报社认为，张永生遭遇了“钓鱼执法”，“建议”凉州区公安局应当主动回避，并公布案情。报社《公开信》一出，网友大哗。
“钓鱼执法”（entrapment）是一个来自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又译为执法圈套。它之所以广泛进入各国法律，特别是欧美法律，是因为各国行政人员已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
有好事者去现场探访，发现，张永生被抓几天后，西津洗浴广场也被关闭了。他们的老板大概不会想到，远处浙江大厦的一场演习，竟扣下了让自己关门的扳机。
[2]
文章的主题是揭露无耻行为……那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信念：有一种自尊需要触动，有一种耻辱需要清除。
——斯蒂芬斯
兔死狐悲。张永生飘摇的命运，触发了同行的回忆。
湖北《长江商报》记者熊子熙说，2015年初，新华社报道荣华工贸向腾格里沙漠排污后，他跟着新华社的报道线索前往武威，被限制人身自由6小时，被迫删除所有手机、相机资料，宣传部长现场撕掉采访笔录，并勒令警察：“把这人送上高速，武威不欢迎他。”
一些网友找到了柴静《看见》一书中的段落：作者以央视记者身份去武威时，“我们刚坐下，大门咣一响，来了五六个当地大汉，不说是谁，要赶我们走。”
武威，营造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感觉。
新闻界忧心忡忡，一家报社的评论员发出哀鸣：“记者如果正常履职都要被追究的话，这个行业就彻底完蛋了。”
舆论不断发酵，终于惊动了省里。2月5日的新闻媒体新春座谈会上，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不点名批评了“武威抓捕三名记者”，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真正敬重新闻监督。王三运说，在解决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媒体监督发挥着重要的督促和推进作用，一些所谓的“负面报道”恰恰是在帮助改进工作、是正能量，有利于鞭策审视自己，纠正错误。
省委书记这番话，通过《中国青年报》报道出来后，“新闻工作者”们终于松了一口气。第二天，2月6日，甘肃省检察院发布通报：证据不足，撤销对张永生（因嫖娼）行政拘留出发决定，启动国家行政赔偿程序，对执法过错责任人员停止执行职务，追究执法过错责任。但，检方同时认为：自2009年起，七年以来，张永生敲诈勒索人民币5000元，“犯罪事实清楚”。
可以总结为：抓错了，查对了，5000块。
张永生在这一天获取保候审，得以在除夕夜与家人团圆，并一起度过他2月10日的生日。他还获得了1098元国家赔偿。
一个消息说，所谓5000元，是历年相关单位逢年过节的礼品折算。
经历过里面那一切的人会知道，外面平淡无奇的，甚至带有灰霾污染的空气，是多么新鲜；经历过里面那一切的人会知道，可以选择任何时间上厕所、洗澡，选择用任何一种姿势睡觉，是多么奢侈的幸福，远胜任何酒店的总统套房。
恍如隔世。却只是被羁押一个月而已。
很快就来到是年3月的“两会”，甘肃代表团开放日，在一个多小时的提问环节中，多名记者多次大声呼喊能否回应“武威抓记者事件”，但并未得到话筒。在见面会快结束时，《新京报》记者涂重航大声喊道：“王书记，我想问下甘肃记者被抓您怎么看？您怎么看待舆论的监督？”但是，省委书记王三运没有正面回应，听到主持人说“时间到了”，如释重负，快步离开了会场。在记者高声提问时，周围媒体席骚动起来，很多记者过来给他拍照、录音，但代表团也没有对此作出反应。就此，网络媒体发布了一条现场消息：《甘肃团开放日记者三问武威抓记者事件未获回应》。
这种打破常规的提问操作并不意外。相比于其他文化人群体，记者们多了一些“江湖气息”，概因他们作为国家游走的监督力量，长年行走在危险境地，挖掘事实多于写作描写，没有朋友守望相助，甚至两肋插刀，很难坚持下来。在某种惺惺相惜之下，一个地级市的领导，可以让一个人闭嘴，但不能让所有人都闭上嘴。何况，这是在北京。
网友感叹：如坐针毡王三运，咄咄逼人涂重航。
情义总在人间。
王书记的表现，与那次两会的整体气氛，颇为不符。当年两会开幕之初，中纪委刊发文章，直接引用了最高领导人讲话：“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啊！”
与之相应，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明确表示：“越是敏感问题，越要想办法说清楚。”“记者提问不是‘挑衅’而是挑战。”
随后，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自揭家丑，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回应天价鱼事件，辽宁省委书记李希回应前任王珉被处理一事，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回应海南宰客现象。这些表现，赢得了会场内外的好评。
但是，王三运，一个主政一方的大员，在全国注意力最为集中的时节，坐在媒体开放日最重要位置上接受提问，对于辖区最热点的事件，竟似毫无准备。
说他缺乏政治嗅觉，恐怕是低估了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的感知力、判断力。他的异常表现，需要结合一年后发生的事情才能看得更清楚。
[3]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司马迁《史记》
严格来说，王三运只是被卷入了“抓记者事件”。张永生并未得罪王三运，他得罪的是火荣贵，时任武威市委书记。
火书记的脾气，比他的姓还要火爆，对下属动辄拳打脚踢。财新网记者王和岩，江湖人称“三姐”，后来报道了一些细节：
一次，火荣贵和几名下属乘电梯，电梯门开后，有位市委秘书长想先出去用手拦着电梯门，火荣贵以为他竟敢先走，抬腿就是一脚，将秘书长踹飞在地，“顿时满嘴血，两颗门牙都被磕掉了”。
一次，火荣贵出席武威市凉州区的某项目开工仪式，火荣贵铲土奠基中，铁锹突然从把上脱落，火荣贵顿时火冒三丈，立刻“手持铁锹把追打起区干部”。
一次，他嫌某副市长工作没有搞好，挥拳就打。
这种风格，倒是符合武威二字的字面意思，却与汉代那种发自根底的自信相差万里，更不用说现代文明的规则了。骄于下而媚于上，在”李莲英式”风气的裹挟下，当时，在火书记治下的武威，即使正直的人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坚持自我几乎毫无出路。
火荣贵由甘肃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任上调任武威后，对张永生这样经常做监督报道“坚持自我”的记者非常恼火，责令宣传部摆平。宣传部先是告诫张永生不要写，张永生不听，随后，又对《兰州晨报》提出调走张永生，报社不听。2015年，武威新闻出版局说这个记者站是非法机构，要查封。张永生拿出文件与之争辩，一年后，《兰州晨报》记者站并入《甘肃日报》记者站，以此续命。
2018年7月13日，甘肃廉政网发布消息，火荣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次日，关于当年抓捕张永生的细节，才通过王和岩的报道得以披露于世：
针对张永生的《举报信》及抓捕行动，完全是武威宣传部门、警方自编自导自演。武威市凉州区宣传部一个干部写了举报信，交给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分局主要领导亲自改写《举报信》后，让部下到武威市东大街邮政所，邮寄至武威市公安局；武威市公安局批转给凉州分局。此时，改写过《举报信》的分局主要领导拿着《举报信》对部下说：查。
[4]
我们的国家与报业休戚相关，升沉与共。报业必须具有能力，大公无私，训练有素，深知公理并有维护公理的勇气，才能保障社会道德。
——普利策
经此一役，甘肃省三家都市报驻武威记者折戟武威，悉数被取保候审。在舆论场中，来自武威的日常新闻大为减少，出现了一个“空窗期”。
比如，在火灾发生十天后，2016年1月17日，武威市民政局副局长马生智在武威市政府大楼跳楼身亡，没有甘肃和武威媒体进行采访报道，有关部门也没有主动发布。来自外省的媒体在2月2日披露后，武威市政府才主动通过新华社等媒体发布了情况通报：马“长期患病、厌世自杀”。
武威仍然是有省级媒体驻地记者的，比如生于1952年的“马三爷”。
“马三爷”是江湖称呼，大名马顺龙，《甘肃日报》武威记者站站长。马顺龙1984年到任，一直干，干成了《甘肃日报》史上驻站最长的驻站记者，干成了一个“传奇”。
“三姐”王和岩在财新网的报道中提供了“马三爷”如下细节：2012年7月，马顺龙到龄退休，报社正式发文，下派新记者到武威驻站。然而，新记者到后，马顺龙不腾办公室，新记者被晾在一边，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非常尴尬。更有消息说，武威官方也发函称只接受马顺龙驻站。此事在甘肃媒体圈广为流传，《甘肃日报》派驻的新记者被戏称为“流亡政府”，最终只得被派往别处驻站。
王和岩记者在新闻一线，媒体圈一些人称之为“三姐”
马顺龙记者之所以称为马三爷，是因为“书记老大，市长老二，他老三”。
来自《决策》等媒体报道也说，多年经营之后，马顺龙在武威的地位比一般市局、委一把手地位还高，并给同行留下这样的观感：“他从来把自己当作官员而不是记者。”武威市一些会议，马顺龙来了就会和领导坐在主席台。
直到，火书记来了。
马顺龙的车在市委大院没有按规定停靠，新官上任的火书记非常恼火，抄起砖头砸将过去。马顺龙发现车被砸，和书记大吵一架。之后一段时间，武威市委市政府开大会，马顺龙改坐记者席。
后来，也不知道马顺龙采取了什么办法，但至少包括在报纸上不遗余力地吹捧，火书记和马顺龙竟化敌为友，打得火热，检查工作不带秘书带马顺龙，市委市政府开会时，马顺龙又坐回主席台。
简直是一段不打不相识的“佳话”。有心人发现：“马顺龙原来一直抽软中华，书记来了后，马顺龙改抽印象云烟了，因为书记抽印象云烟。”
2017年4月，马顺龙被查办，据传，被查出资产近亿元，其中现金1800多万元。有关部门确认马顺龙的主要问题有三：其一，插手武威人事安排；第二，长期违规开办个人实体公司，操纵舆情；第三，有偿新闻。
这样历经33年的传奇存在，已然有“教父”的些许影子。
就目前公开信息而言，马三爷是全国最富有的驻站记者。有武威媒体人表示，张永生出事后，马顺龙曾经发朋友圈，称赞武威官方敢于亮剑。
大奸似忠,大伪似真，世间巧人，每每如此。
[5]
我的这本小册子，记录耻辱，也记录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是荣誉的宣言……
——斯蒂芬斯《城市的耻辱》
十八大后，多位省委书记落马。其中之一，便是在2016年两会上表现尴尬的甘肃省省委书记王三运。
2017年7月11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王三运接受组织审查。其时，王三运已离开省委书记岗位，在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上。
中央纪委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披露了王三运家族腐败细节：“我（王三运）儿子和我两个外甥，他们到甘肃来搞什么业务，搞什么承揽工程。我那两个外甥，对我们家的帮助都非常大，经常给我们出钱装修房子，还给我们在贵阳买房子，这样实际上把这个关系就搞成一个相互利用关系了。”王三运先后担任过贵州、四川、安徽、福建四省的省委副书记，不少在这些地区和他联系密切的老板，在他任职甘肃省委书记后尾随而来。
2018年10月11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王三运受贿一案。检方指控其在1993年至2017年，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入股银行、工程承揽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受贿6685万余元，王三运当庭表示悔罪认罪。
恰如孔尚任在《桃花扇》给我们留下的名言：“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位在贵州出生的高级干部嗜酒，且只喝茅台，酒后即变身“麦霸”；爱戴名表，讲话动情，爱用排比句。在甘肃，王三运提出三大示范区——甘肃建设华夏文明示范区、河西走廊生态文明示范区，以及以兰州新区为核心的商务示范区。这三大示范区，除兰州新区是在前任省委书记任内立项，其他两个都是王三运提出的。
甘肃的河西走廊，是蜂腰地形，有积雪的祁连山一线蔓延，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涵养的水源，是500多万百姓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但违规开发活动触目惊心，不少违规审批、未批先建，局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由此可见，王三运所提的河西走廊生态文明示范区，只是表面文章。
2014年到2016年，最高领导人对祁连山生态保护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然而王三运只以形式主义相应对。中央对祁连山生态破坏处理通告是这样说的：“虽然有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但根子上还是甘肃省及有关市县思想认识有偏差，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没有真正抓好落实。”
《巡视利剑》批判说：王三运“自身有贪腐问题，在工作中必然不敢去动真碰硬，导致中央一些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得不到落实，造成严重后果”。中央的调查说，王三运严重污染甘肃省政治生态，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必须严肃处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17年7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上，有一个罕见的破例：左边是一篇是《中办国办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发出通报》，右边评论员文章《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一般来说，人民日报的头版都是各地发展的经验总结、“正面报道”，但这次甘肃却被中办和国办联合发文公开通报批评，加上党报评论员，如同两块示众的警示牌。
被《通报》点名的甘肃各部门计有：甘肃省委省政府、省安监局、省国土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环保厅、省政府法制办、省林业厅、省水利厅、省能源局、祁连山保护区管理局、张掖市委市政府、张掖市肃南县、武威市天祝县、甘肃电力投资集团等，涉及党口、政府口、企业等16家机关单位。
“在一个祁连山的生态问题上，多个部门都没有守住自己的责任和底线，让恶政一路绿灯。官场怠惰如此，实堪痛心……”人民日报旗下的新媒体账号《侠客岛》，并将甘肃官场暴露的毛病总结为六个字：拖、瞒、推、骗、怠、懒，最后是“无法无天”。“甘肃的官场生态出了大问题！各级干部不妨把这份《通报》高悬案头，做一个当代的《官戒》。”
直到2018年4月，《侠客岛》仍在质问：“甘肃官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6]
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
——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1961年
甘肃，是呦呦鹿鸣的鹿鸣君常去的地方。鹿鸣君曾经花费一个月时间，完全在户外，与一众朋友徒步河西走廊，接触沿线群众，品尝沿途无数种有名无名的各类面食。与其说，居住在这片土地底层人民，保留着一种少有的淳朴，不如说，他们一直缺乏一个好的环境，将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致。某种程度上，这个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省份，甚至还没有完全彻底摆脱清末同治陕甘回乱的阴影，文化屡屡断层。
在兰州城区，鹿鸣君曾注意到，有一句话被镌刻在显目处：“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这句来自《中庸》的话，一度被有关方面提炼为“甘肃精神”，凸显甘肃人惯于吃苦的特质。
这句话容易让人瞬间记住，细想，却藏有一个缺陷：它并未解释，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官员，到底为了什么而“十之”、“百之”？
我们也不免疑惑：为什么聪明的甘肃人，在一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省份如此吃苦耐劳，却不富裕，甚至在西部还落后了呢？
这方面，“十年砍柴”的意见值得参考，鹿鸣君注意到：在一篇已经消失却令人印象深刻的网络文章中，这位将甘肃视为第二故乡的文史作家，对今日甘肃表达了由衷痛心和着急：
“情何以堪呀，这四十年兄弟省份都在大步向前，而甘肃呢，几乎是在原地踏步踏。”
在改革开放最开始的1978年，甘肃还不算太落后，GDP超过了内蒙、贵州，和福建、云南差不多。而当时的人口，甘肃是1870万，福建是2453万，云南3092万，贵州2686万，内蒙古1823万。到了2014年，不要说和福建比，在整个西部，经济总量仅仅强于人口远少于自己的青海、宁夏、海南、西藏，连续五年平均增长率为全国倒数第一。
甘肃资源丰富，今天甘肃的落后主要原因，不是自然条件，那是为什么呢？
作为观察者，十年砍柴认为，1978年及此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甘肃之所以发展相对还不错，还是人的因素起最重要的作用。“一五”时期重点项目的建设，构筑了甘肃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涌向甘肃，兰州一跃成为中国西北工业重镇。东部、中部来的人才遍布甘肃各大厂矿、院校、医院、科研文化单位和行政部门，使甘肃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胡、温二位从清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同年来到甘肃，在此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然后进京，直到高位。这两人的经历就是经典的事例。”
1974年，一位著名的地质勘查员在甘肃肃南县红山林场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时留影。
这几十年来，孔雀东南飞，但甘肃人才流失尤其突出，云南、贵州、新疆为什么超过了甘肃？一大原因是这二十年来甘肃干部队伍的本土化现象严重、“逆淘汰”效益凸显。兰州大学毕业的十年砍柴说：“从兰州大学校区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搬到兔子不拉屎的榆中县乡村就可以看出，甘肃官员的眼中，有没有一所全国知名大学，似乎意义不大。”
还是回到人本身，“甘肃精神”所缺失的那个点：为了什么，去“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
[6]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普利策
很多事情，只有放在历史的维度，才会更加清晰。
在1988年4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鹿鸣君找到这样一篇报道《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大发武威》，作者是马季元、孙凯、马应珊。
这篇报道讲的，是另一个媒体与武威市领导的冲突故事：武威市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一个基层代表座谈会上，代表们就农业生产、水利设施、粮食定购、农用物资、物价、教育、市政建设、干部作风等问题，反映了基层的情况，提出了批评意见。
《武威报》记者，将座谈会发言整理为《人民代表的心里话》，经有关部门负责人阅后见报。不料，武威市市长柳宏克看到报纸后大为恼火，地委书记杨作林与其他几位地委领导就这篇文章提出了六条看法和五条建议，认为“报社处理方式不对”,“对领导作风的指责不准确、打击面太大”等等。地委决定：扣发尚未发出的报纸，已发出的全部收回。
报社奉命派出8名记者，两人一组，沿武威市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挨门收报。参加收报的一位记者说：“我跑了一整天，去了几十个单位，接触了上百人，都说这篇报道说的是实话，是人民的心里话。”有订户说：你们说清楚，这张报错在哪里？说出了，就拿走。
8名记者奔波一天，只收回了110份报纸。还有人挖苦说：‘武威报办了三年，就出来这么一期说实话的好报，你再收掉，还办啥哩？’”事后，武威市满城风雨，人们争相传阅未被收走的报纸。
3月19日，订户们收到重印的16日报纸，一条一般性的会议消息代替了原来的座谈纪要，上面还刊出一条启事，要求读者“自行销毁前一张报纸”。
在当时的甘肃环境下，《中国青年报》做出这个报道，并不容易。据一年多后的1989年8月期刊《新闻研究资料》记载，当时，甘肃日报、新华社甘肃分社也都了解这一线索。新华社甘肃分社的记者采访后，将报道发到总社，值班编辑不同意发稿，还同甘肃分社负责人争执起来，认为：“地委有权收报纸”。
只有《中国青年报》拍案而起。
报道引起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李子奇重视，1988年4月4日下午，甘肃省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武威地委书记杨作林汇报并检讨。李子奇严肃地批评了杨作林：在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在全国人大会召开期间，发生这样的事件，性质是严重的，希望武威地委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全省各级党委以此为戒。
4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武威地委书记感谢本报批评》。最终，这组报道获得1988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
可惜，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报道的记者已经纷纷退休，在如何面对新闻媒体方面，武威似乎无视前车之鉴，武威发得越来越狠。
[6]
真正的老兵，血不会冷。
——2019.01.10
2018年7月13日，甘肃廉政网发布消息，火荣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2019年1月10日，甘肃省纪委监委消息：火荣贵双开。
在405字的通告定性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两点：“权力观、政绩观、道德观严重扭曲，心无戒惧，蔑视纪律红线，胆大妄为；蛮横霸道，把主政地方视为私人领地和独立王国。”
曾经满怀新闻理想的《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在获释之后，再也没有从事新闻工作。被抓事件一年之后，《上游新闻》记者去访问了他，注意到他烟瘾变得比以前大，每天经常闷在家抽一包烟，很少出门，走在路上会不时回头注意身后是否有人，和熟人谈话时会主动关闭手机。
44岁的张永生是武威当地人，父母至今居住在乡下，两个弟弟在武威城里打工，家境都一般。张永生在家里文凭最高，上过大学，在城里买了房，是一家的骄傲。
至少从公开信息看，无论是火荣贵，还是王三运，他们的下台，都与张永生记者被抓并无关联。在俩人合计接近一千字的“纪委经查明”描述中，并无一字与其有关。
他们的命运曾经发生交集，纵使一度如火星撞地球般激烈，终归属于两个世界。
就在火荣贵被双开的同一天，《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在微信朋友圈中写了一段话：“说着说着哭了；说着说着笑了；一生中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一生中能有几次不想说再见，谢谢你们，我爱你们。”这段话，并未明言，但已经是一个私人宣布：即将离开已工作二十年的《中国青年报》。
刘万永曾经是十八大代表，据我所知，是唯一一个以一线调查记者的身份入选的代表，因此，江湖人称“刘代表”，亦有“藏獒记者”之名，其代表作包括《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等。“刘代表”的离开，在新闻界带来一片唏嘘。
1988年，是《中国青年报》写出《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大发武威》报道，其时，“马三爷”这样的记者已经在武威担任站长4年；
2016年，是《中国青年报》报道了省委书记王三运对武威抓记者事件的表态，其时，“马三爷”这样的记者已经在武威担任站长33年。
而今，在同一天，“刘代表”和“火书记”，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宣布离场。与其说，这是一种巧合，不如说，这是时代命运的注脚。
只是，故事当然远远还没有结束。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工业高度发展，财富快速累积，一派繁荣下也积累了诸多问题，比如，钱权交易、假冒伪劣，官商勾结，政治成了生意。此时，一批记者和媒体适时崛起，掀起长达十年的“扒粪运动”，让当时的人们看到美国繁荣背后的不堪一击，于是，各方助力，推进了一系列变革，使得政府改进了运作机制和方式，将大型企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由此诞生。
那些监督报道，记录耻辱，也记录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终于成为荣誉与进步的宣言。那些扒粪者，刚开始被美国民众讥讽，被美国政府打压，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锻造“进步时代”的他们，恰是真正的爱国者。
一个国家的进步，从来不是靠自我吹捧，而是靠时刻自我批评与反省，以及一些人的牺牲。
历史不允许如果，但甘省之外的观察者还是不免惋惜：
如果在1988年，甘肃省就能真正吸取“武威收报事件”教训，形成共识：鼓励《中国青年报》式记者站，而不是纵容马三爷式记者站。那么，到2016年，恐怕就很难出现“武威抓捕三记者”事件。
如果张永生这类记者可以有一个鼓励说真话的舆论场作为土壤，那么，动辄拳打脚踢的火书记们、各种荒唐走板的王书记们，将不至于那么胡作非为，甘省官场不至于“逆淘汰”，甘省人才也可以在西部保持一战之力。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铜像基座上，刻着普利策先生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的国家与报业休戚相关，升沉与共。报业必须具有能力，大公无私，训练有素，深知公理并有维护公理的勇气，才能保障社会道德。”
在2019年的年初，以北京的《法制晚报》《北京晨报》等为代表，中国大陆有数十家报纸休刊关门，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新的媒体正在诞生。她们的成长，正是与这个国家休戚相关、升沉与共。
在“刘代表”的那条辞职朋友圈，鹿鸣君留下了一句话：“代表是真正的老兵，血不会冷。”
■ 呦呦鹿鸣往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