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家买房的担子，女孩终于卸下了 | 人间

原创吴问人间theLivings

我认定自己如同金智英一样，那相似的牺牲并没有让我生活得好，也没有让我母亲生活得好，反而促使她充当家庭的“打手”，对我变本加厉地剥夺。

配图 |《春潮》剧照

2017年大三暑假，我在家乡省会的电视台实习，无论怎么努力和勤奋，也是被晾在一边“玩手机”。当时想着，不能够再混下去了，试着往之前心仪的实习岗位投了简历，有一点意料之外，竟然得到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的offer，来到北京，毕业后顺利转正，留在那里工作了3年。

工作，攒钱，给家里买房，让弟弟以后上学无忧、结婚无忧、买房无忧，这是父母曾经传达给我的愿景，也被我内化成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家乡县城，除开非常好的地段，3000多的房价，攒个30来万就能顺利买下一套房——这可以将笼罩在家庭头顶上的阴云驱散，让父母低了一辈子的头抬起来。我曾在下班路上，和父母、奶奶打一通通长长的电话，大言不惭地将这个目标向他们反复描摹。尽管父亲有时也会让我“不要想那么多”，但那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是一个拯救世界的盖世英雄。

现在来看，一切本可能不会走到这个地步，我曾经也有机会不用扛起“买一个新家”的责任。

在搭“移民搬迁”政策的便车时，母亲和奶奶的关系异常焦灼，外加她和外公矛盾重重，所以她毅然决然地要将房子定在姨婆所在的镇，以此来摆脱从嫁进这个家后就从没和谐过的婆媳关系。

姨婆的那个镇，同我家的小镇子一样，也被大山包裹着，可好在它有一大片平坦的盆地，街道店铺直直地立在平地上面，不像我家那儿，被外地来的人戏称为“一个大洗脚盆子”——街道至少是45°，斜斜地从高处插下来，四面八方统统都是这个样子。下雨的时候，街道上冲刷下来的水，下水道往上冒出来的水，都会汇聚到镇子最低洼处的一条河里。我的初中就在这条河边，饭堂抽河里的水让学生洗碗用，零花钱最窘迫的时候，我还趁洗碗时偷偷喝过大肠杆菌超标的河水。我家就在这条河的下游，小的时候，去河里玩，可以捡到各式各样的垃圾，它们都被我像收藏宝物一样拖到河滩上藏着，或者拿回家，再被父母扔掉。

我至今仍记得中考后那个仿佛没有尽头的暑假——因为去哪儿都摆脱不了我弟。

姨婆家那个镇有条河流穿镇而过，上游的旁边是白花花的水泥路，我站在那里，当时的天空也是浅灰白色，闷热，汗水会从额头的发缝里渗出来。水泥路离河底大约40米高，深绿、茂盛的矮植下，可以清楚地看见河底粒粒分明、均匀圆润的白石子，只到膝盖的河水，铺平了大概30米宽的河道，河里喧嚣、闹腾、快乐。

4岁多的弟弟大夏天感冒了，不能下水，我牵着他热乎乎的手，时而往下望，时而往上望——往上是一连片直切下来的山壁，石缝里连草都稀少。石壁一直往前延伸，直到同山道一起消失在景色深处，切面真像一把菜刀。我没有问姨婆这山是不是自己长成菜刀的，自顾自闷闷不乐，姨婆猜我是因为不能去河里玩，所以不开心。

那个夏天，是我第一次明确地知道了母亲“重男轻女”的事实，并且承认了它。我熬了一整夜写下了一篇字里行间都是控诉的日记，那也是我人生里第一次熬夜到天明。

姨婆那时年纪已不轻了，但颇能扛热，大中午还经常在地里忙活。我们去时正值夏季农闲，可除了带我们出去玩，她从没闲下来过。中午酷热，姨婆要带着我们去镇上的景区之一，一个溶洞——前一天去的是渔场。

对于那个溶洞，我起初听说的时候带着几丝期待，到了，却只看到一把生锈的大锁和一幅草草立着的广告牌。既然进不去，我和母亲就只好在溶洞下的水渠给矿泉水瓶子灌水，灌完一瓶，喝完大半瓶，再继续灌，再喝完小半瓶。水冰冷刺骨，挺好喝，又省钱。接着就是把手脚都伸进去淘洗。姨婆也在喝水、洗手，还对我们说：“农夫山泉的人说要来这里开厂，下头的人不愿意。这个渠要给下头的稻田灌水，冷水稻，米好吃，但产量没得我们那蓄雨水的池塘（浇灌出来的稻子）高——乡政府还不愿意。”

老家直到去年才被提溜出贫困县行列，之前为了保护南水北调的水源地，对开工厂口头上管得极严。但实际上化工厂也不少，县城那条河最近10年才被治理好，水泥厂没搬迁时都是直接向河里排污。闺蜜毕业后在这个水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刚工作那年坐直达家乡的慢速火车，半夜下车后去她那儿借宿了一晚，天亮了，看见厂子里树叶上满满都是灰。

我以为那次暑假只是去姨婆家玩，没想到其实那就是母亲决定新家地址之前的考察。之后的很多个周末和寒暑假，我都能听到母亲和姨婆讲没完没了的电话，她们有共通的苦难：夫妻、婆媳矛盾，父女龃龉。我没有作为妻子、媳妇的经验，对这种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常常只有窃喜——我可以暂时不被母亲指挥着干活，好好看一会儿电视，或者假装写作业，看提前藏着的言情小说和杂志。

母亲有了弟弟，房子修在外地，家里的大小事，所有人好似默认我自然就会明白，亦或者我真的只是一个多余的人。

定下房子地址那一年的除夕夜，家里从晚上7、8点钟一直吵到凌晨2、3点钟。我坐在门后的椅子上抹着眼泪，听完了前因后果——父母又不满意修在那个镇上的房子了。吵架声响彻整个小村子，邻居长辈赶过来劝架，只有住在我家房子背后的爷爷奶奶装听不见。

屋子中间立着的烧柴炉子，火很旺，农村讲究除夕夜不能断火。吵架间隙，他们还记得去“放天星（凌晨12点放鞭炮、花炮）”，还记得去给舅舅画个圈烧纸。母亲还一直在磕着瓜子，瓜子皮不断地从她嘴里吐出来，和着一大串陈年旧账，哔哔啵啵，满满一地。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房子，爷爷奶奶之前也和父母吵过很多次架。“爱我”的奶奶，“永远对我不满意”的母亲，“躲清闲嫌吵”的父亲，这是我家吵架时的扮相，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戏码——还有爷爷，他前10年下重力伤了腰，后10年与拐杖为伴，严重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吵架，就是在自家院坝的水泥地上就地卧倒、打滚，也会哭，吵完架，爬起来回后面的屋子里继续躺着睡大觉，间或绝食几顿，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会爬起来吃饭。

直到奶奶最近几年吵不动了，而我又远远离开了家乡，这一切才暂时消散在我耳边。但它们又确实一直存在着，父母、奶奶偶尔的电话里会给我说说进度。

去年下半年，母亲骑摩托车逞能，要从家门前的高坎子骑上去，结果车子太重扶不住，她人连着车一起摔下去，腿断了，车子摔瞎了一只灯，刚出院没多久，就和奶奶吵架。

父亲打来电话，既尴尬又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妈又和你婆吵了一大架。”

我问：“你没劝？”

他回答：“我哪里敢劝。”

我又问：“为啥吵？”

父亲还是笑：“我把两个死鸡给扔了，你妈想留到吃肉。你妈吵我，你婆就吵她。”

他继续笑着说这一切，我一面觉得他是因为可能真的觉得好笑（或许只是烦），常年生病的人讨厌高声嚷嚷，我以前同母亲吵架的时候，他从来不讲理，通常会下命令让我闭嘴；另一面我又觉得他肯定也在为两个女人为他吵架窃喜——最近几年，他发现奶奶在生活中需要大量依靠他后，就一改往日的唯命是从，开始在七八十岁的奶奶面前耍小孩子脾气，对着自己的母亲颐指气使、挑挑拣拣。

我又和奶奶通电话，奶奶当然向着自己的儿子，又把我母亲拉出来数落一通。在处理家庭矛盾这方面，我同父亲很相似，这个结我解不开，只好同时当着3个人的情绪垃圾桶，间或是扎向母亲的那把刀。

我曾经有一年问母亲要生日祝福，她回复我说：“你知道吗？‘儿奔生来娘奔死’，你的生日就是我的受难日。”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委屈到没办法反驳。后来很多年的生日，母亲都极少送来祝福，我有时候赌气，也假装忘记她的生日，不说祝福，也不送礼。

后来我在一本书里看到，家乡那边，女人要生了第一个娃才会被婆家正式接纳进家庭。我想，母亲可能在生我的时候，确实带着极大的期待，以为婆家会因为我的到来而认可她。我家并不算重男轻女，奶奶的大部分孩子都是女儿。可母亲没有得到婆家的认可，于是我的出生就成为了她一生不幸的开端。我的成长里充斥着她和奶奶的相互怨怼，我不记事的那几年，估计是傻乎乎地伤她心最狠的时候——在我后来与母亲吵架吵得最凶的时候，她会说漏嘴提几句，但是我现在再问，死活都撬不开口了，她说太痛苦了，不想说了。

而在奶奶的陈述里，最常见的一个场景描述是——冬天下雪，母亲把我扔到外头雪地里，说：“你让她冻死。”除此之外，再难有更多过分的场景了。不过奶奶对我的态度好很多，母亲在家整天骂骂咧咧，凶，关心的话也带着质问的语气，小的时候，我害怕感冒咳嗽被她听见，每当憋不住的时候，就跑得远远的再咳；所以母亲也经常忽略我的变化，我从初中就近视，直到高二被老师上课逮到，质问我“看不见，为啥不配眼镜”，我自己才迫不得已用生活费配了最便宜的眼镜，一直用到了大学毕业后。

我因为贪恋“温柔”，本能地依恋奶奶，这可能进一步伤害了母亲。母亲在我9岁时生下了弟弟，这恐怕是她第二次希望被婆家接纳的尝试，但是现实继续泼了她凉水，奶奶依旧没有认可她这个媳妇，她发现自己只能拖着两个孩子，一路艰难地往前奔。

所以，房子，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她人生里“硬气”了一回的象征，但收场也颇为惨烈。

2014年，那套房子在他们的吵吵嚷嚷中还是交付了，它成为了外公外婆从大山里搬出来后住过的唯一体面的新家，也是外公的丧命之地。

在搬进那套房子前，外公就坚持要从住了大半辈子的、没电的深山里搬出去，所以便在离县城不远的另一个镇的村子里暂住。他节俭省钱，舍不得租楼房砖房，即便是手头上挺宽裕，依旧选择住土墙房。他也勤快，在那个村子里租了不少地，邻居都会羡慕他稻子种得好，收成好。

在县城里上高中时，我会隔三岔五地去外公外婆暂住的村子里过周末。外公外婆没有一刻会闲下来，地里家里，不停地转，变着法儿地挣钱。他们两人都有听力障碍，对只要能稍微看得起他们一点儿的人，都掏心掏肺地回报——这也是外公和母亲龃龉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好的人，大多在十里八乡的风评极差，背后对我母亲和我家都极尽嘲讽。外公和我母亲因此冲突频发，直到外公辗转搬到我家新房子里后喝闷酒把自己给送走了。

现在那套房子成了外婆一个人的家，她很爱那个家。外公活着的时候，对她动辄打骂，现在成了守寡老人，她却收获了这辈子难得的平静。父母和奶奶常常对我说，“你外婆最有福气”，可那福气是挨打半辈子换来的。

奶奶的5个孩子里，只有我家最不争气，还在泥巴里头滚。父亲有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吃药不见好，在皮革厂打工10来年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现在在家务农；母亲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被迫开始外出打工，她身体底子差，受不了气，所以一年有半年全职在家，因为弟弟马上要读高中。

2019年之前，我很少去想这个家的问题根源。如开头所说，我爱打肿脸充胖子，觉得一切困境都是我的担子，我得扛起来。除了逢年过节给钱，我还会用尽一切方法去讨好所有人，做更多的事，过年时工作依旧繁忙，也得抽出时间备菜。父亲和弟弟闲着坐在电视机前一遍又一遍重复看无聊的春晚，母亲也不会叫他们帮忙，我拒绝还会被甩脸色。

“大厂”的工作并没有听起来那么风光，我起薪要得低，后面即便涨了也不高。在北京的房租、生活费，还之前借朋友的钱、助学贷款，刚毕业需要置办东西，都是开支。刚刚工作半年，手里余下的钱，在春节时几乎全部都交给了家里，借着信用卡交了下一季度的房租，后面又花了半年才还清。

即使是这样，母亲还是觉得我的钱给得不够。父亲在我同母亲回嘴的时候，让我“不要吵架”，弟弟只会不断地要这要那，偶尔打来的电话也是命令语气：姐姐，我要这个；姐姐我要那个。

房子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母亲坚持认为，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未来必然是要卖掉的，她和奶奶的矛盾冲突也未停歇，她不想背井离乡，不是在自己家里的镇上买房，就是一定要搬去县城。房子成了这个家的一块心病，上学的时候，放假回家必定要吵；工作后再回家，必定要找到由头狠狠骂我一顿。

2019年夏天，我为领一个在大学时就考好了的证书，请了一天年假加周末又回了趟家。在家里只待了短短两天，即便这样，返回北京前的一天下午，母亲还是寻了由头吵架，要求我一定得承担起买房的责任，起码给她一个确定的承诺。

她说：“你看看你老子的体子，病恹恹的，他还能活几年？不为你弟弟也要为你老子吧。你老子为了你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老了连新房子都住不上。”

我当时很愧疚，一直在哭，但也有争辩：“要不是因为你们把房子修在上头，我们家现在至于还住在危房里吗？我过年才知道，房子修在了上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反反复复怪自己，从没想过那副担子其实可以卸下来。直至2019年年末，“金智英”在国内各个互联网平台上火了起来，我看到每一篇关于这个名字的书和电影的文章下面，都有着无数个相似的女性在讲着她们的故事。虽然之前我也看到过性侵、家暴、职场歧视、同工同酬、产假等等的稿子和新闻，但我很难切身体会到，也未曾想我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一种状态。

我也看了电影，电影最后一幕，金智英选择了在饭桌上写作，可她仍旧摆脱不了双重责任的困境，甚至也不可能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的工作是“运营”，除了在各个网站铺我们自己的内容以外，也要去关注社会热点。我亲眼看着一次次“重男轻女”的讨论，也反反复复去留言陈述自己的故事，但我找不到自己处境的解法，也找不到同母亲关系的解法，每一次通电话都是一次争吵。

我认定自己如同金智英一样，那相似的牺牲并没有让我生活得好，也没有让我母亲生活得好，反而促使她充当家庭的“打手”，对我变本加厉地剥夺。我也认定，善良、听话、孝顺，这些最传统的美德，让我成了家庭秩序里的最底层，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来剥夺我的一切，感情、金钱、时间。

现在想来，这恰恰是解开我和母亲的“结”的开端。

2020年春节，宏大的叙事是“新冠肺炎”。村子封了，没办法离家，我也被困住，远程办公。气愤、悲痛、感动，情绪来来回回过山车一样。

微小的叙事则关乎我自己——在我明确知道了母亲“重男轻女”后，和她吵过很多次架，但吵过之后，一切还是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我讨好，她控制。而这一次，我的反抗第一次在实质意义上获得了反馈。

正月里某一晚洗脚，弟弟脱了袜子，水还很烫，就将两只脚搁在洗脚盆沿上。农村洗脚都是用一个橡胶或者不锈钢的大盆子，全家人一起用一盆水，我家到现在还是这样。我正在低头认真洗着脚趾缝，他拎着袜子笑嘻嘻地伸到我的脸旁边，很臭。他让我洗完脚把他的袜子洗了，神情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往常逆来顺受的我，那一刻真真切切感觉到了巨大的屈辱。

以前我若有点情绪，都会被父母亲以“是非”堵回去，然后继续默默做事情。在过去的23年人生里，我为家里人洗过无数东西，碗、衣服，包括内衣裤，尿布，然而我的脏衣服只有母亲洗过——仅仅在我去学校后——痛经不舒服的时候，烧热水也要洗。

日常里的农民形象，往往停留在男性身上，被隐去的沉默的女性呢？一个农村留守妻子，她要承担农活、家务、育儿、养老等等无数的责任，经济拮据，没有任何人可以转嫁，婆媳关系不顺，这一切都是一肩扛。除却上学的日子，寒暑假，节假日，在我稍稍能够到灶台的年纪，煮饭、洗碗、洗衣服，下地帮忙，哪怕做得很糟糕，也要被逼着去做。母亲惯用的规训是：“你不学，以后到了婆家人家看不起你。”可是她学会了一切，并且努力超额完成目标，也没赢得这个家任何人的尊重。

弟弟出生以后，母亲充当父亲的角色，家里的地、山场，所有的活她都要干，我则成为母亲的角色，一切家务我都要做，还要带弟弟，奉献讨好像是刻在骨子里的，规训着我成为一个听话的女儿。过去的很多年里，弟弟会在我洗衣服时，把他的脏衣服扔到盆里。

那一晚，我很生气，但到最后也只是求助于父亲的权威教训弟弟。我自己好似说不出来一样，迫切地想找个代言人，本能地觉得自己的话语没有任何分量，没有人会听我的。

或许这不能称为第一次反抗，但是它是我真正反抗的催化剂。

正月里，我每天都要工作，疫情来势汹汹，给我们带来了更繁重的工作任务。长假提前备好的稿子都不能用了，我整日整日守在电脑前，等着即时的稿件出来，上版发送，没有中断过一天。家里有父母和外婆3个闲着的人，我每天和领导同事对接工作，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人指望着我去煮饭、做家务，倘若不能在家里请客的时候帮忙，还会被甩脸色——尽管不会有人把难听的话说出口，但是一张张黑脸明晃晃的。

那一天恰逢村里停电，为了继续工作，我带着电脑去了镇上母亲为了陪读租的房子。我问过她，弟弟已经去学校寄宿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租房？母亲说，那是为了让你弟弟不想住学校的时候就能回家，还能应付危房检查。我又问起为什么我读高中的时候不租房，母亲搬出“你奶奶不愿意照顾你”的借口。实际上，奶奶也不见得愿意照顾弟弟。

当天，弟弟闹着要一起去陪读房，我没有拒绝他。年前，家里刚刚用我给的钱置办了一辆摩托车，父亲终于摆脱了他那辆从上个世纪结婚时一直骑到现在的“二八大杠”。那车的零件都换过了好几轮，但他仍旧很爱护这辆陪伴他多年的老物件，擦洗干净后停放在房子后面堆木料的小屋子里。一开始，我以安全为理由反对弟弟骑车，但现在我也只能指望他。当天中午，我们到了镇上，从1月末回家，一直被闷到2月中旬，出门的时候，还都挺愉快的。

此时我已经有了一小笔存款，可以随意地让弟弟选择方便速食对付着吃饭。疫情时期，街上没有饭馆营业，我们用泡面解决午餐，于是我的情绪彻底爆发在一碗鸡蛋面上。

我终于赶完了工作，定完稿子的发布时间后，想着自己做饭——工作后，周末自己在出租房也常常做饭，但是三脚猫的厨艺水平，在家里的电磁炉和锅底坑坑洼洼、受热不均的炒锅上彻底暴露。我做完饭，喊打游戏的弟弟来吃，直到我吃完，他才嫌弃地尝了一口：“这面腥气，我要泡方便面吃。”

第二天早上，我把前一晚弟弟只吃了一口的面继续热了——长久以来养成的节俭习惯，不想浪费粮食。我正在吃面，弟弟又开始嘲讽：“我吃剩的你还吃，你做的面腥气那么大。”

那一瞬间，怒气立马冲上头。但我没打他，只是把他推到了房间门外，想冷静一下。母亲租的房子是一个大通间，房主是修来做门面房的，但在这里做生意的没几个成了的，后来就租给母亲这样来给孩子陪读的农村人。

没过几分钟，弟弟拿着钥匙开门进来了，说：“诶嘿，你没想到我有钥匙吧？”

我那一口怒气还没下去，脱口骂道：“你以后爱去谁家吃去谁家，我不伺候你了，爷爷（上面劝架的长辈）爱伺候你，妈爱惯你，以前她煮的那么难吃的饭，我都吃了，到你了，你金贵得很，我伺候不起！你爱找谁伺候，找谁伺候，上初中的人了，衣服袜子不洗，鞋不洗，留到爸给你洗，你丢不丢人？你是我们屋里的活宝！”

此前，我们姐弟俩极少撕破脸皮，前一年过年，因为痴迷打游戏被母亲训，他的手机被摔了，母亲把所有责任都一股脑怪在我头上，我也没还嘴，默默收起手机不再玩游戏了。见我发火，我弟就躲到大通间后面玩手机，我继续去吃那碗面。

回家路上，又因为弟弟走了冤枉路，我们到家又是一顿大吵。好像过去很多年，憋憋屈屈的情绪头一次有了出口，我直白嘲讽劝架的父母：“你们这是给自己养个大爷，仙人，惯！以后有你们受的。饭不爱吃可以闭嘴，自己不做，就少插嘴！”

我自己没哭，我弟倒哭得很凶。全家齐上阵地去安慰他，父母来指责我，要我让着他。

然后，睡觉踢被子、人能睡到换个方向的我弟，又一次感冒了，这像是一个运算BUG，每次我回家带他去镇上，或者他执着撵路，一定会生病，父母也一定会把病的原因算在我头上。我想，这些执着地将儿子犯的错算在女儿头上的父母，大抵是要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失败吧。

直到离家的那一天，我和他们的关系也没缓和。在火车站，母亲非要拉着我拍照，我以为她多心疼我呢，后来却在她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我们母女合影的后面跟着她在超市买衣服的长视频。现在想想，她真的是不太在乎，不在乎才可以随意伤害，之后又出来粉饰太平，妄想一切都没发生过，而我太在乎，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妄想能够讨回这些债，陷进去就出不去了。

从春节过后，我基本上处于单方面跟家里断联的状态，非必要就不再和家里任何人讲长电话了。断联，是很多人遇到这些问题普遍的解决办法，我也选择了这种。我的枪口那时尚且无法向外，所以只能扎回自己身上。

2020年6月，工作内容调整，一天下午2点，我正在焦头烂额，母亲发来了一段模模糊糊、只能隐约看出一个病床的微信视频。我问她谁生病，她不说，先讲了一大段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话。我以为她只是又一次通过扯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控诉我不买房，但又觉得不对劲，问：“你是不是生病了？”

她的扯东扯西终于说完了，转到正题：“你一点都不关心你娘，我的死活，我这辈子命苦，都是你害的。医生说我子宫脱垂，生你的时候子宫撕裂，那个产婆没管，生你弟弟的时候，医生也没处理。打个喷嚏都漏尿，还是一个在药店认识的朋友说我这可能是子宫脱垂，我来检查，医生说我来太晚了，严重得很，要住院割子宫。”

我看着那句你“你害的”，特别生气，放往常，我肯定又再一次指责自己。我生气回复：

“是我让你怀孕的吗？你啥都能怪到我头上，你生娃给我生的？”

“我最近没钱，你取家里头那张卡的钱用。”

“哪个欺负你，你当面去跟人家吵，别给我说，给我说没用。”

当时占据我脑海的主要情绪，不是心疼，而是愤怒。工作上的焦虑和“你害的”两相叠加，我完全感觉不到心疼。当时，正值“节育环”的展览和文章大量在互联网上曝光，我才知道“节育环”是通过引起子宫炎症来避孕。自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一直都在治疗妇科病，她藏着掖着的东西，在我认识了足够多的字以后，一件一件都展开了。可我还没来得及去询问母亲，她已经失去了子宫，也不用再考虑取环的事情了。

等当天工作结束以后，我隐约起了一丝心疼，但很快就消散了。回到北京的日子里，我还读了《厌女》，书里有一个观点：“母亲会嫉妒女儿。”我觉得母亲恨我，是我让她的人生变得糟糕；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没见到她真心喜悦过；送给她的生日卡片，被随意地扔在桌台上；她也从没关注过我的上班时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都可能接到她的电话，有一次，在上班的下午4点，她一个电话打来：“我手机坏了，你给我买个手机。”

做手术需要禁食一天，母亲一边禁食一边给我微信播报情况，直到手术结束被推回病房。我一边看着她的微信，一边用学到的理论去抵抗她字里行间对我的指责，我知道那些文字，都是“厌女”的表现，她给我诉苦：“你爸，我去上厕所起不了身，让他等两个小时再走，他这都等不住，急到跑回家忙地里头的活。你弟弟，我让他帮我叫个医生，跑出去半天，医生没叫来，隔壁床的看护帮我叫的，后来一问，他坐车回去了。”

我看着文字，又莫名觉得好笑，回道：“你自找的。”

从这开始，我学会了枪口向外，但是逃避依旧是常态。我和母亲的每一次以颇为正常的沟通开始的对话，都会以歇斯底里的谩骂结束，我们甚至也没有再打过电话，我不想听到她的声音，她估计也不想听到我的声音。我们在微信上吵架，我发大段大段的文字质问她，她连发几个60秒的语音谩骂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听到她的语音都会条件反射地紧张、心悸、喘不过气。

养完病两三个月，她下四川打工，又来让我给她买票，票买了，照常吵架，无外乎还是那些，买房、婆媳、夫妻问题。以前，我还真心实意地觉得这可能是我的问题，但经过小半年，越发觉得她像跳梁小丑，怎么那么多错，算来算去只能等于“都是你的错”。

今年过年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没有回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也没有觉得报复到了谁，我们互相发了一个红包，就结束去年糟糕的一年。

我和母亲变成了“非大事不联系”的状态。她又找了个活儿，自从她在我大学时外出打工以来，换了不下10余份工作，我和父亲都一致认为她，不安分，不好好学技术。

这种状态保持到了今年4月，爷爷去世了，缠了奶奶11年，一家人像是解决了大麻烦一样喘了口气——上一个大麻烦是外公。

父亲给我打的电话，我在微信上和母亲确认了这个信息。父亲来火车站接我的时候，也像是卸下了担子一样，我感觉他还有一丝开心。有时候，我觉得父亲不管苦笑、假笑、真心笑，都有一点不合时宜，充满了尴尬的意味。其实我自己也像他，不知道何时笑是正确的，只好统统不笑。

父亲陪伴我成长的日子集中在4岁之前，但我没太多关于他的记忆。除了冬天一起在炭火上烤并不好吃的面包片，我们父女俩的相处就是互相喂大道理，谈政治、经济、国家大事，彼此附和，不怎么会产生分歧。父亲会认真地听我的见解，奶奶觉得我是在说“不好”，他倒觉得“确实是”。而在母亲的叙述里，我4岁以前，父亲超级爱我，我甚至能感觉到一丝嫉妒的味道——但我确实完全记不得了。

葬礼就是一个靠着死人联络活人的大型社交场，我永远记不住亲戚们的辈分。我在路上也想装看不见，但在葬礼上，一切都得打起精神来应付。

我以为葬礼加上守夜，熬了3天，把爷爷送上山就结束了。可葬礼后，母亲同样也没放过我，她用了整整一个下午，追问我回来之前说的、最后一晚去同学家留宿的事情：“你要去哪个同学家里？名字是啥？住到哪里的？”还有，“我听说你去你大爹那里了，你送了东西也不让我知道。”

一边嫌弃我，一边控制我。从小到大，我只去过一个女同学家里留宿，后来母亲给弟弟陪读遇到那个女同学的婶婶（非常计较的一个人），整天在母亲旁边说我在女同学家吃饭的事，母亲因此帮了她不少忙，直到她搬走。其实饭是女同学奶奶做的，和她婶婶没什么关系，但此后只要逢我去同学家，这事就会被母亲拉出来一遍又一遍地讲，无论我解释了什么。

我到底也没告诉她我去找过哪个同学——其实只是和闺蜜在逛景区，送给大爹家的水果只花了不到50块钱，但母亲不在意价格，只在意我没告诉她这件事情。这次之后，我们又吵了一次架，我发了一段“父母要学会放手”的文章，收获了一段追溯到结婚彩礼钱被我奶奶坑了的语音谩骂。

她那次的语音，我没有听完，受不了。

转过头，我在6月离开了“大厂”，微信也拉黑了母亲，过了一段时间才又把她拖出来，也不知道她在那段时间有没有试图联系过我——5月，她再一次南下打工，在我和弟弟关系稍稍好转以后，他告诉我的。

我和弟弟也同样断联了一年，除了过年发红包。今年他刚好中考，以前父母担心让孩子知道太多家里的情况会不好，但我生气的时候一股脑把家里的种种全部倒给他了。4月爷爷葬礼上见面的时候，他确实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整个人沉了下来。中考之前，我试图去问他情况，他因为担心考不好而焦虑，于是就聊天破开了一个口子。我安慰他，和他又聊起了家庭，父母对我的亏欠，我不知道他向父亲传达了什么，后来父亲还给我打来电话道了歉。

我不知道弟弟和母亲有没有聊这些，但他确实比我会讲贴心话。虽然我经常嘲笑他的话过于“鸡汤”，他总反驳说我“太现实”。

好在我们都闯过了人生好难好难的一个关口。中考出成绩以后，他是我们小镇的第一。上初中以后，再没考过几次第一，让他挫败得很。我给他发了红包，他给我发来好几个视频，问“帅不帅？”后来，他也和我抱怨：“妈给我说，想让我跟她去当学徒，不要念书了。”我想起中考结束时，母亲也这么对我说过，或许她觉得我们读太多书也给她造成了太大的负累吧，我大学毕业也没赚到大钱，估计也打击到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