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

大年三十，王立松正在休假。他坐在家里，和亲人一起守着电视，里面白岩松正在致敬一线的医护人员。虽然武汉告急，但在湖北之外，人们还能看似完整地捧着新年的样子。王立松是阿里菜鸟绿色通道的申通快递车队主管，作为物流这样一条国内运输血管里的一部分，这样的日子很快结束了。总部在工作群里发给他消息：「现在运力不够，该我们了。」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封城」两个字听起来和人们没有关系，但它至少需要面对整个城市要脱离现代的供应网络，实现自给自足——显然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事情。王立松不确定其它物资的缺乏情况，但他能肯定的是收到消息的当天武汉的蔬菜供应出了问题。

作为主管，王立松从货车司机一步步走到现在，手下已经有 106 名「兄弟」，大家关系好，底下人叫他「王队」。大年三十，大家还在吃团年饭的桌子上，他要发消息召集「兄弟」去武汉送 40 吨蔬菜肉类，也就是电视里那个大家都戴着口罩的地方。他没有想到，刚在工作群里发消息，不到一分钟就有几十人响应。

这还不算很大的数字。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晚上，西安的中通司机何建文也收到了自己的主管发过来的消息。武汉防疫需要运送物资，6.5 万个 N95 口罩，5000 件防护服和 2300 副护目镜，所有的物资只需要一辆车。消息出来，100多位司机报名。

那是何建文放假回家的第五天，也是他一个多月里第一次回家，他坐在沙发里刷手机，刷着刷着对家人说了句：「我明天去加班了。」小女儿不让他走，她还小，只知道自己想爸爸。所以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在所有人还睡着的时候悄悄离开了家。公司的地址离住的地方还有70 公里，他要计算着在 8 点的时候赶到，那是临近发车去武汉的时刻点。报名的司机太多了，早点到能上车的概率会大一些。

「大家都愿意去。」何建文是那天第一个到的司机，和他一起上车的还有第三个到的朱峰，第二个到的司机年龄大了一些，那时候新闻里说新冠肺炎对老人的威胁较大，何建文和朱峰想办法说服了他回家。这个场景让人很难联想到，他们抢着要上去的是一辆开往疫区的车。

同时，在大年初一的晚上十一点，下车的德邦快递司机谢超锋正要入睡，工作群里突然收到一条消息：「北京需要空运一批救援物资送到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招募司机。」他没有多思考，在群里回复了：「自愿请战，支援武汉。」后来他还特意多问了自己的主管，「这是不是商业的？如果是商业的我就不去了。」在他看来，这样一趟如果还要挣人家钱，自己干不下去。

湖南离湖北很近，对疾病的害怕快速扩散到了这里，谢超锋没有遇到很多的竞争者，还有些关心他的同行说：「湖北现在都那样了，你去是去送死。」家里的父母不支持，只有老婆什么都没说的跟着自己。第二天，他们悄悄地从家里出发，八个月的孩子留在家里。

也不是所有车队都会用这种自愿的方式。广州申通快递的司机贺川川是被上级指派的，这件事情太突然了，领导能想到的就是最快能上车的司机，他今年没有回家过年，就留在广州。「主管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就说行嘛。」能帮一点是一点，他的车上有两万只医用口罩。不过到今天，他的隔离已经结束了，家人也不知道他曾经去过武汉。

在苏州，百世快递90 后司机赵兴宏也上路了。他公司老板认识一个做医药器材的朋友，对方送了好多防护物资，手套、脚套、雨披、帽子、口罩、酒精，还买了好多吃的。他的车上贴着「助力武汉，共抗疫情，百世在行动」的横幅，终点是三个湖北周边医院。

在群里发了召集消息没有多久，王立松把电话打给了群里最早的响应者之一肖建波。他41岁，开了 22 年车，性格温和、稳重，王立松最放心的司机就是他。其他报名的司机，家距离公司大多在一两百公里开外，肖建波的家离公司最近，只有十多公里，时间不等人，马上要就走，所以就是他了。

肖建波接到王立松的电话是大年三十晚上十点，出门的时候是十点过十分，着急地只来得及跟媳妇简单说一声就走了。他14岁的女儿不知道爸爸这么晚出门要干什么，因为爸爸只说了一句，「我出去一趟」。

这是一次危险的「秘密行动」。

上路

卡车司机是在高速路上和时间赛跑的人，路程很长，吃喝睡都是问题，出发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

以前出门肖建波会带上便携炉子，炒锅，在车载冰箱里放些米和蔬菜，这样路上才方便吃到热饭热菜。但当天，一切都来不及准备了，带着一个水壶和几桶泡面坐上了驾驶座。趁物资装卸的空档，他连忙回家去拿了一床御寒的被子。

大年初一早上6点，他和公司另一名司机就出发了，两人开两台车。重庆往武汉900公里，按照80公里的时速，也要开近12个小时。对卡车司机来说，疲劳驾驶是大忌。按照规定，驾驶4个小时就要换司机，但他们两台车只有两个人。好在群里又联系到一个湖北的司机，他们在宜昌路段附近接到他，接下来就看怎么支撑完重庆到宜昌的距离。

但是，一个问题解决，又来一个新问题。他们的车油不够了，公司的加油站员工放假了，现有的油也撑不到那个时候。已经开上高速的肖建波，只能边开车边找加油站。那一路，他只睡了不到五个小时。

所有去往武汉的卡车司机遇到的都是这样的路况，很难看到其它的车，很难看到行人，平时可以停下来吃饭的服务区关闭了。早一些支援的司机还能看到相反方向的车流是正常的，只有自己的这边显得格外安静。但后来，两边的车流都消失了，只剩下自己，发动机在路上轰轰作响。

这是一条在何建文的经验里，更像是西北无人区的道路。但又有些不同，跨越行政区划界限的时候会遇上一群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防疫人员，旁边往往站着警察。从西安到武汉，平时 12 个小时的车程，他开了不到 10 小时就到了。「以往我们这个时候（车流大）开车速度非常慢，能开到 80都是快的，但是这次基本上是它限速多少我们就跑到多少。」在出发前，赤壁那边医院的对接人和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9.6 米的大车开进去赤壁已经是夜间十一点，他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比自己想象中的严重，路上的路灯没有全部开着，到处都能看到警戒线，更让人觉得异常安静，一种没有人声的安静。整个路上何建文没有吃一口饭，也没有感觉到饿，越接近终点，人的感受也慢慢地回来。

人是会恐惧的，尤其是对于刚在百世工作一年的 90 后赵兴宏而言。他的任务是运送物资从苏州出发，先去黄冈市英山县人民医院，再到黄石市第七人民医院，最后抵达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从黄石到荆门的路上途经武汉，来检查的警察和医护人员对全车进行消毒，他们全副武装，都是白色的，看起来挺可怕的，就有点不敢下车。」

这一路往返将近2700公里，他开了 36 个小时，连屁股都觉得不是自己的。在送完两个目的地的物资后，赵兴宏还在路上，身体实在支撑不住给最后一个联系人发了消息，说：「开不动了。」连对方回复的消息都没看见，马上睡着过去，但一个多小时后他又重新上路。

大家几乎都是这样过的，没有人敢在这条路上怠慢。在确定这次的援助不是商业性质的之后，谢超锋和妻子早上六点就从家里出发，他们先去长沙的黄花机场接了物资，那是他见过机场最空旷的一次，再驮负着 4000 副医疗手套，10000 个外科口罩一路没有休息地抵达了黄石。出发前妻子准备好了路上可以吃的饭，细心地放在电保温瓶里，但一路上他们都没有打开过，是晚上到了黄石，饿的感觉好像才重新回来。

当时在的服务站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他去找保安哪里可以充电，这样两个人可以垫垫肚子。对方问他：「你们过来做什么？」「过来送物资。」保安把当时自己正在烤火的电炉拔了下来，对谢超锋说：「这儿有插头。」

返程

这一路上这样的时刻还有好多。如果车头前面有挂武汉防疫的横幅，有的时候过收费站能够听到工作人员多说的一句「谢谢你们」或者「加油」，会比平时更顺利地通到湖北。

但返程艰辛。何建文进湖北的时候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拦，但出来的时候就被拦下来了，在重新上高速之前花了一个多小时在找路和找人证明才重新回家。路上有重重的防疫关卡，他刚到西安就被集中隔离了起来，这几天才隔离结束，但年已经过完了，他要重新上路。

「回来之后，感觉和湖北那边（的人）是一体的。」这是赵兴宏的感觉。因为和妻子一起住，没有别的隔离住处，赵兴宏运送物资到三个医院的任务完成之后，他开始在车上自我隔离，就吃面包，喝矿泉水。

车停在公司里，回来睡了一天一夜，他忘记撕掉自己车上写着「武汉防疫」的横幅，保安对车消毒的时候，跟身边的人说：「不要靠近他的这辆车。」他躺着睡觉，但是还是听见了。三天过去，妻子实在不忍心，她回自己单位的宿舍，把家让给了赵兴宏。

这样的经历并不是孤例，谢超锋开车从黄石回自己县城，经过防疫关卡的时候，有一个小护士在前面负责登记。「没到我的时候，她有说有笑的，但一听到我是从湖北来的，她马上把口罩戴了三层，说『你离我远点。』」他苦笑。回家之后，他和妻子把车子停好，避开家人从后门进屋，洗完澡就躲开妻子去单独的房子里隔离。

隔离期间，他从电话里得知孩子有些感冒的症状，两个人都没办法出去，只能拜托老人家带着孩子去医院。「我们去过武汉，我爸妈就带孩子去做那个检测，后来证明是没有。但是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不好受的，我爸妈那么大的年纪，让他们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肖建波的家乡倒是对他们很不错，村里安排了一家农家乐，给他单独分了一间屋子，每天有人送饭，有菜有肉。除了用手机看新闻，他还做另外两件事，泡茶和晒太阳，十四天过去之后，胖了六斤。

但是一直在想家，他天天给家里打电话，最多的时候一天打十多个电话。2月10日，他回家第一件事是抱住了妻子。

去武汉送物资，有的时候需要对抗的不只是病毒。

普通

隔离的举措是必要的，但这也造成了运力的进一步紧张。因为每个从武汉回来的卡机司机，都会在接下来的14天里什么也做不了。紧接着，第二批运送物资的需求就要来了，当时武汉的疫情形势严峻，确诊人数已经有两万人。主管王立松又再发了一条信息，结果这次比上次自愿报名的司机人数还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决定前往的理由。

西安司机何建文抵达赤壁之后，他把车停在医院附近的羽毛球场，那一瞬间人终于能感觉到轻松了。医院的院长，护士，主任都出来一起帮忙搬物资。院长还让护士长给何建文和朱峰下了两碗面，他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住的地方，还说要办感谢会。

但他不是为了这些来的，只停留了两个小时何建文和朱峰就开车离开了武汉。出发前他没有想很多，「我和朱峰都当过兵，这件事情就像给前线士兵送枪送弹药一样，没觉得有多危险，因为我觉得就得这么做。」

除了何建文，往武汉运蔬菜的肖建波也是这么想。他成为一名卡车司机之前开了11年公交，有一回乘客上车，他眼尖看到一个小偷在偷前面人的手机，他大吼一声，小偷被吓得掉头就跑。 

2008 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虽然没有能做什么，但也尽力捐了款。这次能给武汉送蔬菜，在路上吃泡面的时候偶尔会想念家里的炖鸡汤和辣味十足的家常菜，但他觉得这些没什么，因为这是工作，是一件没什么原因的事，是事情本来应该的样子。

对于从长沙出发的谢超锋来说有些不一样，他经历了2003 年的非典。那时候他在北京读大二，班上有一个人被确诊了 SARS，因此全班的人都要在一栋宿舍楼里面隔离。全班 23 个人，大多是本地的学生，会有家人来看望。「有3 个同学是外地的，就没有人去看过他们，当时觉得还挺感慨的。」

这次去武汉，在卡车快要下高速的时候，他远远就看到了另一边有一群人对着车子招手。对接人带着各个科室的人开自己的小车过来接物资，他们没有穿防护服，只有一层医用口罩。那时候，他们的医用手套用过，消毒再用。 「真的是看到车是像看亲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作为年轻一些的司机，赵兴宏对疫情的了解更为准确一些。他有很多的微信群，每天都被信息包裹着，他听到一些从湖北那边传出来的视频里，有女孩子在哭。「我感觉挺严重的，如果没有物资运送过去的话，一线的医务人员可能没办法去打这场仗，这个病压不下去，那威胁的可能不是哪一个人，可能是我自己，也可能是我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一路上，赵兴宏都是一个人，没有搭档。但在从武汉离开的时候，他迎面看到有好多卡车正在往自己来的地方去，他没有办法去描述那一瞬间的感动。「我们可能都是一样的……那种感觉好像怎么都说不上来。」

大概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所以才选择了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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