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生活只剩下必要

封控期间，我进入到一种必要的生活。

起床—抢菜—做抗原（核酸）—工作—做饭—吃饭—工作—做饭—吃饭—睡觉—抢菜，日复一日，生活如同网剧《开端》一般很有规律，唯独不能出小区，不能踏进春天。

必要的事构成了我封控生活的主体，仅存下阅读、写小说、看美食纪录片是少有不被暂停的“非必要”。但更多的非必要已经失去。起初是非必要不出入境、非必要不离沪，随后变成了非必要不出小区、非必要不团购、非必要不外卖。朋友说，可团购就是必要的呀，为什么非必要呢？我说，必要不必要，不是我们说了算。

一些人的非必要，

却是其他人的一座山

什么才是必要的，非必要又是由谁来定义，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它关涉到一个“语言的滥用问题”，以及语言污染背后的权力边界。

非必要命名背后的边界问题，似乎因为居民们默认都是由“上面”定义的，只能听之任之，久而久之习惯了这种术语的滥用。但“上面”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词，除了不言自明的官方，还包括疾控中心、街道办、居委会、物业，甚至是小区门口的保安，实际上这些也是“上面”的组成，比官方更直接与我们个体接触。

一轮轮非必要辞令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蔓延开来。作为封控的承受者，人们反对的不是保护生命安全，而是——为何制造种种非必要，却不给非必要设置一个时限？为何顾及居民的生存安危，却忽略了一部分人的非必要，其实是他人的必要。

比如说：散步、喝奶茶、买书，看上去是非必要的吧？至少你不去做，也能活下去。但是对于奶茶店店员来说，当喝奶茶成为非必要活动，全体市民被禁止线下喝奶茶，奶茶店营业额骤降，最终演变为店铺停歇、店员失业。

再比如说电影。21世纪的魔法行为，非必要的典型消遣，却是电影创作者、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安生立命的存在。封控后电影行业的萧条无需多言，随之而来的是影视公司关门，创作者离开志业，转而去电子游戏、剧本杀、短视频等行业另谋生路，但还有更多人——待业在家。

你看，一些人的非必要，却是另一部分人的一座山。倘若说你我认可，防疫的初衷是为了普通人生命保障，那么慎用“非必要”、为“非必要”设定一个时限，其实就很有必要。因为人要挣钱才能立足，而21世纪早已不再是刀耕火种的时代，无数人依靠着非必要谋生。因此非必要绝不仅仅是浪漫，它关乎着生存。

再者说，出门，可以不出的吧？但不出门，怎么种地？书，可以不买的吧？但不去线下买，实体书店怎么生存？不要举例网购，真正了解行业的会知道，实体书店的网购拼不过电商。

因此，反思“非必要不……”这一话语，是从语言本身警醒人们对生存的尊重、对于生命尊严的尊重，尝试跳出必要性与非必要性的二元思维，理解现代社会多数人的生存本就是二者的交织与融合。

捍卫语言的精确

是公共生活的第一步

到此，我还能举出很多关于非必要被滥用的例子，但这里格外想补充的，其实是小区刚刚有解封的信号——居委会开始发出入证了，居民群有人会说:“大家非必要先别外出，过几天再看看。”

不需要一纸文书，自我已经开始规训。不只一个人这么说，他们的大概意思是“不给小区添麻烦”、“现在出去也没什么好看的”，如此一来，原本属于个人权利的外出，反而因为“非必要”而成了需要谨慎的行为。于是我们生活的底线，以非必要之名，一步步后退。但是，如何界定“非必要”这个词，谁又具备解释它的权力，它的界限在哪里？

当我们梳理“非必要”的词源，一个词组会映入脑海，叫作“充分不必要条件”。回到生活中的逻辑，所谓“非必要”，一开始无非是说不那么紧迫的、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它对应的必要，是温饱、睡眠，是活着本身。于是你发现，非必要是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任何有关生活和思考的事物。但疫情造就的紧急状态，使得活着是必要，其他非必要都可以舍弃，可问题在于——

如果，这个紧急状态活在了我们心里呢？

我们为了一种相对安全状态，牺牲掉种种非必要，可是当物理意义上的封控解除，人心却不一定走出封控，人心依然在紧急状态。一开始你以为过了紧急状态，失去的非必要就会回来，后来你发现失去的只会一件件更加失去，所谓正常生活留在了昨日的世界，三年后依然没有回归的迹象。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权力面前个人的弱小。多少剥夺假借非必要之名层层加码，可本该如此吗？仅仅是为了确保安全吗？人心的不安全感比现实的瘟疫更难破除，因为它是一种自我规训的状态。当一个人习惯了自我规训，当他默认世界总是不安全的，为了安全我可以上缴自由，这时候，疫情就成为他的无限状态，因为他已经不敢为了自由冒一点点风险。

当更多人加入到非必要辞令的滥用，出于安全、麻木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将“非必要不……”的话语扩大化时，它会在潜意识层面规训人们的行为。在封控期间，我们目睹了太多语言开始发生变异。比方说，得新冠的人被叫作“阳人”，医护人员、志愿者被称为“大白”，封控成为“慢生活”“静态管理”，词汇每天都在变着花样翻新。

人类生活的改变往往是从最细微的地方开始，对于语言损害的容忍久而久之是观念的退步，进而影响人的行动。语言是我们认知、描述自我和世界的载体，譬如我们先有了一个印象，然后才会说那是身穿白色制服的防疫人员。如何描绘看见的事物，决定我们观看生活的方式，进一步影响到观念的水位。

对于语言的反思不但不是无用，反而是个体所能做的具体抵抗。毕竟，捍卫语言的精确是守卫公共生活的第一步，否则一切的思考都容易沦为“现实无用”的虚无。

“人间是由无数个

非必要组成的呀”

散步、喝酒、恋爱、见面叙旧，跟爸妈出门看电影，跟恋人手牵手去海边看夕阳……这些都是非必要，这些又都很重要。

那些真正对我们重要的事物，被一个个以非必要之名暂停了。

反思非必要的滥用，反思的其实是语言的污染。今天你接受了这个非必要，明天会有下一个非必要出现。今天我们因紧急状态默许了非必要的存在，仿佛只要是与活着无关的，就有合法性将其禁止，但如果每一天都变成了紧急状态呢？如果紧急状态不因为疫情而结束，反而成了人们忍耐之下铸成的生活，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种事实上的倒退？

它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类究竟是为了必要性而活着，还是为了非必要而活着？

《非必要离校》这首作者朱皓月投稿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的诗歌流行，正是因为它击中了读者对于“非必要事物”的渴望。诗中罗列的几个意象——蹲守一朵飞檐上的云、捂回一袋板栗、被落叶淋上头发、坐两个小时昏昏欲睡的校车，去牵另一半的手，看起来都是非必要的，都不像呼吸、吃饭那么关乎人的生存。但是，正如诗歌的转折——

万一 这张照片被传成经典呢

万一 这袋板栗分给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同学呢

万一 淋湿的是一个诗人呢

万一 这辈子就是他呢

疫情让这一切都变成了正襟危坐的必要

诶 人间是由无数个非必要组成的呀

或许，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有种种非必要，我们才作为人而活着。对于爱我们的人来说，它就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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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聊 

 解封之后，你想做什么？

撰文 ／宗城

摄影 / 德尔雷

编辑／华夫

排版／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