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作 俞亢咏译
作为后记。
昨天是我七十岁生日。一个人每进入一个接踵而至的十年时，很自然地——虽然未必合理——把它看作一件大事。我三十岁的时候，哥哥对我说：“现在你不再是孩子，你已经成人，必须好好做一个人了。”四十岁时，我对自己说，“青年到此为止。”五十岁生日时，我说，“自己骗自己没有用，我到中年了，我得同意。”六十岁时，我说：“现在我必须把我的各种事情整理一下，因为我已到老年的门口，必须自己结一笔账。”我决定退出戏剧界，着重写《总结》，看看我一生从人生和文学中学到了什么，做了些什么，以及从中得到了哪些满足，借以自娱自慰。但是在所有的生日中，我觉得七十岁生日意义最为重大。人已到古稀之年，这一向被认为是人生派定的年限，多余的岁月只是在时间老人执着镰刀转身向别处刈割时偷活到的属于不定之数的余生。人到七十岁，不再是在老年的门口。他就是个老人了。在欧洲大陆，当一个有了些名望的人到了这个年龄，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习俗。他的朋友们、同事们、弟子们（如果他有弟子的话）共同编印一本纪念文集，以表敬意。在英国，我们对于我们的知名人士没有那种表示崇敬的捧场举动。我们至多举行一次宴会，而且那还非得是位确实十分著名的人物。赫·乔·威尔斯七十寿辰时，我参加过这样一次宴会。到会者数百人。肖伯纳，高高的个子，器宇轩昂，白须银发，皮肤清皙，双目炯炯，发表了演说。他站得笔挺，两臂交叉着，带着他那挖苦的幽默，说了许多使那天晚上的贵宾（威尔斯）和大伙听了极为尴尬的话。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发言，声若洪钟，巧舌如簧。他的爱尔兰土腔既加强又缓和了恶意攻击的语气。威尔斯把鼻子钻在讲稿里，尖声朗读他的演说词。他对他的老迈深表不服，由于本性而不无牢骚地驳斥那些在座的人可能认为这祝寿和盛宴标志着他愿意从此终止他的活动。他严词申请，他将一如既往为使全世界自由平等而奋斗。我自己的生日，没有任何庆祝活动。我早上照常工作，下午到屋后僻静的林子里去散步。我一直不懂这些树木哪来的这种神秘的魅力。它们跟我在别处看到的都不一样。它们的静穆比任何别的静穆更深沉。枝叶繁茂的活的栎树上面挂着灰色的铁兰，仿佛披上了破烂的尸衣，胶树在这时节光秃秃的，而野楝树上一簇簇的浆果都枯黄了；四处一些高大的松树苍翠夺目。俯视着较矮的树木。这个萧条冷落的林子中间具有一种奇异的气氛，你虽然独步其间，却并不觉得孤单，因为你有种怪诞的感觉，总好像有什么在你身边飘荡着，既不是人，又不是非人。似乎有个阴影鬼鬼祟祟地躲在树身背后，悄悄窥视着我在走去。于是紧张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你身边四周都有埋伏，正伺机而动。我回到屋内，替自己沏了杯茶，拿起书一直看到晚餐时候。晚餐后，我又看了一会书，玩了两三盘单人纸牌，听听无线电里报告的新闻，然后拿本侦探小说，带着上床。我看完小说，睡着了。整整这一天里，我除了对我那有色人种的女仆说过几句话之外，没对任何人说过一句话。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七十生辰，我就是要这样度过我这生日。我思潮起伏。两三年前，我和莉莎（毛姆的独生女儿。）在一起散步，不知她怎么会说想到老年使她满怀恐惧。“别忘了，”我告诉她，“你到了老年，不会再有这种欲望，想去做现在使你感受到生活乐趣的那些事情。老年有它的补偿。”“喏，你无需再做任何你不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欣赏音乐、艺术、文学——跟你年轻时候的感受不一样，但那种不同的感受同样有味儿。你可以观察许多不再与你密切有关的各种事情的发展，从中得到无限的欢愉。若是你的乐趣不再那么敏感了，那么你的创伤也不再那么剧烈地刺痛了。”我知道，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冷隽的安慰，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意识到我把前景描绘得多少有点阴暗。事后我再想想，我发现老年最大的补偿是精神自由。我想与之相伴的是你对壮年时代认为重要的许多事物毫不关心了。另一种补偿是使你摆脱了妒忌、憎恶和怨恨。我相信我不妒忌任何人。我尽量发挥了我的天赋，并不妒忌别人的更大的天赋；我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我不妒忌别人的成功。我很愿意把我占了那么长久的小小的地位空出来，让另外一个人登上去。我不再在乎人们对我怎样想法。他们接受我也好，丢弃我也好，在他们似乎喜欢我的时候，我微微乐意，如果他们不喜欢我，我也处之泰然。我早就知道，我有些地方引起某些人反感，那是很自然的，没有人会喜欢所有的人；他们的敌意使我感到有趣，而不是使我烦恼。我只想知道，我到底有什么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东西。作为作家，我也不在乎他们对我怎样想法。总的说来，我想要做的已经做了，其余都不关我的事。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头脑简单地把一个成功的作家一时的轰动误以为是就此成名了；我对此一向不放在心上，我常常想我原该用笔名写作，这样我可以不让世人注意地度过我的一生。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毛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指《兰贝斯的丽莎》，1897，俞亢咏译作《丽莎之死》。）确实是署了笔名的，后来因为出版商忠告我，可能这本书会受到猛烈攻击，我不愿躲避在一个虚构的名字背后，才署了真实姓名。我想大多数作家都不由得暗自希望不要自己一死就被人彻底遗忘了，我偶尔琢磨着自己有多大可能在一个短时期里不致被人遗忘，借以自娱。一般认为我最好的一部作品是《人性的枷锁》。它的销售情况证明它还在被人广泛阅读着，它是三十年前出版的。这对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寿命是长的了。后世的人不大会对冗长的作品感兴趣；现在这一代人认为它很有价值，这是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不过这一代以后，它将和其他许多比它更好的作品一起统统被人遗忘掉。
我想我有一两部喜剧也许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能维持它们暗淡的生命，因为它们是循着英国喜剧的传统写下来的，因而可能在从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家们开始到诺尔·考德的剧本里还继续逗人喜爱的一脉相承的风俗喜剧传统中占到一个位置。它们也许可能为我在英国戏剧史上得到一两行的记载。我想我的几篇最好的短篇小说将在较长时期内被收入各种选集里，也许就因为其中有几篇所描绘的地方和环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文明的发达而添上一层浪漫光彩的缘故。两三部剧本和十来篇短篇小说——带着它们走向未来，这副行李很简单，但总聊胜于无。如果我想错了，而在死后一个月就被人忘掉了，那我将一无所知。十年前，我向舞台最后鞠躬告别（这是比喻的说法，因为实际上我在最初的几个剧本之后，一直拒绝作此有失尊严之举）；当时报界人士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并不真有退隐之意，过了一两年会重归舞台的；然而我始终没有，也丝毫没有这心意。前几年，我决定再写四部长篇小说，然后小说创作也不干了。其中一本我已经写了（指《刀锋》。）（我没有把一本战争小说算上，那是我被派在美国所做的令人厌烦的战时工作的一部分），不过现在我不准备写那另外的三部了。一部是以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为背景的奇迹小说（这本奇迹小说后来已写，1944年出版，即俞亢咏译的《卡塔丽娜传奇》，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二部是关于马基雅弗利在罗马那跟彻萨雷·博尔吉亚相处的一段故事，他们这次相处给他提供了写作《君主论》的最佳的资料；我准备把他们的谈话和他据以编写剧本《曼陀罗花》的材料交织在一起，写成一部小说（这第二部后来也写了，即《彼时与此时》，1946。）我知道作家们常用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为素材写小说，事情也许琐屑，只是凭他的创造能力才写得趣味盎然，耐人寻味，这回我想把这个程序颠倒过来，从《曼陀罗花》这个剧本来猜测其原本可能发生过的真实情况，一定很有趣。最后一部小说，我预备写伯蒙赛贫民区里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故事。我在五十年前开始写作时，写的是一本关于伦敦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故事，我觉得再用同样的题材来写一部小说以结束我的创作生涯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我现在只想把这三部小说放在脑子里供闲来遐想，作为消遣。（这是1944年写的，事实上后来不是三部未写，而是两部已出版，只剩一部关于贫民的故事没有写出来。）这是作家所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的最大的喜悦；写了出来，就不再是他的了，他不再能从他想象的人物的谈话和行动中得到欢乐。同时我认为到了七十岁或者过了七十岁，我也不大可能写出什么有多大价值的东西来。动力衰退了，活力衰退了，创造力衰退了。文学史上对于即使是最伟大的作家的晚年作品，也常带着惋惜地一笔带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干脆不屑一提，我自己也伤心地亲眼看到我朋友中间有些很有才华的作家，才力已不复当年而还在继续写作，结果写出来的作品大不如前，令人失望。一个作家的思想感情的最佳交流对象是他同一代人，他应该明智地让他的下一代人去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言人。不管他让不让他们这样做，反正他们就是这样做。他使用的语言和他们格格不入。我觉得在我一生和一生的活动所致力构成的图案上面，再也写不出些什么来添加上去。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我愿意就这样收场了。有一个征象使我注意到我这样做是明智的，那就是我一向总是生活在未来多于生活在现在之中，而近来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沉浸在过去之中。大概当未来无可避免地必然如此短促，而过去是如此长久时，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什么事总预先订好计划，一般都按计划完成；然而现在谁能订计划呢？谁说得准明年或后年将发生什么，谁知道一个人的处境将如何，能不能跟过去一样地生活？我过去喜欢驾着帆船在地中海的蓝色洋面上闲荡，而今帆船被德国人夺去了，我的汽车被意大利人拿走了，我的房子先是被意大利人占用，现在是德国人占用着，还有我的家具、书籍、油画，如果没有被洗劫一空，也四处乱堆乱摊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毛姆居住在地中海边的游憩胜地里维埃拉他的莫雷斯克别墅里；后被德军占用，详见其回忆录《纯属私事》，1941。）但是对于这种种，我比什么人都不放在心上。我已经享尽人间所能企求的奢侈生活，今后给我两间住房，一日三餐，再有一个好好的图书馆能有书看，就足以满足我的需要了。我胡思乱想，常想到过去漫长的青年时期。我做过各种令人后悔的事情，不过我尽量不让它们困恼我；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我做的，而是过去的另一个我做的。我损害过一些人，但因为我没法弥补对他们造成的损害，我设法使另外的一些人受惠，聊以赎罪。有时候我不无懊丧地回忆起我错过了当年可以享受的好些云雨之欢的机会，但我知道我不得不坐失良机，因为我是神经质的，尽管事先欲火中烧，想入非非，而真到关键时刻，却往往一阵肉体上的反感使我退避三舍了。我比指望于自己的更为贞洁。许多人说话太多，老年更是唠叨。虽然我向来惯于多听少讲，近来似乎也渐渐染上了饶舌的毛病，我一发现就留意纠正。因为老人是被勉强容忍的，他必须处处谨慎知趣。他应当竭力不教别人讨厌。他不能硬去轧在年轻人中间，因为他使他们拘束，他们和他合在一起不自在，如果他觉察不到他们会因他的离去而松一口气，那他准是冥顽不灵的。假如他曾经在这世界上有点声望，那么他们会寻求和他交往，但他们不是为结交他而结交他，而是因为他们往后可以在他们一辈的朋友面前去吹吹牛——要是他不明白这一点，他就是傻瓜。在他们心目中，他是一座山，你爬它，不是为了攀登的乐趣，也不是为了你可以从山顶眺望的景色，而是为了回到山下可以夸耀你的壮举。人们总建议老年人还是和他同一辈的人多往来往来，他倘能从中得到些欢乐，也够幸运的了。当然，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全是些一只脚跨在坟墓里的老人的聚会，是令人丧气的。蠢货并不因老而变得少些愚蠢，而老年的蠢货比年轻的蠢货更为讨厌。有的老人硬不顺从岁月的侵袭，一举一动轻浮得令人恶心；另有些老人抱住过去的年代不放，对摈弃了过去年代的当今世界百般地不耐烦：我不知道这两种人哪一种更叫人受不了。既然年轻人不喜欢和老人往来，而老人觉得自己同一辈的人又令人讨厌，那么老人的前景似甚暗淡。这样，剩下来就只有以自己为伴；我以自己为伴比与哪个为伴都称心如意，我深为欣幸。我从来就不喜欢许多人的大聚会，我现在可以拿年迈为托词，或者干脆不参加聚会，或者参加了到觉得没有趣味时悄悄溜走。我越来越孤单，我也越来越安于孤单。去年我一个人独居在康巴希河畔的一所小屋里为期数周，不见任何人，但我既不觉得寂寞，也不觉得厌烦。的确，要不是酷热和疟蚊迫使我放弃这隐居生活，我真不愿意回到纽约去哩。![]()
很奇怪，一个人需要多么长时间才意识到仁慈的大自然赋予他的恩惠。我最近才想到我一生从没有过头痛、胃痛、牙痛。前几天我在卡尔达诺将近八十岁时写的自传里看到，他庆幸自己还有十五颗牙齿。这会儿我自己数数，我还有二十六颗。我曾患多种严重疾病，肺病、痢疾、疟疾等等都害上过，但我从不过量喝酒，也不吃得太多，我现在身体健康如常。
显然一个人若想度个愉快的晚年，非有相当健康的身体，同时还非有适当的收入不可。收入无需很多，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多。放荡的开支浩大，而老年容易安分守己。可是贫困而年老就糟了，倘生活必须都要依靠别人，那就更糟了。我感谢公众，他们不但使我生活安乐，而且使我可以随心所欲，还能帮助对我有所要求的人们。老人往往贪婪。他们常要利用金钱以保持对于依附他们的人们的权力。我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心思，因而也没有这样的毛病。我除了对名字和面孔的记忆之外，总的说来，记忆力很好，我看过的书都记得。它的不好的一面是，世界上伟大的小说看过了两三遍之后，我再不能趣味盎然地重读它们了。现代的长篇小说很少引起我的兴趣，要不是那无数的侦探小说，我真不知如何消遣时日，这些小说那么引人入胜地给你排遣时间，看完就让你忘掉。我对于各种与我无关的书向来不闻不问，我至今还是不要看娱乐的书和那些介绍对我毫无意义的人物事迹或地方情况的书。我不想了解暹逻的历史和爱斯基摩人的风土人情，我不要看曼佐尼的传记，我对矫健的科尔特斯的好奇的趣味，到看到了他站立在德利英的一个峰顶上的记事，也就满足了。我依旧能津津有味地读我年轻时候读的那些诗人的诗，也有兴趣读今天诗人的诗。我欣幸自己活得长久，能够读到叶芝和艾略特后期的诗作。我能阅读出于约翰逊博士笔下的所有作品和出于科尔律治、拜伦和雪莱笔下的几乎所有的作品。老年使人失去了最初读到这些世界名作时的强烈感受，这永远无可挽回。重读像济慈的《眺望天空的人》那样的诗，再也没有早先初读时的感受，最后不得不认为原来不过如此，这的确是可悲的。然而有一个门类始终引起我老年的激情，那就是哲学，不是争辩和枯燥无味的学术性的哲学——“丝毫解决不了人间苦难的哲学家的言论是枉自空论的”——而是讨论我们人人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的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人说他枯燥，可如果你有幽默感的话，你会发现他实多娱人之处）、普罗提诺、斯宾诺莎，还有许多现代哲学家，如布拉德利和怀特海，永远使我开怀，启发我深思。原来他们和那些希腊悲剧家所探讨的全都是对人生密切有关的问题。他们使人振奋，又使人安谧。阅读他们的著作犹如驾着一叶扁舟在阵阵微风中漂浮于散布着千百个岛屿的内陆海面上。十年前我在《总结》中零零星星写下了我在生活中、阅读中、冥思玄想中所形成的关于上帝、生命不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等方面的印象和观点，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后来并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想法。倘若我需要重写的话，我想该把当前迫切的关于价值的课题写得稍为深入具体些，另外还当更详细地谈谈关于本能的问题；有些哲学家在这个题目上面建造起了巍然的臆测的大厦，而在我看来，要在本能这个题目的基础上建造起一座比空中楼阁更坚实些的建筑物来，那将如打靶场里浮在喷水口上的乒乓球一样晃荡不定。现在我离开死亡更近了十年，想到这一天的到来并不稍比当时多领悟些。有几天我确实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得太多了，认识了太多的人，读了太多的书，看了太多的油画、雕像、教堂和精致的建筑，听了太多的音乐。我不知道上帝存在不存在。任何旨在证明他存在的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而古时伊壁鸠鲁说过，信仰须凭直觉。这种直觉我可从未有过。同时又从来没有人圆满地解释清楚何以恶与全能全善的上帝并存的道理。一度我被印度教的神秘的中性概念——即无始无终的存在、知识和福泽的概念所吸引，觉得这比人们凭自己的意愿设想出来的任何其他的神祇都较为可信。不过我也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幻想。它不可能从终极原因依据逻辑推导出这个世界的森罗万象。当我想到茫茫的宇宙，想到无数的星辰和以千千万万光年计算的空间，我自不胜畏惧。但是我的想象力没法想象出一个造物主来。我愿意承认宇宙的存在是一个非人类的智慧所能解开的谜。至于生命的存在，我倒相信有一种“心理物理物质”，它是生命的起源，其心理的一翼是复杂的进化活动的出处。但这一切的目的（如有目的的话）是什么，这一切的意义，（如有意义的话）何在，我还是茫然无知。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所有哲学家、神学家或神秘主义者在这方面所说的都不能使我信服。不过，假如上帝存在而又关心人类的事情，那么他当然必须相当地通情达理，如同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一样，用宽厚的眼光看待人类的弱点。![]()
还有关于灵魂是怎么说的呢？印度教徒称之为“阿特曼”，他们认为它来自永恒之中，并将继续存在于永恒之中。这比认为灵魂是随着一个人形成胚胎和出生而产生的说法容易接受。他们主张它有“绝对实在”的性质，从“绝对实在”中来，最后回归“绝对实在”中去。这是一种可喜的幻想；人们也只能认为就是这么回事。于是人们相信轮回，从而更进一步对恶和祸的存在提出了人类的智慧所能设想的惟一似乎有理的解释，因为它假定恶和祸是过去罪过的报应。它不解释为什么全智全善的造物主愿意或甚至还会制造罪过。
然而灵魂是什么？从柏拉图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莫衷一是，而大多数仅是对他的设想的修改补充。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应该相信我们必有所指。基督教作为一条信条，认为灵魂是上帝创造的一种简单而不朽的精神实质。我们可能并不相信，然而还是赋予这个词以一定的含义。当我问自己，我说的灵魂指的是什么，我只能回答，我指的是我的自我意识，即我中之我，也即我之为我的品格，这品格包含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经历和我肉体的偶然因素。我看很多人不信肉体的偶然因素影响灵魂的形成。就我自己而言，我对于这一点比谁都更确信无疑。假如我不是口吃，或者假如我身材高了四五英寸，我的灵魂就会大不一样；我有些突颚，在我小时候人们不懂得可以趁颚骨还柔韧的时候，给带上个金托子予以矫正；假如当时他们那样做了，我的面貌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我的伙伴们对我的反应就不同，因而我的性情、我对他们的态度也就不同了。但是能用一个齿科医疗器械矫正的灵魂，又算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全都知道，要不是只因似乎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某一个人，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到过某个特定的地方，我们的一生会有多大的变化；因而我们的性格——因而我们的灵魂，会和现在的迥然不同。因为不管灵魂是品质、感情、癖性等等的混合物，或是一个单纯的精神实体，反正性格是它的可以觉察到的现象。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痛苦，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都影响性格。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贫困和不得志的时候妒忌、狠毒、卑劣，但一旦获得成功，便变得和善和襟怀恢廓。银行里存了一点钱，社会上有了一点声誉，就能使他们灵魂高尚，岂不怪哉？相反地，我认识一些原来正直可敬的人，到为贫病所困时，会变得虚伪、欺骗、好争吵、心地恶毒。因此我没法相信这样随肉体情况而变化的灵魂可能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你看到死人的时候，自会觉得他们是彻底地死了。有时有人问我，我高兴不高兴把我这一生重新再活一次。总的说来，我这一生是过得很好的，也许比大多数人过得都好，可我觉得重活一次没有意思。这会像是重看一遍一本以前已经看过的侦探小说一样无聊。不过，假定真有再生这么一回事——这是全人类的四分之三明确相信的——再假定一个人可以选择要不要再在地球上过一次新的生活，我有时候曾经这样想过：我应该试一试，也许有希望可以享受我因环境和自己精神或肉体上的特殊原因而没有享受到的种种乐趣，还可以学到许多我没有时间或机会学到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应该谢绝了。我已经活够了。我既不相信生命不朽，也不企求生命不朽。我只想死得快，死得没有痛苦。我乐于深信我的灵魂以及它的愿望和弱点都将随着我最后的一口气一起化为乌有。“你该深信，死对于我们是无所谓的。因为一切善恶、祸福在于知觉，而死了没有知觉。所以，正确认识了死对于我们是无所谓的，有涯的生命就有意味，不是因为这个认识给生命添加了无限的延续，而是因为它消除了我们对于不朽的想望。一个人真正理解了不活并不可怕，那么他在生活中就无所畏惧了。”我想用以上这些话在今天这个日子来结束我的这本书正合适。威廉·毛姆（1874—1965），英国小说家、戏剧家。自幼父母相继去世。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习过。后学医，并取得外科医师资格。1897年根据从医期间的见闻写成处女作《兰贝斯的丽莎》，自此弃医专事文学创作。其重要作品有剧本《弗雷德里克夫人》《周而复始》《比我们高贵的人们》和《坚贞的妻子》等，小说《人性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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