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世界上“最没用”的妈妈

经典韩剧《请回答1988》中，有一句关于“妈妈”这个身份的经典台词：“听说神不能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而在现实中，一个女孩真正地变成妈妈，这个过程并非顺理成章。

文 | 张月

编辑  | 张跃

在成为妈妈之后，她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差劲的妈妈。

张蕾是这样，宋宁也是。

挫败感从出了产房开始。张蕾一滴奶水都没有，隔床是一个生二胎的妈妈，奶水多到孩子吃都吃不完。对比之下的伤害是巨大的，看着饿得直哭的儿子，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无能，“连基本的人类本能都没有。”这是她在人生的前三十年里从未体会过的感觉。

在所有人看来，张蕾的人生太过一帆风顺：考上中国的Top2大学，大一过四级，大二过六级，大三要保研，大四谈恋爱，研一实习，研二找工作，30岁前完成结婚生子。

但一切顺利似乎都在她成为妈妈之后，戛然而止了，“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灰”。

心理承受着巨大挫败感的同时，身体也在承受着疼痛。孩子很执着，嘴劲儿也大，吃奶的时候把张蕾乳头咬伤了，她在家里坐月子不敢穿上衣，一碰到就钻心地疼。事情还在变糟，连帮她带孩子的母亲和婆婆也成了压力的来源，“他们的帮助越大，越让我觉得自己很无能。”一种没有来由也无法摆脱的绝望情绪，令她仿佛一夕之间对生活丧失了兴趣。她感觉空中有另一个自己看着现实里不中用的自己，说：“张蕾，你条件都这么好了，你怎么还这个怂样子，你还想怎么样？”

这种煎熬似乎看不到头。周围的人跟她说，出月子就好了。可是出月子没好，周围人又说，百天就好了。百天过去了，还是没好，半年过去了，还是没好。看着刚出生的孩子，她偶尔会冒出自杀的想法，觉得自己每天活着只不过是在满足家人和其他人的需求。

在度过了人生顺风顺水的前三十年后，她突然发现，前面是个无路可走的断崖。

同样站在断崖边的还有宋宁。

在成为妈妈之前，宋宁觉得那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甚至不需要任何知识和技能。而现实是，“女儿得湿疹，又胀气，我就觉得自己好无能，当时还得了乳腺炎，吃药也感觉对她不好，很多这种事情，就觉得自己很差劲。”

她的情绪很低落，经常没有来由地生气，“每天早上醒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愤怒。”最糟糕的时候，她甚至出现过幻觉，在那幅并不真实的景象中，她看到天花板上慢慢垂下来一个黄色的绳套，她想把脑袋套进去，因为，那样就轻松了。

这种沮丧很快会波及工作。

生孩子之前，张蕾是很乐观开朗的人，和客户沟通是她的强项。休完产假回来工作，她发现自己不敢打电话了，总是盯着电话看很久，心里纠结着：“打不打？怎么打？”终于下决心拨过去，话筒里响起对方的铃声，她在心中默念：“别接别接别接！”

逐渐变差的记忆力也让同事们不敢把重要的工作交给她，她明白这也许是好意，但依然感到失落。那段时间成了她收入最低的时段，一切都陷入了无解的困境，“啥也没干好，工作也没做好，妈妈也没做好。”

事实上，她们并非个例。

早在五十年前，精神病学专家Pitt.B就提出了产后抑郁的概念。它的发病原理复杂，医学上一般认为，产后女性体内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是最大诱因。此外，遗传因素、心理因素以及分娩之后产妇面临的环境都可能引发产后抑郁。

这是大多数女性在产房经历了身体的浩劫之后，都要孤身走过的幽暗丛林。这里所说的“大多数”，绝非危言耸听。作为临床医生，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妇产科医生小陆的感受是，“数据上说是这样，但我觉得，我遇到的人里，好像没有人逃得过。”

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Kathy DiVincenzo在社交网络上用两张图展示了自己，人前伪装，人后忍受产后抑郁的状态 图 / 网络

据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2017年的统计，在我国，有50％～70%的女性都会在生产后出现抑郁倾向，而最终发展成产后抑郁症的几率约在10%～15%，这意味着大约每十个产妇里就有一个会遭遇产后抑郁症。

在这场漫长的精神拉锯战里，新手妈妈经历挫败和沮丧，可以仰赖的只有意志或者药物。她们大部分幸存，小部分溃败。而在我国当下仍对产后抑郁缺少认知的大环境下，溃败者们最终的自我毁灭，并不会成为引发更多人重视的医学案例，反而会成为新闻里令人唏嘘的社会案件。

一位因产后抑郁自杀的妈妈，最后给丈夫留的遗言是：“我什么都做不好，是世界上最没用的妈妈。”

对于产后抑郁的治疗，家庭系统的支持是第一道保护。但现实是，无数新妈妈在发现自己的抑郁倾向后，治愈之路上遭遇到第一道关卡便是家人的不解——矫情，是她们收获最多的评价之一。

那位认为自己“没用”并选择自杀的妈妈，在离世前几天，曾向老公倾诉，自己很痛苦，要得抑郁症了，丈夫的回复是：“别人当个妈都欢天喜地的，你怎么就这么矫情。”

宋宁也因此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巨大的冲突。

孩子得了湿疹，母亲抱孩子开玩笑说：“看你妈妈，不知道吃了什么，让你得了湿疹。”本就低落的宋宁顿时炸了，“我怎么会乱吃东西，让孩子得病。”母女俩吵得最凶的时候，会口不择言。宋宁喊着自己抑郁了，气头上的母亲说：“你抑郁了你怎么不学别人抱着孩子从楼上跳下去？”那个瞬间，宋宁觉得活着真没意思。

“抱着孩子跳楼的人”，那是宋宁母亲那代人对产后抑郁症的唯一认知——她们崇尚忍耐的美德，不理解什么叫产后抑郁，只觉得那是大家都要经历的“心情不好”，别人都行，自己也行。

“新生命的到来不但增加了新妈妈、新爸爸，还有了新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家都要去适应自己新的角色，难免都会存在负面情绪，而无暇顾及新妈妈的感受。”和睦家康复医院的心理医生肖雪说。

她还记得不久前看过的一例重度产后抑郁患者，在走出门诊前，患者犹犹豫豫地问她：“我回家是不是不要跟家人说了？他们不理解，还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肖雪回答：“如果现在和家人讲会不舒服，可以按你的想法来。”

她的同事肖明月也遇到过类似的案例。一对年轻夫妻来医院就诊，妻子产后情绪低落，已经有产后抑郁的前兆，丈夫来医院陪护也只是坐着打游戏，帮不上太多忙。肖明月建议妻子做心理咨询，但患者和父母都表示拒绝，“大家都觉得没到那个程度。”

无奈之下，肖明月只好和丈夫谈了一下妻子产后抑郁的情况，丈夫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都没有出现在医院。直到现在，肖明月还记得丈夫重新出现时的困惑和迷茫：“他说他不相信妻子得了产后抑郁，他也害怕，不知道怎么跟妻子说话，不知道该怎么做妻子才能好，只能躲起来。”

对于产后抑郁的治疗，家庭系统的支持是第一道保护。 图 / 视觉中国

缺乏理解和支持也会在这些自觉“没用”的妈妈们面前形成第二道关卡——病耻感。

“所有人都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妈妈，我们想象的画面就是她会抱着宝宝很幸福地在喂奶。这是外界对她的期待。所以很多妈妈就会觉得，我现在有了宝宝我应该高兴才对啊，我为什么会不高兴，她就会觉得我可能是不正常的。主流观点认为你是这样的，然后你不是这样，这会成为加重产后抑郁的一个原因。”肖明月说。

宋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愿意将抑郁状态告诉自己的朋友。“那阵子很虚弱，反而更要强，哪怕现在状态不好，我也不轻易向人暴露脆弱。”

与抑郁症抗争多年的美国作家珍妮•罗森在《高兴死了！！！》一书中曾书写过这种困境：“当抑郁症患者与病魔抗争时，我们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这一切，只是因为相当多的患者选择暗自受苦。我们羞于承认一些被当成个人缺点的东西、害怕人们为此担忧，更害怕他们根本不会担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心理治疗师张轶认为，病耻感的形成有很多原因，首先在于人们认知层面对于心理类疾病的误区。很多人常常会问张轶，“医生，我是不是得了精神病了？再严重下去是不是就会精神失常变成疯子？他们把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和自己放到一起，觉得那是很丢人的。”

其次，承认和接受自己脆弱的一面对于干练的职场女性来说尤其不容易。“俗话说一孕傻三年，她以前是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当她生完孩子，发现自己的能力比以前下降了，反应速度也跟不上了，还天天多愁善感的，就有点不能接受现在自己的这个样子。这也会成为很多人病耻感的一个来源，影响她们就医的主动性。”

这种病耻感会直接影响患者求医的积极性，肖明月提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很多患者在早期发病时并没有及时就诊。后来到了心理科或者精神科的患者，通常都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她提到了心理科的冷清：“我们开业这两年多的时间吧，有过大概几个吧，她们主动说我觉得我的状态很不好，我现在要求要看心理科的大夫。其实更多的人需要请心理咨询，我们也建议她去，但是她拒绝。”

张蕾也能感受到这种耻感，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向专业医生求助。她找到了张轶，后者判断她只是产后抑郁情绪，需要做心理调节，还没有到吃药的程度。张轶跟她说，角色和生活的巨大变化会需要做出很多牺牲和适应，可以去跟其他孩子大一点的妈妈聊一聊，得到一些过来人的支持，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候，就当自己得了一种“妈妈病”。

“产后抑郁是一种缓解率很高的疾病。”张轶的同事、精神科医生李丽君说，“一般情况下，只要治疗手段跟得上，产后抑郁症70％～80%的症状都是可以缓解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妈妈都能像张蕾一样，在第一时间找到正确的求助方法。

通常，最早能够接触到产后抑郁的都是妇产科医生。但在临床一线，需要处理各种生产问题、工作超负荷的妇产科医生很少会关注新妈妈们的情绪问题。

“有什么并发症，给你处理什么并发症。他只关注你的身体，他不会说问你心里面怎么样的，你觉得你心里面有压力吗，你觉得你需要什么帮助吗，他们不会问这些问题的。”顺德医院妇产科医生小陆说。

正因为这种原因，如果妈妈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找到专业医生，就会存在很高的漏诊比例。

李丽君说，在很多医院，因为没有大夫，根本没法识别产后抑郁。即便是在北京，很多三甲医院对精神心理科的认识也是比较薄弱的，“焦虑抑郁是普遍存在的，但三甲医院有这个科的并不多，其实需求还是挺大的。”

产后抑郁症缓解率很高，要及时寻求专业治疗 图 / 网络

相较之下，发达国家的医疗系统对产后抑郁症的支持要好得多。

江杉在澳大利亚生活多年，宝宝刚刚出生三个月。在澳大利亚，医疗体系会在生产结束后持续对产妇进行关注和跟踪，一直到孩子一周岁，这也正是产后抑郁的高发期。

江杉出院后就由社区母婴护士接管，要在产后两周、四周、八周、四个月、八个月、十二个月时见社区母婴护士。护士会给孩子量身高体重，同时也会关心妈妈的情绪和障碍，第一次见面要做爱丁堡测试，这也是目前国际通用的筛查产后抑郁症的自评量表。江杉正是在这项测试中被筛查出了抑郁的前兆。

受到困扰的妈妈可以参加社区定式组织的聚会，去社区母婴所报到。“跟别人聊天，就发现很多问题别人也有，比如后悔的想法不是我一个人有，虽然人家估计没到我的程度。所以多交流也更容易想开。”江杉说。

在国内，相比公立医院，外资医院对产后抑郁的认知度更高一些，和睦家从2016年开始提供产后康复治疗，治疗的内容既包括身体的疼痛，也包括心理情绪方面的症状。但这也需要更高昂的费用支持。

和睦家的心理咨询费用大约在一个小时1500元，其他社会咨询机构的心理咨询师收费大都在每小时500元以上。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病有认知，但是她也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尤其是农村妇女，产后抑郁的特别多。但她要养小孩，还有别的支出，就会忽略（这个病）。”肖明月说。

相比起私立机构，公立医院的心理咨询价格要低一些，大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不等，但是医疗资源供不应求。张轶说，自己所在的天坛医院精神心理科一共有三名心理咨询师，他们目前依然采用一节咨询50分钟的标准，一人一天排满了，也就能治疗七八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公立医院开始使用20分钟一节咨询的做法，然而，“这种治疗没有太大意义，大概了解一下，时间就到了”。因此，天坛医院针对产后抑郁开展了团体小组的治疗形式，以便让更多的患者获得心理治疗的资源。   

某种意义上，产后抑郁症的治愈也是一场天然母性与自身利益的漫长战役。治疗需要时间，严重时还需要服用药物，而这都与孩子的利益相关，能够出让多少孩子的利益来关照自己，也是很多妈妈面临的重要课题。

李丽君曾加入过一个产后交流群，大约过有一百多个人加她好友，咨询产后抑郁的心理治疗。一段时间下来，能坚持治疗的不到十分之一，百分之九十的人中断了治疗。她也曾和医院的妇产科合作，定期筛查一些病人， 试图招募一些产后抑郁患者，但是进展艰难。

“这个群体有一个现实困难，她们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还有一个路途的因素，很少时间能够出来（治疗）。”

即便在澳大利亚能够获得很好的医疗支持和关照，江杉也依然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她在疲劳地对付生活的一地鸡毛，没有时间出门。孩子哭起来歇斯底里，她只好用婴儿背带把孩子挂在身上摇，常常一天都没法坐下来休息，吃饭洗澡都靠挤时间，“连三顿饭都是站着吃。”那些汹涌而来的沮丧无处诉说，又不想在父母面前流露，她就找借口洗澡洗头，去卫生间哭，哭完抹把脸再出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比起时间，服药是更显而易见的矛盾。而矛盾中的矛盾是，通常需要服用的妈妈也是患病程度较重的群体，更迫切地需要治疗。

大部分抗抑郁药都是通过乳汁分泌的，医生一般不建议在治疗期之内进行哺乳。“一个哺乳期的妇女，你让她放弃在前六个月哺乳，过来断奶治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李丽君说。

妈妈们需要在自己和孩子之间做一个艰难的抉择，大部分女性会选择后者。

产后抑郁的妈妈们有时需要在自己和孩子之间做一个艰难的抉择。 图 / 视觉中国

小陆医生所在的医院曾有一个产妇在怀孕之前便已经出现了抑郁症状，怀孕之后怕影响胎儿，停止了服用药物，生下孩子之后，医生建议她继续服药放弃母乳，但她拒绝了，最后导致了自杀。“真的很可惜，她之前吃药的时候，还可以正常上班的。”

这也是最令肖明月担心的问题，“所有的治疗都是标准化的，也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难度在哪儿？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承认，愿不愿意配合。”

关于哺乳期间能否服用抗抑郁药物，肖明月也提供了不同的观点，“我们这边有很多接受了药物治疗的妈妈，也同时是母乳喂养，只要使用合适的药物、在一个合适的剂量就没有问题。药物也分影响哺乳和不影响哺乳的，你可以权衡选择，你需要的是专科的意见。”

在求助过专业医生再配合自身调整后，在孩子九个月的某一天，张蕾感到那些灰暗情绪突然间像潮水一样退去，仿佛重新看见了太阳。

“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不要苛求自己成为谁谁谁，我不是她，我不可能成为她，成为她之后的我也不见得更快乐。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就是有弱点，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她换了工作，尝试在工作与妈妈的身份间做好平衡，“找到状态更好的自己，才能做一个好妈妈，这是一切的前提。”

她偶尔还是能感觉到那些情绪遗留的碎片，“你说不出来为什么，你突然就不兴奋了。”但也在慢慢成为一位母亲。现在每天回到家，看到儿子的脸，她才觉得这一天结束了，一切都可以放下了，“早上被孩子弄醒，晚上哄孩子睡觉，一天天的，有了仪式感。”   

宋宁最后一次想要自杀的时候，睡在旁边的女儿无意识地叫了声妈妈。“当时（我）就掉泪了，真的，之前一直哭不出来，就是憋着。”她想，孩子太可怜了，她不能没有我。

很快，她去找了心理咨询师，每周一次治疗，治疗持续了几个月，开始的时候还是夏天，11月的某一天，她突然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明白自己活了下来。

见过最脆弱的自己之后，她感觉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有了很多同理心，也对自己包容了很多，允许自己有时候糟糕，允许自己会哭。你都不能轻松地爱自己，怎么可能让孩子得到爱呢？产后抑郁不是你的错，和矫情不矫情，坚强不坚强无关。”

经典韩剧《请回答1988》中，有一句关于“妈妈”这个身份的经典台词：“听说神不能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而在现实中，这些曾经自认为“没用”的妈妈们则在证实着另一件事——一个女孩真正地变成妈妈，这个过程并非顺理成章，而那些被我们称之为“妈妈”的人，她们很可能就是那个曾经独自穿越黑暗，最后依然幸存的人。

（应采访对象要求，宋宁、江杉为化名；曹小宝、实习生周秭沫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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