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自杀，中国老师的无声崩溃

原创林梦晴视觉志

10月31日，河南一名23岁小学女教师坠楼自杀的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当事人吕某留下的遗书写到，“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

吕老师的遭遇显然不是个案，评论区底下的教师们描述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被迎检挤占的教学空间，被材料切割的备课时间，被培训淹没的假期……在这场声讨中，教育浮现出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的一项调研发现，我国绝大多数教师每周工作时间都在54小时以上，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25%，但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不足总工作时间的1/4。

时间都去哪儿了？那些与教学无关的工作是如何产生、持续，乃至葬送一条年轻生命的？

我们采访了三位教师，他们或初入职场，或执教十余年，不约而同地显露出在一个已自成逻辑且运转“良好”的系统下的无力和挣扎。

“为什么这些也要老师来做”

23岁的艾金坐上车，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进入离家四十多公里的大山深处。群山环绕间，坐落着一间乡村小学和一家买不到日用品的小店。当时的她还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一年，她会在这座小学里崩溃无数次。

走上免费师范生的路似乎是顺其自然的，父母觉得当老师好，艾金便听从了建议。和大多数人对教师的想象一样，她觉得这是份轻松的职业，有寒暑假，有编制，是铁饭碗，于是她欢喜地等待毕业。

直到入职一年后，她看着镜子的自己，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倒像是一口气推了十口磨的驴。

收到采访邀请时，艾金表示很难抽出时间连续交谈，只能用零碎时间打字答复。我由此初步窥探到她的现状——身为五年级的班主任，负责二五年级语文、三四年级英语，一周5个早自习，28节课。

而教育部规定，小学教师每周的课时量应是14~18节。

图源：受访者

在双倍的课时量下，艾金像陀螺一样没有停歇，每天睁开眼睛就在上课，课后又需要挤出数小时完成四个年级的备课、作业批改。一天下来她觉得脑子像被榨干一样，咽喉刺痛、脚底发疼已经成为常态，有时她做梦都在管教学生。

而这些只是艾金工作的一部分，更多的时间被消耗在没完没了的社会工作里。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登录每一位学生的账号参与宪法知识答题、志愿者答题、禁毒答题；要求家长下载反诈app、填写问卷并截图；填写在省外就读幼儿园的儿童信息，精确到幼儿园名字和年级……

她从来只有一个困惑，“为什么这些也要老师来做？”

在无数个深夜十点后，艾金伏案准备的不是教案，而是一茬一茬不知从何而来的材料。面对写不完的简报、计划，她不自觉地想吐，爬到床上痛哭，但哭完还得写。想到第二天的六节课，她难受得想撞墙，那些备不完的课时又只能用练习课代替。

痛苦的不止老师，一位家长在群里发送完创卫问卷的截图后抱怨，“还以为是学生的成绩问卷答题，进去看了净是些没用的。”艾金夹在中间十分窘迫，应领导要求，这类问卷她已经在群里转发了三次。

图源：受访者

城市教师也举步维艰，从教17年的小学老师顾盼被困在越来越多的文体活动里。

她记得，入行的头几年只有六一、国庆等节日有活动，大家会用两到三个星期精心准备。渐渐地，就变成一个活动刚做完，下一个活动又来了。而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一个活动还没结束，另一个活动又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以前差不多会提前一个月发通知，现在可能就提前半个月吧。相当于通知一下来，你马上就要去准备了。”

除了时间的紧迫，活动的形式也愈发复杂。

以往只需要朗诵的诵读比赛现在需要配上音乐、动作、道具、服装、PPT，“这种展示出来是好看的，但工作量会成倍增加，对孩子来说其实有点华而不实。”

在精美的PPT、悠扬的音乐、亮眼的服化道下，朗诵似乎成了最不重要的事。

在上级要求下，顾盼带学生争分夺秒地准备。原本用来备课的时间被构思、策划占用，有的老师甚至会牺牲主课帮孩子们排练。

这么频繁的活动究竟有何用处？顾盼说不上来，只能揣测，“可能校长向上级汇报总结的时候比较好看吧。”

老师们还承担着安全工作的重任。比如每周一次的站岗，早上七点半到放学的每个课间，顾盼都需要站在楼层过道，监管着防止孩子们发生安全事故。这本是她批改作业和进行思想教育的时间。

有的孩子看自己空手站着，也会拿作业来批，但在校长“必须专心站岗，不能批作业，不能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发话下，顾盼只能让学生把作业本放回教室。

一直忍到站岗结束，她才能拾起欠了一天的教学工作，加班加点地完成。而没有及时进行的思想教育工作是难以弥补的，孩子的忘性大，隔天再教育，效果会大打折扣。

至于监管效果，那就是另一种窘境了。

一次顾盼遇到陌生的同学在走道上飞奔，她喊不出名字，只能叫着，“那个穿红衣服的，你停下来！”那孩子像没听见似的一溜烟跑走了。等他跑了一圈又回到顾盼跟前时，她试图伸手拉孩子，结果不但没拉住，自己的手还崴了一下，而那个孩子又“哒哒哒”地跑远了。

回忆起这段，顾盼觉得好笑又无奈，“这可能对乖孩子和认识你的孩子有用，不认识你的孩子睬都不睬你的。”

如今，老师们承担的安全工作范围已经从校内扩大至学校周边，乃至整个城市，各种匪夷所思的任务接踵而来——“监督家长戴安全头盔”“暑假期间巡河”……

老师们深感莫名其妙却不得不做。他们戏称自己像任人指挥的牛马，像“六边形战士”，却唯独不像个老师。

以上这些只是非教学任务的冰山一角。所谓职责像涨潮时的海岸线，被海水无休无止地推向更远处。而教师们在一次次快要溺水时挣扎着浮出水面，期盼没有来期的退潮。

图源：Pixabay

被网住的沉默

“为什么老师不反抗，不拒绝呢？”

23岁女教师自杀的新闻底下频繁出现这样一种声音。

面对同样的问题，已经离职的小桃说，“我身处其中的时候也觉得很难去对抗，四周好像有密密层层的网，空气稀薄，让人无法呼吸。”

工作时，她时常觉得自己像个行尸走肉，领导、同事、家庭、社会舆论……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压力都让她身不由己。

在这里，请假似乎是不被允许的。

在身体实在撑不住后，小桃请了次病假，随后便被校领导约谈，“为什么别人都行只有你不行，赶紧回来工作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而另一位年轻同事请病假后，一位老教师和她的搭班老师奚落这位同事，“以后要多上课了，因为她经常生病。”

时间长了，小桃觉得似乎有病也不能请假，不管怎样都要上课。

渐渐地，她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听从内心的声音好像变成了一种“错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界限变得暧昧不明，只有违背心意的痛苦是尖锐可感的。

同样身不由己的还有艾金。她曾被交代完成文化户口册的内容，需要挨家挨户地打电话，了解儿童就学情况。

其中一户人家的电话一直打不通，艾金向领导反映，只得到一句，“这种事要自己想办法，不能说打不通就不做了。”

中午吃饭时，领导提起这一茬，数落艾金年轻没经验，遇到困难不知道自己想办法解决。晚上艾金又被叫去谈话，依旧是那几句批评。

她叹了口气，“我人生地不熟，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我没有任何办法，就是这样也要被追着说教一顿，我不敢想象拒绝了工作会是被怎样‘教育’。”

她们就像螺丝，被不断地拧紧又拧紧。旁边的螺丝有的锈了，有的断了，她们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受不住断掉。

艾金想过辞职，但在发现需要7万的违约金后，她说，“拧我的扳手下重力了。”

她的家庭并不富裕，母亲在一家小厂做工，父亲的单位不景气，现在每个月工资在两千块左右。

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她眼巴巴地看着其他的小朋友吃烤肠，旁边的小孩私语，“你看她盯着看。”在小同学们涌进便利店抢购面包时，艾金也挤进人流，但两块钱的面包在手上停滞了几秒，又被默默放回，“我只有一块钱。”

现在，那个买不起面包的小女孩默默熬着，努力攒钱，希求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真能攒够7万，脱离苦海。

但就像马里奥的闯关，攒够所有金币不是唯一的通关条件。

对艾金而言，父母的不支持是辞职最大的阻力。他们说“编制是铁饭碗”“当老师很有面子”“这是最好的工作”云云。而对艾金忍受的工作重压，他们漠然置之，“什么工作都这样，再忍忍。”

现在艾金不再和父母谈起这些，她知道答案是被钉死了的。

考虑再三，小桃向校长提交了辞呈。

面对她的辞职申请，领导拖着没批，反复打电话给小桃父母施压。同样是那套和编制有关的话语，小桃的家里人用贬低的方式输出，“像你这样没能力的人，辞掉编制什么工作都不会要你！”

极端的时候，他们以断绝关系相逼。

在一天天的辱骂中，小桃哭到崩溃。从教一年的经历让小桃患上了抑郁症，她曾无数次想从楼上一跃而下，想一口吞下所有的药，她苦笑，“他们宁可失去我都不愿意失去编制。”

最后，强烈的求生欲让小桃捂住耳朵跑出了围城。

从何而来的非教学任务

2019年10月，乡村教师李田田发文《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各级领导针对基层学校的频繁检查，迎检、扶贫、写通讯稿等等非教学任务令教师不堪重负。

这篇文章引起舆论哗然。两个月后，中央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指出应切实减少非教学任务，“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

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文件规定，自2022年9月1日起，禁止摊派非教学任务给老师。

2023年10月，23岁的小学老师坠楼自杀，留下了还未完成的各项检查、评比、活动。

就像拦不住的洪水，即使筑起一道又一道大坝，依然会倾泻而出，最终一位年轻教师用结束生命诉说自己的反抗。

令人疑惑的是，非教学任务为何屡禁不止，它们到底是如何进入校园的？

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雷望红分享她的看法。

近几年，雷望红与其研究团队奔赴河南、湖北、湖南3省9县进行县域教育调查，形成研究著作《县乡的孩子们》。在书中，她结合丰富的一手资料，深入探讨了教师们所承担的非教学任务的由来。

雷望红表示，大量非教学任务的出现与我国当前的规范化建设、精细化管理等要求有密切关系。

规范化建设注重工作落实和留痕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督促工作落到实处。但在问责机制的压力下，各部门往往会产生大量材料和文件以证明工作开展情况，而精细化管理又可能导致工作过度细化，原有任务量成倍增加。

例如某些学校的禁毒工作，不仅要开展相关会议，还要组织学生参加禁毒知识竞赛、禁毒作文比赛、画禁毒手抄报等等。

每个小活动都需要策划总结、拍照拍视频留痕，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无疑耗费了老师们的大量精力。部分一线教师还反映，本来学生对毒品知之甚少，但禁毒工作“过火”后，反而可能激起一些学生对毒品的好奇。

可见，本意良好的要求如果矫枉过正，不仅增加教师负担，还可能适得其反。

那么，这些任务产生后为何会进入校园呢？

雷望红认为这与学校的组织特性有密切关系：

一，学校高度组织化，内部分工明确，容易找到责任主体；

二，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时间弹性；

三，教师队伍的文化水平高，完成上级任务的能力强；

四，学校是一个高度动员型的组织，师生高度服从组织安排，具有纪律意识。

在这几点优势的加成下，相对于其他部门，学校容易更快更好地落实工作。这也使得县政府在区域竞争的压力下，更倾向于将任务分派给教育局以完成政绩，其中自然包含了大量非教学任务。

而教育局被纳入垂直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后，就进入了对上负责的阶段，即下级要对上级交代的事负责。在这套体制下，下级难以违抗上级指令，只能回应和执行。

同时雷望红也指出，相对于其他掌握人、钱和各种项目资源的强势部门，教育局处于弱势地位。

此前，孙敏在接受腾讯新闻知识万象的访谈时也提到，他们曾询问教育局领导和科室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帮学校挡住上面压下来的任务”，相关人员表示，“就算其他部门不通过政府来施压，我们也不可能次次拒绝，因为我们老师职称定级、学校发展需要的项目资金政策支持，都在这些部门手里！你不配合，以后你有求于他的时候，怎么办？”

上级的指令加上平级部门的强势地位，教育局被围困其中，只能妥协。大量非教学任务就此层层下发，开始进入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