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欣赏｜雷·若弗雷【法国】：微型小说（节选）

 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你爱我吗？”

“天气太热了。”

奥利维埃不懂女人们对天气的高度敏感，也不懂如果温度计显示气温超过三十度，她们便体会不到一丝一毫的感情。她们只想冲个冷水澡，或者跳入大海中——假如她们碰巧躺在沙滩上的话。总有阵雨来袭的秋季同样不适合吐露衷肠。还有，当树上的叶子开始飘落，街上走过那些背着书包的倒霉孩子，就像背着面粉袋子的磨坊主一样，她们也总会因此泪水涟涟。

“女人都有一颗怜悯之心。”

冬季是极难熬的季节，散热暖气片一点也不像缪塞房间里的那种早期暖气设备。

“就剩下春天了。”

不过，很多时候春季都是多雨、潮湿的，我们不会穿着雨衣做爱，因为我们没有恋橡胶癖。有时，六月初会有几天温和的日子，如果机缘巧合，我们愿意在默东森林的一簇簇树叶下亲吻对方。我们甚至会任由对方舔吻我们的颈背，但是要提防那些搞恶作剧的家伙，他们总把我们吓得惊慌失措。

“我们不是干粗活的女佣。”

我们也不再是旧时代唯命是从的妇女了。我们与时代同行，我们拒绝为满足丈夫的私欲而每年怀孕。避孕对于轻佻女子来说再好不过了，正如流产对于索多玛的女子一样。我们更偏爱通过自然手段控制生育，而且没有人能找到比节制欲望更好的办法。我们完全可以一连好几年都不做爱，而且假如有必要的话，一辈子不做也是可以的。此外，相较于爱抚，我们更喜欢周日的午餐。那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公公、婆婆、姐夫、嫂子、小叔子、小姑子围坐在珠鸡和满满一大瓶科尔比葡萄酒周围，交流彼此对气压的看法。每个人回家时都因没能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愤愤不平。然而，和我同性别的人却觉得很幸福，我们逃脱了被阴茎疯狂磨锉的命运。

“我们的性器就像一道被擦破的伤口。”

我们很畏惧你们的性器官，当你们靠近我们时，常常变得如此坚硬。这个沸腾的蒸馏甑毫无怜悯之心，溅出生石灰水一样的白色毒液。

“我们不是性欲倒错者。”

“我家被人打劫了。”

他们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他们找到了躲缩在厕所里的我，便把我也带走了。最后，他们将我丢在三楼的楼梯平台上，我得帮他们把一个又大又沉的音箱搬下楼。一个年轻人负责驾驶小卡车。他们将我安置在车厢后面，让我坐在一个厨房里用的小圆凳上。我们离开了南特。

我们在深夜抵达一处有瓦楞状屋顶的奇形怪状的房子。我帮他们卸货。他们把我的东西放在一个地下室，那里靠一个用铁丝网罩住的灯泡照亮。之后，我们所有人围在一张细木镶嵌的大桌子旁吃饭，那桌子是他们从城堡里偷来的。他们对这一天感到非常满意。他们除了偷走了我的东西，上午还顺走了一位老夫人的银餐具，她是在听到门铃响后来给他们开门的。他们中间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儿，很讨人喜欢。我问她是否还在上学。

“我在美术学校念书。”

其他人在本地一所商业学校就读。他们当中有个人学过电工，这段经历对于帮助他们解除警报颇为有用。他们询问我的职业。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从来都没有明确的职业。我在他们这个年纪时，是圣安娜医院的常客，一旦获得外出许可，我就会去电影院看西部片。我在三十岁时用我父母的遗产买了南特的这套小公寓，那时，他们刚刚去世，死于同一场流感。

“从那时起，我便整日待在家里听收音机。”

我靠残疾人抚恤金生活。我每个月都去看精神病科医生。除了他，我谁都不认识，我住的房子极其简陋，连个看门人都没有。不过，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喜欢在拉波勒的沙滩上奔跑。突然，我的脑海中灵光乍现，仿佛被一盏明灯照亮。

“我在泳衣制造厂工作。”

他们鼓掌喝彩。我在厨房的长椅上睡觉。第二天，他们跟我说我得走了。他们决定送我到火车站，好让我坐上十一点钟发往南特的列车。

“我还想和你们在一起。”

他们可不愿意。我问他们那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他们回答说是我缠着他们不放，请求他们不要撇下我不管。

在我这个年纪，当鞋子磨损得不能再穿时，我们总会再买一双同样款式的鞋。我们不喜欢换面包店、肉店、酒铺。我们不换车，一堆废铁总是可以修理的，可我的破身子骨里的那堆部件却不行。我们不会搬家，不能把自己的根丢在身后，我们知道它不会再重新生长。我们再也不会长出新发，那些还没有掉的头发在脑瓜上傲立着，宛如废墟上的荨麻。这把年纪了，什么都不会再换了，我们知道从今往后自己不会再有任何起色，我们的任何变化都只是为了造就一具死尸。

“同样，我们不会换妻子。”

我依恋着她，看着她每天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不打翻灯盏，开窗时不弄出太大声响，一副有些让人讨厌的样子。然而在患流感的日子里，却让人感到莫名的欣慰、舒心。我们已经结婚五六十年了，她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好习惯。就像人们习惯了刮胡子，或是吃午饭前喝杯茴香酒。

“她要是走了我会受不了。”

我妻子离开时有八十岁。她既没跟我说她不再爱我，也没说她还爱着我。我们彼此之间从未体会过这种情感。我们觉得它是演艺界才会发生的事情。反正嘛，它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我们既不想要烦恼也不想要悲剧。

“她是在我上厕所时离开的。”

她在门口给我贴了一张字条。没有写电话号码，也没有写地址。她只说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她把手袋带走了，不过，没带行李也没带洗漱用品，连件睡衣也没带走。我告诉自己她不会走远，到了晚上她就会高兴地回来，然后钻进被窝。反正嘛，我们又没有孩子，而且那些勉强称得上是我们朋友的人是不会收留她的，他们会像避瘟神一样，唯恐避她不及。

“正午时分，有人按门铃。”

我告诉自己，她肯定一走出家门就后悔了。我很平静，我不会责备她。在我看来，她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尽洋相，已经受够了惩罚。我打开门，有个家伙向我出示了他的警官证。她在歌剧院广场猝然发病。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们从未离开过蒙特勒伊区。她被送进了医院，当我赶到那儿时，她已经死了。我问护士我妻子去世前是否说过什么，护士向我保证她什么也没说。如果她是因为情夫离我而去，我觉得那人一定会在这里陪床。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去年我出了一场车祸，现在，大面积的烧伤皮肤像人皮面具一样覆盖在我脸上。我不上班了，整天和妻子待在家里，妻子是写儿童读物的作家。她已经习惯了我的样子，她像从前一样叫我美男子。我是演员，有人会雇佣我出演洗发露、剃须刀或是香水的广告短片。我在一些长片中也扮演过引诱者的小角色，不过，我的名字从未在海报上出现过，他们在后期制作时还常常把我剪掉。

“我二十七岁。”

我们用保险公司支付的第一笔赔款买了乡下这幢房子。亲戚们来看我们，我们将他们安置在客房。我们不像从前那样能吸引很多朋友来家里了，不过，今年夏天还是有三十个人来参加在灯光泳池举行的盛大晚会。

半个月前，我们为招待妻子的出版商准备了普罗旺斯鱼汤。他什么话都不说，也不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好像待在这儿心里不痛快。他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得帮他平躺在床上，生怕他摔在地砖上把脑袋磕破。他的女朋友拒绝回到餐桌旁。

“我对鱼肉过敏，它可能导致我的血管神经性水肿。”

“您想吃些羊排吗？”

“我今天有点儿恶心。”

她下楼去花园里散步。当我们想找她回来喝咖啡时，她不见了踪影。她是在黄昏时分回来的。出版商依然在酣睡，嘴巴张着，时不时还起身呕吐。然而，她谢绝了我们请他们留宿的好意。

“我在乡下无法入睡，夜晚的乡村就像墓地。”

我们帮她将出版商抬进车里，把他绑好，把他的手推进去然后关上车门。她发动车子，用指尖向我们做了个手势。

“祖屋，夏天。”

祖屋建在沙滩上。平静的小海湾。没有游艇在附近停靠。天边也没有船只。就好似汪洋大海中一小片分离出来的海域。几家人稀稀拉拉地躺在生锈的太阳伞下，因为在花园棚子里放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缘故，太阳伞早已锈迹斑斑。海边奔跑的孩子们，你要哀求他们，他们才会同意趁着好天气到海里洗冷水浴。睡梦中的婴儿发出轻唤，人们把他们从摇篮中抱出，抱着他们四处踱步。卖冰淇淋和煎饼的小贩来回叫卖，用一条旧布带将篮子挂在脖子上。这里那里都有一位坐在马扎上的祖母，其中的一位没觉得显得年轻一些或把白发染成彩色有什么好处。八月里，多云闷热的天气有助于大暴雨的形成。有时却会有一小块儿蓝天出现，它似乎是靠着自己的意念挣脱出来的，因为没有气流，也没有微风，甚至连风的影儿也见不着。一个女孩子已经在沙子里挖了好一阵儿隧道。

我爸妈在那边的岩礁中间。他们穿着橡胶长靴，佝偻着背，就像被压弯了腰面朝土豆田的农民。他们在采贻贝。看来晚饭要吃贻贝。妈妈会因为没能找到蛋奶冻的制作方法而感到失望，要不然她就可以在甜点时间得意洋洋地向我们展示她的手艺。那女孩坚持不懈地挖掘，像淘金者一般执着，不找到寻找多年的矿脉决不放下十字镐。

“花园中的开胃酒。”

祖母坚持要自己上菜，只要我们稍想接过她手上那个放着瓶子、橄榄油和槚如树果仁的托盘，她就会撞开我们，就像有人要抢她的钱包一样。我妻子正因为某个秘而不宣的原因怨恨我。她背对着我们，躺在一把长椅上，面朝大海。我们透过这棵老树的树枝可以望见远处的大海，为了使客厅不那么阴暗，不再像个地下室，我们早该将树枝砍掉。晚餐，西红柿配莫扎里拉干酪、贻贝、贻贝、贻贝、李子挞。我们一晚上都在谈论明天，谈论夜晚。

“月亮升起来了，它刚才藏在戈蒂埃家别墅的小尖塔后面。”

“已经午夜了，我上楼睡觉去。”

妻子变得开朗起来，仿佛她觉得自己的坏情绪已经得到足够的宣泄。我和她讲了那个挖隧道的女孩。我想起童年时见过的一个因窒息而死的小男孩。

“内壁坍塌了。”

“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那个女孩了。”

作家是活着的神，他不接受异议与批评。他的作品像《圣经》一样吸引着无数信徒，那些认为不拜读作家的作品也能生活的人，就像我们常在泰晤士河岸边遇见的那些无神论者。他们口袋里装满石头，在度过饱受内心痛苦折磨的一生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您有不拿出一点钱给书店，不拥有这本书，将本属于自己的尊严丢掉的自由。只有那些没有自尊的吝啬鬼才会把金钱看得比赎罪更重要。

“不过，除虚构外，别无他途。”

起初是想象，语言在它之后诞生。宇宙在存在之前是虚构的，而后，它只是不断接近它所臆想出的概念。浮游生物、树木、物种的起源同样如此。人类的每次诞生都伴随着想象，他们穷其一生试图将他们的幻想一点点地具体化。作家们在写每个句子时都在想象，由于不断地生成、散布、引出幻象和显灵，还有被他们安排得像住旅店一样住进龙卷风里的人物，他们变成了拥有无数颗头颅的吐火怪物，变成了极其庞大的生物体，以至于人们不能将他们像老鼠一样抓在手中，在实验室的玻璃罩子里分析他们的心理结构。

“作家是孤独的，却又不计其数，像人口稠密的住宅区里的居民。”

他最终消失在自己创造的人群当中。他像尘埃一样细微、难以捕捉，连他本人都不知道存在于何处。

“他不存在了。”

如果他还存在的话，那他远不如那些穿越众生的痛苦、激情和喜悦的微尘。尘埃落定，屠城般死寂。

“如同一片沙漠，如同一片云。”

我无意冒犯，也不想欺骗您，我在给您讲述。口口相传的传统，无拘无束、自由驰骋的想象。就让故事顺其自然地进行下去，永远不要打断它，永远不要像抓不法之徒一样将它拘捕。没有锁链与手铐的故事。无法无天的故事。

“文学不是一个警察局。”

我会每隔五六年去探望一次父母。我弄丢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不喜欢写信，我搬家太频繁以至于他们没有能和我联系的有效地址。下一次我想去看望他们的时候，他们或许已经住进外省一所偏远的养老院。除非他们已经长眠于某座墓地，某个骨灰盒里，抑或他们的骨灰已经被撒在附近的树林中。我的孩子们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我再次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下次再见时，他们可能已经有些谢顶，或许他们的额头早已被刻上一道皱纹。我是一座荒岛，干旱、漂移不定。

“我是一座逃亡之岛。”

我杀人只是为了脱离险境。否则，我只会平静地持械抢劫。当我得到足够多的钱，我就一连几个月一点儿坏事都不做。我每周换个宾馆，每月换个城市。由于经常待在国外，我学会了多国外语。

我读了很多哲学家的作品，我深入到他们的体系内部，就如同置身于一个昏暗的地洞，我通过不断的摸索，总能找到通往光明的出口。我会写一些浮夸的文章，并把它们匿名寄给布鲁塞尔的一家杂志社，这家杂志社每个季度都会发表我的作品。我成为一个神秘的名人，有些人比我本人更熟悉我的作品。就拿我最近的一篇文章来说，那些铁粉已经达到能倒背如流的程度，甚至睡觉时都在背诵。

“我向来反对挟持人质。”

不过，有些家伙特别疑神疑鬼，他们在家里只留有少量零钱以及珠宝赝品。这就是我觉得有必要把你们集中在一起的原因。我很抱歉将这位朝我脸上扔雨伞的老先生击毙。如果银行经理足够理智的话，他将在一小时后带着保险箱钥匙来到这里。我会和你们中的一个徒步离开，这个人要帮我扛袋子。如果出现任何问题，我会在倒在警察枪子儿下之前将他击毙。

“我不在乎我的性命，同样，我也不在乎你们的。”

长久以来，死亡如同阳光和雨水一样不会让我产生任何触动。拮据反而令我难以忍受。拥有钱财是唯一能将我们同动物区分开来的方式。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贫穷和死亡之间可以划等号。

他本来可以向我提出高于市价十倍的价码，我也乐于接受。我不知道一个男人的命如此廉价。一个女人的命也没贵到哪里去。小孩子的命同样如此。用不到三万欧元就能让一个人从世界上彻底消失。这于我而言相当划算。一项有保障的投资带来的回报，幸福得如同鹅肝中加了松露。我早就应该求助于这些杀手，他们无法帮我追回我靠开枪杀人过活的那些年。

“尽管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塑性炸弹。”

当然啦，他们有选择的自由。我的医学培训经历对于谋杀没有任何帮助。据我以前的一个大学同学说，在他们的成交记录上有一百多个合同，我的这个同学曾请他们除掉他一个优秀的同行，那人不久前搬入他所在的大楼，还扬言要抢走他所有的客户。这些合同都得到了很好的履行。他们甚至除掉了一家商业银行的行长、一位因过于理想主义而被解职的年轻总经理助理。

“我在花神咖啡馆喝冰镇波旁威士忌。”

明媚的阳光下，苍白得如同最严重的白化病患者一般的行人也有了色彩。我在露天座位的另一侧发现了蒂格雷教授，他正和一个家伙高谈阔论，那家伙还在本子上记着笔记，可能是《医师日报》的记者。回去之前，我在阿玛尼给自己买了一条夏天穿的裙子。打开公寓门的同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我将不得不屏住呼吸度过这一晚，免得吸入这个家里焦尸般的气味。

“亲爱的，你该早些睡觉了。”

芭芭拉钻进房间，我在她入睡前走到她身边亲了她一下。妈妈坐着轮椅跟在我身后，自从她发病，轮椅就成了她唯一的移动方式。

“让-路易在客厅。”

丈夫软瘫在扶手椅里，好像一只蟾蜍。但愿大家快点儿入座就餐，假期快点儿到来。他们在我之前到达翁弗勒尔。这是一座危险的城市，一座位于火药库上的城市。一座拥有历史遗迹的城市，一座寡妇之城，一座孩童早夭的城市。一幢如此漂亮的房子，美得像武器、像烟花，屋里的那些亲爱的人儿将充当闪闪发光的喷泉。

“一幢翻新后的茅屋别墅，美得就像犯罪。”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7年第6期，责任编辑：赵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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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文娟  校对：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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