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一平的县城房，我已高攀不起

今年4月，莆田女孩雅茗陪闺蜜在老家看房：本地县属的一个镇子上中心区域的新楼盘，中间最好的楼层价格达到了1.2万，其他楼层也要1万元左右。而且因为供不应求，还需要先摇号才有购房资格。

雅茗把这个价格回复到了豆瓣小组一个叫做“想知道你们十八线小县城房价多少”的帖子下，网友们回应热烈：

“浙江，这几个月猛涨到15000，但是我估计过两年会跌回12000左右，稳定一段时间，再慢慢涨吧，毕竟就几十万人。”

“四川某十八线县城…高的有一万一二的，不过均价也八千左右。”

“现在均价1.5万一平，县城那边2万、3万一平。”

不久前，一篇关于全国有100多个县城（县级市）房价过万的报道震惊了全网，很多县城房价远远高出了一些省会城市：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平均房价刚刚过万，而身处西北、西南的银川和贵阳则在八九千徘徊。

在房价最高的20个县中，浙江上榜13城，海南、江苏各3席，河北一席。海南陵水县拔得头筹，以3.4万的均价高居榜首。

如今，这些县城的房子，也令人感觉“高攀不起了”。

陵水县城房价超过3万的话题火了之后，海南一些本地媒体的微博下挤满了当地人的评论，“人均工资三四千，房价却过万！”

登榜前20的3个海南县城都紧邻三亚，陵水是最近的，主打的是三亚同款海景。和陵水一起作为三亚外延海岸线的还有万宁和乐东，平均房价也分别达到了2.3万和1.7万。不过，在海南，房价高的县城可不仅仅在三亚周边。

90后黎族女孩惠惠的老家是海南西部的昌江县，根据“房天下”的数据显示，昌江的平均房价从去年7月开始就没低过1.2万元。

惠惠父母的房子在昌江的市中心，二手房的价格从8千元到1.5万元不等。五六年前，住单位没有产权房子的父母随着本地商品房的兴起买下了这套住宅，当时房价大约四五千一平米，尚属可以承受的范围。随着全海南开始发展旅游业，“山海黎乡”成了当地的宣传定位，房价迅速翻倍，小区入住的300户人家中大概有50来户每年定期来过冬的“候鸟家庭”。

惠惠在海口一家大型企业从事HR工作，收入比当地的平均值高了不少，但买房仍是她想都懒得去想的问题。不论是海口还是老家昌江，她都买不起。

跟很多海南本地年轻人一样，她平时在海口工作，在非市中心的区域租一个单间大约需要800元左右，周末开车2小时回父母家，至于房子，“等到结婚需要考虑再说吧，实在不行跟父母住。周围的年轻人当然也想要自己的空间，但是想也没用啊！”

“海南这边年轻人结婚，婚房不是必需品。”——这是洪滔在三亚生活十多年观察得出的结论，他中学时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来到海南，成为一名新三亚人。

社会学专业的洪滔一直在观察和琢磨海南的人和文化，“去海口工作才是海南年轻人的目标，三亚是外地人的三亚”。而他分析三亚周边县市房价之所以那么高，“是因为外地人都喜欢住海边，而海边一共就这么多地”，供给有限，但是全国向往海南海景房的人却源源不断涌来，造成了沿海房价一路飙升。

“这跟本地人也没什么关系，一来是买不起，二来本地人本来就不喜欢海边，海南历史上，越有钱的人住得越靠中心，海边意味着台风一来很可能你的一切就都没了。”他说。

2020年海南全省GDP为5532亿元，全国排行28，跟当地高昂的房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海南的高房价跟当地人有一层天然的隔阂，浙江县城的房价则是随着本地人的富裕而水涨船高。

外地人眼中浙江的“藏富于民”乍听上去还有些虚，但在来自金华的95后林森的眼中，这些都是有据可循的生活细节：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家里都在开厂做生意，商品覆盖服装、扑克牌、木门等，家家户户都会在镇子上搞一间店铺，小时候的日常聊天是“家里一笔生意被骗了50万”……

林森家做的是皮革生意。为了开厂做生意的政策和便捷，从小父母带他辗转生活了好几个不同的县市，这让他对家乡各地的产业有一种既深入又跳脱的观察：“每个地方在我脑子里都有个自然关联的产业。”

比如提到永康，林森立刻想到那里都是“生产型企业”和政府大力树立的“五金之都”的形象，东阳自动匹配的是影视和红木产业，武义则是旅游业和茶叶。浙江各地的政府会有意把产业集中起来，形成“一镇一品”的产业集群。林森家的生意曾经从义乌迁出就跟这些集群有关，因为自家的皮革厂不是当地当时力推的产业，义乌的厂房、人工又水涨船高，因而林森的父母总是在寻找更有利于成本控制的方案。

“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名号就是义乌政府推出来的。义乌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房价的攀升，尤其是这两年直播电商兴起。从外地来“直播村”寻找机会的人需要租房，赚到了钱的就有买房的需求，而义乌国际商贸城附近的店铺，几十平米的空间最高年租金能达到50万，日租金高达每平米70多元。

除了产业，林森对各个县市还有一些“人格化”的感知，“我印象中的武义人都很随和，永康就透着精明的气息，义乌小商品比较出名嘛，那里的人社交能力都比较强”。

在他的印象中，浙江人除了全国著名的“温州团”，其实大多没有炒房的传统，但是大家都爱买房。“首先老家有自建房的话肯定要盖得特别好，装修是要花钱花心思的，有了钱就会在县城买房，再有钱就会到杭州去买。”

当地人“喜欢买房”，在他看来，不是外人眼中的“炒”和“精明”，而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经营手上具体实在的生意，对投资理财没有太多的认知，买房子则是一种保守的资产观念。

这种观念使得浙江人对房子的需求持续火热。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3月的统计数据，浙江全省53个县域中，有46个地区平均房价过万，几乎占据了“全国房价过万县城”的半壁江山。

同样有经商传统的莆田人跟浙江人一样爱买房、囤房。

做钢材生意的雅茗看来，买房是莆田人毋庸置疑的传统行为，“没房是不够资格娶到好老婆的”。在当地婚恋市场上，“体面”的男方首先家中的自建房至少要有4-5层，其次要有商品房，然后还要有百万以上的聘金——雅茗一个闺蜜的聘金甚至达到了200万元。

莆田的高昂聘礼某种意义上推波助澜了房价的上涨，但与此对应的是没有足够的人口流入。莆田市政府2018年底发布的《莆田市人口规划通知》中提到“我市流出人口数量过大且在未来仍趋于上升，使得常住人口远远小于实际的户籍人口”。2020年初福建省9市人口流动统计数据表明，全省只有福州、泉州和厦门三个城市总人口有流入，而莆田高居人口流出榜首。

雅茗观察，外地女孩鲜少嫁来莆田，外来工作的人也很少留下来，自家和朋友家的企业里，也会有一些云贵川等地方来打工的外地人，但是本地人做生意排外的习惯使得他们只能打工，没法长期扎根；加上过高的房价，这些打工人大多赚了钱回老家去盖房子了。

莆田留不住异乡人，浙江大部分县城也是。

林森回忆起小时候，不仅家里工厂打工的，很多朋友家的保姆钟点工也有外地来的，但是没听过谁会在本地安家落户。

与“外地人不留下”相对的，是“浙江人不爱离开浙江”。

大学离省、硕士出国、工作在上海的林森是同龄人中的异类，父母一再催促他“做电商工作干嘛要去上海，回杭州啊！” 

林森的中学同学大部分都留在了浙江，很多同学的成绩足够考上外地的985，但他们都不愿离家，选择留在本省读大学。如果考到杭州，父母大多会早早给他们在杭州买房子，前几年还不限购，最近要买商住或者不限购但是偏一点的区了。经商开厂的父母喜欢让孩子进入体制内工作，留在杭州最好，因为大家大多不缺钱，希望孩子的人生可以稳定、舒适、低风险。

家中富裕、不喜欢出省、提前给孩子准备多套住房……浙江人的这些习惯，大概成了经济好、产业好的因素之外浙江房价高的另一个原因了。

江苏和浙江一直是外地人眼中东南沿海富庶之地。不过这两个省份却有些有趣的差异：江苏整体经济数据更好，但浙江全线房价更高。

在前文提到了《全国县域房价排行榜》中，前10名有7个在浙江；而在2020年底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中，“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榜单上，江苏省在前10名中占据了6席。

相比于浙江年轻人的恋家，江苏人显得更爱往外跑。有的是主动出击，有的则是被迫无奈。

阿伟就是无奈出走的。普通家庭出身的他没有太多资源、也没读过大学。两年前在老家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汽修店铺，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为了还债不得不离开家乡到上海开网约车挣钱。老家没房、也买不起房的他为了节省房租，在上海北边的嘉定区租了个一千多块的单间。

阿伟的老家昆山是全国最受关注的县级市之一。地处上海和苏州之间，昆山近年来承载着大城市的人员外溢，人口连年增长。在2020年底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中，昆山位列“全国综合竞争力十强县”榜首，GDP总值超过4000万。迅猛的经济发展伴随着高房价，根据“中国房价行情网”的数据，2021年5月，昆山平均房价约为2.1万每平米。

海南的年轻人也很恋家。

洪滔观察，自己高中的同学中大学考去外地的，90%毕业后都回海南了。十几年前刚搬到海南时，他对本地人的宗族观点感到震惊：一到清明端午，没有人会加班工作，家家户户都要上山祭祖，那是海南的公路一年之中唯一会堵车的时刻。宗族纽带和生活习惯都让年轻人恋家，即便外出上学、工作，但很快都会回到海南。

惠惠一家也是如此。惠惠有个表姐大学专业是园林设计，毕业后苦于海南没有对口工作，在外漂了几年，直到近年海南各种产业开始陆续发展，才得以回乡找到对口工作，“心中一块石头放了下来”。

惠惠大学也是在海南上的，但工作的第3年，她随公司去上海工作了半年。在她看来，“年轻时总要到外面看看、体验一下，但一开始也没打算长待，积累一段时间还是要回海南的。”

不仅本地年轻人先后回家乡，海南也在努力吸引外地人，虽然比几年前“新一线”城市的抢人大战节奏慢了不少。

作为HR的惠惠最近刚为公司引进一位来自东北的资深工程师，40多岁，经验丰富。这位工程师在别人眼中早已安稳的年纪举家搬迁，除了因为高收入，还在于海南为了吸引高级人才而提供的全方位条件：他的孩子刚上初中，留在东北老家只能上普通中学，但是到了海南则能去海口最好的中学。

自称“海南野生社会观察家”的洪滔一直在关注海南自贸区的建设，在他看来，海南本地的人才还无法支撑自贸区的建设发展需要，但是变化在慢慢发生着，一方面，海南本地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同时，也在想尽办法让外地毕业生进来。“毕竟，我这样从事小众行业的人都可以回三亚创业了，业务也在逐渐变好。”

惠惠则是更直接地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在招聘过程中，她发现看海南工作的外地人越来越多了，虽然很多人“纯粹是出于对海南的好奇”。

不论是引进人才，还是大批定期来过冬的“候鸟”人群，外地人的涌入让地皮有限的海南房价一再飙升。洪滔记得有一阵子一些开发商因为拿不到三亚的住宅用地，私自建设，卖给业主没有房产证的房子，最后房屋被强行爆破，满心期待的业主们损失惨重，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新房买不到，大家把目光纷纷投向了二手房，海南二手房市场水涨船高。相比而言，浙江县域的二手房市场则没有那么活跃，大家都在追逐新楼盘。永康一家房屋中介的员工莉莉说，二手房一般都会挂很久，很多挂牌的房子跟新房也没什么差别。作为房产中介，她的业务主来源要是租售商铺。

莆田人也很少买二手房。据雅茗观察，周围的朋友们会不断买新楼盘，但是既不住，也不卖：大家都觉得钱存在银行里会贬值，也不信任股市和其他理财方式，买房囤房在莆田人看来是最踏实的资产增值方式。

2018年，格隆汇曾发表一篇题为《在我老家莆田，房子是用来看的》的文章。作者观察，莆田道路两边很多豪华气派的小楼别墅，都是用来攀比的，“在外地赚了钱，都要回乡里盖房子，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攀比之风，比面积，比高度，比材料……”然而，很多在外挣钱的莆田老板们过年回家都习惯住酒店，因为这些自建房平时没有人住，虽然会请保洁公司打扫，但并不适合居住。

大量囤房而不住不卖也不炒，莆田的很多房子并没有市场、不产生交易，人们手中房产的增值就仅仅是数字层面上的。谈起这个问题，做生意多年的雅茗也有些茫然，但大家都坚信这是最好的方式，“也可能是知识有限和惯性的原因吧”。

95后的林森对这种观念很抗拒，他同时还在抵抗父母让他回杭州的压力。618前夕，身处电商行业的他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也清楚地知道即便是这样努力也很难在上海买房立足。“但我不想回家依靠父母，在老家买房生活也没什么意思，还那么贵。我曾经想过，实在不行将来去鹤岗买套房，老了之后有个可以安静躺着的地方我就满足了。”

林森和女友看上去很佛系，两人不打算结婚生小孩，不打算为婚房操心。但是，老家父母的财富积累使得他们需要面对这些现实时还有后路。

海南的年轻人则在房价远高于收入的现实下不得不“真的佛”。惠惠和洪滔都在适婚年龄，洪滔打算即便结婚也和父母一起住，家里房子面积足够，大部分同龄人也都是如此解决住房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婚房压力”；而惠惠则是“走一步看一步”。当地文化和氛围使然，两人都没有明显的买房焦虑。

雅茗则和家人一起外出做生意多年，全家人下一步的目标是合力赚钱在上海买一套能够全家人住的大房子，方便老家和全国业务进行。

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常常有一些乡镇生活博主日常更新着当地新楼盘的工程进度，县城和镇子上的楼越盖越高，屏幕里的声音也难掩兴奋。但也有人提出一种观点：除非是超大城市周边、产业发达、承接外溢人口的地区，否则不要盲目跟风买县城房投资。因为没有人口流入，年轻人又涌向大城市，这些房子的流通性可能会受限。

那些县城拔地而起的崭新楼盘将何去何从，给它们的业主带来什么样的命运，现在都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