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望丨围猎者：千家中小银行身后潜伏庞大“马甲”股东，乱象亟待治理

因股东陷入债务纠纷，银行股权成为近年来法拍台上的常客，2022年银行股权法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9月以来，已有盛京银行、泰安银行、浙商银行等多笔亿元级别的银行股权被执行司法拍卖。其中，恒大集团所持盛京银行12.82亿股股份被沈阳国资联合四家民企以73.07亿元接盘，创下银行股权在线上司法拍卖的最高金额成交记录。

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每年现身拍卖的银行股权数千笔，起拍金额从数千元至数十亿元不等。拍卖台上变幻着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身影，农商行更是成为股权拍卖的常客。

为何会有众多的银行股权被拍卖？拍卖数量、成交价格有着怎样的变化趋势？股权拍卖背后涉及怎样的股东背景？对银行本身又构成了什么样的风险隐患？这无疑是一系列值得探究的问题。

为此，证券时报记者统计了阿里及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以下简称“两大拍卖平台”）上，自2014年以来累计超2万笔的银行股权拍卖数据，并对该等数据进行了多维度解析，以勾勒出详实的“拍卖画像”与“股东画像”，探究数据背后的景象。

股权拍卖画像：总数逾2万笔，涉及1325家银行，农商行占比超八成

经对逾2万笔拍卖数据汇总分析，银行股权拍卖呈现出三大特征。

经济扩张时期，中小银行股权是民营资本追逐的“香饽饽”。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参控银行长期获取低息资金，也可通过质押优质的银行股权加大杠杆，金控概念的加持还能帮助企业提升在地方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但在经济下行时期，靠高杠杆激进扩张的企业债务风险纷纷暴露，持有的包括银行股权在内的资产面临强制拍卖，为中小银行的股权稳定性埋下了隐患。

证券时报记者提取了出现在两大拍卖平台上的银行股权法拍背后约1700名法人股东。股权穿透后，浮现出许多知名资本系、地方集团以及大规模的马甲持股者。

为什么地方银行会存在大量“马甲”股东？

董希淼表示：“原来有一些农商行的股东确实比较小，有的可能是代持。监管加强后，对股权进行穿透式管理，代持股份的行为就不允许了。”

今年上半年，涉及晋州恒升村镇银行和藁城恒升村镇银行的两笔股权法拍，背后就牵出了一桩股权违规代持及引发的26亿元骗贷案。

根据披露的拍卖信息，自然人股东赵强分别持有晋州恒升村镇银行、藁城恒升村镇银行5%股权，此外还通过另外6家企业和5位自然人“马甲”代持股份，使得赵强对2家银行的实际持股比例分别达到60%和30%。

公安机关查明，2015年9月至2018年8月期间，赵强指使银行内部和外部人员，以多户联保的形式，冒充他人名义签订贷款合同，从晋州恒升村镇银行骗取贷款26亿元。

中小银行股东违法违规频发 股权乱象加剧银行经营风险

2020年7月至2022年5月，银保监会累计通报了124家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涉及50家金融机构，其中，农村金融机构占到26家。半数以上通报涉及的银行来自辽宁和内蒙古两省区，区域集中度高。

银保监会通报的股东违规行为，主要涉及股东资质、公司治理、利益输送三大方面。具体包括：违规开展关联交易、编制或提供虚假材料、单一股东持股比例或关联持股比例超过限制、严重逃废银行债务、违规安排未经任职资格核准的人员实际履行董事和高管职责、实控人存在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行为等10多项。每一项违规行为几乎都可在被执行农商行股权司法拍卖的股东中找到例证。

在被通报的违规股东名单中，多名股东持有的股权都被法院强制拍卖。如2020年12月，长沙红建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长沙农商行股权被司法拍卖，红建集团因法定代表人朱红建卷入涉黑案而被银保监会列为重大违法违规股东。朱红建借助入股农商行，以限价房建设等名义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然后高利转贷获利，金额累计20余亿元，在当地房地产开发、民间借贷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少数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不当干预公司经营，违规谋取控制权，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和资产转移等问题，2021年10月，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从持股行为、治理行为、交易行为、责任义务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大股东行为，强化责任义务。

农商行股权乱象不仅增加了银行的股权风险，也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长期以来，农商行的各项风险指标居高不下，股东侵占银行利益的行为，更是令银行坏账风险雪上加霜。

2018年农商行不良贷款率攀升至4.29%，风险骤增，直到2020年四季度才又回落至4%以下，但相对于大型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农商行当前的不良贷款率仍在高位运行（图1）。2022年三季末，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2.03%，相比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7.61%，差距进一步拉大。

央行2021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186家和103家，农村金融机构仍是当前高风险金融机构的主体。

被银保监会通报违规股东数量最多的辽宁省，也是高风险金融机构数量最多的省份。2022年上半年，辽宁辽东农商行不良贷款率达18.51%，成为今年首家评级遭下调的银行；2021年年报显示，辽宁灯塔农商行各项经营指标断崖式下跌，不良贷款率高达21.54%；而仅仅成立一年的辽沈银行，2021年巨亏近12亿元，不良贷款率6.0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股东资源和相互制衡作用未充分发挥、“三会一层”形似而实不至、地方政府仍有不当干预三个方面。

董希淼表示：“要解决农商行的股权问题，在实际操作层面并不简单。一方面，我们要加强股权管理，把非法代持这些违规入股的股东清理出去，引入一些优质股东。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好的企业愿意入股农商行和中小银行的可能也不多，股权可能很难卖掉，所以你会发现拍卖情况往往不好。”

董希淼建议，提升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一是加强股东资质管理，持续优化股权结构；二是完善董监事会建设，强化监事会监督作用；三是提升“一把手”公司治理能力；四是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行为；五是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

就优化股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而言，国资入局中小银行或成大趋势。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在2018年之后法拍成交的银行股权中，国有资本买入243亿元，占比约55%；民营资本买入115亿元，占比约26%；自然人股东买入63亿元，占比约14.4%。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出，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图2）。

对于一些正处于危机中的银行，国资扮演了救火队长的角色，国资出手的标的价格普遍较高。如沈阳国资入股盛京银行、山东国资入股恒丰银行，国资的接盘起到了增信作用，缓解了外界对于银行信用危机的担忧。对于一些股权分散治理混乱的中小银行，地方国资的进入有助于银行稳定股权结构，化解股权和公司治理风险。

与国资不同，参与竞拍的民营资本主要入股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买入金额居前的民营企业股东，大多为来自能源、投资等行业的地方集团系，受行业风险影响，地方房企资质下滑，基本退出了银行股权拍卖的竞争。

除国资和民企外，农商行相互持股也成为新趋势。2018年以来，共有超40家银行在线上司法拍卖中竞得其他银行的股权。成交金额最大的一笔为，2019年10月，山西运城农商行以2.23亿元拍得中原银行1.18亿股股权。而在此之前，山西运城农商行自身股权也曾被司法拍卖，总计价值1.81亿元的股份，分别被山西夏县农商行、山西临猗农商行和山西永济农商行拍得。

在所有成交的法拍交易中，买方为自然人股东的占比近八成，从数量来看，自然人依然是银行股权司法拍卖最主要参与者。不过，自然人股东竞拍总成交金额仅为法人股东的16.8%，大多数自然人参与竞拍的股权比例小，金额低，基本不会对农商行的股权稳定性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