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买不到退烧药？

12月16日下午，天津降到了零下7℃，穿城而过的海河已经结了冰，路上没什么行人，显得分外空旷，药店门口都贴上了“售罄”的告示，只有医院的发热门诊里聚集着人。

80后高瑞开着车，来到河西区的一家儿童医院门口，拿出40盒用于儿童退烧的美林（布洛芬混悬液）和泰诺林（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液），免费发放，同时发了一条带图的朋友圈扩散：“带孩子的现场测体温啊！防止囤药倒药的！”

这40盒退烧药，来自他的朋友们。两天前，高瑞一岁的女儿发烧，高热不退，平时爱笑爱闹的小人儿突然就没有劲儿了。女儿发烧的同时，爱人也烧了起来，但高瑞翻遍了家里所有角落，只剩下一个瓶底的美林和三四片镇痛的药。

高瑞和爱人都慌了，他们没有提前准备，美林一次4ml，只够用两次，他们赶紧给天津的亲戚朋友都打电话，但亲戚朋友大多是70后，孩子成年了，家里没有美林。他又开车跑遍了周围的药店，要么直接关门，要么店员也很无奈地告诉他没有货，只有朋友圈里的黄牛还在倒卖，一瓶美林要800块。

在天津，高瑞经营着一家酒类销售公司，因为做生意，他认识许多外地的朋友。实在没办法，他在朋友群里求助。几位山东的朋友回复他，说小城市的药还能买到，但刚想要寄快递发现，顺丰已经不接单了。大家在群里讨论着，一位朋友提议，可以开车把药从山东送到天津。

朋友从山东莱阳出发，带上了自己买的药，沿途路过高密、寿光这些地方时，就下高速，再带上这儿的朋友买的药，继续赶往天津。高瑞原本只想要一两瓶，但架不住兄弟的义气，他们一共凑了40多盒美林和泰诺林，这些药经过了6个小时、700公里的路程，最终在14日的深夜送到了高瑞家的楼下。高瑞本来想留朋友吃饭，又担心朋友被感染，两个人隔着两米的距离，聊了一会儿就分开了。

这之后，高瑞的女儿吃了药，成功退烧，还剩下40盒药没有用到，他觉得，缺药的应该不只是自己，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应该把剩下的药送出去。送药的朋友圈发出去了，很快就有陌生的电话打来，还有不少人添加他的好友微信。

一个独居的朋友烧到40℃，说话都困难，高瑞开车去送药。还有一位爸爸打来电话时哭了，他发来一张照片，6个月的孩子烧到40℃，因为发热，还起了疹子。他们在冬天的冷风中碰了头，焦急的父亲反复道谢，然后离开，高瑞还记得对方急促的油门声。短短两天，这些药全部送了出去。

最近的两周内，不同地域的人们经历了一轮缺药，主要缺的，是可以镇痛退热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药物。

药店没有药了，有人跑一趟，只能看到各种退烧药缺货的公告；医院也可能缺药，一位广东的女士说，自己的弟弟阳了之后，去镇上的医院，医院说没有药，只能让弟弟“三更半夜去市区看病”。消息甚至蔓延到海外，社交平台的照片上，一些海外代购搬空了Costco里的泰诺，大号的手推车里，成箱的药码了好几层。

如果没有提前准备，普通人买退烧药已是不易，有孩子和孕妇的家庭需要用美林和泰诺林，更加困难。在天津一家儿童医院门口，黄牛倒卖的美林曾高达2000元一盒，在重庆的某家儿童医院，同样是黄牛，“白天2800，晚上4000”。一部分父母，自己阳性，家里仅剩一点退烧药，他们不吃，留给孩子。还有孕妇在社交平台上用抗原试剂盒、连花清瘟胶囊，或是市值400元的玲娜贝儿玩偶，置换一瓶泰诺林。

原本，中国不缺退烧药。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布洛芬生产国和出口国，布洛芬产量占全世界的1/3。同样的，中国也是对乙酰氨基酚大国，2021年，全球大约70%的对乙酰氨基酚是在中国生产。

如果给中国的退烧药产业画一张地图，生产的药企多集中在中国的东部、中部和南部。美林和泰诺林的生产商是上海强生，芬必得布洛芬来自天津的中美史克，除此之外，上过热搜的东北制药、安徽的丰原药业、江西的仁和药业、广东的特一药业、海南的葫芦娃等，也生产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的片剂、胶囊或是混悬液。高瑞的朋友能送来的40盒药并不是偶然，全国最大的布洛芬生产商——新华制药就在山东淄博。

新华制药是一家有14年历史的药企，生产布洛芬片和布洛芬原料药，其中原料药每年的产能达到了8000吨。另外一家巨头亨迪药业，生产布洛芬片、布洛芬颗粒，以及5种布洛芬原料药，原料药产能每年也有3500吨。

这两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按照布洛芬缓释胶囊0.3g/片来算，光是这两家药企的产能，每年就可以生产383亿颗布洛芬胶囊。而以安徽丰原药业每年5000吨的对乙酰氨基酚产能来计算，也可以生产250亿颗0.2g的对乙酰氨基酚片。把这些药分给全国14亿人，每个人至少可以分到十几颗。

正因如此，悖论诞生了——退烧药产能充足，但人们还是买不到药。

安徽丰原药业的工作人员王飞告诉每日人物，在药厂这一块，药的生产和物流环节出了问题。突然放开后，药厂的工人有不少都感染了新冠，导致生产线上一直缺人。医药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工人上岗需要一定的门槛，没有办法招聘零工，这导致有大约一周的时间，产能没办法完全提上来，后来是在把其他药品车间的工人抽调到退热药物的生产线，再加上“两班倒”的工作方式，才保证了产能。

与此同时，上游的原料药供应商、包装材料供应商等，也往往因为有员工阳性无法增产，物流链条同样因为工作人员阳性一度停滞。“有一些货送不到药厂，像我们的物流经常被卡在哪里，一卡十天半个月，都打了多少次电话，不能继续往下走。”王飞说。

原料进不来，产品也有可能送不出去。一个月前，药厂从安徽发到北京的药，3天可以到，最近需要10天。上周物流一度下不了单，终于有一天可以下单了，产品被快递公司业务员拉走，但“发到下一个站就过不去了”。

天津的一家儿童医院因为缺退烧药，非常着急，工作人员给王飞打了许多电话催货，最终，王飞只能让公司自己的司机把药品装车，直接开车到天津去送货。

突然的转向下，药企也缺乏准备。特一药业证券代表向每日人物提到：此前由于三年疫情防控，“四类药”（ 退热、止咳、抗菌、抗病毒药品）的销售市场时不时受到禁止，导致产品积压，药企只能尽快压缩产品库存，加大周转率，这让整个产业链的工序都非常紧凑，库存不足。于是，当需求增加时，产业链还维持着从前的“肌肉记忆”，增加产能涉及到原料药生产、制剂生产、物流和零售，但打通这些环节，需要时间。

一家药企也曾告诉“赛柏蓝”：“一直以来，各地严控四类药售卖，患者基本不会囤药，药企卖不出去货，很多四类药的企业、药店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资金链断裂、倒闭。”

工人阳性、上游供应跟不上、物流停滞，以及突然转向导致的准备不足，让退烧药的生产和运输，不得不发生滞后。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国的退烧药是有很强确定性的产业，因为人们的需求基本是确定的。普通人一生会患约200次感冒，其中儿童通常每年会患4-8次感冒，成年人是2-3次左右。不同类型的感冒中，普通感冒会让人咳嗽、流鼻涕，但流感会引起发烧的症状。每年冬季11-12月份和春季2-3月份，是流感的高发时期。

根据《中国布洛芬产业研究报告》，疫情到来前的2017-2019年，布洛芬的原料药需求数量分别是1250吨、1267吨、1290吨，几乎每年持平；疫情之后，2020年和2021年的需求量相差也并不算大，分别是1615吨和1722吨。

销售体系和价格也是确定的。国内的公立医院在集中机构平台下单采购药品，会标明采购数量，药企在平台上竞标。这个过程中，商业公司帮助医院跟药企谈价格。张岳在张家口最大的一家医药公司担任采购工作，他负责与药企对接，下订单，再将药品送到各大公立医院。这些年，某个品牌100片一瓶的布洛芬价格始终是14.52元，从来没有变化过。

除了对接公立医院的医药公司，也有医药公司是将药品销售到药店、诊所，这样的医药公司占大多数。作为非处方药，退烧药主要的销售场景是药店。根据各地市场监管局的规定，理论上，药品销售的价格最高不可以超过进价的15%。

因为这种相对确定的产能，相对确定的价格，导致多数退烧药的利润空间并不高，各大药企、医药销售企业对于退烧药并没有太高的积极性。比如仟源医药，即便拿到了国药准字H14023250批号的布洛芬片药品注册批件，但暂未生产。

在突然放开的12月上旬，这种确定性受到了冲击——需求暴涨，给医药公司和药企的订单突然增加。人们在药店买不到退烧药的时候，甚至会去医院购买。张岳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把布洛芬颗粒、胶囊、混悬液都加上，来自张家口的医院的需求量是3000-4000盒，但现在，下的订单达到了20-30万，实际上到的货则是1万左右。

药企和医药公司的判断不是万能的，他们也会陷入犹豫和摇摆。从前的例子摆在这里：2010年，因为维生素C粉在国际上的需求和价格一起上涨，国内药企纷纷扩产，东北制药也投资扩产。然而只过了一年，需求减少，维生素C粉从2009年一公斤100元的价格跌到26元，2011年，东北制药净利润同比跌去832.96%。

王飞说，即便需求激增，药企也不一定会贸然增产。有同行曾经接到超出平时几倍的订单，最终因为下游商业公司没有全部销售出去，药品由药企回收，药企承担了物流、破损以及二次销售带来的额外成本。

丰原药业证券代表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说：“要理性（扩产），不能盲目。一方面我们要保证市场，市场供应虚的时候，加紧原材料采购、加点产能，市场一开始走下坡，产能释放就要放缓，不能盲目地再开足马力生产。”

或许巨头们有更多承担风险的能力，新华制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原来生产近百个产品，现在调整为集中生产布洛芬片等解热镇痛类产品，目前多个基地正加班加点、满负荷全力生产。

链条中，还有不同的变量在产生。一些小型医药公司看准了市场的需求，决定一搏。他们给到药企更高的进货价，优先采购，然后在药店涨价销售。在内蒙古赤峰，一家乡镇药店的店员汤敏亲身经历了涨价。12月10日那天，她上午向医药公司订20盒布洛芬，价格还是12块钱，下午再打电话，就涨到了18块钱。也有药店直接抬高了价格。12月14日，在广州的一家药店，进价3.3元的布洛芬被卖到了88元，被番禺区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

除此之外，还有“保供”的影响。张岳联系过一家海南的药企，对方被要求优先保供本地的药品需求，这让张岳很为难，他打了个比方：原本，药企每个月可以生产100盒药，卖给外地的医药公司，但现在，有90盒留在本地，只有10盒能卖到外地，“突然间就断档了”。断档从12月8、9号开始，这两周，张岳接连不断地打电话，与一家河北本地的药企第一次建立联系，然后采购药品。

这个过程叫做“首营”，张岳说，“就跟企业和企业之间第一次见面似的”，双方互相审核经营资质、批文等，然后打款、催货，整个流程走完需要3-5天，销售也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滞后。

需求暴涨打破了系统的平衡，从前稳定的生产和销售链条中出现了不曾预料到的混乱……就像搅浑了一潭原本清澈的水，需要一定时间让泥沙重新沉淀下来，形成新的秩序。

虽然，囤药也是缺药的原因之一，但无法苛责那些囤药的人。 

在乡镇药店，店员汤敏明白来买药的人的心理：没有阳的人，总觉得自己已经阳了，一进药店，感冒药、消炎药、退烧药，全部都想买。一位农民工跟她说：“出什么事儿了，我可能连医院都住不上，但有点药，我能坚持住。”

一些人不知道到底该吃什么药，“电视上专家说哪种药就买哪种药”，最初，店里的连花清瘟卖光了；过了几天，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也没有了；最后，连阿司匹林、安乃近这样的药也快卖完了。汤敏曾经向来买药的人科普，一个人感染新冠后发烧，6粒布洛芬，完完全全就够用了，但实际上，“接受不了，他们就觉得，我手里的布洛芬越多，我越能治病”。

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限购。十天前进的最后一批20盒布洛芬、20盒对乙酰氨基酚，三天卖完了一大半，这之后，她把药拆开，按粒卖，一粒布洛芬一块钱。有人来买药，没有发烧就不能买，“如果是发烧，肯定能给你拿上几片”。在一直缺货的情况下，这间小小的药店坚持卖退烧药卖了十天。

00后王苗生活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上，她的父母经营着一家乡村诊所。过去三年，小城市没出现过什么疫情，诊所准备的退烧药非常少。最近一周，村子里的人都来买药，十几盒药，几乎卖完了。害怕有人发烧没有药可以吃，她的父母也把药拆开，按粒卖。

在张家口的一家医院，负责采购药品的刘成义陷入了忙碌。他早上6点到医院，协调各类药品，晚上10点才下班，“这两天的工作节奏比正常时候忙出三倍”。医院也开始了限购，退烧药都是按三天的量销售。除此之外，医院原本的退烧药品还有一部分并不对外销售，因为要留出来给发热门诊和住院病人使用，“不能说病人来了，高烧没有药用”。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星期的混乱之后，一些城市的缺药问题正在缓解。

从12月18日下午，山东淄博市的200家医药门店拆零销售退烧药；两天后，广东珠海市的520家零售药店也开始拆零销售布洛芬等药，胶囊类价格均为一元一粒。

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免费发放药品，比如河南周口，从12月20日上午11时起，市民可以凭借身份证到同和堂的定点药店免费领取10片退烧药，这批药一共有13万片，公告倡议大家：“按需领取，自觉将药品留给更需要的人。”

还有城市在发放免费的爱心包。在江苏常州，爱心包分为儿童版和成人版，里面有退烧药、感冒药、维生素C片和抗原检测试剂，针对的是老年人、儿童和有困难的人群。

同样在江苏，南京江宁区政府想到了更有效的方法：把16辆公交车改装成发热流动诊疗车，从12月19 日早上开始，在各个社区流动问诊，每位患者发放6颗退烧药。

除了这些，朋友、亲属，还有陌生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女孩给朋友闪送布洛芬，跑腿小哥上门取货时问，“能给我两颗吗？”她感慨，“原来大家都不容易”，并给了小哥两颗药。

那些退烧药全都送出之后，天津的高瑞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一位孕妇，预计在一周后生产，但12月18日那天，她感染了新冠，需要泰诺林。高瑞问之前求助的人，谁的药还有剩？第二天夜里10点，那位在电话中哭过的爸爸，将剩下的半瓶泰诺林给了孕妇的丈夫。高瑞觉得，“就是爱心传递了”。

（除高瑞外，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