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玄武区法院在审理某个离婚案件时，在被告认可双方经常居住地和户籍地均在玄武区的情况下，仍坚挺以原告户籍地在鼓楼区为由提管辖权异议。被裁定驳回后，被告提出上诉，理由仍是原告户籍地在鼓楼区，但未举证。南京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玄武法院以被告恶意拖延诉讼、浪费司法资源为由对其罚款2000元，被告在交纳罚款后表示悔过。

本案涉及滥提管辖异议，应该说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相信每个一线法官都会碰到过，全国各地法院也皆为此头疼不已。从近年审判实践来看，动辄提出管辖权异议，已异化为被告恶意拖延诉讼、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重要手段，甚至被个别律师奉为执业圭臬的“诉讼技巧”而津津乐道。滥提管辖异议，已成为继送达难之后困扰审判法官的又一程序难题。

比如，2015年，广东有法院曝出，有当事人以法院办公条件差、空气质量不好等异议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让人大跌眼镜。2016年，北京某公司在两位专业律师的代理下，在明知朝阳法院有管辖权的情况下，罔顾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仍提异议并坚决请求将案件移送北京三中院审理。在被驳回后，某公司仍恶意上诉至北京知产法院。京知院在忍无可忍之下，一改法院系统对这种诉讼陋习默默忍受的传统，在裁定中旗帜鲜明的称“此举令人费解”，并对相关人员的不良行为提出了批评。

再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典型案件：原告向我所在的F法院提起股东名册记载纠纷诉讼，根据民诉解释第22条，本案显然应由公司住所地法院专属管辖。按理说，对于这类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专属管辖，根本不存在任何解释和扯皮空间的案件，让人意外的是，被告仍然毫不脸红的以其住所地不在F区域为由，提管辖异议要求将案件移送至其住所地法院管辖。

从实践来看，有不少律师认为，将提管辖异议是诉讼权利，想怎么行使就怎么行使，法院提出批评实属不当干涉行使权利。比如，某著名律师杨某某认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评论代理律师的执业行为，是不妥的。律师为了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会依法采取任何诉讼策略，这无可厚非。既然法律给予了当事人提管辖异议的权利，就不存在违背常识和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

还有某政法大学的教授许某某认为，“律师代理权限来自委托人授权，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是法律许赋予当事人合法的诉讼权利，不存在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法院作为中立的机构，不宜作否定性批评。即使管辖权异议的请求不成立，驳回并告知理由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谴责，法院应保持中立、客观”。

我认为，上述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属于为一己私利而恶意曲解法律，法律实务圈必须对此进行理论上的充分驳斥和道义上的强烈谴责。这里，首先表示我的观点：提出管辖权异议必须提供初步的证据，并且具备形式上的正当理由，

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防止法院之间争管辖权，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可能给当事人权益造成的损害，通过赋予当事人对错误管辖提出异议的救济权利，来保证民诉法设计的级别和地域管辖制度落到实处。但是，这些年来，随着诉讼大爆炸带来的案多人少矛盾的加剧，以及司法公正的强化和裁判尺度的逐渐统一，设计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目的已大为弱化，而出现了异化乃至被玩坏的趋势。

管辖权异议作为一种诉讼程序权利，和其他诉讼权利的行使一样，提出时必须同时提供初步的证据，必须具备“形式上的正当理由”。当然，这种“形式上的正当”，不要求最终一定正确，不要求事后被法院支持，但从表面上和法律上来看，必须具有争辩的空间和可能性。

也就是说，明显违背基本常识，明显违反法条明文规定，明显众所周知的毫无道理的管辖异议，不是行使民诉法中的正当诉讼权利的表现，而是为了一己私利滥用诉讼权利的任性表演，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不光彩的目的。唯有如此理解，才符合公正效率、法的安定性、法的原则和精神。

否定者常常认为，提管辖异议是民诉法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被告想提出就提出，什么案件都可以提，而不需要任何证据和理由。反正，这是法律赋予我的诉讼权利嘛！不行使白不行使，法院如果认为异议没道理，大不了驳回嘛！然后我再花一百元上诉就是了，还能再拖原告和法院几个月时间。

然而，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那将是不可思议的。照此逻辑，任何案件中的任何被告，都“有权”随意提出管辖权异议，都“有权要求”将任何案件移送给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全国任何一个法院管辖（哪怕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法律明文规定），并且“有权”在被裁驳后上诉。显然，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违反了已被写入民诉法的诚信原则，相信每一个正常人，每一个良善的法律人，都是不可能接受的。

滥用管辖权异议有三大后果：一是案件久拖不决，侵害原告的诉讼权利；二是诉讼中被告恶意转移财产，造成执行时无财产可供执行；三是严重浪费司法资源，降低审判质效。尤其是对于司法资源的浪费，必将成为全国法院不能承受之重。

想一想，法院好不容易送达成功后，被告随便邮一张纸过来，写上三言两语，就打乱了法院的开庭计划。法院下裁定送达后，被告再随便寄来一张上诉状，等两个月二审裁定下来后，还要再次送达开庭传票，重新确定开庭时间。如此，被告只需两张纸，两审法院忙累死。而且，本是简易程序的案件，就这样在被告的恶意运作下，可能一年半载都结不了案。

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对于这种滥用诉讼权利、违背诉讼诚信原则的恶劣行为，某些当事人和法律工作者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但不认错，反而脸不红、心不跳，到处大放厥词，高称自己是在依法行使法定的诉讼权利。

这种为了一己私利，而故意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恶意曲解法律、妨害原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端严重浪费宝贵司法资源的不正常现象，难道不应该遭到法律圈人士的一致谴责吗？难道不应该为每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内心良善的正常法律人所不齿吗？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因滥提管辖权异议受到制裁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针对这一陋习，南京玄武法院一反常态，突然亮剑，因而极具示范意义。实际上，本案也可能是中国法院对滥提管辖异议的当事人开出的首张罚单，我们在这里，也希望这张罚单能够警示某些诉讼参与人！

法律读库投稿邮箱：175149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