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易丝·格吕克：对幸福的恐惧 | 花城译介

在神话、图腾故事显出的特点里，我请读者注意，有两个特点最显而易见。首先，就本质而言，这些故事长存人心，正是持久性将这种原型小说与轶事小说区分开来。其次，比较奇特的是，这些故事会发生变异，也可以说，我们对故事所蕴含的基本真理的理解会发生变化。或许，说故事“变异”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是故事里吸引我们注意的因素日渐不同。一个生命力持久的故事里处处是潜在的焦点（不过，这可能不是一时间领会到的，是我们在不同时间段里的领悟）。这一类故事不拘篇幅大小（也许表面上看起来与轶事无异），都具有明晰的轮廓，具有一定的内在广度，因此我们回味细想，会发现它们既丰富多彩又永远无解。简言之，每一次看《天堂的孩子们》，我都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英雄。每一次读《呼啸山庄》，我总能感受到一种不同的道德、情感责任。十六岁的我看重激情，即是要为此牺牲一切。二十五岁的我小心翼翼，不让激情将自恋深藏。诸如此类，等等。

这样的情况同样见于个人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特定的、内涵深邃的故事，遇上想结交的人，我们会跟他们讲一讲这些坐标故事，对方便会明白是什么造就了我们。说来奇怪，时间久了，尽管我们还在不断结交同一类让我们着迷的陌生人，但我们会用同一个故事来说明不同的道理。

二十岁出头的那些年，在接受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我终于开始掌控那一系列长久支配自己的症状。我开始有了一些惊人的表现，比如，敢当着别人的面吃东西，不再需要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做同样一些事。我也不再终日沉默寡言（寡言少语通常是羞耻感留下的遗产），可是我发现自己突然间不知所措了。一种回归常态后的凄凉景象展现在了我面前。说得具体些，且不论这里所说的“常态”是什么，我都害怕它会无缘无故扑灭我“工作”的渴望，毁掉我“工作”的能力；当然，所谓的“工作”只不过是当时我郑重其事的叫法。在过去五年里，我挣扎着，拼了命想要变得完整、健全，为的是要重返那个正常的世界。在我眼里，那个世界里尽是一些完整健全的人，没有让人倍感羞耻的孤独和恐惧，可是孤独和恐惧却构成了我的现实世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内心的恐惧，记得自己怎样地责怪心理分析师，他是所有这一切的同谋：他是要让我快乐起来，让我快乐得不想写作。我还记得他当时的反应。他直视着我，这可真罕见（也许是因为这样，我记住了跟他的这一次交谈）。他回答得很简洁，叫人忘不了。他告诉我，这个世界会给你足够的悲伤。

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这是个革命性的概念。这个插曲起先引起我的兴趣，是因为心理分析师前所未有的直率，以及他的个人经历曾有一时进入了这个房间。还有，他的反应让我莫名的不安。我对他的信任开始动摇，原因一言难尽。他没有资格出现在这个房间里，原该是隐晦的静默和隐秘的指示，他竟然说出带有强烈个人主观色彩的话来。而且，我觉得他错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痛苦。要是他错了，就是我欺骗了他；要是我骗倒了他，他便不再值得信赖。他真的知道我有多狡猾，知道我内心有多么强大吗（虽然眼下我没法尽情表现）？他真的以为这个世界能斗得过我强大的内心？我催生了我的悲伤，没有什么事物、没有什么人堪当重任，能满足我明确、严格的高标准要求。从那以后，他的话带上了预言的色彩，就像是某种回音，而这一次在空中回响的是早些年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个问题恰恰引起了心理分析师的注意。我渐渐长大，把自己变成了“必然性”的中介人；原则上，我无法接受偶然性。在我眼中，这个世界反复无常，还会夺人性命，就是一台会伤人的机器。于是我接手它的工作，免得成了它的牺牲品。

事实上，直到近来我才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次交谈，仔细审视背后隐含的假设。具体来说，为什么我深信不幸是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更确切地说，我想象中的幸福具备了哪一些要素，让我因此相信是它们摧毁了艺术创作？坦白说，我认为幸福具有近似麻木愚钝或长期反应迟钝的特点；准确地说，我认为强烈的反应是创造性活动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我这样下定义，好像把这种活动限定在某个特定的类型里。在我看来，强烈的反应似乎是自我与外在世界之间发生的、能强烈感受到的一种摩擦，仿佛唯有通过最富戏剧性、最消极的方式才能感知和理解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界限。在这样的定义里显出的是自我，但这里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极点或参照物，而是借由对立物而变得明晰的一种根本性的模糊状态。这种模糊性催生了热望，它时时刻刻竭力想要清楚地界定自我（已经实现了比较明晰定位的自我不做这种事），而唯有先界定自己不是什么，才能界定自己是什么。

在反复提到的这段时间里，不管听到分析师的意见后我多么吃惊，我还是有了一些变化。痛苦或许是肥沃的土壤，可我已不再那么想要给痛苦下注了，我明白的，分析师执意要将我救出痛苦的深渊。我运气不错，也可以说我如今是这么认为的。当时我痛苦万分，结果反而因此得救，我从此不再那么信誓旦旦要拥护苦难、固化苦难了。我一时半刻也还记得：我开始接受心理分析，不是幸福来袭的缘故，而是因为绝望威逼着我。最绝望难熬的日子里，在纸上，在生活里，我彻底地沉默了。

我们常常会本能地思索艺术家的天分，思索那永不安宁、要求严苛、永不知足的灵魂所拥有的天分，眼下我们暂且放开这一切，只一心好好感受那份真正迷人、长久的宁静。此时此刻，想象一下，幸福的插曲会时不时地在人生中展开，甚至出现在艺术家的生活里。现在，想象一下那种心态，就是小心翼翼地抗拒幸福的到来，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曾经体验过这种心态。可是，当爱不再适合成为叙述的对象，不再是戏剧性的缴械投降的时候，接下来能想象到的似乎只能是贫瘠的郊区远景了。仿佛这郊区，这经年累月变了味的爱，只能是贫瘠之地。

说来神奇，一旦提出了问题，一旦仔细审视不幸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其源头竟逐渐清晰起来。我以为，这种关系源自那一整套冲动与奖赏的机制，最初正是它将一个个才智兼备的人吸引到这一项天职中来。大多数艺术家，无疑也包括大多数作家，深受创造性活动吸引，终究是因为它能够促进情绪的宣泄和精神的净化，从而巩固了一种原本不稳固的权力感。旧有的痛苦被赋予了特定的形式，被外化了，而一旦被外化，痛苦便改变了形貌。痛苦发生了变形，并不是被中和：它催生了自身极端的对立面。对艺术家或新生艺术家而言，结果是收获了陶醉感。不仅艺术家的焦虑、紧张感得到了暂时缓解，还使某种东西生成了，自我带着一种绝望的狂热，与它联结在一起。不幸得很，尽管后天习得的宣泄和净化过程借由写作将绝望的心态转化为陶醉感，并从中催生了力量，这却不能滋养创造性的天赋，就像人类无法机械地延长青年人身上生龙活虎的愤怒。同样不幸的是，宣泄与净化愈能有效地抑制痛苦，创造艺术作品时产生的陶醉感愈能振奋人心，自我便愈发能够投入到艺术创作中。这种现象明显存在于艺术中，也存在于日益仪式化的艺术创作过程中。最终，“依赖”“沉迷”等怪异的幽灵悄悄爬进了人心。痛苦日益成为孕育欢欣快乐假定的先决条件。情绪宣泄与精神净化越有效果，便越有可能催生艺术家，但这种艺术家的权力感和价值感主要有赖于这些替代物，即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客体。

艺术家身上的这种依赖性是我要探讨的主题，除此之外，我还想针对幸福于艺术家的实用性做一番务实思考，且不管幸福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说到幸福，我并不指陶醉感（上述这一类艺术家对陶醉感并不陌生，那是一种仿佛坠入爱河的美好状态，而后，就像是坠入爱河，如痴如醉），但不是陶醉感，是那个陌生的国度，我曾在分析师的办公室里匆匆一瞥，在那里幸福被界定为一种安宁康乐的感觉。

艺术家渴望成为一个强大、生机勃勃的个体，而他们的自我意识又完全有赖于源源不断的创作，于是便开始将希望寄托于那种绝望的心态。在他们看来，无论绝望的心态怎样伤害、怎样危害、怎样侵蚀着人的身体，它都不能损害公认为真正本质的东西：艺术创造的能力。恰恰相反，它保护、供养着艺术创造的能力。照此推理，真正威胁艺术创作的是幸福，因为它消除了积极活跃的不安心态，妨害了创造性的生活，须知这种生活的源泉正是那些日积月累、有待宣泄释放的痛苦。艺术家依赖、追求一种不满的心态，说它是浮士德式的契约，倒不如说是一种破坏性的希望，或者说至少也是束缚人心的希望。这种破坏性并不是分明可见的，因为它并没有暗中破坏一切关系，或损害身体健康，或伤及社交能力。说它有破坏性，正是因为通过某些方式它使自我最深切地感受到了本真的存在：在这套机制里，饱受毁灭性威胁的是艺术家本身，因为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已出生，既脱胎于意志，也脱胎于意志无望又无力的对立面，即缺乏控制力。

这种两难困境的核心即艺术家对幸福的默默拒斥，它关乎控制力，而这首先又关乎脆弱。所谓的脆弱，就是对幸福的依附，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拥有”的依附。和物质财富一样，情感、精神财富也会流失：幸福只会减少，使人徒生焦虑，莫若一无所有，叫人倍感安心。此外，主动放弃幸福算得上是一种自保：艺术家会说服自己，没有人能坐拥一切。放弃常人最珍爱之物，艺术家才有力供养自己最珍视之物，即艺术家的天分。天分不论多少，通常都会被视作不稳定之物。陌生的一切使人身心交疲；在这套机制里，痛苦与绝望交织，在艺术家心中催生了某种陌生的反应，但至少痛苦和绝望是他们熟悉的。既然痛苦绝望的状态已经是“一减再减”算法的最终得数，它们便不会让人们对生活里“一减再减”的状态感到苦恼。当现有的一切都不能被夺走的时候，一种神秘的力量便应运而生，艺术家感觉自己能掌控一切，而幸福有计划地威胁、侵蚀的正是这种感觉。

这一套机制最初的模样，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简言之，一旦沉溺其中，绝望变成了一种安全的状态，艺术家便开始着手限制或掌控方方面面，免得自己受到影响，同时又竭力无限复制那些据信有利于艺术创作的境况或心境。这样说，或许把事情说得太乐观了些，看似艺术家有选择的余地。然而艺术家更有可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发现了边缘性又充满活力的生存之道，会永不停歇、疯狂似的捍卫。艺术家这般狂热实属正常，因为他们深信现有生存模式的出路不是替换为不同的模式，而是空无，是无尽深渊。可是，既然艺术家坚守的是一片边缘地，是一种不稳定性，那么坚守这种模式，同时应该也可以兼容看似开放或实验性的种种行为。被剔除在外的，唯有那些我们泛称为常态或安宁的生活体验、行为。这算是以最彻底的方式对未知世界做出否定裁决，竟然是以危险的名义，实在是够奇怪的。

久而久之，真正的危险，真正具有破坏力的内在境域，却是那一片边缘地，恐惧让艺术家的创造性自我扎根于此。用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这一片边缘地，正是肯定了它所具有的迷人的不稳定性。事实上，这里已然变成了十足保守的场域。我在自己的本性里见过这种奇特的怯懦，我在学生那里也看到过、听到过。怯懦点燃了与未来有关的一个个问题，千奇百态的欲望、意向一一现身：作家去当学者，会有害处吗？医学专业（或法学或商学）会毁了我的天赋吗？还有，女人专属的问题：我应该结婚吗？我应该生儿育女吗？没有人可以保证成家生子的医生一定能写出不朽的诗歌，激昂的少年在最终接受了成长和快乐之后一定能成为更深刻的思想家，但有人若是过于谨小慎微，固守已知的、表面上看起来安全的世界，压制、限制自己与生俱来对医学的迷恋、对家庭的渴望，这无异于是在降低创造出原创性作品的可能性。原创艺术即是具体而深刻的生活体验所特有的艺术。唯有这样的艺术才可具备典范的力量和持久性。但是，“模范的”艺术之路，即我一直在描述的那一片边缘地，一旦艺术家执意守住不放，便会催生出另一种艺术，只是它却配不上艺术之名，它的见识过于平庸，终会因为太过肤浅而难以长长久久地吸引人们的注意。

在艺术家主动选择绝望心态的背后（有别于偶然性的绝望心态，也有别于悲观的视野，那又是另一回事）——在这种选择的背后是无法言传的假设，即假定有一种生活极有助于艺术创作，而在这种生活里绝对没有什么事物那么有趣，足以分散写作的注意力；绝对没有什么事情能给人带来那么强烈的满足感，足以取代写作的需求。但是，再怎么有意延续、模仿，也不能复制人生早年对性格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那种绝望，那是少年人身上特有的激励人心、叫人难忘的绝望。在那些关于未来的种种疑问里，比较可悲的地方不是疑问本身，是那种宣言：坚称自己要从天生的喜好中抽身而出，免得天分被毁。

这就是保险所蕴藏的数学原理（它能保驾护航，使人们免于觉察到不公现象的存在而倍感痛苦）。写作或艺术创作的需要催发了渴望，艺术家一心想要保住与巩固创造性自我的存在，于是压制、限制所有附属性的自我。对于创造性自我而言，唯一绝对安全的情感体验是不幸，唯一适宜的生存状态是混乱和隐退，唯一不受到外部世界玷污和有害干扰的活动是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

可是，一旦出于这些缘故去追求文学，文学就变了味。不管文学曾经是什么，哪怕是无穷无尽、必不可少的空气，如今却变成了一种束缚，说它是不可或缺的空气，还不如说是密闭房间里的空调风。即是说，文学的价值在于文学不是什么，文学被用来筛除杂质。或者可以说，文学变成了清蒸蔬菜之类的东西，说它安全，只不过是因为不含有什么已知的有害物质。为了这些原因而阅读，为了安全而阅读，无异于在损害文学的基本能力，糟蹋文学供给的服务。唯有那些不那么催人奋进的乐趣得到了妥善安顿，人的天赋才又变得唾手可得。比如，人们会喜欢做饭、看烂电影，喜欢站不住脚的电视节目。我相信虽然有些不可思议，这些乐趣也在补给滋养：它们使灵魂得到放松。它们是一个个小小的世界，灵魂身处其中，却无须历经考验。问题是艺术家不能以小乐趣的滋养为傲，因为他们的骄傲尊严彻头彻尾与创造性行为捆绑在了一起，因为他们的艺术想象力被“恐惧”囚禁在一套魔法机制里，那里充斥着禁忌和禁令。而且，对这一类艺术家来说，不值得他们引以为傲的，实际上形同使他们蒙羞的。

请允许我大力推荐幸福的功用。首先，幸福并不自动孕育唱着同样乐观音符的诗文。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带着悲观视野的艺术家身上，适度的幸福无疑会让他变得更加强大，强大到能够往最深处挖掘素材。加固了的灵魂能够更深入、更机智地探索素材，同时又能确保自己少受些伤害。但是，我主要想为幸福辩护，力主幸福是一种手段，能让艺术家敞开胸怀、兼容并蓄，并且，由此引申开来，幸福还是艺术家拓展领域的手段，或许还能助他发现重要的艺术主题。艺术家依赖绝望的心态，便是限制了能与自己的心灵交流交战的话题范围，结果只能囿于在艺术家发现了宣泄与净化仪式之后所能获得的那些话题。根据我的经验，每个阶段的绝望感受都很雷同，甚至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不论此前经历了怎样的绝望，当下经历的绝望都一如从前，眼前所见都是真正荒凉的精神世界，是终点，是真真实实的低谷。然而，幸福的到来和到来的缘由却让人喜出望外：它释放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幸想要永远留住的是人们对自我的迷恋，尽管这种迷恋既使人孤立通常又会束缚人心；除了少之又少的情况，这注定是一种审美局限性。然而，在对自身的源头与缘由表达敬意之时，幸福找到了一方水土，它丰富多样，也许远胜于自我的世界，尤其是艺术家的自我世界，后者长久以来受尽保护，远离了可疑干扰物的影响。在幸福来袭的时候，外在事物进入了我们的认知。我们关注的焦点不仅向内也向外铺展开来。

我相信分析师的话是对的。这个世界，积极追踪也好，放任自流也罢，它真的能给你足够的悲伤。悲伤的强度、频率和类型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制于运气，这足以让人倍感烦恼，因为运气之所以称之为运气，恰恰是因为它不受控制，不受引诱，也强占不得。运气想怎么对付我们，我们都无能为力。不过，意志若是任性地想要固守那种狭隘、命定的不幸，我们却可以拒绝。偶尔有些事物会带来快乐，会真真正正吸引我们，给我们解闷，逗我们开心，用那个骇人的词来说，它会解除我们的武装。只要我们身上这可怕的、强迫性、刻板的本性允许，我以为我们皆应欢迎随之而来的一切。

本文选自《花城》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  慈琪

《花城》2021年第1期 

目录

  中篇小说

苹果树 / 尹学芸

曰心曰生 / 西 元

  短篇小说

灵异者及其友人 / 鲁 敏

塞班岛往事 / 梁宝星

  花城关注

本期关键词：青年冲击

栏目主持人：何平

引言：细语的众声

穿光 / 谢青皮

冰河 / 王苏辛

反讽的田园诗 / 丰一畛

移民 / 张玲玲

成人教育 / 卢德坤

山中速写 / 王陌书

对谈：极少数获益者的文学幻觉最终是要破灭的

  诗歌

没有结尾的梦（十二首） /  张执浩

入口（十首） / 尘 轩

  散文随笔

小院树木的艺术史 / 徐 冰

纸上旅行之一

——水上或陆上的童年 / 蔡天新

  花城译介

栏目主持人：高兴

对幸福的恐惧——露易丝·格吕克诗文选 

【美国】露易丝·格吕克 著  傅燕晖  李 晖 译

  思无止境

中国“非虚构”与“非虚构”中国

——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四期）对谈（节选）

  域外视角

剑柄上的丝带

——从《权力的游戏》的骑士谈起 / 黑 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