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研究 | “真实的尺度”：近年来俄罗斯文学创作的“非虚构”倾向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世界文坛的“非虚构热”也波及了俄罗斯。除了传统的传记，游记、回忆录等非虚构作品频频进入文学大奖的“短名单”。作家的生活经历、重大社会事件等真实素材，也为类型小说、半虚构故事、叙事类诗歌等虚构类写作提供了革新的可能性。尽管“非虚构”写作的经典化还存在诸多问题，也面临各种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经形成一种无法阻挡的态势。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非虚构”创作倾向，既是写作者寻求自身突破的尝试，也是文体杂糅、界限模糊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   俄罗斯文学  非虚构文学  事实文学  文体杂糅

“非虚构文学”一词的出现和使用与美国作家、记者杜鲁门·卡波特有关。1965年，他以美国当时一桩轰动的家族灭门案为素材，在《纽约》杂志上连载发表了小说《冷血》，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而这部虚实结合的作品究竟归于哪种文类，评论界众说纷纭。1966年，卡波特在自己的文章中将其界定为“non-fiction novel”（非虚构小说），“非虚构”作为一种手段，从此名正言顺地介入到虚构创作中。作为一个由外来词构成的专有名词，俄文的“Нон-фикшн 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在外延和内涵上所指代的内容，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俄罗斯文学批评界。2006年版的《外国语言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并没有回答什么是“非虚构”，而只是表明它是一种“非长篇小说，非中篇小说，也非短篇小说的散文性文学作品”。事实上，这种将新闻或个人自传素材纳入写作的做法在俄罗斯早已有之。在十九、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批评与新闻界，人们曾经对这一文类进行了多种概念性的描述，如“文献文学”（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утура）、“艺术-文献文学”（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事实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 факта）、“个人文献”（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документ）、“文学非虚构”（литература нон-фикшн）等。

俄罗斯学者卡萨科娃将历史和科普作品也纳入“非虚构”的写作范畴，使得“非虚构”与“文学”的边界模棱两可。本文所讨论的俄罗斯文学的“非虚构”写作现象，则限定在“文学”框架内，其中包括传统俄罗斯文学的自传、回忆录、日记、散文随笔、文学特写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以及借鉴了广义的非虚构素材所创作的虚构作品，如战争小说、半自传小说、叙事性诗歌作品等，尤其是后一类虚构作品，近年来已与“非虚构”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使当代俄罗斯文学写作文体的越界现象越来越普遍，成为当下文学写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图片源自Yandex）

尽管“非虚构”的提法不足百年，但带有写作者非虚构意识的文学创作却早已有之。普遍认为，俄罗斯非虚构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拉季舍夫的游记《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1790）、冈察洛夫的游记《战舰巴拉达号》（1855）、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1856）以及契诃夫的一些自传性作品等。在这些游记和回忆性文字中，历史事件或生活见闻成了写作最重要的基础。可以说，“真实性”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作品的世界观和美学趣味，俄罗斯非虚构文学发展的推动力，来源于文学内部的创新实践和社会变革，以及读者审美趣味的变迁等多重因素。著名文学批评家梅丝捷尔加兹在其专著《非虚构文学：实验的百科全书》中，将俄罗斯的非虚构文学发展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代表作品有民族志学者、小说家谢·马克西莫夫的《西伯利亚与苦役》，小说家、文学史家彼·巴巴雷金的特写《在巴黎的废墟上》等；第二个阶段是二十世纪初，以文学团体“左翼作家联盟”的创立为标志。他们认为文学首先是事实的文学，杜绝作者的虚构和想象，写作应以对“材料”的兴趣为起点；第三阶段是“二战”之后。经历了战争的灾难和悲剧，谢·斯米尔诺夫的小说《布列斯特要塞》（1957）、《无名主人公的小说》（1963）和阿·阿达莫维奇的小说《围困者之书》（1977—1981）、《我来自烈火乡村》（1977）等作品构成了这一时期非虚构文学的景象；第四阶段是二十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以“改革与新思维”为特征的时代氛围推动了“非虚构”文学创作的繁荣，一批反思苏联历史、战争和灾难的作品如叶·金斯堡的《险峻的路线》（1967，第二部1975—1977）、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锌皮娃娃兵》《最后的目击者》和《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未来编年史》等相继出版，在苏联乃至世界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的非虚构文学，在全球非虚构文学的大浪潮中也表现出了多元发展的态势，这从非虚构作品在图书市场上的占比和权威文学奖上的屡屡夺魁可见一斑。

（阿列克谢耶维奇和《锌皮娃娃兵》，图片源自豆瓣）

世界名人传记系列“伟人一生”书系的诞生和持续至今的出版便是一个经典例证。此书系诞生于苏联时期，以世界名人的人物传记为体裁形式，这些人物囊括了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俄罗斯苏联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这个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庞大的书系，目前已成为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乃至俄罗斯出版界的标志性品牌。同时，老牌的“ACT”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等也出版了不少回忆录和历史类非虚构作品，而崭露头角的新文学评论（НЛО）出版社则相继出版了以“living history”为框架的非虚构作品，如《日常的文化》《活着的历史》等。知名的埃克斯莫出版社（Эксмо）也在近年推出了广受热捧的非虚构作品系列，如“伟人生平。出乎意料的缩影”系列、“回忆录——二十一世纪”系列和“白银时代的女性”系列等。此外，一些新兴的出版公司和机构也根据市场需要，策划出版了许多结合文化、历史、旅游、休闲等元素的非虚构作品或手册。与传统的虚构作品相比，非虚构作品的市场反馈迅速、读者覆盖面广、经济回报率高，因而越来越受到出版行业的青睐。

（《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局外人》，图片源自Yandex）

另一方面，非虚构作品近年来在各类文学奖的角逐中屡屡胜出，为目前非虚构写作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当代俄罗斯文坛举足轻重的大书奖对非虚构写作就青睐有加，其2013年的获奖名单中非虚构作品进入前三甲，如奇幻历史题材小说《拉弗尔》、传记《古米廖夫的儿子——古米廖夫》和自传《小偷、间谍与杀手》等，2017年传记作品《列宁：阳光尘埃中的全能者基督像》《卡塔耶夫》分别名列前两名，2019年《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局外人》获奖，同样为非虚构的传记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近年还专门设立了针对非虚构作品的启蒙奖和社会思想奖等。2010年创立的新语文奖（НОС）更是将眼光对准了现实社会，而在2020年1月揭晓的获奖名单中，侨民作家亚·斯捷辛的《纽约巡礼》格外引人瞩目，因为这部以实地采访为依托的长篇小说，已经将目光投向了纽约各区的医院以及不同阶层的医患关系。当代著名的虚构文学中坚力量索罗金和佩列文等，也是该奖项的获得者。

（乌利茨卡娅和《神圣的垃圾》，图片源自Yandex）

2012年，著名小说家柳·乌利茨卡娅出版了小说《神圣的垃圾》。令人惊讶的是，这本被认定为“小说”的作品，其第一部分却全方位地披露了作家的个人生活。正如编者前言所说，作家“第一次让读者进入自己的世界，不仅借助艺术形象和读者对话，还直接地、令人信服地与读者四目相对”。作家不加修饰地描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家庭朋友和早期写作经历。读者也许以为这只是出于巧合的借用，不过，2015年作家另一本小说《雅科夫的梯子》问世，女主人公诺拉与作家个人经历再次发生关联。通过比较，我们能够发现许多细节上的重合，如诺拉的外曾祖父是修表匠，在《神圣的垃圾》中，作者本人的曾祖父也是修表匠。可见，是乌利茨卡娅有意让这段自传性材料进入虚构的人物生命中。这种半自传的写作方式，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对读者而言，作品与其说是在真实素材上建立的虚构世界，不如说是掺杂了作者想象的自传。与传统虚构叙述的“不可靠”相比，非虚构由于具有“文献性”，更有说服力和可靠性。

2013年获大书奖前三名的自传体小说《小偷、间谍和杀手》同样取材于作家的个人生活。小说最初在杂志上连载时，曾注明是“自传性虚构”。而小说出单行本时，不仅抹去了“虚构”二字，而且还让主人公与作家同名同姓。作品开篇便以回忆的口吻娓娓道来，勾勒出主人公童年生活的印象：“清晨是从厨房角落里的那个圆桶开始的。父亲第一个走向圆桶，他所抛出来的一束水流直直地打在圆桶的锌皮底子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接着过去的是母亲。”在作品中，作家布伊达毫不避讳地描写自己的成长经历，深刻坦诚，真实感人。

当然，这种“半虚构”的写作也是早已有之，且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劳改营文学”就是通过“文献爆炸”的方式，使作品更具有真实可感的震撼力，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如果没有大量文献的支撑，作品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便无从谈起。对这一写作手法的兴起，沙拉莫夫曾经说：“对传记文学的信任是没有止境的……今天的读者争论的只有文献，也只有文献能够让他们信服。”

不过，与当时“劳改营文学”为文坛所带来的轰动不同，“非虚构”写作近年来形成的是一种潮流，它不是局部，而是整体上影响了当代俄罗斯文学写作的样貌。除了乌利茨卡娅，二十世纪前十年还有奇若娃的小说《女人的时代》（2010）、阿克肖诺夫的小说《隐秘的激情》（2009）等重要作品进入了这一潮流。它们都是以非虚构素材和真实经历作为小说内容的主体，通过对传统“虚构文学”领地的渗透、杂糅、占领，将文学的科学认知功能抬得越来越高。相形之下，艺术的审美功能则日益受到了威胁。评论家伊万诺娃曾撰文《走向想象中的非虚构（当代小说的体裁探索）》，指出了这种小说新潮流的特点：“再现作者的真实印象，将事实拓宽并转化为虚构”，使“当代小说在‘真实-虚构’的标尺上，位于fiction 和non-fiction之间，更好的说法是，它是一种faction，是结合了虚构和事实材料的合成体。”从这一点上看，与对真实素材进行加工的“劳改营文学”不同，当代虚构作品的“非虚构化”并不追求还原历史的真实，也不追求与读者进行有关史料的互动，其真实可感的成分只是为了强化作家和读者的关系。

（《哈尔滨》，图片源自Yandex）

随着作家们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解日趋成熟，近年来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尝试。2018年，安达史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哈尔滨》在中国出版。小说以大量旧报纸、旧杂志等文献史料为基础，回溯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哈尔滨的俄侨生活史，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作家认为，非虚构的材料“使小说更加鲜明动人了”。他认为，基于历史事实的再加工甚至改写，是俄罗斯文坛近年来的写作趋势。但对于那种不尊重历史和使故事走向与真实历史背道而驰的“半虚构”，只是“追求猎奇和噱头”，并不是“创新”，更不是“有意义的写作实践”。相比之下，安·格拉吉林在201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小老虎宠物》在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上就很高明。作家在作品中以“陌生化”的手法构筑了庞大的“猫家族”，这一族群的历史附带着精确的日期、发生的事件和姓名，作家的妻子、女儿、外孙们也作为家族成员悉数登场，此外还有作家对友人、作家多甫拉多夫和阿克肖诺夫的回忆，有与阿克肖诺夫的通信等真实材料，成为丰富猫族生活场景的素材。从“拟人”到“拟物”，不能不说作家的构思与当今宠物文化的流行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奥·席翁的小说《品牌：波普艺术小说》也是非虚构文学写作对流行文化加以模仿与借鉴的例子。小说由二十六个拉丁字母作为首字母的世界名牌名称依次排列构成，以消费社会符号对传统意义上的世界进行重构，探讨了当代年轻一代的亚文化状态。评论者对这部既没有主人公也没有情节的“小说”无从下手，而这恰是作者本人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小说与非小说呈现出后现代意味的文体融合，安迪·沃霍尔的“拼贴”风格和“游戏性”都十分典型，不过组织成文的并不是后现代小说的荒诞素材，而是关于品牌和消费的“非虚构”描述，这也可以算是当代作家在文体杂糅上的一种实验。

苏联著名学者、非虚构作家利·金斯堡认为非虚构有这样的特征：“它具有编年史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的和哲学的风格，像诗歌一样，需要作者公开的、坚定的参与。它具有突出的辩证性，即表达上的自由和受制于真实事件在虚构上的不自由。”从上文所列举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当代作家们正是在这种“自由”和“不自由”之间发现了新的探索领域，使近年来的文学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非虚构”倾向。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身边素材，以具体真实事件作为“虚构”的基础。进入写作视野的非虚构素材中的，不仅有个人生活经历，还有重大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有的甚至从大众文化理论、科技知识、社会学、医学等等纯非虚构领域中获取写作灵感，追求一种文体融合的全新样式。

为什么非虚构文学写作在近年会蔚然成风呢？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非虚构写作兴起时指出了若干原因，如剧烈的社会变革浪潮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土壤、现实主义文学与报告文学的缺位以及读者对传统新闻写作方式与风格的厌恶等等。而纵观俄罗斯本土的文学创作，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共识是：非虚构文学在俄罗斯的兴盛，与俄罗斯历史和非虚构本身的契合度有关。非虚构文学根植于“真实”，更多关注人类发展道路上的沟回，任何重大事件都会在非虚构作品中得到回应。而纵观俄罗斯发展历程，尤其是二十世纪所经历的动荡起伏，令人时时感受到现实的戏剧性转变。在激荡多变的情势下，虚构作品的悬念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而“真相”却成了扑朔迷离的命题。所以，“文献不仅常常作为揭露渗透其中的事实和挖掘事实内在本质的最佳手段，还经常扮演历史事件的最后目击者”。

除了本土性原因，当代俄罗斯文学“非虚构”倾向的兴盛也与全球的文学写作潮流密切相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加受到关注，大量与职业、亚群体、社会现象等相关的纪实性写作，使专业作家看到了文体变革的可能性。类似于前文提到的《纽约巡礼》中的“职业故事”，在近些年已成为独立成熟的文学领域，不依靠虚构想象的手法来讲述独一无二的职业经历，更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另外，我们也不能不考虑技术文明对大众认知带来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M.凯尔所指出的，二十一世纪人类世界观的技术化特征，也使得读者普遍对于提供知识和信息的读物更感兴趣，因而非虚构文学相对于传统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更占优势。

尽管非虚构写作十分盛行，但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却从没停止过。无论是纯粹的非虚构作品，还是具有非虚构色彩的虚构作品，至今仍然摆脱不了杜鲁门·卡波特面临的讨伐：非虚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事实。“非虚构”的事实和作者的“主观自我”怎样才能做到自然融合，使文学性与文献性互不相悖，这是写作者需要正视的问题。同时，对于虚构作品中出现的非虚构因素的评价，也是一个问题。批评界普遍认为，无论写作素材中使用了多少真实的资料，既然文学作品的整个框架是虚构的，对于它的评判就应当沿袭传统的虚构文学传统，诉诸作者构筑的虚构世界。这样一来，“非虚构”完全是应当被忽略的成分：既然是纯文学作品，所有的批评都应该建立在文本之上，对作者及其生活经历的深究是低层次的行为，没有意义。

除却真实与否的争论，非虚构文学和借助真实材料进行文体杂糅的文本尝试，也面临着“文学性”标准的检验，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当作文学作品而被“经典化”。对于这些尝试给文学写作造成的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界表现出了担忧。如批评家罗赞诺娃所指出，这样的作家没能处理好个人经验与虚构想象的距离，使他们的作品丢失了艺术的假定性，日益成为日记体的变体，“文学越来越清楚地成为一种对已经成型的‘样本’进行注解的艺术、拼贴的艺术”。不少学者认为，文学的张力就在于奇异的想象力和假定性，并在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审视，这也是文学的内在要求。它自然能够为读者提供生活方面的认知，不过它并非采用直白的陈述和精确的数字。如果读者希望得到认知上的收获，则完全可以去阅读科学等其他类型的文本。

由此可见，对非虚构写作前景感到悲观的人不在少数。令评论界担忧的是，今天在写作者和读者之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判断标准，即“文献性”会赋予文本在认知世界方面更深刻、更富洞见的能力。对于这种类似于“事实胜于雄辩”的评判标准，著名文论家赫拉普钦科在几十年前就表示了批判：“我反对的是——并且是坚决反对——那种理论，即认为文献性的艺术作品比其他类型的文艺在解释和捍卫真理、生活的多边真实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先的地位。”不过，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潮流依然在向前推进，各种文学体裁之间的渗透和融合也远远没有结束。

批评家马尔科娃指出，现当代文学在风格体裁上正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语义场的收缩、最小化和简化；另一方面则是杂糅和边界的扩大，以及与其他体裁的交叉。纵观俄罗斯近年来的写作趋势，“非虚构”文本不仅成为图书市场和文学大奖的热门，其本身也作为一个有力的抓手，被越来越多的虚构类作家借用。从评论界和读者的反应可以看出，尽管“非虚构”文体的“经典化”进程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但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它已经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积极地与其他文学体裁交叉渗透，成为现当代文学文体边界走向模糊和暧昧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