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 | 傅成玉：中国未来一定要成为全球碳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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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成玉：中国未来一定要成为全球碳交易中心——专访中石化原董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本刊记者  郑挺颖  罗梦雁    ◎崔鸿青

编者：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碳排放“大户”的中国石化行业如何实现绿色转型？又将如何实践在发展中减碳的大战略？带着这些问题，《环境与生活》记者1月19日在北京专访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先生，聆听他的相关见解。

《环境与生活》：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围绕习主席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和愿景，请您谈一下您的学习体会。 

傅成玉：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再次承诺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首次提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可以说是高屋建瓴，立意深远，既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又关乎人类未来新文明。 

为什么说关乎人类未来新文明，近300年来，以西方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由于对人类社会的戕害越来越大而不可持续。人类社会需要构建新的发展方式，需要新的文明来推动和构建新的发展方式。我们首先要清楚一个大前提，这就是人类未来需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个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具有什么意识形态，都要在未来人类社会中生存，谁也躲不开。那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未来社会应该向哪里转变，如何转变，要变成什么样子？这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考虑的，更是各国特别是大国政治家们要考虑的。习主席就是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站在人类共同命运、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这个高度来主动承担中国的大国责任的。 

人们不一定完全清楚要有一个多么好的未来社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一定要把那些现存的、严重影响人类命运的重大弊端规避掉。我们现在看到的弊端中，有很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人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时，也承受着相伴而来的弊端和风险，这些弊端和风险不断积累就会转化成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这些危机将会深刻伤及人类自身发展的根本利益。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是这种典型的风险向危机转化的结果的一个方面。新冠疫情之后，全球政治家们已经深刻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如果应对不力，其对人类自身的戕害将远远超出新冠疫情对当今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戕害。 

关于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最近四五十年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在最近30年成为世人讨论的重大问题。因为温室气体排放演化而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冰川融化速度加快，海洋生态变化加剧，海平面上升等，也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如极端干旱、水涝、海啸等灾害年年都在发生，且频率越来越高。据报道，气温每升高或降低2摄氏度都会使生物细胞活力提高或降低20%到30%。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一步，将带来重大的生态灾难。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政府历来都是积极参与的。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合约》《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议》的签署，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我国民间，特别是在知识界和舆论界却经过了几个不同的认识阶段。 

第一阶段即阴谋论阶段。我们的一些学者、专家及有关研究机构、智库曾经认为这是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针对中国的阴谋论。他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并且把环境也污染了。如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建设工业化，此时西方提出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其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决不能中招，否则将严重滞后中国的崛起。 

第二阶段是有条件的承诺。这个阶段，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并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但应该是有条件的承诺。《巴黎协议》的成功签署，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中国提出了自愿减排目标，但仍然坚持发达国家要承担历史责任，要履行自己的承诺，突出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阶段，中国针对自己的自愿减排目标，做了积极的努力，无论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还是大力降低煤炭的消费总量，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做出巨大贡献。同时，我们的眼睛仍然紧紧盯着发达国家需要做什么和做了什么。 

习主席202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标志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自主加压阶段——不以其他国家行为为先决条件的自愿减排。这是一个让世界感到惊喜的重大变化。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担当。习主席不仅是站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且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考虑问题，把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让中国的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理念，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项共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将是近千年来，中国对人类思想理念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环境与生活》：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是怎么理解的？ 

傅成玉：“生态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必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思想、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生态文明将会推动未来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结果往往具有两面性。比如核技术发展带来了新的能源，但也带来了原子弹、氢弹等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生物科学发展为人类健康带来新希望，但也可被用来制造伤害人类自身的细菌和病毒。现代生物科学有可能让人类的寿命延长到120岁，但如果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制造的细菌和病毒也可随时让这种希望破灭。所以，生态文明一定要成为一项人类共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来对人类进行自我约束。这将是后科学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要治理那些给人类自身发展带来严重戕害的现象，其实并不容易。已经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改变，仅仅靠现有法律和行政命令是治理不了、治理不好的。要从根本上改变，就要彻底改变人类现在所依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人类社会就必须塑造新的道德标准、价值标准和新的文明。因此，我们仅仅从现实生活中去理解习主席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不够的，他是站在中国永续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站在中国和人类社会未来的广阔视野来思考的。  

《环境与生活》：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有的地方领导难以适应，跟不上中央的节奏，摆脱不了“唯GDP论英雄”的旧观念。您对此如何看待？ 

傅成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经济发展不以GDP论英雄，突出要求高质量发展。虽然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难处，但要从长远考虑，我们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高质量发展前提下的GDP增长。因为GDP不反映发展质量、不反映资源环境破坏情况，不反映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是否提高，不反映社会贫富差距是否拉大。所以，GDP规模大小不能用来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和水平。这可能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要确实把地方经济发展质量放在首位，而不计较当期GDP增长速度和规模大小。二是国家对地方领导工作的考核，不应该用GDP的增长速度和规模作为主要标准。不以GDP论英雄，坚持高质量发展就要站得高、看得远，立足为明天的发展而努力，而不纠结于当前的具体困难。以碳达峰和碳中和为例，如果仍然强调GDP至上，我们就很难下大决心踏踏实实地去推动这项工作。 

首先是思想的改变、观念的改变。习主席提出的5个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一个完整的理念体系。只有真正理解了学懂了，才能动真格去认真实践。我们经常发现中央提出的很多好东西，却没有落实好。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中的很多人不真正理解。为什么不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去理解问题。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和理念上的创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多数人文字读得懂，但不一定真正懂。因此习主席亲自往前推动，从理论到实践推动，从中国到世界推动。我们各级、各个层面的执行者都要站在这个高度来学习，来领会，来理解，来执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当年搞出来“两弹一星”，也不是因为我们具备这种生产能力了，而是因为我们先有理想，再刻苦攻关，这才制造出来的；当年开发大庆油田，也不是我们有了开发能力才去开发的，是我们有理想，然后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奋斗精神干出来的。在中国，我们这样的案例非常多，只是我们不习惯把它上升到哲学层面，上升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站在未来看今天。是未来的需要决定我们今天做什么，而不是我们今天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也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重大不同。计划经济是根据我们手里有什么资源，能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根据生产资料的多少，决定生产多少产品，然后销售给谁；市场经济是根据市场需要什么就去生产什么，没钱去找钱，没技术去搞技术。为了实现明天的理想，即使今天的条件不具备也要创造条件去干，而不是被动地“等、靠、要”，干到哪儿算哪儿，能实现多少算多少，既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又丢掉了长远目标。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认识误区。 

《环境与生活》：有专家认为，2060年碳中和这个目标对中国的挑战很大，难度不小，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您对此如何看待？难度主要是在哪里？ 

傅成玉：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对中国来说难度确实还是相当大的。第一，我们的工业化还没完全结束，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也都刚刚开始。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这个阶段正是资源和能源消耗的主要阶段。也就是说，中国仍然处在经济和资源、能源消耗增长的上升期。

第二，中国工业制造业规模非常大，几乎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总和。存量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规模巨大，治理难度大。

第三，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传统的化石能源占80%多，其中煤炭又是绝对主力。

第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大户，成为被全世界高度关注的目标。

第五，发达国家已经用了几乎30年时间调整资源能源结构，其化石能源消费远远低于目前的中国。也就是说，其二氧化碳排放治理难度远远低于中国。 

尽管有这么多难处，与“两弹一星”比，与大庆石油会战比，今天的基础和条件比当年还是优越得多。因此，习主席提出的目标不是不能实现的。

第一，中国近10多年来在能源结构调整上的可喜结果，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让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可再生能源在我国发展的潜力巨大，发展速度和质量都会大大提升。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潜力和空间都非常大。未来，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量部分基本可以由可再生能源来替代。

第二，目前我国的单位GDP能耗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节能降耗空间。如果我们国家把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从总量管理，改为能耗总量和单位能耗双指标管理，中国的能耗总量和单位GDP能耗都会大幅度降低，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也会大幅度降低。既大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又会大大推动煤炭、电力、钢铁冶金、石油石化、交通运输、建筑建材及其他制造业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换代。

第三，技术（存量）减排潜力巨大。总之，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把实现“双碳”目标作为心中的火炬和理想，坚持不懈地去追求奋斗，而不禁拘泥于眼前的困难，发挥国家的制度优势，“双碳”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还想再谈一下认识问题。我们不能就碳达峰谈碳达峰，就碳中和谈碳中和。我们要跳出气候变化本身来理解气候变化。要站在更高处来看“双碳”目标的重要性。习主席把生态文明建设，把碳达峰、碳中和视为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问题。我们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看比较容易理解，这些年来，习主席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长江黄河流域只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等国家行为，越来越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可。但仅仅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来理解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问题”是不够的，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不是对立的零和博弈，而是共同发展的统一体。我们应该自觉地把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视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好机遇，视为促进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和升级的好机遇。如果我们有这样认识，就会把困难和挑战视为发展机遇，就不会抱怨事情有多难，也不会被动等待，而会积极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开发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甚至是新的生产方式。无论是开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还是促进传统能源转型都是如此；无论是减少增量二氧化碳的排放还是解决存量二氧化碳的减少也都是如此。

第二，碳达峰、碳中和可以催生一批新产业。除了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新产业（如太阳能、风能、氢能、新能源汽车等）外，还会催生碳盘查、碳核算、碳审计等咨询服务业，催生与碳减排、碳回收、碳利用相关的工程技术和装备制造业。

第三，中国还会成为一个特大的碳交易市场，企业则通过减少碳的排放，把碳指标转化为企业资产。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把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变成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和升级换代的过程。因此，我们要从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全面理解“应对气候变化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句话。  

《环境与生活》：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和愿景确定下来了，您能不能结合您在中海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石化的工作经验，谈谈具体到企业的层面，相关工作应该如何展开？ 

傅成玉：第一，企业要把国家发展战略转换成企业发展规划和执行计划，让中央精神在企业落地。

第二，企业制定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严于国家的标准，相关的规划和计划要走到国家的前面。

第三，企业的发展规划和执行计划要可操作、能执行、可实现。 

我记得在中海油工作时，2004年就提出把中海油建设成综合型能源公司的目标。2005年又改为建设国际一流能源公司。把石油公司改为能源公司，这是对未来的认知和理念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这意味着石油将不是中海油的唯一主业，将会成为主业之一。后来，中海油就开始投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2008年，中海油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海上风电装置并开始为海上石油生产平台提供电力。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国际企业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和能源企业已经把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视为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标准。 

2011年，我到中石化工作后，立即把绿色低碳战略纳入公司发展战略，重新调整成立了能源环境管理部，专门整体考虑应对和解决“能源效率、环境保护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然后，我们用3年时间开展碳普查，最终查清了中石化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及不同单位、不同生产装置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可能是中国大企业中第一家完全清楚知道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公司。接下来，我们陆续开展了碧水蓝天项目和能效倍增项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当时，我们国家已经在7个地方开展了碳交易试点，中石化由于提前开展了工程技术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碳排放量每年都大幅下降。这些节省下来的碳指标就通过碳交易卖出去，变成了公司的资产。那些年，中石化每年都从出售碳指标中收入四五千万元到一亿元人民币，使前期的投入变成了当期的收入。  

《环境与生活》：中国的减碳事业可能会带动哪些领域的发展和行业创新？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傅成玉：首先是开展碳盘查。目前，我们国家在碳排放总量的计算上，基本上是比较笼统的、大概的、不准确的。特别是在化石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是比较粗糙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按照不同类别的化石能源，所生产的不同产品，不同的生产过程，不同的生产装置来统计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是所有生产企业的事，是企业的责任。不开展碳盘查就没办法知道企业究竟排多少碳，就不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工程技术措施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碳盘查是基础，是前提。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根据需要来开展工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正如前面讲的，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会创造很多新产业，推动装备制造升级、产业标准升级将带动制造业、工程业、服务业的改造升级。比如刚说到的碳盘查，将催生专业的公司根据企业不同的装置、产品、产业性质等开发算法，帮企业计算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量的检测确认、碳排放量的检查审计等。 

美国和欧洲都有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国的碳交易试点已经开展多年，应该加快整合统一。中国未来将成为一个很大的碳交易市场，未来全世界的碳交易一定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碳减排量巨大，也是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单位碳减排成本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单位碳减排成本。发达国家企业将会大量从中国购买碳减排指标。所以，中国今天要大力推动与欧盟及美国碳交易的国际化合作。  

《环境与生活》：说到企业管理，您在这一领域也有很多深刻、独到、睿智的洞见。您觉得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什么样的企业管理？ 

傅成玉：管理是讲效率的。工业化阶段的管理是控制，是有效管控前提下的效率。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要实现良好管控，就需要不断增加管理层次。这就形成了宝塔式的企业管理架构。在信息化阶段，宝塔式的管理架构已经不能让企业对市场变化做出及时响应。与此相应地，就出现了扁平化的管理架构。在我国企业上一轮的改革中，组织机构扁平化是一项重要改革内容。这是适应市场变化的重要举措。

但是，我们仅仅做了组织机构的扁平化，而没有完全理解组织机构扁平化的全部意义。如何在扁平化下，大规模缩减组织机构又不影响公司运作效率。这就出现了“Teamwork”这个概念。“Teamwork”在国内通常翻译为“团队精神”或者“团队建设”，我们多数人强调的是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配合与合作。但在西方企业管理中，“Teamwork”有两层意思。除了团队成员间的配合协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强调“项目组”的意思。就是说，在组织机构扁平化之后，如果遇有任一组织部门很难单独完成的重大事项，由公司组建成立项目组。项目组成员来自各有关业务部门，但其工作不受原业务部门管理和领导。这就给“Teamwork”增加了一项新的内涵。这就是给项目组“单独授权（Empowerment）”。在项目组的工作结束后，项目组人员解散返回原部门或单位。这些全部内容加在一起就是“Teamwork”的全部涵义。所以，组织机构在扁平化之后，还要配上“Teamwork”，这样才能相辅相成。 

在当今“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变化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前所未有。在这样的历史大格局下，在企业管理上，尤其是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上，仅仅强调效率已经是远远不够。在大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比效率还重要。我们不能方向不清，更不能在方向错误的情况下，加大努力、提升效率。我们更应该用超前的、未来的思维，依据未来社会的需求来做明天的工作，而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今天的工作。 

（本刊专题部副主任于宝源对本文亦有贡献）

【绿色人物】

傅成玉

傅成玉，1951年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毕业于东北石油学院地质系，后获美国南加州大学石油工程硕士学位。从事石油化工行业40余年，先后任中海油总经理、党组书记和中国石化董事长、党组书记，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联合国契约组织理事会理事，现任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名誉主席。兼任美国南加州大学理事会理事、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会理事、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上海科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获得联合国环境署颁发的“环境与发展优秀实践者”及联合国“全球南南合作杰出领导力奖”等众多荣誉。此外，还曾荣获2005年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14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美国《财富》杂志“2008年中国最具影响力商业领袖”，2011和2012年连续两年入选《财富》杂志“全球50位商业人物”，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2012年“12位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企业领袖”，2013年获美国耶鲁大学“传奇商业领袖奖”。卡塔尔阿提亚基金授予他“2019国际能源政策终身成就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