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普利策特稿奖 | 一个美式恐怖分子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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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第102届普利策奖在哥伦比亚大学揭晓，美国 GQ 关于一起枪击案的长篇报道获得特稿写作奖。此前，这篇报道还获得了第53届美国国家杂志奖特稿写作奖。
2015年6月17日，美国南部的一所黑人教堂发生枪击事件，最终导致9人死亡。案发后，GQ 记者 Rachel Kaadzi Ghansah 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她采访了凶手迪伦·鲁夫的父母、朋友、老师，以及受难者家属，试图回答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这个男孩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冷酷的杀人犯之一。
“你还是人吗？”庭审现场，查尔斯顿市伊曼纽尔非裔卫理圣公会教堂（以下简称伊曼纽尔教堂）的一位教友质问道。“怎样丧心病狂的人才会犯下这样的罪行？......你怎么了，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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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教堂外面，喝了几口伏特加，他想，他必须走进去，向他们开枪。
这是一间小小的教会——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牧师，一个年长的执事，八个成年女人，一个年轻男人，还有一个小女孩。但对他而言，他们全都是眼中钉。他认为，美国的黑人正在强暴“我们的妇女，控制我们的国家。”所以，他拿出他的格洛克手枪，在他们正在伊曼纽尔教堂的地下室里闭眼祈祷的时候，冷静地，开枪。房间内的人几乎全部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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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考验
2016年12月，法庭里，两位幸存者和许多受害者家属坐在席间，目光朝向迪伦·鲁夫的后脑壳，和他的细细的脖子。他剪了一个锅盖头，头顶有点秃，看起来就像一个去发的僧人，年轻，痴狂。他穿着随意，正是那种还没有机会穿正装的男性的典型穿着，上身一件水手领的旧毛衣，一条厚重的卡其色涤纶裤，垂在一双似乎很廉价的棕色皮鞋上面。
庭审分为两个阶段，迪伦决定自己为自己辩护。上庭作证的受害者家属仔细听他发言，目不转睛。他虚弱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反驳他们的证词，低沉的嗓音听起来很不耐烦，还很含混，就像含着一口玉米糖浆。他很少表示抗议，仅有的几次，都是因为家属们长长的证词让他感到厌倦。关于死者的故事，他们不能快点说完吗？每一次，他站起来，又被围栏阻退回去时，他的嘴巴都会动。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叹息，或是深呼吸。其实，每一次都是抽搐，他咬紧牙关，有时还会伸出舌头，舔一下薄薄的嘴唇。
费莉西亚·桑德斯是仅有的幸存者之一。早前，她对法官说，迪伦·鲁夫应该下地狱。几个月之后，她说，就是因为迪伦·鲁夫，她再也没办法闭眼祈祷，再也受不了鞭炮声，甚至受不了橡果落地的啪嗒声。就是因为迪伦·鲁夫，她不得不躺在儿子的血泊中装死，与此同时把手压在孙女的嘴巴上，不让她哭泣。她说她的手压得太紧了，当时都害怕自己会捂死她 。十八个月后，费莉西亚·桑德斯在法庭上举起同一只手，指向迪伦·鲁夫，毫无迟疑地说：很简单，这个人“就是魔鬼”。
受害者和家属们的言辞尖利是情理之中的，但却有些出乎意外。因为，在绝大多数媒体报道中，他们的声音被大大抹除了。在枪击案的发生地查尔斯顿，我见到的每一个白人几乎都认为，教会真的非常宽恕，能够原谅一个枪杀教会成员的白人凶犯。这种宽恕是对一切的赦免。
没有人提到，这种宽恕是个人行为，不是集体行为。有的受害者和家属原谅了他，但另外一些人并没有。没有人提到，迪伦·鲁夫从来没有表示过歉意、懊悔，或是请求被原谅。没有人提到，案发至今，迪伦·鲁夫有573天来反省自己的罪行，但当他站在陪审团面前时，依然用他的低沉、含混的声音，毫不迟疑地说：“当时，我认为我必须那么做。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
费莉西亚·桑德斯出庭作证的第一天上午，我就坐在迪伦·鲁夫的母亲的正后方。她太瘦了，很明显能看出来，她很愤怒。她颤抖着身体，膝盖弯曲，身体无力地滑到了凳子上，嘴巴大张着，几乎不能动弹。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她似乎是在对自己的男友讲话，但也可能是在对即将出庭作证的费莉西亚·桑德斯讲话。所有的母亲都明白，自己的孩子对别人的孩子造成不可饶恕的伤害时，她要承受多大的耻辱。无论是什么行为，都是恐怖的。
迪伦·鲁夫的母亲晕倒在了法庭上，我和 ABC 的一位记者叫了医生。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拿出了一块湿巾，拍打着她的额头，给她做冷敷。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但我又觉得这么做不太合适，或者说做得太到位了，毕竟受害者家属还坐在对面放声痛哭，我却对一个白人杀人犯的母亲这么呵护备至。但就是在这种混乱之中，法庭上见者伤心，迪伦却连头也不回，一眼都不看自己的母亲。
迪伦被定罪之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发表受害者影响陈词。站在陪审团旁边，他们失声痛哭、祈祷、怒骂。有人几近疯狂地朝他喊道，“看着我，你这个杀人凶手！”但迪伦不以为然。有人向他施以同情，他也不在乎。还有人表示他们在努力驱赶他体内的恶魔。你感受一下，他们喊道。他看起来什么都感受不到。
我来到查尔斯顿，本来是想写九个遇难者的故事。但之后，从一次庭审到另一次庭审，在我听到幸存者和家属们提供的证词时，唯一让我纠结的事情，唯一害得我整夜睡不着的事情，就是迪伦·鲁夫的沉默。巨大的沉默。他根本懒得张嘴回答任何人的问题，他不想解释，他不想回应。一次又一次地，他不断提醒我们：他没有必要回答任何人的任何问题。他没有必要给受害者家属回应或者解释。因为迪伦·鲁夫知道，即便他不回答问题，作为美国白人恐怖分子的自己也不会受“水刑”，不会被歪曲。我们永远无法指认“幕后使者”，也无法强迫他做任何事情。他对一切保持控制，正如他想成为的那样。
庭审几周之后，也就是迪伦·鲁夫被定刑的前几天，我下定决心，如果他不肯向我们讲述他的故事，那就由我来。所以我离开了事发地查尔斯顿，前往里奇兰、哥伦比亚城，找到那些认识他的人们，看看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试图理解，是怎样的环境让他在那里浪费了21年的时间，最后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因仇恨罪被判处死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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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迪伦·鲁夫向来喜欢查尔斯顿。查尔斯顿有它自己的历史。它曾是这个国家奴隶最多的地方。它是一座遍布着白人强权痕迹的城市。它能让他回想起白人无所不能的时代，白人统治管辖的时代，白人无比优胜的时代。不像他自己的家乡。也不像哥伦比亚城。
迪伦·鲁夫的父亲住在哥伦比亚城远郊的一个死胡同里，隔着一个巨大又空旷的停车场，就像世界尽头。停车场后面是一间小公寓，挂着许多卤素灯，大概是想告诉周围闲逛的人，不要以为没人看得见他们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街道尽头除了迪伦一家的小房子外，什么也没有了。
房子装修不错，房顶不高，黄色工匠风格的平房。周围环境很好，但还是让人顿生“只有走投无路，才会来到这里”的感觉。邮箱上贴着一枚路标：正西方向1号院。门上粘了两张褪了色的 Ron Jon 冲浪店贴纸，和一张小一点儿的“已投票”贴纸。有人在外面的树上挂了一面美国国旗。这些贴花，锈迹斑斑的风铃，和草坪上有点发霉的家具，让这个房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的快餐店。
我站在街对面等待。等什么呢？等一个答案，一个理由，一个能够帮我理清案件来龙去脉的细节。夜黑得看不到月亮，时间还没到午夜，我敲了敲黄色平房的门，见到一个陌生的黑人女性深夜造访，班尼特·鲁夫有些困惑，尤其是这个黑人女性还想和他谈谈他儿子的情况。不过，他还是帮我开了门，拿给我一瓶冰啤酒，让我解渴。
我坐在迪伦·鲁夫曾经睡过的沙发上，离他的电脑几英尺远，电脑里记载着迪伦要·鲁夫为什么要杀那九个黑人，旁边还有一个文件柜，里面保存着他的夹克，夹克上挂着非洲种族隔离国家的旗帜。班尼特人很好，但对我也很警觉。当我俯下身子想摸一摸那条虎斑猫时，他会盯着我。迪伦·鲁夫给这只猫拍了很多照片，但最后还是把猫独自留在了家里。我看着班尼特，希望他能告诉我一些和案件有关的事情，但是他根本什么也说不出来。客厅里到处挂着弗罗里达州和鹦鹉的画，班尼特一遍一遍地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我再三追问，他却只重复着一句话，然后摇了摇头请我离开，他的表情十分难看，估计是受够了我穷追不舍的问题。自从迪伦·鲁夫做了那件事之后，没有人回到这里，只有我不请自来，闯入他的生活，因为我想得到一个答案，努力想为他的罪行找到一个理由。在我离开之后，班尼特把家里两条巨大的罗威纳犬放了出来，确保我是真的走开了，消失在漫长漆黑的街道里。
班尼特自始至终没有出席儿子的审判。（后来我们又联系了他，班尼特·鲁夫拒绝参与这篇报道，称这是一个“假新闻”。）在迪伦·鲁夫的汽车后座上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面写着他给父亲的告别信，语气淡漠，毫无对亲人的思念，只说班尼特是一个好父亲。四个月前，迪伦·鲁夫过21岁生日，他的父亲送给他一张卡片，卡片上的话是同样淡漠的语气。班尼特告诉自己的儿子，父亲为你感到骄傲，然后给了他400美元，说“这是我欠你的”，最终迪伦·鲁夫申请到了持枪许可证，买了一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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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伦·鲁夫的教育经历
迪伦像是人们的生活中刮过的一阵风，没有留下任何供人们回忆的线索。一个教过他的老师说，自己的记性很好，但还是很抱歉，自己真的记不起任何有关迪伦的事。唯一有印象的就是迪伦特别爱用洗手液洗手，一大瓶一大瓶的用，洗的多了连同班同学都开他的玩笑，说迪伦在吃午饭之前都必须把双手消毒才行，好像他手上有别人看不到的污迹。
谋杀案发生后，迪伦之前的许多同学都接受了采访。迪伦很生气，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声称认识我的人，大多数我根本就没见过，这些所谓的朋友，说的话都是假的。这几年我根本就没结交过黑人朋友，而且我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亲密的黑人朋友。”
我和凯莱布·布朗约在哥伦比亚市中心的一家餐馆见面，他走进来的时候，让我倍感惊讶，一方面，他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作为迪伦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凯莱布竟然是个混血，而且看起来是个黑人。
我问他迪伦知道他是黑人吗，他笑了笑。
“答案很显然啊，你见了我之后也肯定不会觉得我是个白人。”
凯莱布和迪伦是同班同学，两人的母亲小时候就是朋友，在得知他们在一个班的时候就介绍两个孩子互相认识，自此两人就成了好朋友。当然，迪伦知道凯莱布是黑人，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迪伦也像其他小朋友一样，问过凯莱布为什么有棕色的皮肤。两人趣味相投，都喜欢滑板、摔跤、打电子游戏。所以放学之后，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尽管凯莱布发现迪伦有点呆呆的。
“我只记得迪伦在学校布置的一些简单任务上做的不是很好，不光是读书，他在所有事情的处理上都有有点儿呆头呆脑。比方说，我们去公园玩，玩到必须要走的时候，他还是慢吞吞的，但我们早晚要走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在生活上有点幼稚，不太聪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的兴趣也发生了变化，迪伦并非那种你可以带在身边的小孩儿，因为“他并不是那种走心的人”。
凯莱布是一位说唱歌手，身材瘦高。我们见过两次，第一次他穿了红金绿三色的阿迪达斯贝壳鞋、朋克T恤、紧身牛仔裤和一件大号的短夹克。他把头发编成了很厚实的长发绺，垂在肩上。第二次见面时，他镶了大金牙，看起来特别酷。所以我明白，青春期成了两人的分界点，由于兴趣不同他们开始逐渐疏远，自此之后很多年也没有联系过了。
读完迪伦写的日记后，凯莱布第一次对迪伦感到如此的生疏。让他感到震惊的不仅是迪伦心中的仇恨，还有在他看来有些愚钝的迪伦竟然能有这么多心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迪伦是读了别人的作品或者上了写作培训班，因为我认识的迪伦根本不可能写出这种东西，甚至都不可能有这么思维缜密的想法。”
我告诉迪伦的老师，我和他的部分同学取得了联系。提到凯莱布时，老师很高兴。许多人都为此感到开心，包括迪伦的母亲。除了凯莱布，只有她证实两个孩子曾是朋友。老师说:”也许迪伦的母亲想让迪伦多和凯莱布玩，但我没见两人有什么接触。”
泰德·瓦克泰是迪伦和凯莱布小学的校长，曾管理紫檀镇小学三年。在那之前，他在皇后区长大。虽然在南卡罗来纳州生活了30年，但这没能改掉他一口地道的纽约腔。他坐在高高的椅子上，这让他看起来特别威严，但夸张的手势又透露出文科教授的招摇。他言谈大方，语速极快。他们夫妇递给我一碗开心果和一杯白葡萄酒，泰德问我想不想听听他对迪伦事件的看法。于是，他从知道这件事的那天说起。那时他在收音机里听到“查尔斯顿的悲剧”和“迪伦·鲁夫"这个名字， 他想，“天，我知道这个名字。”
迪伦在紫檀镇读小学时，社会关系逐渐开始“阶级化”，人们也“自我归类”。泰德有着社会学背景，看到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瓦解，种族关系破裂，他十分难过。“我想没有人想看见这样的结果，但是社会压力实在太大了。”
泰德说：“ 迪伦刚来时，我就记住了他，因为他很安静。我一直都记得‘他是个英俊帅气的小男孩’。待会给你看年鉴上给他的照片，英俊、可爱，又很安静，从来没因惹麻烦而被抓进我的办公室。他很安静，不和同学们叽叽喳喳，像是高知家庭出来的孩子。但他不是，他身边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们。
“要想了解迪伦，你就得读读《种族隐伤》，”泰德说，这本书刻画了“那些生活在波士顿，特别是在南波士顿的白人工薪阶层，对他们采访越深入，尤其是几杯酒下肚后，你会发现他们很自卑，自觉不如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泰德看来，迪伦并不愚蠢，只是没有归属感。这就是阶级仇恨的反应。“说来可笑，如果我们的宴会上只有白人博士，任何对非裔、西班牙裔或穆斯林的歧视都不被社会接受，但如果我讽刺一个穷困的白人为乡巴佬…”
“或者穷酸白人或者白人垃圾，”我插嘴道，说出了他不想说出的那几个词。
他神色一动，但默认了我的话。
“这样说却几乎不会受到什么谴责。这个例子只是说明贫穷的白人工薪阶层是多么被社会疏远。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看到了吗？也许迪伦的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在下降。特朗普告诉我们，我们忽视了白人工薪阶层，低估了他们的脆弱和动摇的自尊。他们眼睁睁的看着白人精英，和……”
“他们看到我们，黑人，从后面跑来，超过他们。”
说到这里，泰德倚在椅背上，看着我，等我说出这后半句。听罢，他耸了耸肩，长长的手臂也跟着摆动。他接着问。“他们说，这些人在那儿干什么？我这是怎么了？”
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但他还是问了出来。
在我离开之前，我跟着泰德进了他的书房。他的妻子扬拿出一本年鉴。他们翻了一遍，找到了他们这张照片。我们三个人挤在一起，凝视着这张班级照。这个小而多元的班级，每个面孔都很年轻。黑人学生满脸笑容，还有几个白人学生也面带微笑。学生们聚在一块，手臂勾着旁边的同学，感情清澈美好，笑得轻松随意。然后我找到了迪伦。他不在照片的中心，很用力地微笑，悲伤却从眼角跑出来。他站得很边缘，身着整洁的红色夹克，顶着齐刘海，和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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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夫家族的纯正血统
“我的血统大部分来自不列颠群岛，但我也有德国血统和德国姓氏，” 迪伦写道。“这样的血统是美国的代表。”迪伦坚信自己血统纯正。他在网上粗略地研究了自己的家族。我很想知道他发现了什么，因此我呆在哥伦比亚市的档案馆里，尝试了解他的祖先。
十九世纪时，没有人会用“名声显赫”来形容鲁夫家族，但他们都是勤劳的教徒和良好市民，这在哥伦比亚的当地历史记载中有迹可循。迪伦的曾曾曾祖父曾参与内战，有点小作为：杰西·马里恩·鲁夫原打算当一位牧师，但内战打断了他的研究。1859年，他娶了一名叫塔尔西的女人，三年后，他加入了同盟军，成为一名下士。他被派上了船，从水路来到莫里斯岛。莫里斯岛是联盟军第一批黑人成员的战败地，并以此闻名。这些生活称不上精彩。如果一定要有所描述，只能说这样的生活足够典型。我在当地的档案馆阅读他们的家族史，唯一能吸引我眼球的，是当年杰西·马里恩和塔尔西·鲁夫一家参与人口普查时，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白黑混血儿”。
“我曾满怀热情地希望，黑人在整个历史中都受到迫害，每一个白种人的祖先都有奴隶。”地理在他的网站 TheLastRhodesian.com 上写道。尽管所有的美国白人都受益于前几个世纪的黑人劳工，但事实上，大多数南方白人却并不富裕，没有几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奴隶。迪伦·鲁夫的祖先拥有一个奴隶女孩。她只有8岁，名字没被记载，只写着姓氏：Roof。
那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法庭上盯着他，心里对这个女孩有很多疑问。如果她是被买进鲁夫一家，这个女孩几乎做不了任何事，家里也没有别的奴隶，为什么只有她一人？她母亲是谁？父亲是谁？或者她的母亲是一个被强奸的女奴隶？若是这样，那么很可能，她就是迪伦·鲁夫的祖先。迪伦自认为自己很了解种族，但却不知道她的存在。他对自己的家族进行详尽的调查，他对所有的历史有着自己的解读，他发出反对种族融合的声音，但他的认知出现了失调：在任何一个地方，尤其是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种族是完全纯正的。
班尼特·鲁夫遇见艾米莉亚时才二十出头。艾米莉亚，昵称艾米，在“银狐”酒吧上班。她29岁，离了婚，看上去很柔弱，一头金发特别长，有人说能拖到脚踝处。没那么夸张，但她一定看起来像乡村歌手克莉丝朵·盖尔，只是看上去更苍白。班尼特是否也感觉到艾米来自一个没落的家族？还是他们感觉到了社会的衰落，生活都陷入了困境，所以一起面对。艾米莉亚·鲁夫来自一个著名的美国家庭，19世纪初南迁到卡罗莱纳州，但她并没享受到家族的教育、财富、头衔。迪伦祖父母的人生充满希望（祖父现在是房地产律师，受人尊敬，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在哥伦比亚；祖母不工作），他们受到良好教育，社会阶级和肤色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很有保障。而他们的孙辈就没那么幸运了。
迪伦的出生并没有登报通知。事实上，他的出生证明上甚至没有父亲的名字。祖母给他取名为迪伦·斯托姆·鲁夫，她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听起来像肥皂剧《总医院》里的一个角色名。
在“自白”中，迪伦说道，父母离婚，就意味着孩子要过艰难的生活，这种说法很荒谬，因为很多人都来自离婚家庭。但其实迪伦不是，他出生时父母就已经分开；要么就是意外怀孕有的他，要么他就是私生子。可惜父母的结合没有持续多久。对艾米来说，一年会搬四五次家，次数多到几乎让人难以相信。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没人记得童年的迪伦·鲁夫。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镇上，他就像是一个没人记得的鬼魂。直到事件发生，人们才将目光放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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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
迪伦·鲁夫走进这座教堂，把暴力带入圣所，这让南卡罗来纳州大多数白人感到不安。教堂中黑人占大多数，作为白人，他站在他们一旁。在教堂里伤害任何人都是你不会做的事。他们告诉我，教会是人的道德教育的中心和生命的基础。因此，某个周日的早上，我醒来后，去了迪伦父亲和祖父母朝拜的教堂做礼拜。
我的黑色皮肤让我无法做到隐秘，它让我无法融入人群，无法做到在别人注意到我之前仔细观察别人。到了迪伦·鲁夫的教堂，一位年轻的白人女子和一名中年白人男子热情地在门口迎接我。但当我走进教堂，坐在后排，许多目光都注视着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小偷，试图从他们的神这里偷点东西。是因为我不会唱圣歌？因为我没有领受圣餐？还是因为我是黑人？ 我不知道。
礼拜结束后，我和迪伦的牧师托尼·梅泽说，在这里我很不舒服。即使他没有太多时间，但还是同意了和我聊几分钟。只要迪伦还被拘留在艾尔卡侬拘留中心，托尼就一直去看他。后来几天，我们在哥伦比亚市采访时，托尼也与迪伦的祖父母一起参加了审判。谋杀事件发生后，律师们找到托尼并让他去问问那些认识迪伦的孩子谁还记得迪伦，结果他们没人记得多少。
“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孩，一直都很内向，他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你们察觉不到的”。托尼说，迪伦很聪明，但就是没能上学。“而且， 他和其他孩子们没有太多互动。”
大家都认为，迪伦和他祖父约瑟夫·鲁夫最亲，托尼说，“他是不会放弃迪伦的。迪伦平日沉默寡言，我觉得他祖父尽到了一个祖父的责任：他花时间陪伴迪伦，他希望并祈祷我能对他多加培养，让他意志坚定，能把他身上的一些东西驱逐出去。”在当地审判后，约瑟夫告诉法庭，他和他的妻子每天都为受害者家属祷告。他表示非常抱歉，但他也恳求人们记住，“没有什么东西是坏透了的，迪伦也是。 没有办法，我们无法感受到他们所感受到的是什么，失去了什么，就像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样”。
当我终于得到机会问托尼，在他的教会里，为什么我会有种对处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无能为力的感觉时，他指着窗外的一个韩国教堂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喜欢去自己的民族教堂里做礼拜。接着他告诉我，有一个黑人教区信徒来做早礼拜。
他说完，像是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肩膀一下垂了下来，他承认自己可能错了，但他觉得自打他还是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孩时，时代就变了。 “我不知道迪伦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世界有邪恶的一面。 如非必要，我是不会和它们建立联系的。只是有些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涉险进入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领域。你怎么理解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问他们是否和遇害者取得了（精神层面上的）联系。
他告诉我，他们不确定这个时间来圣母伊曼纽尔大教堂是否合适。他告诉我，教会寄给受害者家属一些有关如何哀悼的卡片和书籍。我没有告诉他，我觉得这有点侮辱。也许我不应该指责他的回答。
“犯罪后，迪伦有变化吗？ ”我问托尼，“你有注意到区别吗？ ”我正在寻找他身上的一丝人性，我本以为托尼看到了，因为要告诉我答案时，他看起来有些失望。
“说实话？”
“实话。”
“没有。”
托尼慢慢站起来。他有事要忙，我告诉他我自己能找到出去的路。我沿着进来的路走出去，但门都锁了。灯也已经关掉了。窗台上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一个塑料层粘合的活页夹，上面写着“圣保罗安全与保障计划”，我打开了它。上面写着迎宾员（也就是在门口迎接我的那些人）的指示。我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我开始读道：“媒体报道震惊事件后，我们可能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紧急安全问题，但应对紧急事件的规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一个可疑的未知访客到来，要礼貌地交谈，引导他/她坐到一个后排位置，在那里你可以派一个引导员来监视他/她……威胁的形式很多……你的眼睛和耳朵都要为圣保罗的安全计划服务”。我翻了一遍，但活页夹里的计划始终没有说明，如果射手是自己人，他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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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车、孩子们和陌生人
2014至2015年，迪伦在伊尔莫克拉克的白蚁和害虫控制中心工作了两个月。他的老板和同事都注意到，迪伦在工作时要么和同事“隔开一段距离”，要么就“开小差”，他会“自己坐在其它地方，尽管其余人都坐在一起”，而且他几乎一停下来就会睡着。
一位同事告诉迪伦的律师，一天早上，迪伦“离开他们正在工作的房子，去另外的三间屋子工作”。同事们很难让迪伦注意力集中，不得不走到迪伦面前让他返回岗位。另一位同事表示自己曾问过迪伦的爱好，迪伦说他“什么都不做; 他会回家，然后坐在他的房间里。”当同事问迪伦玩不玩视频游戏时，迪伦说，“不，我只会盯着墙看”。他接受了在线教育，但九年级就退学了，他的懒惰可是出了名的。
2015年2月，案发前四个月，一则附带一名年轻男子照片的广告出现在 Craigslist 网站上。迪伦在匿名寻找同伴一起游览查尔斯顿，他要求这个同伴只要不是“犹太人、同性恋者或黑鬼”就可以。广告中的歧视和偏见引起了一名退休的心理学家——托马斯·海尔斯博士——的注意。他试图帮助迪伦，但在他们的交流中，迪伦继续使用着同样可恶、贬损的语言。海尔斯建议迪伦多看看 TED 演讲，因为他觉得迪伦需要扩展世界观，或者就像他后来向迪伦的律师解释的那样：“用不同方式看世界”。迪伦向海尔斯道谢，并说他是个很好的人，但他拒绝了海尔斯的帮助，他说：“我躺在床上，不能下床，我非常沮丧。我的生命已经荒废了。即使我很酷，但还是没有朋友。我要回去睡觉了。”
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在与联邦调查局探员谈话时，迪伦描述了自己的懒散生活。和同事们所说的一样，模模糊糊。哪一天看了电影，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记不清了。迪伦告诉他们，他没有手机，他仅有的几个“朋友”还是他在案发前几个月又重新联系的几个孩子，当时他去了当地的图书馆，在那儿用电脑创建了一个 Facebook 账号。他加了88个好友，其中大多数是和他一起上高中的黑人孩子。88，因为“H”是英文的第八个字母，两个则“H”是纳粹希特勒的缩写。
那个夏天重新联系的朋友里，其中一位就是约瑟夫·米克，他在中学时期就认识了迪伦。米克是一位年轻的白人男子，脸颊有些浮肿，有严重的服大麻习惯，他的母亲很宽容，很多年前就一直鼓励两人多出去一块儿玩玩。当迪伦再次找到他时，米克和他的母亲、女朋友和两个弟弟，住在哥伦比亚市外的一辆租来的拖车里。夏天过后，迪伦开始有些崩溃。后来，乔伊在采访中描述了他和迪伦的友谊，解释了为什么会让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住在本就很拥挤的拖车里，一点也不奇怪。他就是这样的人，会帮助那些情绪低落的人。
米克一家租的拖车被周围的一圈活动房屋围得水泄不通。当我进入度假公园的开发园区时，天正在下雨，一个男人从阴影里走了出来。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见他身穿一件超大的连帽衫，怀里抱着只小比特犬。走在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直到我问他是否知道米克一家。前院里有一个儿童玩具厨房，包围在一滩脏水和一片狼藉中，还有一辆白色汽车，车头已被刮花，还有深深的凹痕。
住在这儿的那段时间里，迪伦常常会开车载米克和他的朋友们去游泳，但是到了地方就转身离开，因为他抱怨说自己受不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高温。即使在拖车上，迪伦也从不与人交际。米克的母亲注意到迪伦有时会变得躁动不安，然后回到自己的车里，用古典音乐和歌剧来平息他的神经。但是，是什么让他如此不安仍然未知。
迪伦大多数朋友的社交媒体账号上都挂着不容争辩的事实：那年夏天，他们都在酗酒抽烟。一年前，迪伦还因私藏三级管制药物被逮捕。他还尾随哥伦比亚购物中心的职员，问他们一些“不正常的问题”。警察接到报警电话后，从他身上搜出个没标签的白色小瓶，装着橙色的长条药片——丁丙诺啡。这种药主要用于类鸦片药物戒瘾，但也会使服药者精神兴奋，伴有强烈的恶心感。
迪伦在狱中写道，“我讨厌人们曲解或者杜撰文字里的意思，讨厌人们臆测我说过的话有什么深意。枪击事件发生后，我有时感觉到这些人粘在我的一词一句上，好像一笔一划都很重要，都能反映出我的内心想法。但是他们都猜错了。比如之前我说过，我吃药不是为了‘止痛’或者‘自我治疗’，只是为了自嗨而已。那就是单纯的字面意思，没什么别的含义。”
有位和迪伦在拖车公园玩过的匿名人士愿意和我聊聊，前提是我不公开他/她的名字。我问他/她对迪伦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回答是这样的：“他很安静，安静得让人不自在，安静得古怪，特别古怪，真的。”不过，在这片空地上，迪伦会和这群无精打采的朋友谈很多事，比如扫射整个大学、挥舞手枪、骂些种族侮辱的脏话。朋友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当成酒后闲聊，听后就忘。他们意识不到迪伦话里的严重性，还说：“他会说起杀人什么的，不过我们都没当回事。”
也许这群人的一些话可以归类到年少无知，但是枪杀事件发生后，迪伦的室友米克竟然自作主张，让朋友们跟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撒谎。于是，米克因隐瞒证据被起诉，经审判后判处27个月监禁。迪伦的枪杀事件震惊了所有美国人，可就在一个月后，米克的女朋友在网上晒了一张自拍，她伸着猩红的舌头，上面扎着联盟国国旗图案的舌钉。
在铁路旁边的停车场里，迪伦的朋友们匿名跟我聊他们的事，这些年轻人紧张得发抖，跟我说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也没听迪伦说过什么偏执的话。枪杀事件之前，他们是过着疯狂假期的孩子，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米克的妈妈、兄弟都不再和他一起住，他们要搬走了。
就在迪伦被捕后不久，有条新闻开始流传，说之前有个白人女孩拒绝了迪伦的追求，因为她爱上了一个黑人男孩，迪伦因此心情低落。但在法庭上，迪伦否认了这个传言，说根本没有这么个女孩。事实上，朋友都不记得迪伦约过会，只说他有时候会去脱衣俱乐部。米克的女朋友接受《夏洛特观察报》的采访时，爆料说迪伦更喜欢黑人脱衣舞娘。
一天晚上，我心血来潮，给米克的两个哥哥贾斯汀和雅各布发了几条短信。
我问了他俩很多平时不会注意到的事。
但是我问雅各布，迪伦·鲁夫是不是处男时，我看到手机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文字。
最后，他的回答是：是的。
之后我又收到了一条长消息，字里行间充斥着他在这段时间的幼稚无知和矛盾心理。
他说，“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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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
4月11日，迪伦·鲁夫21岁生日刚刚过去八天，此时的他已经可以在南卡罗来纳州合法购买枪械了。他拿着父亲在生日那天给他的钱，去了西哥伦比亚一家名为“射手优选”的枪店，买了一把.45英寸（11.43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
因为迪伦前一年有非法持有毒品被捕的案底，他是不能合法持枪的。但是他在填写持枪证申请时撒了慌，在“你是否曾非法使用或对大麻或可卡因制品以及其他管制药品成瘾”的选项下填了“否”。
像他这样有案底的人，在申请持枪证时是应该被 FBI 的背景调查系统拒绝申请的。FBI 的“即时犯罪记录查询系统”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枪落入坏人手中”，比方说鸦片吸食者。FBI 有三天的审核期来查明申请者案底并拒绝其申请。如果 FBI 的系统没有拒绝购买者的申请，按“射手优选”老板的说法，“法律允许店主把枪卖给潜在客户。这就是行规。”4月16日，在 FBI 没有做出任何答复的情况下，迪伦从射手优选买到了他想要的手枪以及五个装满子弹的弹匣。
距迪伦购枪两个月，也就是枪击案12天之后，那个留着大胡子戴着老式眼镜的店主接到了 FBI 的电话。FBI 在电话中说他们的工作出现了失误。他们本该拒绝迪伦的购枪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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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的养成
为了给自己的犯罪做准备，迪伦跑到了很远的地方。他开着那辆黑颜色的车在州里来来回回，以至于 FBI 回看他的 GPS 记录时，看到的历史路径就像恶魔手中翻转的花绳一样密集。
驱使他的是他心中的怒火。他到过的地方全是和奴隶制以及南方邦联有关的历史遗迹，以及各种规划好的到教堂的路线。他曾驱车去过约翰之岛，看过岛上四百多岁的天使橡树；去过格林威尔，拜访了当地的南方邦联历史博物馆；去过他家乡的南方军墓地，以及几处出名的种植园。他还在苏利文岛上住了一晚，这里曾是过去美国最大的奴隶贸易集散地。
在他几次往返于这些曾经种植着棉花和櫆蓝的阴冷湿地后，他内心一定会有一种高中肄业生应有的满足感。他下载了几本介绍 3K 党的书籍。他罗列了几个适合枪击的黑人教堂。他还比较了袭击教堂或黑人文化节这两个选项各自的优劣。在列表时他还会单独标记出白人的教堂，注明这个教堂只需“看一看”。他会在他的笔记中随意画上纳粹十字和 3K 党标记。他也会选择南北战争前与奴隶制有关的地点发个定位。他还会发布自拍，记录行程中的自己，借助网络的力量来彰显自己的孤独。
迪伦罪行的成因，不过是平日里人们觉得无伤大雅的种族思想，慢慢恶化成了连南方人都无法接受的极端行为。人们说他杀人是因为他就是个垃圾。但是庭审期间，哥伦比亚流传着的谣言才是让人觉得难受和心寒的东西。这些谣言正是由那些认识迪伦一家的人传出的，代表着他们对迪伦罪行的真实想法。
他们说有一伙黑人强奸了迪伦亲近的人，在没有声张的情况下，迪伦很可能是选择了最懦弱的方式来进行报复。这就是他不停地说“我必须动手”的原因。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会对以女性为主的九名受害人说“黑人强奸了我们的白人妇女”。
一个又一个的百姓表示他们必须告诉我这些，让真实的迪伦·鲁夫展现在我的眼前。他们觉得查尔斯顿的居民应该知道真相。如果这个真实的故事——迪伦家中的女性被黑人强奸，所以他杀了九个无辜的黑人进行复仇——那这可真是个老套而无知的借口。这种扭曲的逻辑很早以前就出现在了我们的国家，帮助欺压无辜的白人消解他们心中的负罪感。
在他们眼中，这个虚假的复仇故事将迪伦摆在了一个正义的位置。他和那些白人男性一起，觉得让黑人鲜血横流，夺走黑人的性命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拯救白人女子，确保白人的地位。以迪伦为代表的这些白人并不是他们口中的受害者，也不是战争中体面的骑士。他们不过是为自己的不满和堕落寻找替罪羊的谋杀犯和雇佣兵。
互联网不过是改变了种族歧视的表现形式。庭审期间辩方所提出的观点就是迪伦的愤怒源自他独特的反社会心理。人们发现他的智商很高，但是“在他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与他的记忆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失衡”。正是他的强迫症让他带着88发子弹去教堂，也让他将自己的朋友数量稳定在88人，因为他认为88这个数字和希特勒有关。这种强迫症也导致了他后来的种族暴力行为。法庭指定的心理学家詹姆斯·C·拜伦格认为，迪伦社交圈的缺失和他的快速激进化，再加上他没有和任何人深入交往的能力（哪怕是和他常去的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聊天室里的人产生关系），造成了他“人格失调、滥用药物、精神病史，可能患有自闭症”。根据提供给陪审团的证据来看，迪伦的确患有自闭症，但是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有自闭症的症状，区别在于这些人并不会使用暴力伤害他人。而且这些都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他根本没有精神失常——他被证实能够受审两次而非一次——这也是为什么在没有法务团队帮助的情况下，迪伦被允许独自处理有关他部分谋杀罪行的审判。可能迪伦真的患有一些没有诊断的心理疾病。他的确成长于一个种族主义温床。也可能是强奸的谣言刺激到了他。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是受到了网络的影响，才选择了使用枪击的方式进行回应。
迪伦很可能进入了互联网的阴暗空间，按他自己的说法，“听信了一个又一个种族仇恨团体的错误信息，吸收了一个又一个有关黑人对白人犯罪以及其他种族问题的虚假数据”，正如哥伦比亚报纸 The State 所写，这正是让海蒂·贝利克斯所震惊的部分。海蒂是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领导人，主要负责研究种族仇恨组织。她告诉记者，“大部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杀手都花费大量时间灌输仇恨思想。他们沉浸在这种思想中。他们都是各自组织的一员。他们都会与人交流。他们都会参加集会。以上这些事情迪伦都没做过。”海蒂之后告诉查尔斯顿都市报，“如果说迪伦像谁的话，他更像是字母国的人。年轻人关注字母国的推文，被它们的理念吸引，接着就要么去叙利亚打仗，要么就在国内发动恐怖袭击。他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典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杀手，更像是一个在自己房间上了两三年网就完成极端化的非典型杀手。”如果说两年前这种情况还属于非典型，那现在就很常见了。如果你认为迪伦需要一个导师来培养他的极端思想，那你就是低估了网络灌输和培育年轻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能力了。
今日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推特封禁的情况下，纷纷转战 Instagram，在这里他们能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和他们的反对者们道别：晚安，左派。他们这样的人数以千计。他们正如迪伦，和典型的字母国应征者不同，他们没有上级导师或是一个领导明确的组织。相反，他们聚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能够让个人社交困难和狭隘眼界自洽的东西。
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是白人，而且他们常常炫耀自己持有枪械，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枪是他们在马上就要来临的种族战争中的救命稻草。他们武装到了牙齿，而且很多时候，他们要么是没受过教育，要么就是受过教育却无法与人交流。这种社交的缺失直到他们发现他们能够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中找到朋友时才会改变。这些年轻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把这种转变称为“武装起来的自闭症”。曾经让他们无法融入人群的特质现在让他们找到了伙伴——像迪伦这样的人，他们都渴望发起一场种族战争。
这些新一代的人使用着一种亚文化语言——语言中的小暗示，名叫 Pepe 的卡通青蛙的图片，因为翻转而不会被人看出的纳粹万字。他们将这些暗示的传播视作他们对敌人的攻击。这就像在老师背后传纸条一样。迪伦在上庭时穿的鞋子上甚至有新纳粹的口号和 3K 党的符文。他认为自己是一场关乎未来命运的秘密战争中的一员，他甚至写道有朝一日一位心怀慈悲的总统会赦免他。
第一个将迪伦与川普联系起来的公众人物是尼基·哈利，时任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她认为川普式的“分裂言论”驱使了“迪伦杀害九名无辜教民”。
在竞选期间，Politicod 的J·M·伯杰发现川普经常“发表带有或强或弱的种族思想暗示的言论，并在之后矢口否认，而白人种族主义者社团则会应机而动，将这些暗示视作武装起来的呼号”。 尽管川普矢口否认自己有任何过失，但是数月后他还是两次转发账户@WhiteGenocideTMg 攻击杰布·布什的推文。伯杰快速浏览了一下原推的主页，发现其中“充斥着反犹言论以及经过粉饰的希特勒传记。”白人种族主义者网站 Stormfronts 上，迪伦经常能看到信息表示“川普是故意转发推文的。他是为了提醒我们所处的困境。他替我们做了宣传。我们应该感激他。”
迪伦是白人至上主义、互联网还有他所处的大环境的共同产物。他成长起来的州，经济靠的是改造成结婚典礼场所的种植园。当我前往布恩大厅种植园想看看迪伦照片中的展览和黑奴假人时，他们告诉我，除非我提交一份采访申请，否则我无法入内，因为我可能会对种植园做出不好的评价。
我是一个黑人女性，奴隶的后代，所以我还是去重走了迪伦走过的路，那里的路上明目张胆地标着“奴隶街”。我站在那些想要表现黑人不体面的假人前，发现那里并没有摆着代表种植园男主人和女主人的假人。我在橡树岭听到一群年轻白人女子的叹息，那里紧挨着奴隶街，她们感慨道，“这里美到照片都没法如实表现啊”。
南卡罗来纳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我晚上去哥伦比亚吃饭，坐下几分钟后，就有六个带着女儿外出的中上层白人醉酒妇女和我搭讪。在指向我的方向之后，她们中的一人过来坐下，红着眼睛大着舌头问我是不是她的优步司机，并命令我把她送到一个地方，“黑女人”。
政治记者卡西·坤兰说，迪伦是在一个自2011年起就充斥着以“奴隶主视角”和为“奴隶制合法性”等辩护课程的州里接受的教育。直到一位名为布里·纽瑟姆的黑人妇女爬上旗杆之前，这个州里一直刮着南方邦联旗。首府哥伦比亚的市政厅里依然矗立着本杰明·蒂尔曼的铜像。蒂尔曼曾经说过，“黑鬼刚要惹起麻烦的时候，我们白人应该尽可能多的杀死他们，让他们感到恐惧，也体现我们白人的优越，这是天经地义的......把南卡罗来纳从外国人、叛徒和野蛮的黑鬼手中拯救出来。”
我们只愿参观粉饰过的景点，而非进行真正的种族教育，迪伦就是这种模式结下的恶果。像川普的共和党这种极右翼群体的崛起，让迪伦这样的人走向了地上，明目张胆地表现着他们自己。但在南卡罗来纳，这样的人从来不会消失，他们一直蛰伏在那里等待机会。迪伦很可能并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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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土
迪伦执意认为自己也属于弱势群体，想借此寻求慰藉。他内心充满怨恨，认为身处21世纪的白人难有好出路。他能切身体会到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慌，于是在狱中写下了这段话：“你们有什么资格抱怨白人青年不求上进？他们一无所有！你们口中的弱智没有资源，看不到希望！你们嘲笑的傻子心里清楚得很，未来没给他们放着好日子！”
在这种危险谬论的浸淫下，迪伦用了7个月的时间来酝酿枪杀动机、策划具体行动。2014年12月22日，他头一次去了圣母伊曼纽尔大教堂。两个月后，他在母亲家里给教堂打了个电话，当时他身穿的夹克上有两面旗帜，一面是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时期的旗帜，另一面是津巴布韦的前身罗德西亚被殖民期间的旗帜。
没人知道迪伦的种族歧视有多严重，之前，他浏览过保守公民理事会的官网，该组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崇尚白人至上主义、支持种族隔离、反对一切种族融合行动。上次美国大选时，理事会极度活跃，发言人贾里德·泰勒还给特朗普打了无数通自动电话，高调宣传他们的信条。泰勒在接受 This Alt-Right Life（《另类右翼的生活》）采访时说道，“倘若特朗普当选总统，和我们持相同理念的有识之士将会积极加入美国政府，他们可能是政府职员、竞选助手，也可能是政治顾问，对特朗普、对我们，都无疑是如虎添翼。”
多年来，保守公民理事会的官网和报纸都由计算机工程师凯尔·罗杰斯运营，罗杰斯本科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在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极端右翼分子”监控名单上排名前30。这位奉行白人至上的高产作家主要报道黑人犯罪行为，早期还组织过茶党运动，他坚信那些被带到美国的黑奴简直是“走了大运”。
罗杰斯还经营着一家名为“爱国旗帜”的旗帜公司，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用户会发攻击白人的言论，他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盟友，总混迹于这些人的留言区，一旦时机合适，他就把自家公司的链接发出来，点进去能看到很多国家和组织的旗帜，有美利坚联盟国国旗、纳粹旗、种族隔离时期的旗帜等，其中包括缝在夹克上的那两面。罗杰斯得知迪伦浏览过保守公民理事会官网的文章后，表示很“震惊”，并声明自己从未见过迪伦，外界那些把他俩拴在一起的新闻都是诽谤。由于罗杰斯也住在南加州，不少人猜测两人可能有联系，但罗杰斯坚决否认。事实上，罗杰斯的住所离查尔斯顿仅20英里，据说他在那儿管理着保守公民理事会里最激进的部门。有趣的是，他有个邻居用陶瓷做的小鹿斑比和一群黑人小孩雕像装饰自家的院子。
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之前罗杰斯拒接我的电话，所以我亲自去了一趟。敲门之后，没有人来开门。这时，那位留着寸头、身材魁梧的白人邻居下车了，只见他在车道上来回徘徊，还一脸嫌弃地冲我做鬼脸。现在已经12月了，他仍穿着无袖上衣，胳膊上晒得黝黑。我猜他刚喝完啤酒，不过也不确定，他可能只是看起来爱喝酒而已。为了打破尴尬，我上前问他是不是有个叫罗杰斯的人住在这里。
他猛地看向我身后的房子，假笑了一声。
“罗杰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好吧，那你听说过这里有个姓凯尔的先生吗？”
话音刚落，他的表情就变了，可能是想到了我来这儿的原因。我猜这位邻居可能认识罗杰斯，欣赏他，不想让外人、尤其是我这样的黑人来打扰他。
所以他只说了一句，“我觉得他要是在的话，他会给你开门的。”于是我转身往回走，又敲了敲门。
就在这时，我看到屋里的百叶窗闪了一下，说明罗杰斯就在里面，只是不想出来见我。没办法，我只好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电话。我离开的时候还回头看了看，不过一点动静也没有，看似凯尔·罗杰斯根本不住在这里。可是我看到了他金棕色的卡车，上面贴着特朗普的图片，我们的新总统举着啤酒，激情澎湃地高呼，“我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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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脱
6月17日的哥伦比亚炎热潮湿，空气像条湿乎乎的热毛巾，让人喘不过气。迪伦·鲁夫连着几天没日没夜地吃喝玩乐，晚上困了就在自己车里眯一会儿，有时候待在朋友乔伊·米克的拖车上。当天他在网上匆匆发了最后一条消息：“我现在的状态就是一个字——急。”
晚上7点48分，迪伦到了查尔斯顿。就在几周前，他在沃尔玛买了88颗凹头子弹。这种子弹射入人体后会造成大面积创伤，杀伤力极强。大约8点15分，他把车开到了圣母伊曼纽尔大教堂的停车场，随后走进地下室，圣经研究会的12名成员正在那里祈祷。
据目击者回忆，最先被射杀的是教士克莱门塔·平克尼，他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也是位睿智的牧师，布道时宣扬黑人解放神学。克莱门塔被三颗子弹射中身亡，可怜他一开始还给枪手拿了把椅子。克莱门塔离开了，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沉重的损失。可迪伦不为所动，伴着祷告者惊恐的哭喊声，他的枪瞄准了下一个受害者，砰！
丹尼尔·西蒙斯是最年长的男性受害者。这位退伍老兵平时随身带枪，可那天却落在了车座上。尽管手无寸铁，他仍试图制服迪伦。迪伦朝他开了4枪，最后出门的时候从他尸体上跨了过去。
苏西·杰克逊是最年长的女性受害者，她已经87岁了，被打了11枪。泰万扎·桑德斯是最年轻的男性受害者，他尝试着劝服迪伦，但是没用。为了保护母亲费莉西亚·桑德斯、姑姑苏西和侄女，他就站在迪伦面前，挡着枪口。桑德斯是位诗人兼理发师，还是个居家好男人。他照顾着家里的女人们，尤其关心姑姑苏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他还尽力伸手去护着她。
遇难者还有夏洛蒂·科尔曼-辛格尔顿和德佩尼·米德尔顿-德科特尔。两人都是牧师兼教育家，也是小孩子的妈妈。夏洛蒂·科尔曼-辛格尔顿的三个孩子都很像妈妈，我在法庭上见到他们的时候，仿佛可以看到妈妈的模样。德佩尼·米德尔顿-德科特尔有四个女儿，她们不管去哪儿都会五个人一起，常常按个头站成一排。当晚四个孩子本来也要去祷告会，可是临出门的时候妈妈突然决定让她们待在家里。
当天下午，米拉.汤普森刚拿到布道证书，她学了好几周，晚上要第一次带大家学习《圣经》。她经历过很多磨难，但是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她有信仰，有品位，和丈夫安东尼. 汤普森牧师的再婚生活幸福美满，这些都是她坚持奋斗的源泉。
辛西娅·赫德是位图书馆馆长，孩子们都喜欢她，每天领了借书卡才肯回家。那天晚上，辛西娅本来要回家，可费莉西亚·桑德斯邀请她留下来参加祷告会。费莉西亚跟她开玩笑说，爱我就留下来吧。辛西娅留了下来。那夜的教堂充满仇恨，可不朽的大爱也铸成了永恒。
扣动格洛克手枪的扳机要用6磅的力，迪伦射杀埃塞尔·兰斯时竟然扣了7次扳机。埃塞尔和迪伦不一样，这个世界需要她。她有个听不到声音的儿子，还有个需要人照顾的女儿。她总是把教堂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木器涂上蜡油，再摆上鲜花。她本不该离开，却被恶魔夺去了性命。
退休护士波莉·谢泼德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虽然是位72岁的老人，但依旧目光如炬，和她对视时，能感到自己仿佛被神秘坚定的力量控制、无法动弹。她颧骨很高，棕色皮肤，神采奕奕，看起来自信高贵、睿智精明。那天晚上，波莉蜷在桌子下，眼睁睁看着枪手在面前来回走动，只有开枪的时候才停下脚步。她茫然无助，大声喊着祷告词，只见那个“干瘦的白人”踩着她朋友们的鲜血，跨过地上的碎玻璃朝她走来，恶狠狠地让她闭嘴。迪伦问她想不想挨枪子，她摇摇头。逝者没有瞑目，个个都盯着他。波莉听到自己问他，“你要杀我吗？”他说，“不，我不杀你，我留你一条命，出去好好跟人讲今晚的事。”
波莉打电话报警时，迪伦·鲁夫就站在在她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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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伊曼纽尔大教堂
圣母伊曼纽尔大教堂坐落在查尔斯顿市区的大街上，赫然矗立，令人止步。教堂外形古朴壮观，由白色泥灰和砖块筑成。清晨时分，白墙光洁，分堂高耸，仿佛要刺穿炫目的阳光。
教堂始建于1816年，但是早期的教众质疑国家法律，争取宗教信仰自由，认为《圣经》压迫人类，为惩戒这些人，教堂被烧成灰烬。黑人设计师丹马克·维齐是教堂的创建者之一，他妻子是位黑奴。1822年，丹马克因组织大规模的黑奴起义遭到控告。他和追随者宣称，他们计划屠杀查尔斯顿所有的奴隶主，解放黑奴，胜利后一起逃往新成立的黑人国家海地共和国。结果丹马克被告密者举报，处以绞刑。在查尔斯顿人眼中，丹马克是耻辱的化身，也是本地的恐怖分子。然而，这里的商人和奴隶贩子为了城市发展，曾虐待甚至杀害了几百万名非洲黑奴，如今经济衰退，白人却闭口不提自己的恶行。1892年，几位人身自由、受人尊敬的黑人重建教堂，也就是现在人们见到的圣母伊曼纽尔大教堂，可几乎没人了解它的过往。就在教堂前厅一个幽僻的角落，门后摆着教堂前创建者的黄铜画，用来纪念丹马克等人。但是有一个人了解丹马克的故事，他就是迪伦·鲁夫。据说有人为了激怒狱中的迪伦，曾以丹马克的名义给他写信。
我最近一次去圣母伊曼纽尔大教堂是在圣诞节前一周。因为跟访迪伦的审讯，我已经在查尔斯顿住了好几个星期，从干洗店出来往旅店走的路上，突然下雨了。天气潮热，我还裹在羊毛毛衣里，很不舒服。这时我刚好路过大教堂，它在影影绰绰的夜色中闪着白莹莹的光，周边山茶花开得正茂盛，衬着教堂像副浮雕剪影。这时，教堂门口有个男人冲我喊了一声，“姑娘，你怎么在雨里傻站着？快进来吧！”他说话之前我都没注意到那儿有人。放在平时，我肯定会拒绝他的邀请，可是我正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孤独、无助、想家，再加上身体难受，我想进去，想和熟悉的人、和我肤色一样的黑人待在一起。喊我的男人笑眯眯地指着门让我进去。我知道，6月17日夜里，那个枪手也是从这里走进去，残杀了我的黑人同胞，即便如此，这扇门仍向全世界敞开。我走了进去，里边有位老太太过来拍了拍我的手说，“今晚，你既是普通人蕾切尔，也是我们的先知以利亚。我们教堂永远欢迎陌生人。”
但是迪伦走进教堂的那一刻，他并不知道美国黑人顽强生活的能力，也不清楚我们与不幸作斗争的天性。他研究过的“黑人历史”从未告诉他，在黑人逃亡、悲痛、残酷的过往里，也能开出善良的花。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民族，永远是这样的民族。这扇门，会一直敞开。
在查尔斯顿，我见识到了白人思想扭曲、丧失历史感的后果。枪手是个为所欲为的白人，他杀了一位87岁的黑人老太太，可是老太太的孙子却要想尽办法在法庭上证明祖母是个好人。这就是悲剧。可是我也看到了美好的一面，受害者的家人依旧富有想象力、行为体面、不愿变成充满憎恶和恐惧的人。他们教给我们如何脱离枷锁、拥抱自由。我永远铭记这些活着的人，不只铭记那深切的悲恸，更铭记他们迎难而上的坚强。就算一代代黑人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就算身处长期的暴力之中，我们依然坚信，胜利终会到来。之前，我以为自己想听到复仇或街头审判的故事，但是我错了。我不用人们讲迪伦的事，我想听听他们对黑人的看法。我们拒绝仇恨，我们会用行动告诉世人：黑人不怕被历史淘汰，我们会抵抗，我们会变强。
离开查尔斯顿的前一天，我去了苏利文岛，落日余光斑驳，潮汐漫过沙滩。迪伦就是蹲在这里写下了“1488”（新纳粹主义的口号，14代表十四字真言，88代表希特勒万岁），还画了新纳粹主义的符号。这片沙滩上立着一块致敬黑人的纪念碑，我们的先辈被贩卖到这个国家，迎接他们的，是长达几百年痛苦的奴隶生活。碑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里是苏利文岛。非洲黑人被带到这里，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过着屈辱的奴役生活。从1700到1775年，有几万名黑奴离开西非，来到岛上。生活在美国的非裔美国人里，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年留在查尔斯顿或者从这里踏上美国土地的黑人。他们有上帝护佑，渴望公平正义，敢于向不平等宣战。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美国人支配的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这块纪念碑不仅要唤醒美国历史上的阴暗岁月，还要警示黑人种族：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你们得不到公正对待，你们遭到排斥，却仍然保持着黑人特有的价值观、能力和潜质。这就是西非的文化，你们的祖先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你们的文化同样不褪色。
我确信会有黑奴后人来到庭审现场。几百年来，一代代黑人像种子一样散到了全国各地，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过往被时间抹得一干二净。那么多黑人，有的病死了，有的被杀害，就地埋进了水边潮湿的墓穴。可是，几百万后人活了下来，他们克服了重重险阻，他们胜利了。
发表结束声明时，迪伦对陪审团说道，“有人说我内心充满了仇恨，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仇恨，他们根本不了解我。”
但是，我了解迪伦，他的内心确实充满仇恨，我也知道他为什么妄想自己无所不能、妄想战胜上帝。可他做不到，没人能做到。
就在这片纪录了迪伦仇恨的沙滩上，我亲手写下了九位受害者的名字，他们是：克莱门塔·平克尼，泰万扎·桑德斯，辛西娅·赫德，夏洛蒂·科尔曼-辛格尔顿，米拉.汤普森，埃塞尔·兰斯，丹尼尔·西蒙斯，德佩尼·米德尔顿-德科特尔，苏西·杰克逊。
编辑：Rocco Liu
撰文：Rachel Kaadzi Ghansah
翻译：邵思源、胡琬滢、郝馨、张家欢、王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