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别——中国外国文学学会2020年度全国理事会 暨“外国文学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学批评离不开理论的建设与阐释。作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关注焦点，本次会议在文学伦理学、文学研究范式和跨界、后人文主义、浪漫主义、解构主义批评、共同体等理论层面的建设与阐释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从“思潮”与“理论”这两个术语的区别切入，介绍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他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为基础建构的伦理选择理论，是研究和解释文学的方法和理论，它以文学文本为批评对象，通过自己的批评话语，阅读、解释和批评文学，发挥文学的教诲作用。华中师范大学苏晖教授着眼于中国学者构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需要，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出发，在梳理西方学界有关伦理批评与反伦理批评论争的基础上，分析其中思想观点存在的分歧，辨析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理论价值，批判性地反思这些理论的学术意义及其局限性。

话语范式的转向和跨界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理论热点。华东师范大学金雯教授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形式主义、“表面阅读”、情感和认知方法、数字人文研究与以阅读史书籍史为中心的阐释方法纷纷对强调文本纵深和整合性的新历史主义研究范式提出质疑。但金教授认为，这些新方法并非对新历史主义的颠覆，而是延续了新历史主义内含的杂糅性，将文学研究推向更为多元的阐释路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建波教授以“外国文学研究与国别区域研究”为题，从情报界、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战略文化研究界对文学研究界发出的“邀请”入手，介绍了上述三界研究者对文学研究参与国别研究的期许，从而揭示了外国文学研究与国别研究的重要交叉。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指出在今天学科融合的背景下，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不是文学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的机械叠加，也不是简单地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处理文学现象和问题的行为。王教授以古希伯来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为例，从文学阐释的规律出发提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应该首先承认文学学科自身特质的实然性，然后根据这一实然性吸纳其他知识领域和学科的方法论思想，进一步进行跨学科应然性的探求。上海戏剧学院俞建村教授指出，新时代国内的外国戏剧研究从过去以文学研究为主，逐渐走向多领域的跨界研究。他以新时代中国外国戏剧批评研究为主线，一方面梳理近十年中国的外国戏剧文学批评、传统舞台批评、先锋戏剧批评，同时梳理外国学者的戏剧研究成果及其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重点突出了新时代文学和艺术批评研究的跨界性。

除此，学者们还就后人文主义、浪漫主义、解构主义批评、共同体等理论建设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中国人民大学陈世丹教授回溯了后人文主义理论的源起、发展，阐释了后人文主义的核心观念和后人文主义批评的主要关注点。陈教授认为后人文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揭示新兴技术的内在政治，同时也为我们重新看待人与技术、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等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和一个新型的研究方式。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教授从一部文学史《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史》和一个术语“浪漫主义”说起，梳理了中西方体裁流变与思潮演变的差异，指出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和人文生态环境，留下诸多有待深化和完善的重要学术空间。蒋教授认为加强对西方文学思潮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国外国文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与重构，有助于完善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知识谱系。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耶鲁学派”的重要批评家，闽南师范大学张龙海教授的发言聚焦布鲁姆的文学遗产，分享了布鲁姆如何化焦虑为动力，与前辈诗人抗争，成就文学梦想的故事。张教授回忆了自己与布鲁姆之间的师生情谊，指出布鲁姆在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宗教研究以及创建诗学影响理论和捍卫经典方面取得的文学成就。中国社科院梁展研究员认为当代的共同体理论都没有能够打破旧有的共同体理论框架，其原因在于过分重视共同体得以建立的宗教、文化和道德因素，忽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才是现代共同体瓦解的根本原因。因此，如何克服私有制造成的过度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成为了建构新型共同体理论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浙江大学周启超教授分析了巴赫金理论建构中的“外位性”，指出除了美学界面上的“审美外位性”，还有伦理学界面上的“伦理外位性”，更有在哲学界面上的“认知外位性”，这种视界上的“多声部对话”，有助于听取作为主体之人在言说时的活生生的“声音”，有助于认识外国文学研究的“人文化”。

外国文学研究涵盖五大洲不同国家的文学，而对于英美文学发展趋势和研究现状的考察历来是重中之重。中国社科院程巍研究员考察了十九世纪与我们的“外国文学知识谱系”的关系。他指出“英国文学史”的写作兴起于英国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时代，是以“英格兰性”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一种民族-国家的文学叙事史，这一历史叙事与其他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感知模式一起，作为一种知识谱系，在殖民地被大力推广。南京邮电大学王玉括教授指出，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逐渐增加，外国文学史撰写以及相关研究也逐步深入，其中“美国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王教授梳理了中国学界对撰写“美国文学史”的思考与研究，探讨了“美国文学史”撰写对美国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研究的总结与引领。湖南师范大学曾艳钰教授分析了新世纪美国回忆录文学中的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形式，新世纪以来的回忆录文学在美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广受欢迎。曾教授揭示了回忆录的繁荣与公共领域演变之间的关系，分析“后9·11”时代美国回忆录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新世纪美国回忆录文学的主要特征。

除了英美文学以外，其他不同语种与国别的对话与研究构成了本次会议的另一个讨论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前我国学界外国文学研究的不平衡现状。上海外国语大学郑体武教授就当下俄罗斯文学研究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当下俄罗斯文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诸多进展，但也存在若干缺憾，应引起重视并做适时调整。四川大学刘亚丁教授将类型学移植于文学研究，从观念层、意象层和织体层三方面，对十八世纪中国诗人袁枚和俄罗斯诗人杰尔查文的自然诗进行类型学的比较研究。中国社科院吴晓都研究员比较了钱锺书的“形”“象”研究与俄国形象思维论，总结了钱先生关于“形”与“象”及形象思维论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教授讨论了后苏联俄罗斯文学的成功与失败，指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诞生的后苏联俄罗斯文学面临着要建构俄联邦认同的重任。复旦大学陈靓教授介绍了中国“十三五”期间的北欧文学研究，他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在北欧文学研究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国内学界进一步整合资源，构建跨学科研究框架，立足中国特色，完成北欧文学史研究的系统化建设工作。南京师范大学吕洪灵教授结合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事件，在历史语境中阐释苏格兰启蒙文人的语言应用，探讨苏格兰文学的民族文化属性，指出联合事件对于苏格兰文学的发展起到既破又立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刘建军教授考察了拜占庭文学与前希腊、古希腊文化的关系，指出只有把文学方法和思辨性的理论考察结合在一起，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才能走向深入。云南大学姜文清教授从翻译问题、对艺术形式的重视、语言运用的历史感、俳句的中译等方面介绍了日本古典诗歌的翻译。复旦大学王升远教授以日本战争文学研究为例，指出近年来战争文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王教授认为将“战争”作为“反应装置”、将“战后”作为“认知装置”或许会是一条有一定前景的道路。中国社科院李永平研究员以歌德的《浮士德》为文本分析了其阐释的范式转换，指出主人公浮士德一直都被视为一个典范形象，体现了启蒙的人类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思想。但是，近十多年以来，这种阐释模式和观点遭到了颠覆，今天重新阐释《浮士德》对我们创建“新时代外国文学话语体系”不无意义。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关注的是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话语建构及其共同体的文化意义，他认为，作为“非主流”英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英语文学中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流散文学之外，还存在本土流散、殖民流散两大重要流散文学谱系。朱教授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诠释和梳理，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对中非合作的积极作用、对世界文化格局的冲击及其世界文学意义给予学理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在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国文学研究和现实关切、中国声音展开的讨论为本次会议增添了新的热度。

河南大学李伟昉教授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或文明的冲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使命。李教授认为只有内涵着平等对话精神与取长补短原则的外国文学研究，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做出应有的贡献。福建师范大学林元富教授从作家及作家群体、文类研究、重构经典三个维度思考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如何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宁波大学王松林教授探讨了外国诗歌中的瘟疫想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指出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时代，因而也是一个疾病和瘟疫最为流行和泛滥的时代。这是瘟疫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问题，文学（诗歌）应该以悲悯和共情唤醒和重建疾病与道德的关系，并由此凸显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厦门大学余中先教授聚焦法国文学中的瘟疫，以加缪的《鼠疫》为具体文本，分享了自己前后四十年四次读《鼠疫》的不同收获与感想。

近年来，中国声音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外国文学界关心的一个话题。与会学者从不同侧面就如何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继承和外国文学教学中凸显中国故事、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声音这个议题展开了交流。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认为，中国故事不仅是政治家、外交家、作家的使命所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讲好各自领域的中国故事，体现中国故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有责任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从中国立场、中国视角讲好中国故事，以此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中国文化元素，凝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华侨的自信心与使命感。暨南大学蒲若茜教授指出，海外华人作家跨越了国家边界，打破了语言藩篱，其创作展现出世界文学的双重性——既有本民族的文化灵魂，又有其他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影子，是本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移植和重生。蒲教授认为海外华人作家的跨界书写将中国从“被观看、被边缘化的客体”转化为表达民族精神的主体，因而与西方主流作家“充满偏激、暗示和歧见的中国想象”判然有别。清华大学曹莉教授从几个即兴问题“怎样才是一个新时代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何为学养批评？何为中国视角、立场、话语和方法？”谈起，从诗人、翻译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学者和教育家等维度出发，重温新中国外国文学教育和研究的奠基者之一王佐良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生追求，探讨中国学者在急速变化和日趋复杂的新的世界格局中如何自处，以实现“不囿于中国旧说或西方新论，而能突破界限，实现新探索、新综合”的理想。山东大学申富英教授就我国英国文学教学知识谱系及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她从教学目标谈起，指出在人文学科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外国语学院本科阶段的英国文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申教授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对中英文学的比较视域、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等的自觉运用和融合还不够充分和科学，对学生未来发出中国学术声音的意识培养还不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文学教师付出艰辛努力予以解决。

本次大会从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别等多维多元视角，对“外国文学学科话语体系建设”进行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会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也有具体而微的文本解读，既有现实关怀的维度，也有展望未来的高度，是一次总结过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大会，具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本次研讨会对构建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话语体系，发掘外国文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学科价值和时代价值，自觉承担起国家和民族赋予我们外语人的使命具有深远和积极的意义。

研讨会期间，理事会增选了闽南师范大学张龙海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徐德林研究员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新理事。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