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忠实信徒——纪念刘奔同志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和思念，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刘奔同志，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刘奔老师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对他的英年早逝，哲学界同仁俱感痛惜。我曾长期在他领导和指导下工作（1991年至2000年），深受他的教诲和影响。他去世后，我极悲痛，但并未写过悼念的文字。总觉得，虽然作为一个自然存在，他已离我们而去；但作为一个文化存在，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贡献和魅力的思想者，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用他锐利而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我们，鞭策着我们。这些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对他的无尽思念，如汹涌的潮水，将我的心紧紧包裹，难以平复。

一定意义上说，刘奔老师是个“传奇”。他祖籍日本长野县下伊那郡清内路村。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沉重的心灵创伤。而刘奔老师是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中唯一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人（恕我孤陋寡闻，也许还有其他人）。他虽然是个日本人，但终其一生，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浓烈的情感，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刘奔老师最宝贵的品质，也是他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而这种信仰的坚定又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扎实研究，来自于他理论思考的彻底性，来自于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在他那里，集中体现为他所钟爱并毕生献身于斯的哲学研究和编辑事业——的无限忠诚。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刘奔老师非常崇尚并自觉践行马克思的这段名言，他的哲学思考的突出特点是，对经典著作非常精通，能够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现时代问题，并且总能在“人所共知”之处，提出一些不那么“人所共知”但又合乎马克思主义本质精神的、令人拍案称奇的思想和观点，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例如，他的《唯物史观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一文，在我国哲学界比较早地（1987年）集中阐发了马克思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普遍交往，从世界基本矛盾和各民族社会内部特殊矛盾的相互制约的观点，来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进而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爆发的历史必然性，而中国恰恰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在特定的世界历史中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即以作为资本的国际生存条件这种特殊方式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非人道的历史进程，因而所谓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主观幻想”或“选择失误”的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再如，他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文，突破了传统哲学在自然观层面上理解时—空问题的局限，在我国哲学界最早（1991年）阐发了社会时—空特性，从社会实践首先是劳动活动的矛盾运动及其结构变化，从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相互作用和不断转化中，从活动的分化，交往的扩大，人的新的本质力量的形成等诸多环节，透彻地解析了时间结构与社会空间内在的相互作用，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以及历史决定之时—空特性，从而对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作了系统而富有哲理性的发挥。他的《从“活的历史”研究中掌握活的马克思主义》一文，通过对马克思的“天才”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时代背景特别是马克思敏锐观察复杂事变的方法论的深刻分析，强调今天把这部著作作为哲学经典重新学习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认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充分体现的密切关注、冷静观察、潜心研究“当前活的历史”的巨大使命感和现实感，用以分析问题的科学态度、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观察研究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仍然具有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

不特如此，刘奔老师还是当代中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之一。1982年9月18日，他与李连科老师合作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简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国内最早探讨哲学价值论的文章之一，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深耕不辍，特别是他积极倡导价值论研究应突破单纯认识论的框架，向哲学历史观的高度提升，尽管一开始并不被大家所接受，但经过后来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逐渐成为哲学界的共识，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他的哲学思考的敏锐性和前瞻性。他执笔并发表在《哲学研究》1989年第1期上的《实践与文化——“哲学与文化”研究提纲》一文（此文未收入《刘奔文集》），鲜明地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出发，揭示了实践的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矛盾运动，何以成为文化发生、发展的基础和根源，探讨了文化与自然、交往与文化、交往和语言符号、社会共同体与文化、文化的共同体形式的个性化、活动结构和文化变革、世界交往时代的文化问题等重要问题。文章认为，文化问题的实质是历史观问题，如果哲学研究以实践为媒介关心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又能以实践为媒介关心哲学的发展，人们将发现，二者为对方所做的也正是它自身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能够期待的这种时代二重奏的双重意义的丰收，将构成当代文化发展的有机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文化观并无既成的系统形态的作品，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最具原创性的成果。

在刘奔老师那里，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研究对象是有机统一的。因为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公式化和庸俗化，并多次著文予以批判。他生前与我交谈时痛感，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或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公式化和庸俗化理解，不仅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20世纪未能获得应有的大发展，而且从方法论上看，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手和敌人如布热津斯基等人用“大简化”来消解、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殊途同归的。平心而论，刘奔老师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故步自封的哲学家（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但他也绝不是一个趋炎附势、思想摇来摆去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服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方面，他的思想风骨是很硬的。他为自己的文选《当代思潮反思录》题写的《跋》很能反映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家的职责、性质的理解：“哲学是最贴近人心的事业。……只要是朝秦暮楚、出尔反尔，说话不负责任，就不可能代表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那些和老百姓心贴心的人，能够以哲学的方式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疾苦的人，才堪称真正的哲学家。”“我感到自豪的是，丝毫没有那种号称什么‘著名哲学家’的尴尬，无须因为貌似与时俱进而趋炎附势、趋时媚俗、见风使舵、摇来摆去，却要为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工程而大伤脑筋。我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可能一错到底，但我一旦意识到错误，就要公开做自我批评，完全无须把自己打扮得一贯正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马克思主义、将哲学视为崇高神圣的事业，始终抱有圣徒般的虔诚与敬畏。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哲学家也不是宗教徒。正因为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为了真理和知识而热爱真理和知识的公众，是善于同那些不学无术、卑躬屈节、毫无节操和卖身求荣的文丐来较量智力和德行的。”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开放的理论，不是躲在书斋里的“学院派”哲学。要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就必然地要观照现实，研究现实问题。在刘奔老师看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逃避现实、回避问题“是最无原则、最有害的做法”。严格说来，刘奔老师不是一个体系化建构的哲学家，他也无意建构某种哲学体系，尽管他对诸多问题、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没有自己系统且一以贯之的理论主张；而是始终对问题尤其是重大现实问题保持高度敏感且苦苦思索的智者。强烈的现实感和使命感、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在他的哲学思考中是格外突出的。他在主持《哲学研究》杂志（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执行主编）期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现实问题研究。为此，他撰写了大量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以“本刊评论员”“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在《哲学研究》上，例如《将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到哲学的层次上来》《科学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反思有益于前进》《哲学研究的使命感》《哲学研究的现实感和学术价值》等，以及在他指导下、我们共同撰写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这些评论贯穿着这样一种主张：不能认为强调现实问题研究，就会损害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衡量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水平，从根本上说在于某种研究成果对于理论自身的发展、变革和进步所具有的意义，而理论进步与否，则以是否满足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的需要而定。因此，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它的现实意义应该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还要看其是否具有启迪人心、激动人心、征服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思想的深刻性、逻辑的一贯性、对错误倾向的敏锐识别力及其批判的说服力。理论唯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是远离社会生活、对实践缺乏深刻理解的研究者无法完成的。在他和陈筠泉、曹景元等老师的倡导下，有赖于理论学术界众多专家的踊跃响应和支持，《哲学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开设了许多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专栏，如“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观、价值观问题”“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社会科学、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等。不仅哲学界，而且科技界、文艺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等领域的学者，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文章。这也反映出《哲学研究》另一种办刊的理念：倡导跨学科交流，倡导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盟。

刘奔老师不仅倡导，而且自己也热烈而冷静地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写下了许多论文和评论性文章，其显著特色在于，总是将重大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研究、哲学思考的课题，进而作出充分说理的、有针对性的、透彻的回答。其中有两个关键环节或难点：一是转化，即把重大现实问题用理论研究、哲学思考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学理化地呈现出来，显然，这不是单纯照镜子似地将现实问题简单加以复制就能完成的；二是深入思考，不隔靴搔痒，不流于表面，不人云亦云，但也不标新立异、赶时髦，“为赋新词强说愁”，为求新奇而胡言乱语。读他的文章，一方面是扑面而来的现实感，不枯燥晦涩；另一方面又会为其中鞭辟入里、透彻深刻的理论概括和分析所折服，不空洞浮夸。他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而撰写的《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一文主张，不应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割开来，更不应将二者对立起来，所谓坚持实事求是就会成为思想解放障碍的观点，是对解放思想的极大误解。他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强调解放思想的根本在于端正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注重规律性的探索，贯彻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要警惕某些陈旧的观念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冒充新观念来迷惑人心。他的《关于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等文章，尖锐地批评了20世纪80—90年代思想舆论界颇为盛行的“改革代价必然论”，认为把经济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道德建设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看作简单的因果关系，既是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曲解，也不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他的《传统与现实生活》《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文化的“源”与“流”》等文章，对文化研究包括传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用观念的历史叙述代替现实的历史叙述、用概念观念史或文献史来取代活的文化发展史的观念论文化史观，提出了严肃批评，强调文化发展的深刻源泉是充满矛盾的社会生活实践，传统是文化发展的“流”而不是“源”；所谓传统，是文化发展中体现连续性、累积性、继承性的东西，是构成每一代人由以出发的前提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一种联系。

这些写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有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印记甚或局限，而它们的作者也从来没有将之看作高不可及的范本。但是，只要不带任何偏见，今天读来，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充盈着的深沉理论思考的独特魅力，这些论著并不因某些现实问题已经解决或消失或已显得不那么重要而失却其在今天的思想穿透力。这是刘奔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我国当代哲学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

刘奔老师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正直、清新、朴实、高洁而又谦逊。他挚爱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之作为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如飞蛾扑火般地献身于斯，坚决鄙弃那种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升官发财的工具、装饰门面的彩旗的功利化做法。他挚爱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对人民大众怀有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始终秉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他淡泊名利，一生清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具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大情怀。他为人正直诚恳，襟怀坦荡，既坚持原则又不盛气凌人。他钟爱自己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和编辑事业，钟爱他念兹在兹的《哲学研究》编辑部，甘于“为他人作嫁衣”。他曾说过，“哲学研究编辑部是我一生最好的学校和老师”。他对学术刊物编辑有特别的感悟并努力实践之：当一个合格的学术刊物的编辑，首先要能够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其次，要能够撰写学术评论。就前一个方面来说，要能够胜任学术刊物的编辑，必须有相当的学术训练和专业素养，努力成为学问家，但又不能陶醉于自身的研究兴趣而限制了学术视野和影响编辑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弊端是很难有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写出大部头的专著，很难成为特定意义上的专家。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哲学研究》有个传统，特别重视评论。我们的老所长、老主编陈筠泉老师多次强调，评论是刊物的灵魂，就像社论是报纸的灵魂一样。《哲学研究》编辑部培养编辑人才，特别强调写评论的能力。刘奔老师在《哲学研究》编辑部工作的几十年间，在陈筠泉、曹景元老师的指导下，凭借其超乎寻常的勤奋、扎实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特有的悟性，迅速成为写评论的能手大家。另一位写评论的大家曹景元老师曾不无惊叹地称赞他是“写作机器”。他为《哲学研究》撰写了大量评论，除了部分收入《刘奔文集》外，还有数量更为可观的编者按、述评等。这些评论都是编辑部交付的任务，都未署个人的名字，但又确实在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当代哲学发展史和学术期刊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他既尊重名家，更重视发现培养年轻作者，与他们交知心朋友。为使稿件修改得更加完善，达到发表水平，他经常给作者写信或上手修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盘托出供作者参考，并未有什么“知识产权”的考量，真正达到了诲人不倦、无私奉献的境界。现今活跃在我国哲学界的中生代著名学者（包括部分老学者），大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和举荐。在刘奔身上，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编辑家的高度统一，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的地方。

就我个人的学术成长而言，我曾有幸在《哲学研究》编辑部工作了十年，得到他的悉心指教和培养。那时我的每一篇习作，从会议综述、编者按、评论员文章、编辑部文章，到学术论文，都经过他指点、修改，有的还被他改得“体无完肤”。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两人合作的论文《实践·历史必然性·价值》的形成和发表情况。1993年9月2—4日，中日“唯物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中日双方各有7名代表提交了会议论文，刘奔老师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历史必然性和价值》，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实践的辩证本质与价值的属人性质》。会后，这些论文陆续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因为刘奔老师和我在哲学价值论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他亲自动手将他的论文和我的论文合成一篇即《实践·历史必然性·价值》，准备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合成后，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文章的观点完全赞成，但有两点坚决不同意：其一，他将我列为第一作者，排在他的名字前面。且不说刘奔老师当时已是名满学界的专家，而我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子，仅就文章本身而言，其中大部分观点是他的，我只贡献了很小的一部分内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也不能忝列于他的名字前面。其二，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刘奔老师根据我提交的论文改写的。其中提到，当时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把哲学的价值概念视为类似于或相当于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过于强调哲学的价值概念与经济学的“价值”范畴的区别，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他在这一段话后特意加了一个括号注：本文作者之一刘奔也曾持有这种主张。对此，我也认为，他大可不必这样苛责自己。我找到他，表明我的态度，他表示理解但并不接受我的意见，相持不下，他动用了作为常务副主编的“特权”，文章就按后来大家看到的样子发表了（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11期）。这件事一方面表现出刘奔老师提携后学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勇于自我批评的磊落境界。回顾这些年来自己所走过的路，我必须承认，如果说我在学术思想和文字上还有点滴进步，那是与刘奔老师的指导培养密不可分的，他的学识、学风、文风和人格给予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谈到他心目中的藤野先生：“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于我而言，刘奔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

时间在飞逝，时代在前进。我常常想，假如刘奔老师还活着，他会怎样？他会更深切地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为之不知疲倦地思考、著述和编辑；他会更深切地寄希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并为之不知疲倦地奋斗和奉献；他会更深切地寄希望于哲学能够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我斗胆揣测，他对目前哲学界的现状应该是不那么满意的；他还会更深切地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哲学工作者并为他们脱颖而出而不知疲倦地摇旗呐喊。对我个人来说，作为他曾经的学生和同事，自感他会更加不满意，无论是我的学术研究，还是学术编辑工作。正因如此，唯有永不懈怠，不断探索，以告慰他的英灵，不负他的期望。

（本文系作者在“面向时代的哲学：问题意识与思想创新”——纪念刘奔先生诞辰79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