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计划｜2020年朋友圈撕裂报告

从1月25日起，被封锁在武汉的知名作家方方开始记录封城后的生活。她记录下武汉的至暗时刻，留下人们对疫情最惨烈的记忆。她在日记中汇集媒体公开报道或通过私人渠道听到的消息，直白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既有对官僚体系的抨击，也有对民生百姓的悲悯。在疫情发展初期，方方日记引起巨大共鸣，在社交网络上广为传播。但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内舆论重心转移，尽管方方日记中也有对政府主导抗疫行动的肯定、对逆行者的赞颂，但不少人认为其整体相对悲观负面的基调“不合时宜”，甚至质疑她的写作是“别有用心”的刻意抹黑。4月8日武汉解封，方方日记在国外出版的消息传出，对方方日记的争议也彻底白热化。

方方反对者：方方日记里的内容多是道听途说，不够真实客观。“负能量”内容过多，未能全面反映中国政府与民众在抗疫中的行动。一旦在海外出版，将加剧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

方方支持者：方方绝大多数的记录真实可信，少数事实错误她也及时更正。她记录的是封城期间真实的情绪反应，作为一种个人叙述，不承担面面俱到的记录义务。此种诚恳率直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能引发欧美民众的共鸣和理解。

疫情之下，全球各地有许多写作者在记录隔离中的私人与公共生活。这些不同角度的个体叙事，将最终构筑起人类对于灾难的共同记忆。正式出版这些“日记”，既是以文字的方式留存下记忆，也是写作者的基本权利。一个正常的社会，既应该有《大国战役》这样的宏大叙事，也应该包容“方方日记”这些不同于主流宣传的记录。

“方方日记”中有着对地方政府和个别官员早期行动的批评，但若将批评之声都视作用心险恶的“抹黑”，动辄鞭笞写作者的动机，则是更危险的行为。批评不自由，赞美又有何意义？不可否认，西方社会确实有一部分人对中国政府及民众抱有偏见，新冠疫情更加剧了某些人的敌意。“方方日记”中的“批评”，也确实可能被一些人刻意放大，成为抨击中方的论据。然而，消除敌意的方式，恐怕不是以一种抗拒的姿态辱骂攻击发出批评之声的人，而是更为积极的行动、沟通与传播。

李文亮是武汉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2019年底，他在同学群里发布了一张检验单截图，称所在医院确诊了多例来自武汉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类似非典的肺炎病人，提醒群友们提高警惕。随即，他因散布不实信息被公安部门“训诫”。1月10日，李文亮出现症状，12日住进医院，2月1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后病情加重，于2月7日凌晨因抢救无效去世。人们在哀悼、悲痛的同时，也向他致以崇高敬意。2月7日，国家监察委决定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情况”开展调查。4月2日，李文亮等14名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被追认为“烈士”。

支持者：李文亮是当之无愧的吹哨人，感染后还一心想着再次投入抗疫前线，是值得尊敬的英雄。

反对者：李文亮的离世非常遗憾，但他恐怕算不上真正的“吹哨人”。他发布消息的目的仅是“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还强调“不要外传”。他既不是首批通过正式渠道向上传递疫情信息的人（如张继先）、也并未真正向全社会拉响疫情警报（如钟南山）。给他贴上政治化的“英雄”标签、挑动社会情绪，是敌对势力借机炒作。

李文亮的去世，成为人们共同的悲痛。这种悲恸有多强烈，背后的愤怒就有多深重。他明明向外界传播了重要消息，却被训诫发布“不实信息”；他明明已经在第一时间接到了警报，却在“领导”的反复辟谣下放松警惕，最终感染病毒。在一些人眼里，李文亮可能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他不过是转发了同事群里的一份检验报告，甚至在传播时还专门强调了“不要外传”。而让人们真正动容的，或许正在于他是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每天最快乐的时刻就是下班，热衷于在微博抽奖，热爱美食和晒娃，从来没有改变世界的抱负，也没有什么要与体制和公权力对抗的野心。但在他被训诫、发病被隔离的这一个多月里，他却在反反复复地思考，自己的那一声无意的哨声，到底吹得对不对。在黑暗混乱的一月底，他是少数站出来、实名接受记者采访的当事医生。他讲述自己经历的一切，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他用他独立而清醒的思考，将这句话变成真正具有警醒意义的墓志铭。

/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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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隔离”成为最基本的安全措施。在危险解除之前，那些试图打破或拒绝这种隔离的人，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协助病毒传播的帮凶。例如迫不及待想外出或聚集的人；出门偏偏不戴口罩的人；不配合使用健康码的人；刻意隐瞒出行轨迹以逃避隔离的人；明明开始发烧咳嗽却还四处活动的人……对待这些人的措施，也越发严厉。有村民没戴口罩外出，被疫情防控人员捆在墙柱上；有老师在空无一人的小区道路上不戴口罩慢跑，被工作人员强行带至隔离点隔离、并被行政记过；有一家人在家“聚集”打牌打扑克，而被掀桌、扇耳光、做公开检讨；还有隐瞒武汉出行史或发热病症的人，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被立案侦查。因为担心从疫区归来的人不好好隔离，有的社区工作人员在外归者家门贴封条、挂横幅，甚至用木板、金属管封死大门，披露其隐私信息以强化监督、警示风险。而随着疫情发展和零星爆发，那些出现在不同城市的“零号病人”或人际交往最广泛的病人，则动辄被冠以“毒王”称号，被人肉、被污名。

支持“硬核”手段：非常时期，就应该采用非常手段，最大限度保障公共安全。

反对“硬核”手段：这些措施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权利，需要严格限制。

疫情之下，我们太容易同仇敌忾。基于朴素的正义感，严惩恶人，捍卫家园。谴责与辱骂都很容易，困难的是，我们在愤怒的情绪中还能否换位思考，理解不同人的特殊境遇，追问原因、厘清权责，公正待之。

例如各地皆有不戴口罩前往人群密集处而被强制拦截或惩罚的案例。人们抨击这些人的愚昧无知、固执偏执，但少有人追问分析，这些人中又有多少是在口罩的抢购浪潮中，没有途径或根本不知如何买到口罩的边缘群体？即便拒戴口罩的当事人存在过错，一些地区的惩罚措施已经显然违法，甚至涉嫌侮辱当事人的基本人格尊严，惩戒程度与当事人的过错和实际带来的社会风险并不成比例。又例如人们对“零号病人”的污名，这些所谓的“毒王”有的是在疫情爆发前进出湖北，而后期疫情小规模爆发时的传染者们多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常活动、外出，泄漏其隐私信息对其进行网暴，已属违法行为。

在防疫特殊时期，我们的法律强调的不应是“重典治世”，而是如何保障每个人的尊严和权益，在公众健康、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真正实现平衡。

/ 点击对应图片阅读「蓝方专栏」《疫情之下，我们太容易同仇敌忾》《疫情临城，拒绝租户进小区是歧视吗？》/

4月8日，武汉解封，标志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与此同时，是海外疫情的日益严峻。

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面对病毒，各国的防疫模式与中国不尽相同。如德国、英国，采用“集体免疫”策略——不严格控制病毒的传播，只是减缓疾病传播的速度。政府虽倡导一定的防护措施、保持社交距离，但未进行严格的隔离控制或病例追踪。

进入深秋后，全球迎来病毒第二波大流行。全球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不断创新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2月29日公布的数据，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达80155187例。

与其他国家的“水深火热”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一直采取最为严格的防疫举措，新增病例多为输入性病例，各地偶有零星爆发，均在第一时间隔离密切接触者。面对这一态势，从官媒到自媒体，不乏对西方诸国“抄作业都抄不好”的冷嘲热讽，“全世界都在沦陷”的信息也比比皆是。如何看待他国的抗疫模式，在网络形成热议。

观点一：从结果来看，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举动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众的健康安全。此次疫情再次体现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中国模式值得骄傲。

观点二：疫情之下，不同国家基于自己的体制、文化、价值观权衡有不同的选择。面对他人的苦难沾沾自喜，是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

面对病毒，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抗疫举措确实行之有效。行政部门快速的动员和强大的调配能力令人惊叹，绝大多数民众都尽最大可能地配合着各种政策的执行。但严密的控制和隔离也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纵观中国防疫历程，确实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也不乏血的教训。我们也看到某些西方政客，在病毒前表现出极端自负，拒绝吸取中国的经验，甚至传播反智、反科学言论；在疫情发展初期，一些国家地区低估风险，没有做好充分应对，还是出现医疗资源挤兑、医疗物资奇缺的困境。然而，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最终落地的防疫政策，多是经过科学家严密论证，结合本国医疗资源现状、考虑民众接受程度、估算相应经济代价后作出的抉择。不同的模式，各有利弊；不同政府在不同阶段的应对方式，也都有短板或长处。对防疫效果的评估，需要考量的维度复杂多元，绝非累计感染人数一个指标得以概括。

正是因为前期武汉疫情的惨烈，才需要我们对他族、他人所经历的类似苦难有更强的共情与理解。而我们面对的共同敌人，是病毒，是病毒下的懈怠、自负、敷衍塞责。这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竞争，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简单竞赛。一味贬低他国的沾沾自喜，反而更容易让我们忘记自己经历的痛和犯过的错。

类似的争议，还发生在年初的澳洲大火中。2020年1月，持续燃烧了四个月的澳洲森林大火，终于引起普通中国民众的注意。关于澳洲的火灾，执政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保守态度、过度依赖志愿者的消防体系、坚持休假和看烟火的总理，都饱受抨击。但在中国，这场火灾却成了对中国体制的歌颂。一篇自媒体文章将33年前的大兴安岭火灾与之对比，赞美中国消防队员的前仆后继、赞美大国的责任和担当。而1987年的这场建国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226人烧伤，221人丧生，5万余人失去家园，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约10亿元——留给人们最为伤痛的教训，正是官僚系统欺上瞒下、玩忽职守、滥用公权。记忆的扭曲和篡改是如此容易。如果灾难之后只剩下赞美，我们的社会还将如何进步？

/ 点击对应图片阅读《那些被吐槽的国家，为抗疫“默默”做了哪些努力？》《方可成：如何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相处？》/

从疫情爆发初期开始，所谓的“萌化”语言，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将新冠病毒称为“阿冠”，让“武汉小笨蛋不要担心”，因为“阿中哥哥在”，还有另外“33个小朋友会帮忙”。火神山、雷神山的建设现场被直播，很多网友给叉车起名“小黄”“小蓝”“大红”，为挖掘机打榜加油。

这种叙事方式，延续到南方洪灾中。从6月2日到7月2日，连续31天的暴雨，将长江流域的水位推到了历史高峰。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接连而来。截止到7月22日的数据，4552.3万人次受灾，142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160.5亿元。庞大到抽象的数字背后，是落到一个个人、一户户家庭之上的浩劫。面对这场灾难，某些主流媒体却在用“报告，我是长江2号洪水”“三峡水库老不让我出去玩”“我可算跑出来了，很快就要去武汉了”的低幼语言卖萌，还有地方媒体甚至写出《洪灾也不是一个彻头彻脑的坏东西》一类的文字。对灾难叙事的“萌化”，引发不少观察者的担忧与讨论。

萌化无伤大雅：对这样的表述无需上纲上线。生动有趣的语言，在引导人们关注灾难的同时化解负面情绪，并非坏事。

萌化值得警惕：这样的语言消解公民身份，消解公共讨论的严肃性，将成人矮化、弱化成需要被保护的幼童，是社会智识的一种倒退。

这种“萌萌哒”语言风格，如果只是在部分年轻人中流行，似乎无伤大雅。但若主流媒体为迎合受众，也采取类似的表达方式记叙灾难，则值得警惕。低幼化的语言策略，让灾难、威胁都显得更加无害。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面对灾难，就是需要正视痛苦并铭记痛苦。当娱乐化的表述模糊关注焦点，真正重要的议题则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例如当人们为火神山工地上的叉车疯狂打榜时，这些卡通化的叉车形象背后的工人则彻底隐身——他们有没有被感染、他们能不能拿到工钱、他们的基本劳动权利能否被保障，这些议题被排斥在“欢乐祥和正能量”的气氛之外。拒绝用萌化的语言参与公共讨论，用真诚、严肃的态度发表观点，是成年公民对彼此最基本的尊重。

/ 安徽歙县鸿基商贸城文具店店主柳青，面对着货品被泡坏变成垃圾，心疼得留下泪水。Source: 财新 /

9月8日，《人物》杂志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人们广泛的讨论。这篇报道通过详尽的调研，还原精细数据管理下外卖骑手的残酷生活。基于庞大的数据和严密的算法，外卖公司的智能管理系统将“效率”二字发挥到极致。骑手们的日常工作为系统调配，配送时间越来越短，惩罚机制越来越严苛。为了夺速达标，骑手们超速、闯红灯、逆行，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而骑手们不仅没有劳动合同、社会保险，意外保险索赔之路也困难重重，基本的休息权利更得不到保障。系统背后的算法，忽视人的需要，忽视特殊情形的考量。当骑手们遭到不公正的投诉、遇到不科学的路径规划和时间分配、面对极端天气或道路堵塞的特殊情况，没有任何路径向算法申诉或寻求变通谅解。而系统让骑手们“心甘情愿”跑得更多更快的秘密，是一套积分游戏：跑单越多、准时率越高、等级越高、奖励越多；而要维持等级，则需要不断提速和增加单量。

面对舆论的声讨，外卖公司饿了么迅速回应，表示将增加“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按钮，多给骑手一点时间；另一家公司美团也承诺会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在恶劣天气延长配送时间；同时改进骑手奖励模式，不再局限于送单奖励。

观点一：用科技提升效率，保障安全，值得推广。为外卖公司的积极响应和变革点赞。倡导消费者责任，多一些宽容和理解，自然会改善劳动者的处境。

观点二：外卖平台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这些方案无法根本性改变外卖骑手的处境。政府需要履行监管责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

观点三：所谓的“改变”毫无意义。外卖骑手面对的劳动条件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如果政府干预、增加对骑手的保护，将增加企业成本、减少就业。虽然又苦又累，但这也是快递员的自愿选择，否则他们的生活水平将更加糟糕。

外卖骑手们的困境，确实是自然竞争的后果。在一线大城市依然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底层劳动者在资本面前毫无议价能力。但现实是什么样，不代表就应该是什么样。正是因为现状的不公，《人物》杂志的报道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这则报道提供的信息，外卖平台的系统设定已经威胁到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模糊的劳动关系也有刻意规避《劳动合同法》之嫌。法律应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划定底线，政府劳动监察部门应在对系统的监督中有所作为。

而在系统冷酷、僵硬的算法中，至始至终没有骑手的声音。原子化的劳动者们，面对系统单方面下达的强硬指令，没有任何渠道与其背后的资方博弈、谈判。在集体谈判制度中，劳方以罢工为后盾，资方以撤厂等手段为支撑，双方博弈达成共识，以集体合同的方式保障双方的利益。而两大外卖平台上百万的外卖骑手，却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工会制度更在此缺席。

对于“人力资源”这个词，我们看到的究竟是“力、资源”，还是“人”？没有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没有集体力量和法律作为后盾，不仅仅是外卖骑手，或许未来我们每一个劳动者都可能在算法的系统漩涡里越陷越深。

/ 点击图片阅读《骑手困局的舆论风波里，ta们还是缺位了》/

2020年6月底，山东通报两起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调查结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人开始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听说过的顶替故事，甚至也有当事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被替换的人生。其中，就有同样来自山东的苟晶。

1997年，苟晶第一次参加高考。拿到的成绩低得出乎她的意料。她放弃填报志愿，决定复读。第二年，苟晶再一次落榜，稀里糊涂地去湖北读了中专。2003年，苟晶收到当年班主任老师邱印林的来信。信中，班主任向她忏悔——在苟晶第一次落榜后，他让他不争气的女儿顶替苟晶去了北京念书。“这样做的确有违师德，但是请你原谅我。”

不知该从何维权的苟晶选择沉默。中专毕业后，她来到浙江，一路从销售基层做起，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冒名顶替”的新闻揭开她的伤疤。她决定实名举报，希望给自己一个交代，希望那些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人得到应有的制裁。发帖后，苟晶还称老班主任锁定其居住地带壮汉“围堵”，明为求情暗则威胁——种种情节都让人们对此案异常关注。

很快，官方调查出炉。苟晶被顶替的核心事实确凿。邱印林不仅让自己的女儿成功冒用苟晶身份，还为苟晶伪造了一套学生档案，她第二年方能正常高考。从班主任到当地派出所的有关人员，15人被调查处理。然而，从这份官方通报中，人们发现这个偷换人生的故事和当初的想象并不完全一致——苟晶并非她口中的高材生，两次高考成绩都未达本科线；班主任的女儿冒用她的成绩，就读的仅是北京煤炭工业学校这样的中专。不少人认为，苟晶的身份被冒用与否，并不会对她后来的人生境遇产生影响。而苟晶口中班主任对她的监听、围堵，也不乏夸大臆想。

苟晶应道歉：苟晶在此案里撒谎、蹭热点，浪费公共资源，挤占了其他更为弱势的受害人的流量。

苟晶不应被指责：即便苟晶夸大细节，并未改变此案核心事实。即便苟晶的分数不够高、录取冒用者的学校不够好，并没有改变此事的恶劣性质。

毫无疑问，苟晶一案的“真相”，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富有戏剧性。我们很难推测，苟晶是否是为了追求戏剧性带来的舆论关注，而故意歪曲、编造情节——毕竟人们都有着美化记忆的倾向，在重压下或许也会有迫害妄想。真相带来了失望，带来对当事人的不满。苟晶应为自己的夸张承受相应的舆论压力，但人们的愤怒不应该指错方向。一位高中老师，仅凭一己的关系网络，就能打通整个户籍伪造链条，调换两人命运——这让人无不细思极恐。近两年，仅山东一地的高校就排查出242人涉冒名顶替他人身份入学。比起受害者的私德瑕疵，体制系统的恶，才更应该是为人们警惕的对象。

/ 苟晶事件通报。图源网络 /

9月，一位视障博主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讲述自己日常出行的不便：电梯摸不出数字轮廓，不播报抵达楼层；公交车没有语音播报；盲道遍布阻碍……然而不同于他预想的共鸣，留言区居然是一片质疑之声——“看都看不见还出门给人添什么乱？”“公共设施是为多数正常人服务的，总不能要求事事都将就你吧？”“优胜劣汰、成本太高！”……

类似的观点，不仅针对残障人士。6月，安徽一位老人徒步千里前往浙江台州投靠亲戚打工——因为他没有智能手机，无法出具健康码，屡次乘车都被拒。8月，黑龙江一位老人因为没有扫健康码，被公交车司机、乘客群起要求下车，老人拒绝后，司机选择报警。不会扫码无法坐车；不会移动支付被拒收现金；不会网银被拒办业务……这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多数老人面临的窘境。11月，国务院专门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而在此之前，舆论场上依然充斥着“他们为什么不去学？”“人老了就可以不与时俱进吗？”一类的声音。

公共资源应为多数人服务：公共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应该为社会的多数人服务。“你弱你有理”、处处要求别人照顾少数人的特殊需求，最终导致的是整个社会效率的下降。

照顾弱者是文明的象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尊重照顾“老弱病残”，是文明世界的底线共识。如何对待所谓的弱者与少数群体，正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指责“老弱病残”的声音其实不难反驳。最常见的一种论证，便是“你也会有那一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老弱病残”。例如面临出行不便的，不仅是残障人，也会有坐轮椅的老人、推婴儿车的父母、腿脚受伤的运动者。方便少数弱势群体，就是方便我们自己。

除了这种功利的视角，一个社会对“老弱病残”的支持，既出于最基本的同情与善的冲动，还有对社会正义的反思与重构。边缘人士所处的障碍状态，既非他们自愿的选择，也非缘于他们的过错。例如质问老人们为何不与时俱进时，需要看到是不是所有老人都有着与时俱进的能力和资源。一个公义的社会不应让一个个体，因为无法归咎于他自身的过错，而独自承担不利后果、陷入困顿状态。保障弱势群体最基本的权利，是一个社会、一个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或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何到了2020年，为何在一个标榜着全面小康、制度自信的社会，这样的底线共识还依然缺失。

/ 点击对应图片阅读《“残障就别出门了”拜托，人类都走出丛林多少年了｜蓝方专栏》《视障人士要求出行方便是“你弱你有理”？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如何处理运气？》/

李星星案，听上去是一个太过离奇的故事。《南风窗》的报道首先勾勒出这个故事的轮廓。1972年出生的鲍某明，名校毕业、海归律师、企业高管，一直没有找到人生另一半，但很想要一个孩子。他通过网络寻找收养机会，在2015年接触到家境贫寒的李星星（媒体化名）母女。几次接触后，14岁的李星星被鲍某明“收养”，跟随他在北京、天津、烟台等地学习生活。她的噩梦随之开启。根据李星星的自述，她被鲍某明多次强奸、性虐待、限制自由，三年处于半失学状态，多次自杀未遂。她的多次报警也不了了之。终于在2019年10月，她的案子被再次立案，鲍某明被取保候审。这则基本只有李星星一方声音的报道犹如一颗炸弹，让人们出离愤怒。

很快，《财新周刊》的报道又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鲍某明向记者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两人系恋爱关系。在他出示的聊天记录中，李星星对鲍某明积极主动、言辞之间充满关切、爱慕；两人谈婚论嫁，鲍某明甚至还向女孩送上了订婚钻戒。鲍某明没有否认在李星星14岁时就与其发生了关系，但否认强迫、否认限制女孩自由。两人分分合合，李星星多次报警都是吵架之后。记者采访的救助李星星的志愿者团队，也提到李星星的反复无常，有时声称自己爱上了养父，有时则说自己是被洗脑的受害者。财新编辑在编者按中将这个故事定性为“这更像一个自小缺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这篇突出鲍某明一方声音的报道，同样引发人们的愤怒。有读者指责该篇报道将矛头指向“不完美的受害者”。报道此事的记者，因为朋友圈关于“女孩寻找suger daddy”的评论被网暴；财新也史无前例地撤回报道，承认“采访不够充分、行文存在偏颇”。

更大的反转是9月17日官方调查组的通报——结合人证、物证和骨龄鉴定，鲍某明和李星星见面时，女孩就已经满18岁了，鲍某明并未有强迫情节，但鲍某明“在自认为李星星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以收养为名与李星星交往且与其发生性关系，严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应当受到社会谴责”。

观点一：此事就是一场“仙人跳”，女方处心积虑构陷，鲍某明因此声败名裂，实属可惜。

观点二：即便李星星说了谎，她在这段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依然是事实上的受害者，不应苛求“完美受害者”，应继续给予她支持和理解。

所有的判断，都应该从事实出发。而李星星案的“反转”，体现的正是洞见事实的困难与事实本身的复杂。

根据官方通报的事实，我们不难判断此事中的恶——有权有势的成年男子以收养为名，与他以为的、来自社会底层的未成年养女发生性关系，无论如何都是违背公序良俗的恶劣行为。

另一方面，我们却很难断言李星星是在处心积虑的设局“仙人跳”。从已有信息来看，她在这段关系中投入了感情和期待，外部资源——无论是志愿者的援助、媒体的报道还是公安部门的介入——似乎都成为她试图挽留和控制对方的筹码。我们不能苛求完美的受害者，但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者却依然有着对完美受害者的期待，才会不断为她的欺骗寻求合理解释。诚然，我们最后仍然可以从李星星的成长环境、社会阶层环境中找到性别权力不平等带来的影响，但不应因此撇清她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一系列故意的欺骗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更需要我们分析和警惕的，还有“反转”的冷嘲热讽中，体现出的强烈的厌女情绪。鲍某明成了受害者，对李星星的指责，变成了对“你们这些贪得无厌的女人”的指责。

类似的情绪，还出现在“清华学姐”事件的反转中。11月，一名清华女生在校内与一名男生擦肩而过时，感到自己的臀部被人抚摸，遂认定自己被性骚扰。在未经查证的情况下，她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该男生的信息，要让他“社会性死亡”。但监控录像显示，这是一场误会——碰到她的是男生的书包带。这位“清华学姐”瞬间成为网络暴力的中心，从她的艺术生身份到长相都遭到全方位羞辱，还有人将其如此敏感归因于“女拳文化的荼毒”。

这些争议所体现的，正是性别议题带来的舆论撕裂。李星星案和清华学姐事件，都可以视作是MeToo运动的大框架下，对于针对女性的暴力、侵犯的指控。MeToo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姿态，让很多男性感到被冒犯。他们在认知上并不认为女性正遭受男性的欺压、排斥、歧视——至少问题没有女权主义者声称的那么广泛与严重。他们认为，大张旗鼓的反抗与指控，是一种矫枉过正、煽动性别对立。而这些“反转”案例的出现，无疑成为他们的有力论据，成为释放观点和情绪的有利契机。

当公共讨论都被这样的情绪主导，女性的困境就更难被正视。在过去这一年，类似拉姆案的极端家庭暴力仍在不断发生；抗疫期间，女性医护人员的生理期需求被忽视，女性的身体——例如长发却被视作宣传的道具；贫困女性遭遇的月经贫困，才第一次出现在主流舆论场上……颇为荒谬的是，当终于有女性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讽刺日常中无所不在的不平等时，反而遭遇“她在煽动歧视”的举报。

在个案中尊重事实，就事论事；在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同样需要我们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简单框架，正视问题，就事论事。我们本不应该有“厌男”或“厌女”者，我们厌恶的，是欺骗，是暴力，是不公。

/ 点击对应图片阅读《“强奸文化”下，为什么受害者开口谈论性暴力如此困难？》《从散装卫生巾谈到月经正义：月经议题“出圈”之后，何去何从？》《方可成：新闻为什么总反转？我们还能做什么？》《“中国的女孩子”属于谁？》《女性撕女性？微博上的姐姐妹妹们在想什么？》《为什么我支持女性争取子女冠姓权》/

2020年11月，美国大选迎来最后关键时刻。此次选举将决定颇有争议的总统特朗普能否连任。而选举前的新冠疫情、席卷美国各州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都在增加选举的不确定性。11月7日，拜登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宣布赢得美国大选。选举人团在2020年12月14日投票选举确认拜登为46任美国总统。

这场看似与中国普通民众无关的选举，却在舆论场上引发巨大的撕裂。

人们的讨论，抛开了对特朗普政府四年来具体政策的评估，而将竞选的双方高度抽象为一系列价值观的代言人。对其表达支持或反对，即是对自己政治立场的申明或强调。

许多不太了解美国政治的中国人，也能感受到特朗普在任的这四年对中国的敌意。但特朗普的“敌人”，偏偏是已被高度污名的“白左”。民主党在社会文化议题上的立场——如少数族裔平权、性别平权、开放接纳移民、干预气候变化等，都被高度概括到“政治正确”一词下。出于对这些自由主义观念的排斥，不少中国网民声称自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此外，还有一部分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支持有限政府，反对福利国家，拥护传统家庭婚姻理念，忧虑政治正确对言论自由的蚕食，因而基于对特朗普执政方针的肯定，成为他的支持者。

而另一派人对民主党的支持，有的是出于对自由主义理念的肯定，有的则是对特朗普自负、反智形象的厌恶。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保守与自由的价值选择必然都会存在。两种意识形态相互牵制，共同促进着社会的进步。而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不同的价值选择，都在走向简单的站队。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表态，已陷入简单化的非黑即白。例如“Black Lives Matter”被污名化地翻译为”黑命贵”，暗示运动者将黑人种族利益置于他族利益之上；有的人因为游行中的某些暴力行为而一概反对平权运动，对美国社会当下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视而不见；而还有人则会因为批评运动中的过激措施，而直接被扣上“种族歧视者”的帽子……

这场关于美国选举的争论，对我们而言或许是场公共讨论的练习。不难预期，在不远的未来，除了性别、阶级议题，种族、宗教、政府权限等议题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普通人的日常讨论中。

因为观点分歧而撕裂的另一种可能，则是因为观点的分歧而对话、而换位思考他人境遇，而妥协磨合促成最低共识。

愿2021年，我们能离后者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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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曾任《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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