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盲审之后，她患上了“翟天临风波后遗症” | 深度报道

记者/杨宝璐 李紫薇 葛杏航

编辑/刘汨

▷ 年初演员翟天临身陷论文丑闻

2019年初，演员翟天临因学术造假而被推上热搜。同年4月，根据教育部最新通知，2019年教育部将会投入800万的教育经费，用来抽查应届毕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其中博士的抽检率约为10%，硕士约为5%。

随着毕业季临近，越来越多的学生感受到这一年的论文审查愈发严格，不仅查重率比以前要求更高，在盲审、外审的环节也难过得多。学校对学生耳提面命、反复强调，教育部抽检6000份论文，“论文是伴随我们终生的东西，一定要高度重视。”

一些学生将怨气留在了翟天临的微博下面，认为是他的丑闻，带来了更严苛的审核。但也有人认为，学生们只是将毕业季历来就有的压力，“迁怒”于此。

实际上，教育部对于高校毕业论文的审查一直在强化当中。“一年比一年严。”2018年，就曾下通知加强论文原创性审查，严打学位论文造假行为，2019年的通知则明确，要健全完善预防和处置学术不端的机制，加大对学术不端、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查处力度。

但也有一些高校师生指出，学术上“正本清源”的审核，在具体实施上却存在着问题。诸如，文史类论文必不可少的引用，却踩上了查重率的“红线”；又或是在加大盲审、外审比例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跨专业评审”的偏颇。

相比对翟天临的“抱怨”，这些才是真正困扰着他们的东西。

年初，翟天临因为被指论文抄袭而身陷丑闻，临近毕业季，他再次成为了众矢之的。在他致歉的微博下，留言高达30多万条，五月，一大波应届毕业生在微博上@着翟天临，晒出了自己写论文的照片。

不少人觉得，就是因为翟天临引起的风波，导致今年的论文审查与往年相比，更加严格。

其中一位财务专业大四的学生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今年在论文查重方面更加严格，甚至包括了中英文摘要和参考文献部分，而且首次查重提前了半个月，二次查重提前了一个星期，查重率要求从往年的20%降低为15%。

另一所学校，一位就读经管学院博士生则告诉记者，她们的查重率要求卡到了10%。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左松涛告诉深一度，教育部下发新通知之后，学校学院要求的确有一些提高，“学生论文检查比以前要严格”。

左松涛认为，自己对学生的态度没有多大变化，不必受外界波动的影响。“比较松懈的老师会因为这件事上紧发条。”

不同的学校和专业设置的查重率要求不同。深一度记者了解到，一般来讲，大部分本科生论文查重要求会控制在20%左右，个别专业会放宽至25%，硕士和博士要求则更为严格。

在湖北某高校法律专业本科任教的李成（化名），一个半月改了12篇论文，每篇八千到一万字。平均下来，每天至少要改八小时，最长的一次，他连续改了17个小时。从开题报告起，到最后撰写完成，李成要为每个环节把关。

李成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学生的论文到了定稿的阶段，首先要自己提交论文去查重，自己查重没问题才会将定稿交给导师，之后导师再进行一次查重，才会进入答辩环节。“倘若学生提交到查询系统里的论文，跟他最后提交的论文文本不一致，一旦被教育部的专家查出来，这属于重大教学事故。因此，负责毕业论文的导师总是慎之又慎”。

当对于翟天临的抱怨出现之后，也有人指出，这是学生们把毕业季历来有的压力，“迁怒”在翟天临事件上。李成也承认，在大学生活的最后关头，学生们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你不可能因为毕业论文把一个本科生挂掉。你拖着他，拖几个月，可能他签的合同就黄了。”在他看来，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不高，最重要原因就是写论文和找工作、考研在时间上有冲突。“学生的精力有限，总得有个折中的办法。”

在论文党的眼里，有截止日期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选择熬夜死磕，取“熬夜伤肝”之意，这样的创作方式被称为“肝论文”；相比之下，也有人会选择给论文注水，各有各的生存之道，但不管是“肝论文”还是“水论文”，查重率依然是一条必须躲开的红线。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其实对论文查重这件事情，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如果我真要骗机器，机器怎么可能查出来。”李成说。

为了降低查重率，学生们可谓绞尽脑汁。有将中文参考文献先翻译成英文，再翻译回中文，表述就变了；还有些引用，因为一段话很长，可以在中间加省略号。因为系统的机械，“水论文”的学生反而查重率特别低，李成看多了各种套路，“有的查重率只有个位数。”

为了避免查重率“压线”，一些学生尝试在引用原文时改变表述方式，在一些老师眼中，这成了学术上的“双刃剑”。

在李成读书时，他的硕士论文重复率只有0.75%，博士论文重复率也仅有1.4%多。任教后，他不准学生直接在论文里引用法条，想要引用，就要把法条的意思用自己的话重新说一遍，然后放在论文里。“这样做就是为了降低重复率”。

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好习惯，“这很可能意味着，学生写论文的时候，并没有回去看资料，而是直接把自己的理解综述，当作别人原来的意思写上去了。”

他解释道，一篇合格的论文，会有一定引用比例上的要求，但如今，因为迁就查重率的原因，老师们在这方面比较宽松，“这样的写作习惯，如果拿到文学院比如历史专业去，论文是会被打回来的，一篇严格的史料都没有。”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叶立文告诉记者，今年学校对论文的把关的确比往年更严格了，研究综述部分在软件中也会显示重复率，“引用别人的内容，现在要进行概括、提炼。”

叶立文是此举的支持者，“有的地方不能直接引用，需要对原始材料做进一步的阅读，然后再用自己的理解表述出来。我觉得这都是好事，提升了学生们对材料的理解程度。”叶立文说，她曾遇到有些学生对原始材料理解不到位、曲解，甚至提供的论据变成对论点的颠覆。

以前没有查重检测的时候，叶立文都是自己找资料来核对学生的引用情况。“挂一漏万，也保不准，有的地方查不到。”在他看来，机器查重还是利大于弊的，“总体上来说杜绝了学生抄袭的可能，也给我们省下了很多浪费精力的工作。”

但查重软件本身的局限性，让老师们也深刻理解学生的痛点。叶立文指出，由于机械查重，导致很多学生大幅削减引用率，引用原文。“它把一些原始材料也视为重复、抄袭，但这和抄袭是两种性质的。”

机器不智能，最终还得人工来判决。一位历史专业的博士则告诉记者，如果对机器查重有疑问，可以找老师去申诉。机器只提供一种参考，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人工确认。“只不过，你要是重复率百分之三四十，就很说明问题了。”

李成说，他还没见过学生因为查重率影响毕业，但却又另外一种“不公平”存在。

文科论文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某些科目，如历史、法律、文学等，其引用量是非常大的，“写法律类论文，你没法让他不引用法条。”李成说。

李成向记者介绍，在法学专业中，有一个方向叫做法制史，“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老师因为查重的问题，对史料的要求放得特别宽，这实际上对他们专业的学术规范影响非常大。”

“譬如写一篇宋代法律的文章，可能会需要引用宋书刑法志里面的一段话，但只要这段话之前被人引用过，你传上去肯定会就被查是抄袭或者重复，为了变通，就只点明用了宋书的哪一段，只转述那段话什么意思，但不把那句话写出来。”

但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论文如果把论据、原始材料放在论文里，审查论文的人在评议时一看就知道，如果不写原始材料，即便概述了史料内容，评议的同行也未必了解这段史料原文。

李成的学生在今年知网查重过程中，大部分重复率都在个位数。只有一个论文写的很认真的学生，查重率高达18%。学生郁闷了，李成告诉他，这个重复率已经可以过关了，但如果想要评优，重复率要控制在15%以内。于是学生又改了一遍论文，再一查，重复率冲上了20%。

“他查重的问题是题目所决定的。他表述的术语比较长，容易跟别人重复。”李成解释道，后来他翻了一下评优规定，发现重复率18%是在优秀论文的评选标准内，就让学生交了第一版论文。

有时候，重复率还跟当年的热门话题有关。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刘晓（化名）告诉记者，在文学专业中，文艺学、现当代文学、语言学，引用率比较高。“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贾平凹、莫言这些人的文学作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大家都研究莫言，会得出相同的认识，重复率自然就不低。”

▷毕业生为了论文挑灯夜战

据深一度从多所高校了解，就查重率而言，各高校大幅度降低查重比例的不算多，而在盲审和外审环节，则不约而同地提高了标准。

外审针对所有学生，由学校组织，各高校间互相审阅并针对每份论文给出评阅意见和分数。盲审则由教育部到学校抽取，然后统一安排评审委员给出评审意见和等级，评审委员和学生双向盲审。

实际上，教育部对于学术论文的审查正在逐年强化。李成自己博士毕业时，论文只要不在结构、论题等方面出现重大问题，基本上都可以通过。但到他师弟博士毕业时，有一篇当时校内预答辩评优的论文，送出去盲审后只打了三个合格。

在李成的印象中，2010年以前，他所在的学校三年按时毕业的博士生可以超过九成，但如今，大约有30%的博士得延毕，“而且我当年读博士时都是延期四年，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延期5、6年的。”

表面的数字比例之下，是对程序更严格的要求。一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告诉深一度记者，往年学校的开题答辩相对随意，老师们自行组织，过程也比较轻松愉快。

今年的开题答辩则变成了学院组织，时间地点都由学院确定，答辩组的三位老师必须来自不同方向：本方向、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论。“这种情况下，开题报告的理论和方法论部分也要特别注意才能不被怼得很惨。”

本是学术上“正本清源”的举措，但在一些实施方法上，却遭遇了非议。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的博四学生李婷婷告诉记者，今年学校外审的要求变高了，经管专业属于二级学科，送外审时却按一级学科进行。“这意味着外审专家虽然是管理类的，但是专业、研究方向可能不同”。

“比方说我们是营销专业，但是送到人资（人力资源）和企管（企业管理）那里去了。我们不是研究同一个东西，他们老师只熟悉他们方向的东西，对我们论文不了解。”李婷婷告诉记者，“这个问题无法避免，只能靠运气。”

今年4月，中国传媒大学2016级学术型硕士张丽云被教育部抽中参加论文盲审。她介绍，今年盲审比例由1%提高到了3%。

因为论文写得很认真，之前师哥师姐毕业也都很顺利，张丽云自觉没什么问题，送审之后就专心找工作。4月22日清晨，在学校食堂吃饭时，她被学院老师通知第一个盲审挂了，“知道后，什么都吃不下了”。

一般来讲，一份毕业论文送给两个专家盲审。每个学校的要求不同，有的学校是ABCD四等打分，张丽云说，中国传媒大学是ABC三等打分，A是同意答辩，B是略作修改后再答辩，C是不同意答辩。两份盲审的意见，如果都是C，就须申请延期毕业，如果有一份C，一份A或者B，就要申请第三位专家复议。

从4月22日得到第一个盲审意见，到5月5日得到第二个盲审意见，十几天时间内，张丽云没去找工作，每天一边等待一边修改论文，“非常煎熬”。

令她感到意外的是，第二个盲审意见和复议意见都是A。

“第一个盲审意见，我觉得挺不公平的，可能并不是本专业的老师审阅的，因为他给我的意见我不能接受——‘错别字太多，部分语句不通顺’”。张丽云说。

张丽云在盲审前的招聘中，有一个工作已经走到了差额实习的阶段，但因为第一个盲审结果要修改论文被迫放弃，“也是命运的安排吧。”

5月底，张丽云被安排到了学校的最后一批答辩，“老师会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你的论文，第三批答辩的研究生分数普遍很低。”

当经历过这一切后，张丽云说，自己患上了“翟天临风波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