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东诺夫笔下战时寻真者形象解读（上）

原创王晓宇白桦林下的夜莺

“俄罗斯文化最有创造性的代表就其本质而言是朝圣者。”对无限和终极真理的追求使这些漂泊者不可能静止在任何有限的东西上，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朝圣是一种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所没见过的⋯⋯朝圣者寻找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追求未来之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上帝馈赠的神圣礼物，从而使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数量众多的漂泊者形象。俄国知识分子都是满怀激情的“寻真者”，这里的“真”包括“真理”“真相”“公正”“合乎道德”等意义，它们要成为生命的“真正基础”，使生命变得圣洁并得到拯救。

普拉东诺夫在战争小说中塑造了一类苦苦寻找真理的寻真者形象，这些主人公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他们是“无父”的精神孤儿；第二，他们用“心灵”感知世界；第三，他们在道路尽头寻到了真理。

一、无父的精神孤儿

俄语中有两个词都表示“祖国”，一个是родина，另一个是отечество，前者对应英语中的motherland，后者则对应fatherland。俄语中通常用мать-земля来指称大地母亲，与рождение，род，природа这些俄语词放在一起，换言之，母亲负责在肉体上哺育孩子;父亲通常与долг，честь等放在一起使用，亦即父亲负责孩子的精神成长。普拉东诺夫小说中的漂泊者大多是失去父亲，为寻找“真理”、寻找“父亲”而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之路历尽磨难的孤儿。“父亲”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他的大多数主人公的确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寻父题材，是一条贯穿普拉东诺夫全部作品的主线，体现为对丧失的精神家园的渴望和追求，同时也表述了人与人之间、父辈与子辈之间的责任和关爱。

普拉东诺夫善于塑造孤儿主人公，这首先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作家自幼丧父，过早承担起了家庭重担并参加劳动。在他的意识中早就模糊了童年与成人的界限，这些都是孤儿的特征。如果说20世纪20、30年代，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孤儿疏离传统、背弃父母、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带有一定“乌托邦”色彩的兄弟姐妹情来代替家庭亲情的话，那么40年代卫国战争小说中的孤儿，则是因为战争所造成的父亲缺位，是被历史和命运选择的，他们被战争剥夺了生活在父母身边享受其乐融融家庭生活的权利。尽管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俄国人是正义的一方，但是那种情绪激昂的保家卫国的热情能够替代他们对家庭的思念吗?他们一方面义无反顾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和义务，一方面毫无疑义地期待战争早日结束，期待回归家庭，所以上战场之前才需要宣誓这样的仪式来鼓舞士气。普拉东诺夫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战士们在这种情况下无奈和矛盾的心理斗争。

数量众多的战士已经成家立业，承担着父亲、丈夫和儿子的三重角色，因为自己的离开和牺牲造成了后方大量“留守儿”的出现。也有相当数量的战士刚刚成年抑或乳臭未干，战争使他们自己沦为孤儿。代替他们父亲角色的是一个指挥官，后者或许希望成为战士们的依靠，却无济于事。士兵向祖国宣誓、为祖国祈祷的场面类似于基督徒面对上帝所做的祷告。如果说圣徒是心甘情愿地主动去承受苦难的话，那么战士的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举动多少有些无奈。

普拉东诺夫在其创作笔记中勾画了这样一幅极其形象的画面:“伟大而又朴素的生活戏剧是这样的:在一栋贫穷的住宅里，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围着一张空空的木桌子转着哭着。他想念父亲，他的父亲躺在泥土里，而光着脚的、半饥半饱的、被扔在家里的儿子离他很远，在灰蒙蒙的日子里想他，哀哭着。”这在卫国战争时期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了:父亲去前线打仗，留下母亲和一帮孩子在后方。最为典型的是《归来》中孤单度过自己童年的别佳。这是作家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创作的描写人们从战争回归和平生活的代表作，揭示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小说通过讲述红军大尉伊万诺夫战后复员回家的经历，描写了战争期间四个家庭的悲剧:某部队厨师助理玛莎，家破人亡;伊万诺夫的家庭走进了另一个男人谢苗;谢苗在白俄罗斯的一家人死光;残疾人合作社售货员哈里顿的妻子阿纽塔和一个独臂残疾人“好”上了。伊万诺夫和妻子柳芭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别佳十二岁，女儿娜斯佳五岁。伊万诺夫回到家中时，看到少年老成的儿子别佳不免胸中一阵酸楚，后者俨然一家之主，家里的大小事情全由他安排，母亲和妹妹都听他的。战争期间，亲生父亲伊万诺夫缺位，另一个男人谢苗走进了他们的家庭，给这个家带来了温暖和快乐，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孩子们的父亲。但是孩子们一直在盼望和等待亲生父亲伊万诺夫的归来，对于他的归来也是满心欢喜。儿子别佳得知父亲离家出走后，便带上妹妹跑去车站。跑着跑着，两个孩子一下子摔倒了，因为别佳的一只脚穿毡靴，一只穿套鞋。这一细节揭示的正是孩子们对父爱的渴望。可以说，在孩子们尤其是儿子别佳童年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伊万诺夫是缺位的，尽管别佳有父亲，但是在精神上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战争还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迫战士们变成孤儿，他们要么从走出家门的一刻就注定永远做一个孤儿，战死沙场;要么有幸活下来，在战争期间成为“孤儿”，并造成孩子们的“孤儿”处境。“父亲”由战场上的指挥官(如切普尔内伊)和邻居家的男人(如谢苗)等各种非亲生父亲的角色来承担。

二、内心隐秘的寻真者

普拉东诺夫发现，身处宇宙中的人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状态，其根源潜藏在人的意识中。从《隐秘的人》开始，作家便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主人公普霍夫总是对空间惊异不已，因为空间使处于痛苦中的他得以抚慰，若快乐所剩不多了，空间可以使快乐多起来。这里的空间不仅指自然空间，更多地指示人们心灵的慷慨和坦荡，它们是可以包容天下苦难的心灵空间。普霍夫就是这样一个懂得自然生活之奥秘、认识到劳动和苦难具有净化灵魂之作用、接受世界本来面目的个性独特的形象。

正是在这个无法认识的内心深处，人才能与上帝相遇。这就是为何东正教如此强调心脏神秘之处的原因。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维谢斯拉夫采夫指出了“人之存在的七个等级”“万物之始乃上帝，人只是上帝的形象的反映”，因为“人本身并不是神圣的，虽然人可以在宇宙等级方面无限地靠近神”。从普拉东诺夫的战争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作为真理探索者的这些主人公们思维方式的独特性:“用心灵感知世界”。“心”是普拉东诺夫艺术语言的核心语词之一。这一概念与俄罗斯文学的圣经传统不无关系。学者阿西姆巴耶娃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指出，“关于‘心’的圣经话语聚集到一起，组成一个人类以极统一形式存在的极具表现力的各种角度的复调场景”。从普拉东诺夫小说中使用频率极高的“灵魂”“心”“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特点。据学者米哈伊留琴科统计，单在1986年出版的普拉东诺夫战争短篇集《精神崇高的人们》中，“心”一词及其各种变体在41部短篇小说中就出现了208次。《精神崇高的人们》不断把读者拉回主人公的主观感受中。科拉斯诺谢里斯基的未婚妻在遥远的乌拉尔“因为爱情而哭泣⋯⋯她想要看到他(自己的爱人)并且在他身边抚慰自己在离别中哭泣的心”;“残酷的死亡低低地漂浮在他们(战士们)心上，但他们的心灵护卫着他们”;战士齐布里科哭不是因为害怕死亡，“不，我什么都不怕，可是我现在感到我的母亲正在爱着我，想着我;她害怕我会死去，我这是在怜惜她呀”!正是这个齐布里科“爱用自己特别的大脑想象一切;他把世界看成一个美好的奥秘⋯⋯”这一美好的奥秘可以从普拉东诺夫的《笔记书》中找到诠释:“科学所做的仅仅是事物和现象在形式上的关系，是不关心本质的表面文章，而恰恰是在本质中蕴含着世界的真正鲜活的奥秘。”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为理智的头脑插上了心灵的翅膀，使其得以触到世界的本质。心灵是战争时期主人公力量的源泉。

另一个战士帕尓申浑身洋溢着迷人的魅力，他的“迷人的奥秘在于他心灵的善良和慷慨”。《精神崇高的人们》中的战士奥金措夫在思考德国法西斯的暴行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寄居在活着的、动着的死人身上的空洞灵魂⋯⋯”普拉东诺夫在《笔记书》中对丧失心灵的法西斯描述更直白:一个孩子问母亲:“妈妈，德国人是些什么样的人?”母亲回答:“他们是心灵冷漠、空洞的人⋯⋯”普拉东诺夫笔下的主人公尽管身处战火中，仍然保守着自己内心的敏感，临死的前一刻仍然试图建立与亲人的联系，这与丧失心灵的法西斯形成鲜明对照。

普拉东诺夫很少塑造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始终关注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这离不开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孕育。神学家布尔加科夫指出，俄罗斯人的心灵虚心地向东正教敞开。“虚心”意谓臣服上帝，承认自己内心的不足和贫穷，不断审视自己，不断忏悔自己的罪过。东正教的信徒所追求的神圣性就是最大的容忍和自我牺牲，因此，俄罗斯文学中诞生了数量众多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是为基督而生活的圣愚。“用心感知世界”这一主题可以在福音书中找到源头:上帝怜悯的是那些内心敏感，能够感知世界的人。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小战士》的主人公正是这样的人，他不想分离，他的心不能孤独。

总之，普拉东诺夫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生活中感到“心灵”日渐一日地干瘪、空洞的时候才抛开一切，去漂泊流浪，寻找真理，以此来填充内心那块空下来的无底洞。这个无底洞只能通过上帝的真理来填充，用任何现世的有限的东西是无法填充的。这些人物是典型的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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