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女性友好的城市更发达？

维舟

一年前，丰县事件震撼全网时，有一位女性朋友向我发誓，她这一辈子都不会想去徐州。

半年前，唐山又爆出女性被当街羞辱、拖拽、围殴的事件，她说：“现在我终生不去的城市又多了一个——唐山。”

这并不只是一时气话，对女性来说，如果在一个地方感到自己的基本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自然最好尽可能离远一点。反过来，那些“女性友好型”城市，通常也更安全、更宜居、更发达，但这又是为什么？

撰文 | 维舟

责编 | 施杨

通常来说，如果一个城市适合女性生存，那么它通常对男性而言也是宜居的，但反过来就未必了。看看那些丛林社会、狂野西部，或许也不乏有男性乐在其中，但可想而知，女性在这样的地方将会生活得很艰难。

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地方对女性而言不宜居，那么它就是不宜居的——女性可以说是“矿井里的金丝雀”，她们的感受，比男性更能准确地测试出当地城市生活的品质。

事实上，城市化一直是女性的福音，这几乎是各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反复印证的定律。女性要想从保守、封闭的社区中挣脱出来，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实现经济独立，而适合她们的职业，往往只有在那些大城市里才最有可能获得。

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社会，这一点在起初也是极难的：1870年，职业女性还不到全美非农业女性劳动力总数的7%，到1920年翻了一倍，而新涌现的职业大多都在城市里——百货公司售货员、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等等。

到1970年代美国开始“去工业化”之后，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女性在就业上反而比男性更为有利，不难想见，越是大城市，第三产业就越发达。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回忆，她大学毕业的1970年，有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现象：“女性只要有学历，就养不活自己。大学毕业的女性结不成婚，找不到工作，顶多只能当当公务员或教师。”

因为当时向女性开放的职业大多都很低端，仍是个“女性很难养活自己的时代”，只有随着大城市的繁荣，才出现了越来越多适合高学历女性的白领职业。

有人曾观察到河北一个小县城里的现象：当地重男轻女，如果是男孩，家里往往从小就把路都铺好了，但也正因此，女孩们早早就意识到，要想得到好生活就必须努力考出去。随着近十多年来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城市化进程，当地优秀女性能走的都走了。其结果，使得当地婚恋市场越发失衡，大量男性都讨不到老婆。

工业时代的城市往往对女性不太友好，因为构成城市主体的就是以男性为主的产业工人，消费、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多样性都被视为次要的东西。徐州、唐山都是老工业城市，这一点恐怕未必只是巧合。

一位老家东北的女性朋友曾和我说，她大学刚毕业时在一家国企，同事大多都是男性，开玩笑时也很少顾及她的感受，每个人每天都穿着黑黑灰灰的，她偶尔穿得鲜艳一点还遭领导呵斥了，一年下来，她终于受不了逃离了。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作为全国城市化最早、也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实性别平等意识并不低，然而当地的城市转型却较为艰难。当一个城市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才能更好地满足女性的需求：职业的可获得性带来的经济独立、社会环境的相对平等带来的安心感，以及文化商业活动的繁荣带来的更好体验。

这种选择的多样性，对女性而言至关重要，有史以来第一次，能有这么大比例的女性可以自食其力，独立生活，并且还能活得很好。从这一点来说，女性是城市化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

总的来说，大城市都适合女性，这里不仅机会多，而且通常更接近平权，因为一个地方的流动性越大，就越难形成顽固的歧视。

2015年上海社科院的一份女性从业人员就业状况调查显示：近八成女性（78.9%）自认从未受过职场歧视，这一比例甚至比男性（77.1%）还高。虽然上海职场进入管理层的女性仍低于男性，但这种感受至少表明，上海的职场环境对女性是较为友好的。

也是因为大城市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好的环境，使人无须依靠他人也能活下去，其结果是：在全球各地，城市男女的单身比重都偏高。

全美有25%的人过着单身生活，但在大都会区则高达40%以上，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女性单身者更高：2010年，从未结过婚的女性数量占到了纽约市所有女性人口数的41.7%。

有些女性宁可与异地恋男友分手，也不愿离开纽约，原因是觉得这座城市才是一个更值得拥有的伴侣。

美国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的时代》中说：“大多数城市中顽强坚韧的一面，都来自长居于此的女性。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单身女性。城市为她们提供了更安全的庇护，反之她们也促进了城市的完善。”

她并没有夸张，只是说出了一个共生的良性循环：城市越是发达、宜居，就越适合女性生存，吸引更多女性，而那么多女性的涌入，又会反过来使城市变得更好。

对任何现代城市来说，女性群体都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消费在经济活动中比生产更重要时，女性的力量在重塑城市生活时很可能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相比起男性，女性对人身侵犯等社会治安问题更为敏感。我的女性朋友即便不在唐山，但在看完唐山打人事件的短视频后也深感不适乃至恐惧，那两天甚至都不敢单独上街。

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女性连基本的安全感都无法获得，那她很可能就无法在此安心地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因为对女性而言危险的环境，对孩子来说大概率也是危险的。

反过来，当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主体、城市建设必须考虑和重视她们的需求时，这座城市在生活的便利性、安全性、多样性，乃至职业发展机会和平权等方面就有望得到提升，营造更宜居的环境。

所谓“适合女性”，说到底是指向城市治理时能看到容易被忽视的非主流群体，愿意关注并满足不同人之间的不同需要——这其实都不单单只是“适合女性”，还包括孩子、残疾人等等。

作为一个成年男性，我是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才深切体会到国内城市在无障碍设施上与发达国家城市的差距。

像深圳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但在这一块却相当欠缺，“轮椅仙女”陈小萍曾爬上过世界屋脊，去年初却死在深圳地铁站的无障碍通道上。

即便不是残疾人或病人，一个女性如果带着孩子或提着重物，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发现处处不便。

去年在郑州访谈时，有一位受访者所说的话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澄清自己“不是女权”，但踏入职场几年下来，在和男同事交往的过程中却不时遇到矛盾：很多当地女性都半开玩笑地抱怨“私企没有孕妇”，不仅权利不完善（普遍单休，只有按最低比例交的五险，没有一金），而且当女员工提议辟出母婴室时，男性管理层都反对。

这些都让她不得不面对和思考，“姐妹们都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状态了”，她自己也不断在学习，笑着对我说：“女性一旦有思想了，就会看不惯很多事情。”

尽管推动改变不容易，但至少市场的力量会回应女性的需求。以往的国内城市仍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思维，消费占比很低，但当消费驱动城市发展时，“女人的钱”是不容忽视的“她经济”。

经济学家陆铭在《大国大城》中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低的消费率”，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消费率在历史上的最低点，虽然连他都没提到女性拉动消费的重要性，但不用细想就能明白，购物环境要让人舒心地自愿掏出钱来，最重要的就是得讨女人的欢心，何况在中国家庭中，家庭日用、教育、文化等开支的决策权通常都掌握在女性手中。

事实上，现代都市的发展本身就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相辅相成。

《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中指出，17世纪的巴黎率先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模式，经济、文化和娱乐生活越来越富有生机，当时的外国游客普遍惊讶那里的女性所享有的自由，所有公共场所都向她们开放，引领着时尚，由此开启了延续至今的新潮流。

在国内各大城市中，上海的女性地位尤为突出，气质更为自信，消费上堪称购物天堂，这些不可能只是巧合——只有当女性对人身、未来都有足够安全感时，她们才能由衷地散发出自信，没有后顾之忧地去花钱、养育，而不必压抑自己。

至迟从1970年代起，女性主义的城市规划者就已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该听取女性的意见，注重以往被忽视的女性需求。这无疑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在城市建设的几乎所有方面，历来都是男性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推进的过程困难重重，但半个世纪下来，这些原则至少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中已得到普遍采纳并落实。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内那些对女性不够友好的城市，其实是历史的欠账，而这本身就在阻碍城市发展。

要构建一个女性友好的城市，就必须切实关心女性的需求：亲子设施、无障碍、安全、教育、购物、工作等等，都需要从她们的体验出发来加以提升或重建。在她们人生的每一个节点，诸如受教育、进入职场、结婚生子等等，都不至于因为身为女性而额外承受更多生存压力。

当然，尤为重要的是一种开放、平等的公共生活，让女性可以不受性别障碍地获得各种公共资源，并形成女性之间的自组织，以便在遇到问题时可以相互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