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研究 | “艺术化”的多模态中国——论彼得·海斯勒“中国三部曲”的叙事艺术

传统的虚构类作品有若干个中心：中心人物、中心事件（逻辑上的故事发展，有缘起、高潮和结尾）、中心场域（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等。而非虚构类作品则相对自由。首先，在人物的描写方面不必维持在同一两个中心人物身上（传记和某些重大新闻事件纪实除外）；其次，场域可以是松散的、流动的（游记作品即是如此）。如果必须把《江城》归纳为非虚构类作品中的某一类，则它更接近游记，虽然某些程度上它比游记丰富得多。游记类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物的去中心化，或者可以说人物并不是游记作品必须聚焦的中心。而场域的变动则取决于作者游览的线路，有时是随意的（如探索类），但更多情况下是作者为了完成某种考察精心设计的，即所谓“行程”。海斯勒的老师麦克菲在《写作这门手艺》中谈到，“（非虚构类作品的写作）一开始要做的，是确定主题和收集材料，并以此为起点，进行结构的安排。你得先将材料堆积在一起开始拣选提炼，思考着如何利用这些材料来确定行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麦克菲与《写作这门手艺》，图片源自Yandex和豆瓣）

《江城》在人物的描写方面是去中心化的。它并没有塑造出能被读者关注的焦点。在他的笔下，学生、教师、餐馆老板、牧师、农民、追求他的中年妇女等都有着墨，但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占据较大篇幅，对读者而言，也没有较强的记忆点。在场域上，《江城》是流动的，读者在看到标题“江城”时容易想到，此书所发生的故事可能全部在这一个长江边的小城里。然而，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此，他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深入江边农村、西北城市榆林以及改革开放前沿深圳等地，考察城市、农村的自然景观以及人文环境。它描写插旗山、白鹤梁、乌江、白山坪等地理景观，用景观的视角探索人的活动，显示出他在创作“中国三部曲”第一部的时候就已经显露的野心：以个人的视角带领西方读者尽快完成对这个异国的文化体验。场域变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化地理学来构筑文化想象，即“文化除了被理解为其他的东西以外，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同的空间、地点和景观问题。关于这一点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化研究的语言充满了空间的隐喻”。因此，海斯勒深谙城市和乡村的文化表征，通过乡村-城市的变动选择完成了场域的去中心化。这有利于构筑“意义”，因为我们不能孤立地思考关于乡村或者城市的意象，只能兼而有之：“意义不仅是由其他乡村的意象赋予的，也是由城市意象所赋予。”

（《江城》，图片源自Yandex）

和《江城》的写作手法一样，《甲骨文》在人物的描写上也是去中心化的：在作者笔下，我们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譬如他在涪陵教过的学生威利；一个在四川偏远乡下成长并义无反顾地选择去山区支教的年轻人；他在北京做剪报员时认识的朋友波拉特；还有出身“不同寻常”、三国混血的加兰博斯，他为了逃避匈牙利兵役来到中国从事古文字研究。除波拉特占据了较多篇幅，其他人物都是“无关联的”。我们知道，虚构故事的人物和事件是相互关联、环环相扣的，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说就是“人物是一个参与者（participant），而非存在者（being）。每一个人物都是自己序列中的主角”。然而，在《甲骨文》中，人物是存在着的，彼此并不必须相互关联，人物的出现只是作者有意无意的安排和自由操控（与虚构故事不同的是，这种操控是随意的、反逻辑的）。

人物和场域的去中心化存在一个弊端，即给读者一种不连贯的感觉，读者必须明白作者意图并跟随作者的镜头前进。那么如何弥补这一缺憾呢？海斯勒用了两个技巧：细节至上与身份表演。海斯勒从麦克菲那里学到了用细节说话，而后者信奉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的原则：“一千个细节叠加，形成一个印象”，“其隐含意义是说，单个细节（如果有的话）不足为要，而集中展示的细节绝对重要”。为此，作者在《江城》中铺陈了一系列细节，甚至记录“在十五分钟的行车过程中，那位驾驶员一共摁响喇叭566次。每分钟37次”。他随身携带笔记本，所有的细节都被记录下来，包括学生作业以及批改痕迹，将其原封不动地以多模态的方式带进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除了细节至上，海斯勒的另一个技巧则是身份表演。在涪陵、北京等地体验到了真正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用两年的时间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政治，从美国的“彼得·海斯勒”成长为中国的“何伟”，以旁观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客观、敏锐地观察、叙述他的所见所感。一方面，海斯勒是一个“观察者”，他从文化“他者”的视角审视着周围的人和事，透过细节去探寻事件的本质，从中看到中国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融入者”，两年的涪陵生活让他已经把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这说明他与中国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作者用第一人称描写个人参与其中的涪陵生活，用第三人称捕捉中国这位“他者”显现的独特风格。第一和第三人称穿插运用，将作者的观点分散并弱化在各个章节，以利于读者自己去体会和思考。

与虚构故事不同，非虚构文学通常采用的是一种非线性叙事的写作方法。我们仍然用巴尔特的叙事学理论来分析。巴尔特认为，虚构作品中叙事的最小单元为“功能”（function），功能组合成序列（sequence），序列组合成意识形态集合，生成故事。在叙事过程中，作者按照一定的逻辑来操控人物的命运。在叙事语法中，如果我们把人物看作主语，那么行动（action）则是谓语。巴尔特总结出三种述谓关系：交流（communication）、渴望（desire）以及折磨（ordeal）。“交流是叙事文本中的基本要件，各人物是在交流当中推动叙事，不可能存在单方面割裂的人物；渴望则是人物的诉求，叙事文本中的每一个人物在每一个序列当中都有其诉求。……折磨是叙事文本当中叙事的推动法则。”然而，在非虚构叙事当中，作者卸下了这些逻辑负担。他/她不需要交代非焦点人物的来龙去脉，也不需要为他们设定一个结尾，他们可以随时退场。叙事的基本逻辑也没有了所谓的开端、高潮和结尾。我们可以称这种叙事模式为非线性叙事。

（《甲骨文》，图片源自Yandex）

非线性叙事并不代表结构上的随意性或者去逻辑化。非线性指的是故事发展的非线性化。实际上，《甲骨文》的结构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安排的。首先，它的主要章节按年代排列，那些标以“记录”的较短章节则不是。它们反映了更深重的时间感——当历史逝去后，人们用以理解历史的方式。海斯勒坦言，他写作的目的是追踪这一时期的某些人士，记录下变化的世界是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的。这些人士将他带到许多地方——中国的、美国的。边界、定义常常看上去是变化流动的，就像时间一样。其次，这本书以历史和时间为主题，以河南安阳考古现场作为开头起兴，并且借考古学家荊志淳之口奠定了整本书颇具历史感的基调。再次，在《甲骨文》中，大量的时间线索和人物事件交错地出现。事实上，这种崭新的写作方式下，每个故事都可以成为一部独立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海斯勒却选择将它们全部杂糅在一起，于是多维的历史时空被打开——读者在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边缘与中心、中国与美国之间流转，而穿插其中的内容是碎片化、日常化的中国地域文化史。在不同的时空里，始终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中国”。海斯勒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时空概念而非民族国家概念，它仅仅只是不断地吸纳和改变着尚处于边缘的人和事，这个过程常被称作“现代化”。在“三部曲”中，他用敏锐的洞察力走进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挖掘过去的历史对当下中国人产生的影响，深刻思考了中国的现状，但是他并没有用宏大的叙事建构“中国形象”，而是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这有助于改变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国形象，确立中国在西方自我认同以及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

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视阈下，故事的诸功能通过延异（distortion）、拓展（expansion）、拟态（mimesis）、整合（integration）等方式形成叙事层级。其中，延异主要表现为功能层的分裂，其他片段的单元插入。表面上该功能层是一个整体，但是被插入的片段所分裂。功能层的赋格曲式结构便因此而来，故事的“悬念”也与延异有关。在非虚构文学当中，一般不存在悬念，但作者仍可以通过交叉叙事等策略将一些散乱的历史事件和对人物的采访穿插其中，如同玄学派诗歌中的一根阿里阿德涅的线。《甲骨文》即是如此。在该作品中，海斯勒的兴趣点在于中国历史文化。令人惊叹的是，他的构思是精妙的：书中以编号为不连续的A-Z的古文物为叙事主题，将一些作者想传递的意指通过特殊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些文物分别为地下城市、文字的世界、城墙、龟之声、青铜头像、书、凿不裂的骨片、文字、马、批判主义、遗失的文字、抄错的字以及卖掉的字。这些意象比较全面地囊括了他关注的主题：汉字文化与历史。这种叙事方式是新颖的，它使得看似散乱的素材有序地组织起来。因此，他不仅“‘考古’挖掘出一段段和甲骨文、古中国有关的历史、故事和人，还通过若干次游走的旅程，出入于古代与现代，讲述了若干相互交织、充满隐喻的故事，并寻找到彼此的内在联系，绘制出一幅幅奇异的当代甲骨拼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文物字母排列有一处比较特殊：全书共分为十三部分二十四章，每部分名为“古文物A”“古文物B”“古文物C”等，前十二部分排列了A-L，然而，最后一部分却不是“古文物M”而是“古文物Z”。那么作者此处何以如此安排呢？首先，从A-Z是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一个闭合，Z代表着圆满的结束。从A-M只不过是一个序数的简单排列，然而，A-Z则是艺术化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实际上，其思路是“A,B,C,D,E,F,G,H,I,J,K,L,……Z”。其中，作者有选择地罗列了十二个古文物，而“十二”这个数字深具中国文化特色：双数、生肖的一轮、一年的所有月份等。因此，很难说这样的安排没有经过精心构思。其次，最后一章的标题为“卖掉的字”，而“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为“Z”，这里，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英文字母的排列和汉语字的汉语拼音联系起来，形成了巧妙的艺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