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家园：巴拿马运河区被遗忘的故事 | 人间

玛丽萨·拉索人间theLivings

悲伤的是即将失去家园，恐惧的是失去的可能不仅是家园，愤怒的是所有这些事里的不公正。

配图 |《2012》剧照

前言

巴拿马运河一直被视为美国在20世纪的辉煌成就：凭借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现代性，美国征服并改造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西方“先进文明”治理的“落后地区”的标杆项目。

然而美国为了确立占领巴拿马运河的合法性，成功地将拉美这个民主政治先驱之地描绘成不开化的野蛮大陆，抹去巴拿马文化和政治上的现代性，将这个先进富饶的商贸王国塑造成贫穷落后的蛮荒之地，将殖民、破坏和侵占美化成“文明”的救赎。

在《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一书中，历史学家玛丽萨·拉索根据大量未经披露的原始档案资料和私人回忆，还原了运河区真实的日常生活图景，并记录了美国在管理上的诸多失败之后，如何强制迁移城镇和居民，改换运河区景观，将破碎、失败与背井离乡的绝望留给了巴拿马。

我们过去是加通古城的居民。我们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家立业，在那里耕田种地。然而，1907 年，ICC（编者注：Isthmian Canal Commission的简称，地峡运河委员会，通常称为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美国行政委员会，其目的是监督巴拿马运河的建设）强令我们搬到新加通，说这是运河施工的要求。他们让我们搬到这个新地方来，以后就彻底安定下来，在“新加通”过上高枕无忧的日子。

我们听信了他们的话，以为真的再也不用搬家了，于是我们努力组织农业生产，夯实我们脚下的土地，让它成为我们新的、永远的家。谁知又来了通知，要我们离开新加通……我们这些加通居民是因为修建运河受折磨最多的人。一开始，我们被迫离开最初生活的城镇，现在又要被迫搬离。

命运不济，穷困潦倒，我们感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

—— 150个新加通居民

加通湖的围筑

1912年初，当公众得知加通湖大坝即将投入使用的消息时，大批美国游客纷纷涌入巴拿马，想赶在河水到来之前一睹库莱布拉人工渠等人造奇观。

据《纽约时报》报道：“人们不吝惜费用，也不在乎住宿条件多么差，就为了能够在河水进入库区前看到戈瑟尔斯设计的巨大人工渠。”新年一过，这股“热潮”就开始了。随着游客数量“突飞猛进”，运输公司不得不增调更多的蒸汽船投入运营。

和那些迫不及待地涌进运河区去观光的美国游客不同，生活在加通湖附近的人们不得不准备面对生活的其中一项最大挑战：被迫离开他们的房子和土地。他们在磨破嘴皮争取拆迁补偿的同时，还不得不去琢磨如何搬家、该搬到哪里。

只有极少数的文件——一首歌、一封给巴拿马议会的信、写给戈瑟尔斯的一封匿名信——可以为我们揭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不得不抛弃家园时的感受。

在所有被加通湖淹没的运河城镇中，最大的城镇是戈尔戈纳。1911年，运河区当局通知，这座城镇所在的区域即将被湖水淹没。

1912年10月，戈尔戈纳居民联合起来，向巴拿马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提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帮助他们。这封信的落款是“新戈尔戈纳组织委员会”，委员会会长是何塞·I.维加（Jose I. Vega）。除了他之外，委员会还有8个成员。他们请求巴拿马政府提供公共土地，让他们能够安家并重启他们的生活，并主张享有政府给欧洲移民提供的对无主土地的同等权利，希望能够无偿使用公共土地。

他们所选择的位置是位于巴拿马太平洋岸边查米（Chame）地区一个小海湾的岸边，距离巴拿马城有4个小时的船程。他们还要求政府帮助他们解决从戈尔戈纳搬到新戈尔戈纳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全力协助。

在这次公开信事件以及整个人口迁移的过程中，巴拿马政府一直是运河区被驱逐的巴拿马民众与美国政府的中间人。巴拿马政府往往想方设法维护本国公民的法律权利，有时候也尽力劝说本国民众接受美国政府的条款和要求。

这封公开信的语气忧郁且悲伤，与将加通湖描绘成人类技术奇观的数百部出版物大相径庭。

戈尔戈纳居民承认加通湖的规模和名气，在信中说加通湖是“那些美国人提议建造的大湖”。然而，这个新湖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进步，还将他们从世代生活的运河区里赶了出来。他们不但没有获得城市生活的舒适，还失去了一切。用他们的话说，因为这个湖，“我们将像游牧部落一样无家可归，三餐无着”。在他们看来，这是“我们一生中的苦难时期”。

戈尔戈纳居民在信中描述了“想到戈尔戈纳、马塔奇、马米（Mamey）、圣巴勃罗（San Pablo）、甘博阿（Gamboa）、奥比斯波（Obispo）、克鲁塞斯等繁荣的城镇即将被大水淹没而消失的痛苦心情”。完全不同于很多美国人所谓的上述城镇是破烂丛林小镇的说法，这封信把这些城镇描绘成美好前景突然被中断的“繁荣”城镇。

自从戈尔戈纳在殖民时代作为一个河流城镇而出现，这一带的价值就与日俱增。到了修建加通湖的时期，运河区最重要的机械修理车间就设在戈尔戈纳，很多人将这个城镇视为投资房地产的好地方，可以把出租屋或住宅出租给成千上万的运河劳工。相当一部分房主来自戈尔戈纳之外的其他地方，这充分说明了这个城镇在经济上的重要性。

在戈尔戈纳的 91个房主中，42个房主住在巴拿马城、科隆城和恩派尔。有的房主甚至住在遥远的牙买加和美国。有的人在这里拥有不止一处房产。加布里埃尔·乔利（Gabriel Jolly）有6处房产，是其中房产最多的人。其他人有4处或5处房产。

戈尔戈纳人对未来命运的看法，与外界描述的他们对城镇即将被淹没的反应大不相同。戈尔戈纳人将自己看作是巴拿马公民、运河区的居民，他们是被迫离开繁荣的城镇的。

而在报道中，戈尔戈纳居民没有被描绘成深受现代技术悲剧影响的现代公民，相反，他们被说成是原始蒙昧时代的一部分，是“像森林中的其他生命一样默默消失于无形”的人。他们的悲剧类似于那些被大水冲走的树木和到内陆另寻栖息地的动物。

大卫·麦卡洛在关于巴拿马运河的经典历史作品《连接大海的通途》中说，“本地民众无法想象”他们的城镇将被大水淹没。这是在遵循人口外迁时代一个陈旧的叙事套路。ICC的官方报纸《运河纪事》中也声称：“很难让一些居民相信那里将被大水淹没”“一个常年住在荒凉地带的老人张口就来，执着地认为上帝已经许诺再也不会有洪水淹没大地”。

新家园的建立

为了回应戈尔戈纳居民的诉求，巴拿马政府划出100公顷土地，建立了新戈尔戈纳城。在那里，运河区“那些住在即将消失的城镇里”的居民可以找到落脚地，建立新的家园。

运河区每个巴拿马家庭的户主都可以在新戈尔戈纳城内无偿获得一份地皮，并在城外获得农业用地，这样他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每个户主可以获得10公顷土地，没有成家的成年巴拿马人每人可以得到5公顷土地。12政府设想了一个可容纳3000人居住的城镇，类似于戈尔戈纳的人口规模，接纳来自戈尔戈纳和运河区其他地方的家庭。

虽然这些法令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它们颁布将近4个月之后，戈尔戈纳居民又向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这一次，他们请求将新城镇建在靠近查格雷斯河的一个地方。

新戈尔戈纳位于巴拿马的耶格洛河（Yeguala River）附近的太平洋岸边，距离查格雷斯河以及运河区过去的贸易走廊都非常远，距离铁路线、过去的地峡道路也很远，与巴拿马城之间唯一的通路是海路。那里甚至没有港口，虽然巴拿马政府承诺要建一个。

另外，新戈尔戈纳的土地也不如查格雷斯河附近的土地肥沃。因此，一些戈尔戈纳居民想要将新城镇的位置定在距离查格雷斯河很近的维基亚（Vigia）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新戈尔戈纳不适合农业生产。

对于戈尔戈纳居民的请求，总统波拉斯表示强烈反对。他称赞了新戈尔戈纳的优点：风力适中，有适合各种船只靠岸的小海湾，有适合农业种植和养牛的公共土地，附近还有不错的河流。另外，他还说，新戈尔戈纳距离巴拿马城只有4个钟头的船程，居民可以很方便地将农产品卖到首都。

更重要的是，运河区主管还没有批准在维基亚建立城镇。虽然这里的地势要高于加通湖的洪水线，但是如果美国要扩大运河项目，在阿拉胡埃拉（Alajuela）建大坝的话，维基亚就会被大水淹没。

总统波拉斯拒绝了这一请愿之后，戈尔戈纳居民开始了艰难的搬迁过程，搬离查格雷斯河，搬离他们生活了很久的位于巴拿马地峡路线中段的家园。

1913年6月，戈尔戈纳的搬迁速度有所加快，因为运河区警方在全镇张贴了一则布告：

全体戈尔戈纳市民请注意，请大家务必在1913年8月1日之前搬走或推倒自家房屋。巴拿马铁路公司将在方便的时候提供免费运输服务，帮助大家将木料和房子里的东西运到巴拿马或科隆。

如果房屋在1913年8月1日前没有搬走，地峡运河委员会将代为推倒。

1913年8月，那些即将搬迁的房主是ICC法律部负责人弗兰克·福伊乐和联合土地委员会（根据《美巴条约》成立，负责向因修建运河而失去房产的人们提供补偿）之间争论的焦点。联合土地委员会向一些因为人口外迁令而遭受损失的戈尔戈纳居民进行了补偿。

然而，福伊乐就这些补偿向华盛顿特区有关部门提出异议，认为联合土地委员会无权做这件事。人们开始等待华盛顿的最后裁决。

巴拿马和ICC两边的相关负责人继续通过信件，甚至面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巴拿马方面希望得到 ICC的保证，如果华盛顿同意联合土地委员会的赔偿方案，外迁居民将房屋拆散带走将不影响他们从联合土地委员会那里获得补偿的权利。

一开始，福伊乐并没有明确答应，声称如果外迁的房主把拆下来的材料带走的话，他们就“必须承担该行为的法律后果”。他还搞差别待遇，允许那些直接与 ICC达成协议的房主们在拆散房屋的同时获得补偿金，而坚持等待联合土地委员会补偿款的房主们则不行。福伊乐采取这种做法可能是为了迫使房主放弃对联合土地委员会的补偿金要求，直接与ICC达成协议。

在这种法律不确定的情况下，有人决定等待，另一些人则开始搬家。ICC已经答应动用火车或船只免费帮助当地居民搬运物品和房屋材料。不过，运输几千人连同他们数百间房子的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负责安排运输工作、提升运输效率的官员的通信中，我们得以一窥在这场快速、强制的迁移过程非常迅速，是典型的自然灾难和战争危机下才会有的速度。

作为第一个被迫迁出运河区的大城镇，戈尔戈纳是未来运河区大城市（比如不会被加通湖淹没的新加通、恩派尔）搬迁的一次预演。和与运河相关的所有工作一样，运河区的人口迁移政策涉及很多当地居民。

新闻记者和评论人士喜欢用具体示例来强调巴拿马运河的恢宏规模，然而运河区人口迁移的规模却不是各路专家们愿意大谈特谈的材料。《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报道说，如果将运河挖出来的废料装在运渣土的火车车斗里，“连接起来的长度可以绕地球两周半”。

然而，没有人问，假如运河区所有被驱逐出去的人都被送上火车，能装多少车皮。有关运河的报道详细介绍了运河施工复杂的工程技术，却没有人愿意讲一讲人口迁移过程中在运输和社会方面所遇到的困难。

混乱的搬迁

1913年7月，第一批戈尔戈纳居民开始迁往新戈尔戈纳。他们在戈尔戈纳火车站上车。运人的客车车厢和运送个人物品、家庭物品和建房材料的车厢都等在那里。运输工作不间断地进行。

7月9日，60人登上火车。更多的人于7月23日离开。

7月25日，176人离开。

7月29日，另有115人离开。

8月末，每天有250人乘火车离开。其中不仅有戈尔戈纳居民，有的人来自附近农村地区，如胡安格兰德（Juan Grande）、马米、库洛塞科（Culo Seco）、拜拉莫诺斯。这种每次数百人的人口迁移一直持续到9月上旬通往戈尔戈纳的铁路被拆除之前。

这个过程充满了困难和混乱，尤其在最初的几个星期。7月9日乘火车前往巴拿马城的那批居民一直等到7月25日才有两艘驳船将他们接到新戈尔戈纳。在巴拿马城等待期间，人们不得不四处寻找暂时栖身的地方。

有的人投亲靠友，有的人不得不找旅馆住。雪上加霜的是，各家的财产物品运到巴拿马城后，有一些被杂乱地堆放在一个货仓里，另一部分堆放在美方的码头上。人们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找到自己家的东西。

8月中旬，搬迁的物流状况有所改善。8月15日上午九点钟，250名居民以及7个车皮的个人物品抵达了巴尔博亚港。等在那里的接驳船准备将他们送到新戈尔戈纳。装卸工作很快就开始了，不间断地干了6个小时才全部完成。根本没时间来区分各家的东西，只能是到了目的地之后让居民们自己去挑。

虽然这比7月时的情况要好上不少，但居民们依然要在码头附近和火车车厢里等上6个小时，他们对此非常不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做出回应，要求以后各家的随行货物必须在主人抵达12个钟头前运到码头。经过6个小时的等待之后，戈尔戈纳居民登上了前往新戈尔戈纳的驳船。好在这一次驳船上有防水油布，人们可以免受烈日暴晒。之前有一趟船没有船篷和其他遮阳用具，有的孩子都被太阳晒伤了。

在被迫搬迁的两个月里，数不清的麻烦和担忧困扰着人们。

戈尔戈纳的牙买加医生D.W. 奥格尔维（D. W. Ogilvie）一时间无法给牲口找到买主，想知道ICC是否可以出钱帮他把牲口、个人物品、家具运到牙买加。ICC没有答应。虽然ICC可为想回老家的西印度群岛人提供免费运输，但却以奥格尔维医生“资财丰富，能够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为由回绝了他。

8月中旬，戈尔戈纳只剩下37户没有搬迁。在1912年人口普查登记在案的3444名居民中，只有123人（92名成年男性，12名成年女性，19个孩子）还留在戈尔戈纳镇。

到了9月初——过了之前公布的9月5日这一最后期限之后——搬迁工作变得更为复杂，戈尔戈纳与巴拿马城、科隆城之间已经无法进行铁路运输（ICC派人拆掉了铁轨）。对于那些一直等到联合土地委员会保证他们拆走房子后仍可获得补偿才开始动手拆房的居民来说，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麻烦。直到9月13日，也就是距离最后搬迁期限仅剩两天的时候戈瑟尔斯才给出这一保证。

这给T. L.马杜罗（T. L. Maduro）这样的房主增加了很多困难。他在9月12日前往戈尔戈纳拆迁他的4处房产时，沮丧地得知铁轨已经被拆除，他无法通过铁路来运输拆下来的建房材料。他向ICC诉说他的困难，说他迟迟没有搬家不是因为“置若罔闻”，而是因为直到那个星期律师才告诉他可以搬迁房屋，这不会影响他向联合土地委员提出的补偿要求。他还补充说，面临这种困难处境的不止他一个人。

然而，铁轨既然已经拆了就不可能再铺。ICC说，马杜罗等人“有足够的时间拆掉房子，因为他们早在六七月份就已得到通知，那个居民点要被拆掉”。在整个过程中，措辞很重要。居民们法律权利不确定的两个月被视为“足够的时间”。

另外，历史悠久的戈尔戈纳只是一个“居民点”。在1904—1913年间，戈尔戈纳从自治城镇变成了行政区，又变成了居民点。和很多用于描述运河区拆迁的词语一样，“居民点”这个词将一个长期存在、历史悠久的自治城镇变成了没有历史意味的暂住点。

现在，运输拆下来的建房材料唯一办法就是走水路。人们开始用木筏从运河西岸的戈尔戈纳将建房材料运到通有新铁路的运河东岸。

ICC允许他们用这种办法运输盖房材料，但派了一个员工前往戈尔戈纳，“确保房屋的拆除转运工作有序进行”，一定“不让能任何材料落入河中”。建房材料很重要，不仅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值钱，还因为人们想用它们重建失去的城市景观。

戈尔戈纳居民想将“镇子里的居民用了很久的部分建筑”搬到新戈尔戈纳，尤其想把天主教教堂、校舍、旧的市政大楼搬过去。他们打算用这些建筑重建他们即将失去的集体生活，找回因为1907年改革而被取消的自治城镇的政治身份。

可惜的是，就连这一要求也没有得到痛快的允许。

戈瑟尔斯对巴拿马总统波拉斯解释说，他很想把那些建筑捐给那些居民，但这些建筑“对于ICC还有一些价值”，因此他没有权力这么做。巴拿马政府可以按照ICC评估的价格购买这些建筑。不过，教堂是不能出售的，因为它属于天主教会所有。

这些建筑最后是不是被搬到了新戈尔戈纳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那个天主教教堂是1913年8月由后勤部迁出戈尔戈纳的建筑之一。一些私人团体也购买了一些房产，比如可以供一家人住的一处法式大房子，可供三家人住的一处法式大房子、一个ICC旅店、一个牙医诊所。

这些建筑最后被搬到了哪里也不得而知。和戈尔戈纳居民一样，它们散落在巴拿马各地，有的搬到了巴拿马城，有的搬到了科隆城，有的搬到了新戈尔戈纳，还有的搬到了运河区边界另一侧的新兴城镇。

商户也不得不搬迁，他们希望客户也随他们一起走。经营着一家酒水批发店的埃斯特万·杜兰（Esteban Durán）就属于这种情况。他要从戈尔戈纳搬到科隆城的玻利瓦尔街（Bolívar Street），便在巴拿马最大的报纸《巴拿马星报》上刊登广告，将新店址告知客户。他要等到7月1日才能搬迁，因此他请求订购了酒水的客户务必在6月30日之前取货，之后他就要将剩余的酒水搬到科隆城。

我们不清楚有多少家商户因为搬迁而关张。因为有那么多人和商户涌入，巴拿马城、科隆城的房地产价格很可能大涨。一些商户会失去很多老客户，恐怕只有实力最强的商户才能生存下来。

移民的待遇

在这场悲剧中，人人并不是平等的。巴拿马公民拥有一些西印度群岛移民所没有的权利，虽然在运河区，后者的数量占绝大多数。

除了被迫搬迁的痛苦和困难，西印度群岛移民还得承受种族隔离政策。负责保障拆迁居民权利的巴拿马政府官员翁贝托·瓦格里（Umberto Vaglio）要求将巴拿马公民与西印度群岛人使用的火车车皮分开。他抱怨说，有些原计划给巴拿马人使用的二等车皮“被牙买加人占了，造成了很多矛盾”。

ICC得知这一消息后，“命令铁路员工和其他人，车皮的使用者……仅限于巴拿马人”。另外，搬离戈尔戈纳的西印度群岛人既没有巴拿马公民的权利，也没有欧洲移民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巴拿马政府一直设法吸引欧洲移民。

自从1904年起，巴拿马就禁止了中国和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入境。巴拿马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来强化这一政策。中国移民和西印度群岛移民都遭受了巴拿马日益严重的种族歧视。他们的待遇与巴拿马政府对待运河区欧洲员工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913年，运河区巴拿马城镇搬迁工作开始后，巴拿马政府在当地报纸上发布通告，竭力吸引“运河区的欧洲员工”在巴拿马定居务农。和那些在法律上不受待见的其他移民不同，欧洲员工享受着和巴拿马公民同样的待遇，可以受益于新颁布的旨在促进巴拿马农业发展的土地法。

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巴拿马政府想对运河区的欧洲劳工进行人口普查，以便摸清楚运河竣工后会有多少人失业。

和20世纪初其他国家一样，巴拿马也制定了带有种族歧视色彩、厚此薄彼的移民政策。巴拿马政府将失业的西印度群岛人视为隐患，竭力鼓动美国尽一切可能遣返他们。而与之相反，失业的欧洲劳工在政府的眼中却是“漂白”巴拿马肤色的机会。

不同于巴拿马公民和欧洲移民，西印度群岛人无权在新戈尔戈纳免费获得地皮，只能出钱向巴拿马政府购买。对于他们来说，被迫搬迁的重重困难之外，还有次等公民法律地位的问题。

美国政府为西印度群岛移民提供返回牙买加的免费船票，但那些已在巴拿马定居、拥有房产和耕地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就明显要吃亏。ICC只承担将他们的家庭物品和建房材料运到科隆城、巴拿马城、新戈尔戈纳的费用，而不免费运到牙买加。

因此，如果西印度群岛移民要返回牙买加，就必须支付货物运输的费用。如果他们迁往巴拿马境内，就必须面对迁移过程中的种族隔离政策。如果要迁往新戈尔戈纳，还要支付额外的运输费用。

新戈尔戈纳的命运

从位于地峡公路中心、数百年来一直服务于国际贸易的铁路城镇搬到一个远离主要公路和城市的小村镇，那些迁往新戈尔戈纳的人后来的生活怎么样？

ICC派到新戈尔戈纳做了一天实地调查的两名警官所提交的详细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该报告描述了一副怪异的景象：未竣工的项目，背井离乡、无法在新环境里过上好日子的人们。新戈尔戈纳一共有42座建筑，都是用从运河区老建筑拆下来的二手材料建成的。巴拿马政府曾承诺要建设一座让戈尔戈纳相形见绌的现代化城镇，然而，两位警官在新戈尔戈纳做调查时，那里还只有未兑现的承诺和未竣工的项目。

城镇街道已经铺好了，但因为没有修整，地面又长出了野草。巴拿马政府原来打算挖一条水渠，将耶格洛河的水引过来，但因遭遇技术困难而中途搁浅。政府还开建了一个用旧铁轨做支撑框架的码头，但工程还没有最后完工。

自这个城镇最初有人迁入开始，已经有18人因为饮用附近的死水而染病身亡，而最近的清洁泉水在半英里之外。城镇里没有医生、药店、合格的接生人员，邮局倒是有一个，但最近的电话电报局却在附近的查米镇。

没有什么比众多的店铺更能显示出新戈尔戈纳这座城镇的怪异。这是一座没有铁路的铁路城镇，没有河流的河流城镇。

那份报告里说，“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底楼开着一个小杂货店，城镇里杂货店的数量与人口不成比例。”这么说可就太过偏颇了。戈尔戈纳是一个商人的城镇，居民们在地峡路线的中心位置靠经商谋生。几百年来，城镇一直在为铁路和运河工程相关的过境客和工人提供服务。现在，城镇搬到了一个穷乡僻壤之地，有商店却没顾客。

在撰写这份报告之时，算上小孩，新戈尔戈纳只有250人，而当初的戈尔戈纳城镇有3000人。ICC警官听说，政府停止修建码头、开挖水渠后，有一半的人离开了。10月份有1340人离开这里前往巴拿马城，其中大多数是马提尼克岛籍居民。

两位警佐还发现，这里“明显”缺少年轻的巴拿马农民，人们成批地离开。

迁到新戈尔戈纳的居民之中有60%的人去了运河区西部边界附近的帕亚（Paja）地区（后更名为“新恩佩德拉多”）。那里的土地“很肥沃”，可能会让他们想到旧戈尔戈纳的肥沃土地。帕亚也紧邻一条重要公路，即从恩派尔到乔里拉（Chorrera）的公路。当时，这条公路是连接巴拿马东西部的交通动脉的一部分。

位于距离运河不远的中心地带，土地又肥沃，这让帕亚成为新戈尔戈纳的新戈尔戈纳。

离家的痛苦

被迫迁走的那些人提供的为数不多的证词中满是痛苦。他们讲述了离开故园的痛苦，以及对没有收到合理补偿的愤怒。

其中的一份证词是一封匿名的来信，信件的落款是“众多受害者”，收信人是戈瑟尔斯，寄信时间是1914年9月30日，也就是人口外迁开始的一年后。运河区当局认为这封信危险至极，档案中保存的这封信还附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销毁副本”。

在开篇处，“众多受害者”说那封信是“他们心中痛苦的表露”。他们寄出这封信时，“很清楚信中的悲伤、痛苦的回声不会回荡开来。强大富有的美国政府对我们这些命运受害者冷漠以待，这些声音只能归于沉寂”。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人们离开运河区的家时心中痛苦，难以割舍。

第二，美国人似乎并不关心他们给这些人带来的痛苦。他们唯一看重的是美国人的荣耀。

第三，众多受害者的补偿方式存在很多不公正之处。

这封信颠覆了有关运河施工以及具有英雄色彩的负责人乔治·戈瑟尔斯的荣耀叙事，在这封信中，戈瑟尔斯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

上校，在上帝面前，你以牺牲我们、毁掉我们、将我们投入万劫不复之渊而换来那份荣耀并不值得称道。万能的上帝，那位公正的无薪法官，那位真相和正义的执行者，知道怎样在合适的时候将那些以你为代表的、让我们备受折磨的残暴美国人绳之以法。

你牺牲那些不幸的人给你带来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在另一个万事公平合理的世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对于那些用不幸的人做牺牲品的家伙，上帝不会赐予他荣耀。

通过上面那些话，这封匿名信创造了另一种善与恶的叙事，将戈瑟尔斯视为恶人。这封信用宗教中的正义观来谴责他的无耻。因为世俗法律并没有为他们伸张正义，“众多受害者”吁请上帝惩罚施恶者。

在他们看来，戈瑟尔斯“一心只顾”美国的“未来和军事实力”。他曾游说美国国会批准“驱赶”运河居民，而根本不考虑申请“补偿那些不幸的人，在上帝和法律面前给他们发放应有的合理补偿”。戈瑟尔斯大权在握，衣食不愁，根本不考虑“我们这些被暴力驱逐之人所面临的悲惨处境”。

戈瑟尔斯对这封信的无动于衷却让人们更加注意到信中所说的人们的痛苦处境。类似的描述也出现在巴拿马官员与运河区当局的往来信件中。

用巴拿马外交部长埃内斯特·T.勒费夫尔（Ernest T. Lefevre）的话说，戈尔戈纳的巴拿马居民“被迫离开多年来一直赖以生活和养家糊口的房子和土地；那是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会那么匆忙，带着悲伤的情绪逃难般地离开那里”。

“众多受害者”在信里说，美国人对待迁移的运河区居民比对待“凶残的罪犯”还要恶劣，罪犯至少还有房间遮身，有食物果腹，而那些拆迁居民根本没有“吃住的地方，我们的田地和房子被夺走，没有给我们公道的补偿”。

运河区村民被夺走了房屋和家产，陷入“万分悲惨和绝望的境地”。他们是“一群可怜人，本想在那里定居”。在运河区生活多年，却突然有“铁腕措施”要求他们“不情愿地”离开那里，“去另一个地方碰运气”。他们失去了靠“辛勤汗水”积累起来的家产，却没有获得补偿。“强制驱赶和征用村庄、土地，多年劳苦不辍换来的财产得不到合理的补偿”，让他们“痛不欲生”。

那封信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人们收到的只是“救济金”，根本算不上补偿款。

运河区政府的人曾强迫他们“从房子里搬出去，并当着他们的面烧掉了房子；后来给他们提供了救济金，供他们搬往这个国家另一个地方的途中使用”。

救济金与补偿金之间的区别很重要。这说明运河区居民与运河区当局看待这件事的方式完全不同。

运河区居民将自己看作是国家的公民和房产的主人。如果要征收他们的房产和地产，就要为他们为之所付出的辛苦和劳动提供合理的补偿。而运河区当局只将他们看作是没有产权的人，只有在遭受重大不幸（如自然灾害）后才有获得慈善救济的资格。

这封信也显示出运河区施工占地和“扩大你们国家军事力量”所需土地之间的区别。

那封信认为，巴拿马人没有为后者“作贡献的义务”。“如果你（戈瑟尔斯）想让某块土地和房子成为美国的专属财产，应该按法律出钱购买。”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被赶出运河区让这些巴拿马人感到十分震惊。

即使在签订《美巴条约》、巴拿马和运河区之间边界正式形成的十年后，生活在运河区的巴拿马人仍然认为运河区是他们的土地。运河区和运河不一样，运河是美国的，而运河区虽然由美国管理，但仍然是在那些村镇里生活了数百年的当地人的家乡。

当地居民看着这片土地在四个民族国家之间几经易手，有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

直到1821年，地峡运河区还是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巴拿马从西班牙手中独立之后，这里成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领土。在19世纪的剩余岁月里，哥伦比亚共和国管理着这一片土地。

在那期间，他们看到美国人在这里修建了铁路，而法国人尝试在这里修建运河。虽然这两个项目都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多变化，但是没有改变那种以城镇群连接巴拿马南北的基本城市结构。

1903年11月，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后，运河区暂时成为巴拿马共和国的一部分。

1904年，运河区被划归美国管辖。在美国接管的最初八年内，除了颁布新的卫生法规之外，运河区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明显变化。对于运河区居民来说，让他们从根本不影响修建加通湖的地方搬走，是一件很让人震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