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正在变老

相伴而生：城镇化与老龄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这是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 100 万亿。中国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的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现阶段，我国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趋势已经形成。

城市群被认为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态的更高组织形式。中国城镇化已经步入新阶段，在新经济集聚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群正在逐渐替代省域经济，成为区域经济的代名词。

优势显著的各城市群已经明确：长三角、大湾区、环渤海等区域的先发性非常显著，各个城市群内，都有虹吸作用或者辐射作用强大的更小范围的小区域或者城市。

像长三角的环沪区域、苏锡常区域、南京及周边，大湾区的深圳及周边，广州及周边，西南的成渝，环渤海的北京、天津，这些城市及小区域的发展本身具有优势，而且能够带动周边城市和区域更快发展壮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将继续需要依托于城市群的建设完善。目前我国经济的总量已经到了绝对高位，未来的重心将在完善城市群建设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而无论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其本质都是以人为核心。

若无“人”这一要素，经济发展、城市群建设、城镇化推进目标的实现将缺乏意义，也正是由于人口要素，这些经济目标的推进才更有动力。

人的流动方向将决定城市的前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或长期持续，人口也将不断向经济实力更强、基础条件更优的地区流动。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情况来看，核心城市群依旧是我国人口的主要集聚地。

长三角、广东、京津冀、成渝四个区域的人口总数达到 58732 万人，较 2010 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5372万人，同比增长10%，四个区域人口总数占比达到42%，较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提高2个百分点。

在全球深度老龄化、我国超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有着人口集聚特性城市群，仍然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深度老龄化问题。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深度老龄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

目前我国已经有149个城市进入到深度老龄化阶段，在东北地区、成渝城市群、黄河中下游、中部地区、长三角较为集中。像长三角地区、川渝地区及东北三省，老龄化的程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13个地市中，有10个城市已经深度老龄化。其中，南通、泰州、扬州等苏中地区老龄化最突出。根据七普数据，南通市深度老龄化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2.67%，成为我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

山东全省16个地市中，已有 14 个进入到深度老龄化，另外两个城市枣庄和聊城，离深度老龄化的标准也很近。目前，山东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1536万人，是全国老龄人口总量最大的省份。

相比之下，东北的老龄化程度要更深一些，数据显示，东北三省共36市，已经全部进入到深度老龄化阶段。

从各省份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水平基本正相关，即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但速度趋缓。

一般而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逐步改善，医疗水平提高，人口预期寿命会延长；而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率会下降，最终使得人口老龄化率提高。

人口流动——老龄化的区域差异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我国总体人口确实在变老。而就国内各地区而言，对人口问题产生影响的，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人口的机械变动，也就是常说的人口流动。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这主要受到具有明显年龄选择性和取向偏好的大规模内部迁移的影响。

例如，在过去十年里，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而老龄化问题在农村则更加明显。

根据国家卫健委2020年公布的数据，我国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了7.99、6.61个百分点。

农村老年人比重明显高于城市，并不符合人口布局的一般规律，这表明我国目前存在城乡之间老龄化水平的结构性扭曲，也是外出工作的农村劳动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向市场化方向转轨，其中，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非常明显。一部分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受城市更好的就业机会与生活条件驱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流动。

而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户籍、住房、社会保障等领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返乡养老几乎是大多数农民工的唯一出路。同时，农村的青年则继续义无反顾地走向城市。

这一问题的积累造成了农民工的代际分化。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乡村走向城市，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聚居在乡村。

而现在正在“老去”的城市，由于其产业结构相对难以吸引和留住年轻人，无法提供相对周边城市更有竞争力的就业岗位，也正在经历着年轻劳动力外流的阵痛。

人口流动的原因很简单，人们会自然地向经济发达的地区聚集，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环境。

这一点在东三省体现得最为明显。辽宁、黑龙江、吉林的老年人占比分别为全国第一、第三和第四名。

这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资源耗尽，环境恶化，产业结构单一且转型难，就业机会少，年轻人大量外流，当地的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它们大多兴起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却又在21世纪遭遇集体阵痛。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分析，由于近年来东北经济下行，就业机会不多，因此年轻人口持续外流，不论是考上大学还是没考上大学，到东南沿海就业的都很多，这也会影响人口的年龄结构。

西南大省四川也面临较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2020年四川60岁及以上人口1816.4万人，总量列山东、江苏之后排第三位；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16.8万人，仅次于山东，位于全国第二。

四川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年轻人们为了寻找出路、更好的生活，要么去到就近的成都，要么出省去到经济更发达的省份，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是四川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

同时，四川山青水秀宜居宜养，吸引老年人口入川安享晚年。比如成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经济发达，其优美的居住环境、适宜的气候、较好的医疗卫生环境、便宜的生活成本吸引了大量周边省份如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外退休职工入川安居。

整体上，中国各城市群人口的老龄化率波动上升。人口流动使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人口老龄化演变差异明显，初级阶段城市群人口老的龄化率呈持续上升的态势。

哪些城市更年轻？

我国在2000年左右整体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当时我国的老龄化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点。

而到了2020年，我国老龄化逐渐发展为“以东三省、长三角、川渝城市群为三个高点”，呈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格局。

相比长三角发达地区，广东、福建和浙东南的温台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则相对较低。

根据七普数据，广东21个地市中，仅有梅州这1个城市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福建9地市中，只有闽北的山区市南平进入到深度老龄化。

这些城市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较大，人口出生率相对较高，少儿人口占比较高，比如泉州0～14岁少儿人口占比高达20.62%。

目前，我国最“年轻”的城市一共有20个，这些城市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不超过10%。

其中，深圳以5.36%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平均年龄不到34岁。东莞紧随其后，60岁以上老年人口也仅有5.47%。

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不超过15%的城市，一共有72个。这些城市是中国年轻人口城市的代表，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我国各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老龄化发展进程的极度不平衡的关键因素，而我国的年轻人口城市一般是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

作为全国人口最年轻的城市，深圳过去10年吸收了大量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口，人口增量接近70%，这一增速不仅在一线城市排名首位，在人口第一大省广东也排名第一。

而且在外来人口中，15～59岁的年轻人口占比也较高，高达79.53%。东莞这一占比甚至高达81.41%，佛山、广州和厦门也都超过了73%。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指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气候好，产业发展对用工的需求大，大量年轻劳动力人口流入，加上这些地方出生率不低，因此老龄化程度较低。

而如海口、郑州、拉萨、贵阳、昆明、银川、南宁等省会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也不超过15%，这是作为省会城市，吸引省内人口聚集，在当地人口首位度提升的表现。

以广西南宁为例，2010年，南宁的人口在广西全区总人口的占比为14.48%，这一数据到2020年已经达到17.44%。与此同时，广西第二大和第三大GDP城市柳州和桂林的人口占比却出现下降。

人口越年轻，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城市各方面的发展将更有活力。受大量年轻劳动人口流入的影响，我国南方的人口年轻城市可以享受更长期的“人口红利”。

现阶段，广东省拥有我国首位的人口总量和增量、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较高的人口文化素质。这样的人口形势，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对广东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积极意义，成为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积极老龄化”在中国

尽管存在地区差异，我国确实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我国也已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阶段，“十四五”时期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如何应对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当时世界各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身体功能和身体素质不断改善的情况，在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的理念。

世界老龄化理论，主要经历了从“成功老龄化”到“健康老龄化”再到“积极老龄化”的三个阶段。 

前两个阶段都将老龄化视为挑战。比如，健康老龄化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尽管老龄人群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但是随着他们进入老龄，失去了相应的劳动和社会参与能力，因此演化为社会的负担。

“积极老龄化”作为“健康老龄化”的升级版，其基本含义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创造健康、参与、保障的最佳机遇”。

在积极老龄化理论中，“积极”是核心，强调老龄人口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相关社会事务的继续参与, 认为老龄人群虽然退出了工作岗位, 但是仍然可以成为家庭、社区乃至国家的积极贡献者。

我国当前养老服务体系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在一些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地区，兼顾发挥机构养老，但这并不能满足当前老龄人群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的需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因此，搭建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构建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符合老龄人群所需的一种新型社会养老体系刻不容缓。

所谓新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指以各居住社区的配套服务为依托，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养老服务体系。

通过在城市各社区建立养老护理服务中心，老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家里，享受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营养和医疗护理、以及心理咨询、家政、情亲等服务。

2020年我国正式把积极应对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积极”也自然成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相关工作的大背景。

在积极老龄化下，人口老龄化不仅不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 相反还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同时, 给予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的一些基础条件, 甚至能衍生出一些新兴行业, 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助推器。

例如，通过鼓励老龄人群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带动以老龄人群日常医疗保健、老龄人群家政服务、人口老龄化商品制造与流通、人口老龄化居家改造、人口老龄化商业保险、人口老龄化金融服务、老龄人群康养型旅游等诸多产业的发展。

在社区生活中，老年人对社区事务能够保持更高的热情和兴趣，不会太重视能否在社区参与中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多以志愿身份参与社区事务。

2016年公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45.6%的老年人经常参加社区的各种公益活动，参与总人数突破1亿人，21.4%的老人向社区提出过建议，20.7%的老年人经常参与维护社区卫生环境，17.0%的老年人经常协助调解邻里纠纷。

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与整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息息相关。现阶段，我国老年人群体已经成为社区治理中重要的组成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协商治理格局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