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温博

即将迈入大学校园的学弟学妹们：

你们好！即将大学毕业的我也像此刻的你们一样，踏在人生的分水岭上。

8个月前，春意正浓的堪培拉柳絮飘扬。临近期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校园中流传着一句谚语：“如果飘柳絮的时候还没开始学习，那你就要挂科啦！”对于访学中的我而言，此刻更纠结的是毕业去向的选择，因为这时的我已经大四了。

做实验的间隙，我带着遗憾对Aidan说，这大概是我做的最后一个与生物相关的课题了。Aidan是指导我进行研究课题（Research Projects in Chemistry，一门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研究性课程）的博士生学长，他也即将毕业了。听了我的情况，Aidan说，不要为了得到一个位置（能读研）而选择某个导师，重要的是你对所选的领域感兴趣、有热情，毕竟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你一辈子要钻研的课题。

我一直将这个来自悉尼的大男孩视为良师益友。因为曾当过两年中学教师，Aidan做助教（tutor）或研究课题导师（supervisor）时都非常耐心，善于用最浅显生动的方式阐释复杂的原理，经常采用启发而非灌输的方式教导学生。然而正是这位在我眼中亲切、幽默、稳重、博学的“出色的老师（an outstanding teacher）”，却曾在经过多年努力即将拿到有机合成博士学位的时刻，抛弃已有的成绩，转到目前所在的课题组，从零开始进行结构生物学的研究。他说，John（目前的课题组长）所研究的问题能让他为之兴奋，不断产生新的想法。

最初听到这样与我眼中的“老师”形象大相径庭的“叛逆之举”，我也感到不解。但Aidan是实验室少有的最早来、最晚走、周末也继续工作的人；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像旋风一样同时进行数个课题的实验；逐字逐句修改我的论文时，会告诫我在表述时一定要认真考虑其中蕴含的生物物理基本原理。他的勤奋、热忱、严谨让我理解他的选择中所饱含的真心和决心。

王温博与Aidan合影

8个月后，回到北京的我已经在心仪的课题组完成了毕业设计，并刚刚顺利拿到在这里继续读研的录取通知书。早晨从学校宿舍出发，经过一个小时的路程来到研究所，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打开电脑，读到导师刚刚发在微信群里的“载酶MOF纳米反应器治疗癌症”的新文献，情不自禁地发了一条“Fantastic！”的回复。

虽然我现在对Aidan当初的建议深有同感，但却无法直接对学弟学妹们说出同样的话。因为相比于本科毕业生，高中毕业生的选择更多，要考虑的因素也更多。我只能像Aidan告诉我他的经历一样，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

王温博初入国科大

时的班级合影

一份“另类”的高考志愿表

我的高考志愿表（本科一批）上从第二到第六都是医学院，只有第一是国科大。一如这份有些“另类”的高考志愿表，18岁的我面前有两条岔路，而我最终选择了更具未知性的那一条。但说起来你可能会不相信，这两条岔路中的一条原本不存在。我与国科大的相遇，出于一次又一次偶然。直到填报高考志愿的前一天，我才第一次真正产生报考国科大的念头。

高三时我错过了国科大的宣讲会，看到同桌带回的招生宣传册才知道这所大学的存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本册子的封面是雁栖湖图书馆门前的大草坪，鲜花正盛，还有字体润秀的校名“中国科学院大学”。那天晚上放学我悄悄把宣传册带回了家，爸爸看了介绍，惊艳于学校培养科学家的办学目标、重视数理基础的教学理念和三段式的培养方案，说：“能上这个大学就太理想了呀！”虽然跟爸爸一样赞叹这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但我并没有把“上这个大学”的“玩笑话”当真。因为高三时的我，还一直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医生。

王温博的录取通知书

上大学前，我跟科学的缘分大概仅限于小学时期。

一年级的时候，爸爸把我带到工作单位的分析室，给我介绍玻璃罩子里的分析天平，还有蝴蝶形的滴定管夹。我还记得硕大的干燥器磨砂口涂了凡士林，爸爸笑着看我白费劲却打不开干燥器。

二年级的时候参加科普知识竞赛，那时的我因为可以把竞赛的全套科普书带回家看而开心不已；为了写研究报告而做实验的时候更是兴奋，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读数总是不小心晃动桌子，干扰到实验装置，一组数据就会这样失去意义。暑假时到北京领奖，第一次接触了中科院院士。我还记得院士在报告中讲上海的一群小学生利用暑假做实验，推翻了著名的“姆佩巴效应”（Mpemba effect），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念：“学‘学问’，要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这句院士送给我们的求学箴言，我一直都记得。

五年级的语文课上学《诺贝尔》这篇课文，老师介绍说目前还没有中国国籍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时知道我参加过科技竞赛的同学们突然不约而同地扭过头来看我，“众目睽睽”的眼神吓了我一跳。时至今日，屠呦呦教授已经开创了令我们骄傲的新历史。回想小时候同学们的那个眼神，不由得想起幼时玩伴不知天高地厚的童言妄语，只能付之一笑。但我却一直无法忘记同学们那个无言的眼神，或许让我在犹疑彷徨中坚定报考国科大的信念的砝码中，这个眼神也是颇有分量的一个。

至此，大概就是全部能把我自己与科学家关联起来的回忆。

中学之后，文理分科逐渐明显，虽然喜欢科学但更擅长语文的我最终成为了一个文科成绩比理科好的理科生，数学成了我头疼的科目。这样的我，又怎敢奢望成为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钱学森、邓稼先这样聪明又刻苦、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又怎能不对国科大“重视数理基础”的教学方案望而却步？这样的我，将来应该会成为跟家人一样的环境工程师或者医生，成为这样负责具体工作的专业人士吧。

直到高考出分后，在高招咨询会上偶然了解到更多国科大的信息，我才意识到自己也有可能考进这所像梦一样、带着光环的大学，走上成为科学家的人生之路。原本以为自己铁定考不上这所学校的内心有了一丝动摇。

那天中午，衣服全被汗水浸透的我和爸爸，坐在高招咨询会会场，也是爸爸大学母校的河南农大的一棵大松树下。虽然已经商量好要学医，国科大也是那天我们咨询的唯一一所非医学院的学校，但爸爸似乎看出我内心刚刚萌芽的“异想”，他告诉我，根据调查，即使是评上奖的科研成果，也只有3%最终能应用推广，97%都只停留在实验阶段。

听到这样的数字，心里打起退堂鼓才是正常反应。但不知为何，我的内心反而瞬间安静下来。我的世界只能听到一句清晰的话语：虽然我知道，上国科大是选择了一条只靠努力不一定会成功的道路，但我还是喜欢做科研。

最终国科大成为了我的第一志愿，剩下的全部志愿都是原计划中的医学院。现在回想那份有些“另类”的志愿表，反而在不同的志愿中看到自己始终如一的性格。虽然学医的长辈大都劝我说临床太辛苦，建议我学习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学等技术性专业。但在医学院的专业志愿中，我第一个填的依然是临床医学八年制。踩在人生分水岭的18岁，我一直以乔布斯一句话自勉：“人的一生不能做太多事，所以每一件都要做得精彩绝伦。”如果要成为一名医生，就要成为治病救人最前线的临床医生；如果要做一名科学家，就要到整个国家离科学最近的地方。或许正是这股“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的年少轻狂，让我走到今天的这一步。今天的我，感谢着当年无所畏惧的自己。

王温博和父亲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无人走过的路（The Road Not Taken）》一诗中写道：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我将会在很久很久以后的某处，

一声叹息，重把这往事提起。

树林中曾经有两条歧路，当初——

我选择了其中人迹稀少的一途，

这就造成了此后的全部差异。

（江枫 译）

18岁的我选择了首招本科生的国科大，这条“无人走过的路”。我人生之路的新里程，就这样从高考志愿填报的岔路口开始了。

国科大的“大师”与“大楼”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历史上的梅贻琦校长曾有此名言，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教育者与求学者。不过对于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学生而言，“大师”固然重要，但仪器设备、实验条件、文献情报资源等“大楼”所代表的硬件条件也是必不可缺。在日新月异的科研竞赛中，对于最尖端技术的掌握程度和使用效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高度。在四年的本科学习中，我逐渐体会到国科大无与伦比的“大师”和“大楼”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进入国科大后的首轮社团招新，我参加了记者团，并竞选上了学术部部长。因此我时常有机会采访著名的科学家，其中有不少同时也是本科生的老师。当聊起教授本科生这件事，这些在各自领域大名鼎鼎的人物给出了令我意外的答案——还没能给本科生讲课的老师中，不少都表达过想要授课的意愿，但遗憾的是当时本科生太少，开课有限，学校没通过，这些老师笑称“还‘轮不上’自己讲课”；而那些正在给本科生授课的老师则毫不掩饰自豪之情，一方面会告诉我在国外高校，只有各个领域最出色、最权威的教授才能给本科生讲课，这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另一方面则会兴致勃勃地谈起在授课期间与本科生交流的各种事迹，不时历数班上同学的名字和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新见解，对这些好苗子赞不绝口。

王温博（右三）和她的同学们

对老师们的采访加上平时上课中的互动，我不禁想用孔子的话来形容我们本科生的老师们：“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们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不仅了解学科的基础和全貌，更能在科研一线清楚地看到研究的瓶颈所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知之者”；他们以教育国科大本科生为荣，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是“好之者”；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用最生动的方式和最严谨的态度讲授科学，并与学生们积极地交流、碰撞，享受教学的过程，是“乐之者”。

起初，我也曾怀疑，让科学家给本科生讲课，这些“科研尖兵”能把最基础的本科课程讲好吗？但经过本科四年从基础课到专业课的学习，我的怀疑早已打消。在重视合作、交流的“大科学”时代，优秀的科学家往往善于沟通、平易近人，很多还幽默博学、富有人格魅力。听他们的课，是一种享受。

我还记得讲授普通物理学的邢志忠老师曾从家里带来两种颜色的苹果，演示波的传递；我还记得有机化学的罗三中老师和助教张龙老师把小朋友的蓝色头盔挂在胸前当做质子，两个人面对面伸开四肢，用身体演示两个分子在质子传递前后的构象改变；我还记得微积分（数学分析）的阮卫东老师根据上课时一名同学的提问写了一个英文小故事，在采访时念给我们听。

毕业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的阮老师在采访时的一段话还解答了我关于为什么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要学这么多数学物理的疑问：

你所学的知识应该像一棵有生命力的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可以汲取养分，可以成长，可以孕育出新的东西。只是把树根、树干、树枝、树叶形式上拼在一起，虽然也可以有树的形状，但并不具备树的生命力，只能称其为一棵“假树”。你们所学的各门功课，是大自然在不同角度的表现，他们之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方面的方法又经常可以相互借鉴，并不应该割裂开来看。只是把每个部分学好而不去努力理解他们之间的联系，或者希望只学会一种办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不去不断地掌握新的先进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

阮卫东老师

不仅是像老师们这样博学多才、学贯中西的资深研究员有这样的感受，作为一个科研新兵的我在科研实践中也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我们曾在普通物理学实验课程中用LabView模拟LC振荡电路，这原本是其他大学的化学系课程不会包含的内容。但就是这个看似和化学八竿子打不着的实验，让我们在合成具有优异传感性能的材料后，能够利用LabView设计和检测模拟电路，从而开发出新型可插拔的传感器件，让研究成果上了一个档次（相关成果发表在Advanced Materials Technologies上）。

Advanced Materials Technologies期刊

像“普通物理学实验”这样的本科教学实验课程中，国科大总是提供最尖端的仪器供学生亲自操作使用。在玉泉路的教学楼中就放着价值数百万的质谱等高端仪器，这些都是专门为本科生教学新购置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要独立上机，这在其他大学是难以想象的。

仪器方面，专门为本科生购置的仪器是国科大“大楼”的一个方面，更无可匹敌的是国科大依托的研究所。我们的前沿实验课都是在研究所上的，可以亲自操作电镜、超分辨荧光显微镜等各种最尖端设备，还有基于非线性光学的“光学伏特计”、超低场磁成像等课题组自行研制、搭建的仪器系统，这些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上很可能都找不到第二家。生命学院的徐涛副院长在开设“生物物理实验”时还给老师们强调，一定要尽可能购买可拆卸的设备，让学生们亲自动手组装。得益于此的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搭建宽场照明荧光显微镜的光路时，在空调屋里紧张得满头大汗。

除了仪器设备，国科大还有一个看似是“软件”，实则是超硬的“硬件”资源，那就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简称“国科图”）。本科新生一入学就来到这里接受“信息素质教育”，学期中间也常常会有图书馆的讲座介绍数据库和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科技文献中检索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国科大对于“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视是在国外顶尖高校都难以见到的。

经过四年国科大的“大师”与“大楼”的浸润，我终于深刻地理解了“科教融合”真正的含义。它意味着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都最前沿的条件，以及先进的教学模式与理念，在这里面我似乎能看到未来——或许未来某一天国外的大学也会学习和借鉴我们中国的大学。

科研一线的老师和技术设备让我们亲身走到科研的前沿，加深我们接触科学的“深度”；重视数理基础和全面的文献资源让我们拥有接触科学的“广度”。此刻我真正体会到自己在国科大学到的知识像是一棵枝繁叶茂、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树——我能通过强大的树根汲取地基的营养，又能爬到树顶眺望远方。

核酸拼接的青春之梦

“大学”一词的英文词根源自拉丁文“universitas”，本意是学生或教师的联合团体。一所大学，可以没有教师，但不能没有学生。在我上高中时，曾有考上名校的学长回校交流，他告诉我们上大学实际是选择了一个平台，选择了一个“同龄人氛围”——身处清北名校的学生之中，自然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优秀和卓越。

作为国科大首批本科生，我深感自己身边有着相比其他大学独一无二的“同龄人氛围”，这源自于我大二暑假的亲身体会。

大二暑假注定是我一生难忘的暑假。这一年我和牟泽鹏、邹卓宁、杨烨等十几名同学建队代表学校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一项通过对核酸（例如DNA、RNA）等生命物质进行操作，实现特定功能的生物科学竞赛。其实从大学之初了解到iGEM竞赛，我们就开始组团自学合成生物学课程，甚至到北大蹭课。虽然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基础、甚至一开始也没有正式的指导老师，但凭着对“设计生命”的热情和对生物科学的热爱，我们最终克服一个个困难坚持了下来。

由于这项比赛涉及大量的实验以及出国参赛等环节，经费需求很高，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学校的支持，我们甚至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但从联系博士师兄到研究所练习基本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操作，到分工大量查阅文献提出并论证参赛课题，再到给校长写信，我们最终说服了学校，获得资金、指导老师和实验室等方面的支持，赶上了参赛报名的末班车。

而在集中做实验整个暑假中，则充满了无数艰辛和快乐的时刻。为了有充足的实验空间和仪器，加快进度，我们分不同小组，在奥运村园区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和微生物所的三个实验室同时开展实验。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那时我经常拿着加好菌液的96孔板穿过马路，从微生物所到生物物理所用酶标仪测生长曲线，然后在生物物理所一边准备其他参赛材料一边待到晚上11点，加好诱导剂后再回去休息。而我离开实验室时还有其他同学在继续工作。第二天一早，街上还没有多少行人的时候就要到实验室培养新一批的菌液。

实验中的iGEM队员们

实验中失败的次数总是远远多于成功，每次组会都会成为不同小组讨论、争辩的阵地。一起找原因、出主意，共享实验中总结的小技巧，在同龄人之间毫无顾忌的碰撞和交流中总能获得很大的提高。

在疲惫不断积累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有趣的小插曲帮助大家自我放松。牟泽鹏是我们的队长，平常给人的印象总是很严肃，专业知识扎实，说话的时候语速很快，让队员们都很信服。他在队员中的外号是“牟总”，然而不苟言笑的“牟总”有时也会贡献让大家乐此不疲的玩笑“梗”。当队员拿不满意的结果找他分析的时候，他也会吐槽一句语气傲娇的“莫名其妙”，然后再一点一点给出他的解释和建议。问的多了，大家就发现“莫名其妙”成了牟总的口头禅，队员们也在各种场合模仿：“你怎么睡着了？”“莫名其妙~”或是在组员们一起赶公交，却眼睁睁地看着车开走的时候，异口同声地说一句“莫名其妙~”然后彼此相视哈哈大笑。

iGEM决赛队员合影（左三为王温博）

最终我们在美国东部的波士顿举行的总决赛上获得了银奖的成绩。在结果揭晓的那一刻，相比于历经艰辛，共同努力终于开花结果的激动和喜悦，我的心中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失落感。因为一段为了一个共同的青春梦想而热血奋斗的旅程就这样结束了。

相比于经常被老师在课上点名表扬的牟总，以及专业排名数一数二的卓宁、杨烨这些队伍中的小组长，我并没有出众的成绩，高中时也没有参加过生物竞赛。但就是如此平凡的我，却因为对同一课题的兴趣和他们走到一起，有幸并肩作战，在为了一个目标全力以赴的过程中获得知识与技能上莫大的提高，以及心智和品性上巨大的成长。对于我而言，可能更宝贵的不是最终的奖项，而是在整个过程中能与一群同龄人中的最优秀者一同学习、合作，不断挑战自我的经历。

2016年iGEM决赛闭幕式合影

作为第一届本科生，很多参赛条件不成熟，回顾我们这一年的参赛历程，也会感慨可能这中间出现任何一个小差错，我们都得跟波士顿说“拜拜”。最开始一起自学的伙伴中也不乏退出者，我完全理解这样的选择，因为毕竟初次参赛，基本很难取得出色的成绩。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到底值不值？这样的疑问，我也很难回答。但即使存在“不值”的风险，还是要坚持去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雷颐老师曾有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前面乌龟爬开路，后面乌龟照路爬。”这句谚语很直白，却时刻让我警醒自己作为“首届”的身份。即使我是一只笨拙的乌龟，前面有一条泥泞艰险的道路，我知道这条路会通向一个有待发掘的巨大的宝藏。虽然这条第一次走的路我并走得不好，甚至拼尽全力也走不到宝藏所在的地方，但我至少要为后来人做好开路的工作。如果因为艰难大家都不去做，那就永远看不到令人欣喜的宝藏。在第一届校队的基础上，我们的学弟学妹第二年参赛，在老队员的带领下成功夺得了金奖。

因为生物专业常常因为难就业而被人戏称为“生物坑”，我也曾因好奇而询问一位同学选择生物专业的原因，她反问我：“生物领域可以轻易地提出一百个问题，其他专业能吗？”这个令我难以忘怀的回答让我意识到国科大学子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使命感和对挑战的热爱。这也许就是我在国科大独特的“同龄人氛围”熏陶下，所收获的最令我骄傲的特质。

最后深深感谢最初向我们介绍iGEM竞赛的贾行星师兄（动物所博士），指导我们参赛的娄春波老师（微生物所）、王江云老师（生物物理所）、张先恩老师（生物物理所），帮助我们办理报名和出国手续的盛晓光老师（本科部），以及生命学院和生物物理所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查尔斯河的日落

与格里芬湖的暮色

大学期间，我有幸在学校提供的机会下出国交流两次，分别是大三上学期前往美国波士顿参加IGEM竞赛，和大四上学期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一学期。

波士顿因为在此的两大学府——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MIT）而闻名于世。查尔斯河横穿波士顿，位于南岸的比赛会场与两大高校隔河相望。10月份的波士顿连日阴雨，清冷刺骨，直到比赛的最后一日才放晴。那天我们在闭幕式后前往MIT和哈佛大学游览。公交车驶过查尔斯河上的大桥，斜阳点亮了天空和河面，让人感觉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温暖的橘色光芒之中。

MIT是著名电影《心灵捕手》中故事的发生地。这所举世闻名的理工科的顶尖高校从校园中的建筑就与众不同，有很多奇形怪状的楼宇，激发起我源源不断的想象力。在途径Koch癌症综合研究中心时，我们被玻璃幕墙后一幅幅精美的细胞图片所惊艳，猜测着是不是以结核杆菌、霍乱弧菌的发现者Koch所命名的。我们下一届队员在老师的介绍下有幸进到MIT一名教授的实验室里参观，他们回国后告诉我看到了可以检测到细胞吞吐一个蛋白分子的流式细胞仪。听得我不禁羡慕他们可以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当今世界生命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MIT的地标性建筑穹顶大礼堂前的草坪上，我们还遇到了为乳腺癌患儿募捐的MIT学生，其中一名男生套了一个粉色的胸罩，行人捐助的钱就夹在胸罩里，另一个女生举着标牌介绍他们的初衷。他们醒目的衣着吸引了很多行人献出爱心，让我也不禁为他们的热情和善举点赞。

王温博（左一）在MIT的穹顶大礼堂前

与为乳腺癌患儿募捐的学生合影

从MIT再向西北就到达了哈佛大学。我们正好赶上一批校园游览免费讲解的队伍。带队的“导游”是一名在这里做志愿服务的哈佛新生。哈佛的校园相比MIT更有历史的积淀。著名的“三谎言雕像”，免费提供冰激凌的威德纳图书馆，还有为了纪念在一战中牺牲的学生士兵而建立的教堂，都让人沉浸其中，领略到世界名校的文化底蕴。在与导游同学的交流中，我们惊讶地得知她上大学后就停用了Facebook等社交软件。为了应对高强度的学习，她不希望总是被打扰。听到她的话，让我不禁感慨其实不论东方西方，最优秀的学生往往也总是最刻苦的学生。只有静下心来一点一滴踏实努力才能获得好成绩。

王温博与哈佛大学的三谎雕像合影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简称“澳国立”）位于首都堪培拉，是一座新建的城市，最初坐大巴进入这座城市就被颇具设计感的建筑和宁静的氛围所打动。与浮光掠影的波士顿不同，我在这里生活了将近4个月。7月份初到堪培拉，还是南半球的冬季。初来乍到的我们趁周末前往著名的国会及国家科技馆游览。我还记得站在从市中心通往国会的格里芬湖大桥上，寒风刺骨，但却为斑斓的暮色而痴迷。夺目的太阳在粼粼的湖面映成一个闪亮的光点，湖心的国家博物馆与群山的倒影相映成趣，前卫的建筑和不朽的自然融为一体。广阔无云的天空一层一层漫染成彩虹的颜色，瑰丽的湖面仿佛哈利波特的冥想盆，美得让人想一头陷进去。

王温博在堪培拉动物园

作为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澳国立的课程质量很高。与国科大相似的是，它的前身也是研究生院，后来开始招本科生，但也一直维持着较小的学生规模以确保精英教育。在这里，我一个学期上4门课，除了研究项目课程，每门课每周有2~3次讲座(每次1h)，并有与讲座配合的习题课(1h)和实验课(4h)，强度很大，一点不比在国科大时轻松。在实验中我们有充分的实践机会，每次习题课和实验后的测验和报告也会得到老师及时、充分的反馈，可以体会到自己对所学知识掌握得很牢固。

王温博（右一）和同学们在澳国立合影

除此以外，我最感到幸运的是能够在澳国立化学学院的副院长Mark Ellison的推荐下参加研究项目课程（Research Projects in Chemistry），并在院长John Carver的课题组研究、学习。在这一过程中，我不仅在学术上学到了知识和技能，了解到国外的课题组是怎样开展科学研究的；而且也跟课题组的成员们成为了好朋友。比如一起在组会上给课题组的大师姐Elmira过生日，或是在等色谱结果打印时与Aidan讨论他的好朋友Nick的胡子是不是很像《哈利波特》电影里的海格。

最终我和Aidan共同努力的课题在最终评价中获得了High Distinction的最高等级，我反复修改、练习的口头报告也给在场的老师们和专程来听我报告的课题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Aidan拍着我的肩膀说excellent，Carver教授和Ellison老师也跟我握手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离开澳国立前跟组员告别之时，和蔼的Elmira对我说，你将来一定会成功的，因为你勤奋努力，而且很年轻就已经有了甚至比一些博士生更多的知识。她曾经带过很多像我一样的学生，但澳国立的学生也未必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听到这样的话，我不是沾沾自喜，而是非常感激自己在国科大所受的专业训练，也为国科大“科研特种兵”式的训练得到了外国名校的认可而感到高兴。

教师节的时候，我给曾教过我“普通化学原理”课，同时也主管本科生出国访学的杨国强副校长写了一封邮件，一方面送上节日祝福，一方面汇报访学情况。杨校长的回信里的话让我很受启发，他说：

听到你在澳国立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很顺利，真是非常高兴。特别是你了解和认识到澳国立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长处，说明你并非人云亦云，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会的。我们学校和我国的科研工作近十年有了很长足的进步，这一点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是毕竟老牌的好的大学，是有着厚重的积淀的，无论是教育工作还是科研工作，完善完整的体系，也是需要我们好几代人去努力学习的（包括你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在一些点上赶上了发达国家优秀的学校，整体的还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学习的改进的。这个和我常给学生们说的要自信，别人不比我们强，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不矛盾，而是两方面的统一的。

……任何一个机构，特别是在国际上有一定声誉的教育科研机构，一定有它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抱着学习、吸收优点的态度去了解世界，会进步得更快的。三人行还有我师呢，更何况这些国家和学校长期走在国际前列。个人的经验告诉我，中国人真的是最聪明的一群人之一，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进步，充满自信，同时也不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们就会进步得更快更好。

信的最后，杨校长还嘱咐我们在外要注意安全，让我的心里暖暖的。

回国之后，吸一口北京的雾霾都感觉是亲切的故乡气息。回想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不禁感慨国科大如果能借鉴这些国外有历史的名校的做法，又会有巨大的提高。这时就会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老师，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的东西用在教学当中，让未来的国科大人更加出色。

圆明园·野长城·天文台

与圆明园毗邻的北大成立于1898年，在祖国被蹂躏、蚕食，瑰丽的皇家宫殿被炮火毁于一旦之时，起源于京师大学堂的北大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海纳百川，追寻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至今已有120年的历史。

燕山脚下的“两弹一星纪念馆”前身是建于1958年的中科院怀柔火箭试验基地。站在纪念馆所在的国科大怀柔校区，就能望见北边山坡上的野长城。60年来，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火箭科学家把青春无声地奉献给祖国，铸成了守卫新中国的“钢铁长城”。

与怀柔天文观测站毗邻的国科大，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夕诞生，从研究生院到今天包含本科教育的研究型大学，已走过40年的历程。

我曾参加本科生创办的苍泣天宇社，跟同学们一起到观测站观星。因为社员中不乏在国家天文台实习的同学，所以我们可以进入射电望远镜的操纵室参观学习。老师给我们介绍目前探测的主要任务时，还冷不丁地考考我们物理课上刚学过的知识。那天我们从温暖的操作室爬到寒风呼啸的望远镜外壁上的铁栈道看星星。来自远古的星空让我回想起历史，也想到历史长河里的中华民族在近一个世纪的苦难和求索中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的历程。

王温博用自己的手机通过望远镜拍摄的月球

仰望星空时，我感受到做一名国科大人是要有一点浪漫主义的情怀的。或者说，来国科大本身就是一件浪漫的事。但在以后一天一天俯首仪器、苦苦求索的工作的过程中会有一个瞬间突然理解，其实自己少不经事时那个浪漫的决定，最终都会归为一颗现实主义的真心，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投入到崇高而具体的事业当中。当行至生命终点的时候，应该就能像保尔·柯察金一样，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你们的青春包含着无限的可能。至少大学的四年也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变化。在我的同学当中，有人出国深造，有人像我一样继续在科学院读研，也有人通过国科大的深造计划接受科学院与国际名校的联合培养。虽然我们三百余名学生大都秉持初心继续深造，但我相信你无法从中找到研究方向相同的两个人，就像无法找到两片相同的叶子。

科学的疆域无限广阔，如果你也对科学感兴趣，就能在探索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条道路，并庆幸自己在最好的年华能拥有一个最好的平台可以接触最多的可能性。

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国科大2018届毕业生 王温博

2018年6月于国科大玉泉路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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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王温博

图片：王温博等

美编：高塬

责任编辑：司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