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之弧——中国外国文学学会2020年度全国理事会暨“外国文学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任何话语都有前因后果。一百多年前，面对列强的蹂躏，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先贤们提出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面前的哀叹，即承认西升东降。“体”“用”思想由兹产生。

如今，随着我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我国的崛起，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势必首先在敏感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这对蝴蝶翅膀上产生反应。

于是，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首先是市场趋于成熟和稳定，追风和迷信明显消退，这主要归功于“四个自信”和拿来的从容。无论国内国外，出版和接受日趋理性；一书既出，洛阳纸贵现象不再。其次是外国文学本身呈现出空前的多维发散状态。譬如自然界的蝴蝶效应，任何事件、任何地点都可能是世界性的文学书写对象，任何写手也可能成为潜在显在的世界性作家。此在彼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在成为文学的常态。再次是外国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反过来助推了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多样化趋势，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了解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体认与美好愿景。当然，这并不否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界近年来风气乃变，多数学者不再唯西方同行马首是瞻。学术史研究、伦理学研究、历史社会学批评蔚然成风。如此等等，并不排斥纷纷攘攘的主义、思潮，但基本视野却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资源”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下我仅举几个例子：

先说学术史研究。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自然也是文学研究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当代学术思潮中，这种常规武器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忽略和遗弃。随之失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于是，唯文本论和形式主义、碎片化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且说学术史研究兴发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从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显借鉴学术史研究方法，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诚哉斯言！因此，从世纪之交开始，先后有聂珍钊、罗国祥、陈建华、蒋洪新、刘亚丁、宁一中、邱雅芬、杨仁敬、乔国强、程寿鹏、黄梅、钟志清等二十余位学者参与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计划，已累计产出四十余部（集）学术成果。

再说文学伦理学研究。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同样起始于“维新变法”，尽管伦理学资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在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由于唯洋人、唯文本，在较长一个时期，伦理学这个常规武器彷佛被付之阙如，甚至被当作冬扇夏炉。近十余年来，在聂珍钊教授的带领下，我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反响。

然后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它延承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取向。这在程巍、梁展教授等人的著述，以及王守仁、杨金才教授，蒋承勇、蒋洪新教授等引领或主编的文学再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印证，同时也在金莉教授领衔的学科发展方向、指导意见和《当代外国文学纪事》等成果，以及吴笛教授主编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陈建华、申丹教授主编的六十年外国文学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此外，许钧教授领衔的外国文学翻译学、刘建军教授的东方文学古典学和郑体武、张建华、张剑等诸位教授的审美批评及形式美学研究令人瞩目。与此同时，以北外和上外为代表的国别区域研究蔚为大观。当然，重要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研究依然是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点。知其然，并且所以然是大多数研究的基本向度。此外，上交、清华等高校的国际文学文化交流和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也风生水起。

无论是学术史研究、文学伦理学还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归根结底都立足于新时代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方法。它们虽然是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三十多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它们无不面临危机。也正因为如此，适当地回到常识，同时兼及当代范式，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一）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因此，上述常规武器重现“江湖”至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藉经典重构以实现价值重塑则是进而求其上的诉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社会历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三）适当阻断现代主义以降唯文本论所奉行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形式主义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

当然，其他还有诸多可圈可点的新探索、新尝试，所憾这里只能挂一漏万，无法面面俱到，请线上线下的诸位同行鉴谅！诸位的有关成果和高见在新近出版的《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七十年》中多有呈现。需要补充的是我国几大外国文学研究刊物几乎无不彰显了主体意识。由此，我老调重弹，提出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从小看动漫、洋书的人，和一个从小读本国经典、世界经典的人结果又当如何？这好比童年的味蕾，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从布热津斯基的“奶嘴战略”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人们大抵看清了文化产品的厉害。可期者林林总总、潮起潮落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不要再紧张到老死不相往来，分支学科间的互动能够进一步加强，“五唯”现象（即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逐渐得到遏制。但是，作为我国外国文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实还有不少，譬如对母体文学的疏虞，又譬如对基金项目和权威刊物的偏信，再譬如文学评论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去审美化倾向，等等。

作为结语，我想说的是，二十年前的互联网巨头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文化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原动力。譬如，虽然美国发明了互联网，但由此生发的许多大事它却万难做到：当我们个人（包括隐私）适当让渡于群体或国家利益时，抗疫、快递、物联网、手机实名制、微信支付宝以及各种探头挂满大街小巷和生活社区，如此等等，也便不在话下。当然，让渡是相互的。反过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发出了宣言式的个人誓词：“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国政府的民本思想也在“全面实现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新冠肺炎救治全免费和大幅削减中小微企业营业税等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

同时，互联网的普及也显然是这个时代孵化网络文学群蝶效应并形成一大奇观的原因之一。说到网络文学，我想提醒的是，其“网格化”和“扁平化”趋势正愈演愈烈……这恰似我们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一是批评的八股化和理论套用现象依然存在；二是语种、国别文学研究及其方法的“网格化”“扁平化”等问题正在成为痼疾，其中的扎堆式浪费和简单复制令人忧心；三是外国文学学人对母体文学文化的疏虞尚未得到改观。

最后，我还是要援引著名心理学家阿瑞提的“天问”：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没有贝多芬，能有谁来创作《第九交响曲》？同理，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如果没有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红楼梦》？祝贺本次大会顺利召开！从设置的论题看，会议显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必将成为我国外国文学学科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必将在擢升国民素质、凝聚人心民心、在中国特色“三大体系”建设方面再开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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