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屋·往事遗痕：谁是凶手？
【留美学子】第2643期
8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周励：我发小的父亲母亲（二）
绿屋·往事遗痕：谁是凶手？
——记上海市教育局长孙兰与女儿孙小兰之死
作者：周励
美籍华人作家，1985年赴纽约州立大学自费研读MBA，1987年经商。1992年发表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发行160万册，获“十月”文学奖。2006年出版《曼哈顿情商》，2020年出版《亲吻世界—哈顿手记》，被著名评论家陈思和教授推荐为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1968年4月8日， 昏天黑地文革运动中的普通一天，康平路九楼——上海高干住宅的阳台上，跳下了一位中年女性。她死得很惨， 比雨果《悲惨世界》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更令人撕心裂胆：大腿断开，浑身鲜血流淌，面部青紫色并带着遭受毒打的印记。
她长着一头秀发，那死不瞑目的眼睛望着天空，这是一双秀丽深邃的眼睛，满含无限的冤屈悲愤，仿佛她此生的泪水已流淌枯竭。一个13岁的小男孩奔跑而来，悲痛万分地扑在断了气的母亲身上，这个小男孩眼里不仅有着震惊和无尽哀恸， 更闪烁着一股坚强不屈的力量。他默默地为不幸的母亲收尸，把她的遗体送到龙华火葬场，锥心刺骨咬紧嘴唇送别了亲爱的妈妈。
四年以后， 我这位上海市第54中学的学弟，面临中学分配（因大哥和二姐都下乡插队，他按照政策可留在上海），孤苦伶仃的少年主动向老师提出，他可以去龙华火葬场上班，知情者闻讯悄悄拭泪。
这位跳楼惨死的女干部，就是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老干部孙兰；与半年前跳楼自杀的华东局宣传部干部陈琏（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儿）一样，孙兰也是一位“家庭叛逆，女中豪杰”（胡耀邦），周总理曾经赞扬她是“我家乡的父母官，淮安县的女县长。”
跳楼自杀那年， 她刚满55岁。
而那位勇敢地为母亲收尸的小男孩，即是后来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并获得汉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的知名旅德作家孙小平。
多年来，孙小平不愿意回顾这件伤心往事，因为“太沉重了”。2008年母亲去世四十周年之际，在江苏淮安市的关心和帮助下，恒志和小平将母亲和小兰在母亲生活工作过的淮安合葬。
2020年，母亲家乡盐城修建的《孙兰纪念馆》落成，他们每年都会去淮安和盐城扫墓祭拜，但小平从未亲笔写过关于母亲去世前后的文章。他比我小四岁， 常叫我“老姐”，在他的讲述和我们一些发小知己的回忆探讨中，关于母亲和他姐姐小兰的故事逐渐清晰起来。
盐城孙兰纪念馆
淮安孙兰孙小兰合葬墓
我决定把这个故事作为“《东进序曲》祭英魂：我发小的父亲陈同生”的续篇， 祭文革56周年天堂冤魂。
我相信，和陈同生伯伯一样，孙兰及她女儿小兰的旷世惨剧，一定会成为中国文革博物馆上海分馆的重要篇章。（《东进序曲》祭英魂）
2005年9月12日，人们在洛杉矶海边寻找了三天一位突然失踪的中年女子，最后人们想知道她离家出走时穿得是什么衣裙？于是打开了她家卧房的
衣帽间——大为震惊地发现她自缢在衣帽间里已经整整三天！
她就是孙兰的女儿孙小兰，那个我在上海市少年宫合唱队艳羡不已的六一篝火晚会的小主持人！那时她目光炯炯，声音嘹亮，这位红领巾大队长走到哪里总是神采飞扬、精神抖擞，以其诗人气质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周围的小伙伴。后来她成为上海第一名校——上海中学的优秀学生典型。文革浩劫后她担任《上海文学》诗歌编辑，在美国洛杉矶她是一位听力恢复执照医师。
自缢那年， 小兰和母亲孙兰自杀时同龄：55岁。
她显然刻意在这一年，追寻母亲而去！
写这篇文章时， 本人脑海中一直回旋着一个问号：杀死这两位优秀女性、缱绻母女的，究竟是谁？
谁是真正的凶手？
年轻时的孙兰
上海中学校长表彰的优秀学生孙小兰
孙恒志、孙小兰、孙小平三兄妹合影（七十年代）
孙兰和儿子孙恒志、孙小平， 女儿孙小兰（右一）在沪合影。
铜仁路333号是一幢草绿色的别致洋房，是旧上海颜料大王——吴同文的住宅，也是近代著名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设计的住宅建筑代表作和封山之笔，而它，也是颜料与房地产巨商贝润生的女儿贝娟琳的嫁妆。
贝润生是贝聿铭的叔祖， 据说邬达克设计的好莱坞式典雅“绿屋”，促使少年贝聿铭萌生了当一名建筑设计师的念头。“爷叔”贝润生的乘龙快婿吴同文特意将全屋及围墙由古典绿瓷砖作贴面，所以老上海都惯称它为“绿屋”，在当时有“远东第一豪宅”之称。
然而，贝娟琳的婚姻并没有因为这幢豪宅而变得幸福，18岁嫁入豪门生儿育女，仅过了8年丈夫即变心，虽然她28岁依然是如花似玉的豪门名媛，但丈夫已毅然绝然地将16岁的姨太太娶进门，感情弥笃并生了一子一女，社交场上都称姨太太为吴同文夫人。
吴同文与姨太太住在绿屋四楼，贝娟琳和儿女住在三楼，这对于豪门千金的正房夫人无疑是极大的侮辱与精神折磨。没曾想，更大的悲剧在等待着吴同文和他的姨太太。
据上海市教育局人士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教育局搬进这幢楼內，有弹簧地板的一楼舞厅成了机关图书馆。豪宅主人吴同文一家则被要求居住在四楼以及三楼的一半，由靠北京西路墙內的楼梯进出，与教育局相安无事。
1966年8月抄家风暴席卷上海，吴同文未能幸免。上海市委书记王少庸的夫人蔡得琪说：教育局怎么还和资本家和平共处！教育局机关此时成立了红卫兵排，他们知道吴同文的儿子是番禺中学教师，就联合番禺中学一起对吴同文实施抄家。
番禺中学红卫兵主要对付吴同文和他的姨太太，教育局原人事处一位干部出面要求大太太贝娟琳交出财物。贝娟琳非常平静，交出了金银珠宝翡翠钻戒名画等物品，只是要求把媳妇的钢琴留下。番禺中学红卫兵则行动暴烈，把吴家搞得一片狼藉，吴同文和姨太太不堪红卫兵的凌辱折磨，双双在“绿屋”四楼小客厅里用咖啡送下大量安眠药自尽，被人发现时，两人身体已僵硬了，互相拉着的手掰也掰不开。
吴同文像一个月后自杀的傅雷夫妇一样，用年仅58岁的生命与爱情，发出对文革暴行的抗议。
贝娟琳和子女则被勒令搬到附近一个9平方米的小屋里，她说比绿屋的卫生间还狭窄，但也忍了。后来又调配给她一间朝南的普通工房，在子女孙儿的陪伴下，她活到了92岁。文革结束后有人告诉她可以落实政策要回她的“嫁妆”绿屋， 她淡然一笑婉拒：就是给我， 绿屋也不会有以前的气派了。
沪上知名女作家程乃珊的丈夫严尔纯，正是吴同文和贝娟琳的外孙。程乃珊以“绿屋”的前世今生为灵感，写了中篇小说《蓝屋》获1984年《钟山》学奖。《蓝屋》的发表在文学圈引起了小小轰动。
那时我正应上海电影制片厂永福路文学创作部的邀请，在脱产将我的报告文学《打开国际市场的人们》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1984年底的一天，我的好友、《文学报》编辑史晶晶来电话，让我陪她一起去程乃珊家约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程乃珊。她当时住在南京西路1173弄的花园公寓。
还记得阳光斜射下的客厅，我们三个“文学小女人”谈笑风生，咖啡飘香。没想到2013年我陪客户从纽约飞回上海洽谈生意时，听朋友讲程乃珊因罹患血癌去世，时年67岁。可叹当初我们三人， 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文学报》编辑史晶晶在我俩去程乃珊家的第二年， 即我赴美自费留学的1985年年底，突然发现患了晚期乳腺癌去世，时年34岁，花样年华啊，生命竟如此脆弱！史晶晶是我的编辑和闺蜜，她有超级棒的金嗓子，也是本书主角之一孙小兰的好友。
1966年底，十五、六岁的我们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演出据《长征组歌》改编的《红卫兵组歌》，孙小兰领诵，每次合唱前，她都大声朗诵组歌的每一段歌词，那饱含感情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正如她十岁时在市少年宫六一篝火晚会上的主持朗诵一样，激荡着所有表演者和观众的心！
而被称为“康平路100弄最美女孩”的史晶晶，则和精神抖擞的孙小兰并肩站着，担任女高音领唱。史晶晶亭亭玉立，面若桃花，歌喉如天籁之音， 令所有在场者惊艳与振奋。我则站在她们身后担任合唱队的一员，满怀自豪地跟随着两位出色的领诵领唱者，唱好每一个音符。
如梦如幻，少女时光。而如今， 小兰， 晶晶和我， 我们三人也只剩下我一个了！
而那座“绿屋”，却成为文革浩劫中造反派几次三番残害殴打孙小兰的母亲、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孙兰，最后逼她跳楼自杀的案发地！
资本家吴同生和革命老干部孙兰， 在绿屋死神的翅膀下，划上了等号。
谈起“绿屋” ，孙兰的小儿子、旅德博士孙小平悲从中来，感慨万千，他对笔者说：母亲在绿房子被“隔离”了一段时间，我多次去陪住，除了拉出去批斗，印象中教育局的人虽然批判的厉害，但没有打母亲，不少人对母亲心怀尊重。
在绿房子隔离的初期，严格讲来不算是隔离，母亲还是有行动自由的，但是去铜仁路食堂买饭，去铜仁路老虎灶打开水都是我去的，母亲一般不出去。有一次晚上去老虎灶打开水，母亲说也要一起去走走，结果回来路上一帮小孩对母亲扔石头，辱骂母亲“走资派”“反革命”，我就把满开水的热水瓶扔过去，母亲吓坏了，一定要我回家，不要我陪了。
从此以后，发生在绿屋的几次毒打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母亲每次回家脸肿如斗、浑身青紫的伤心模样，我记忆犹深！
我问：你曾陪着母亲到各处参加批斗会， 是因为你才13岁 年龄太小，母亲不放心你在家里，要带着你？
小平难受地回答：“不是。是我主动要求跟着母亲的。因为母亲在1967年一月风暴前后，无法忍受造反派侮辱批斗，吞服了一大瓶安眠药自杀，幸亏我们家人发现， 送到广慈医院才救回母亲一命。
哥哥恒志和姐姐小兰常不在上海，我担心母亲还会自杀，所以就处处跟着母亲，也希望给她带来一些安慰——4月8日我母亲跳楼前的两个星期左右， 大约是3月中旬，母亲一定又在绿房子挨了造反派的毒打， 她回家后半夜起来悄悄开门去阳台，要跳楼的姿势，被我发现，我硬是把母亲给拉回来了……而4月8日凌晨四、五点左右，母亲乘我和保姆还在睡觉，纵身跳下了九楼阳台。”
“这么说来， 1967年一月风暴和68年3月中旬，你母亲曾试图自杀过两次？直到最后第三次在1968年4月8日最终跳楼罹难？” 我万分惊讶，悲愤交加！
母亲在教育局“绿屋”过着比战犯还难受一千万倍的日子！个性刚烈的母亲，最后没有留下一个字，她以自己流满鲜血的遗体，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无字“天书”！
铜仁路333号绿屋
绿屋主人吴同生
绿屋设计者， 著名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
上海市少年宫， 作者周励和孙小兰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童年与少年时光。
孙兰遗像
翻开2012年中国日报网《历数建校百年来全球典型“清华才女”》，排在翻译家杨绛和北大博导赵萝蕤之后赫见孙兰的名字， 这篇报道这样介绍：“教育家孙兰，原名韦毓梅，1913年生于江苏盐城，1933年参加左联，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之一，时任清华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36年入党并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同年投入上海妇女救国会工作。后任苏皖特区淮安县县长。解放后曾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文革中被游斗一百数十场，打得遍体鳞伤，不幸去世，时年55岁。”
根据知情者回忆，文革风暴中，“面对种种残酷迫害，孙兰表现坚强，对围攻她的人多次斩钉截铁地说：‘烧焦了我也要革命！’”
在1967年初陪斗陈丕显书记曹荻秋市长的造反派批判大会上，她悄声对身边干部说：“千万不要自杀！”
有一次孙兰被造反派打得头肿得象小斗一样，尽管这样，孙兰还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气质。上海在“一月夺权”后，搞了一个月的“电视批陈(丕显)曹(荻秋)”，孙兰也被拉去陪斗。在批判一位领导同志的“罪状”时，她毅然地站出来说：“这件事是我干的，责任应由我负责。”事后，她的女儿小兰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她回答：“谁做的事情谁承担，做人应该这样！”
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纵身一跳。
让我们重温这位红衣女县长的人生轨迹吧！
韦氏家族故土位于江苏省盐城，孙兰的父亲韦维清，以勤奋和聪慧考取上海政法大学，遂成著名法官和“中国民法第一人”，编撰《中国民法大全》，抗战胜利后，曾作为国家检察官起诉汪精卫的妻子、 战犯陈璧君。
韦毓梅（孙兰）6岁前随母居住盐城， 之后随全家移居上海，1932年7月高中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她视野更加开阔， 并与鲁迅先生有所交往并受其影响。在《鲁迅全集》第15卷日记部分，有这样的记载：1933年3月13日，“午后韦姑娘来”；1934年10月28日，“晚得韦伊兰信片”。据考证，无论“韦姑娘”还是“韦伊兰”，和韦毓梅即孙兰都是同一个人。（见韦定广教授撰文：《清华才女孙兰，1968年为何选择自杀》）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群情激愤、韦毓梅（孙兰）因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抗日示威游行，被上海警察局拘捕，在大法官父亲的周旋下获得保释。1934年夏天她挣脱家庭束缚，悄然离开上海，只身赴北平，后经考试转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就读。
与1913年出生的孙兰素不相识的50后复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在一篇论文里写道：“一九三六年，一个叫韦毓梅的中文系学生写了一篇毕业论文，研究清华大学民国二十四年入学国文考试成绩，在序文中他（她）追问道，有人总是说如今的学生，‘他们已经学会了解方程式，他们能作解析几何的题目，他们也懂得生物学、生理学，并且很会背地理、历史，不过，我要问：是不是青年的修养就只限于这些？’”
葛兆光的感慨在于：在国难当头背景下，这些“清华园学生”的笔端“不能不饱含感情”，其毕业论文“不能不常常越出学术樊篱，伸出头去看一看灾难深重的国家”。孙兰， 这样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大学生跃然纸上！
在清华大学校友网上，有一位赵芳瑛女士曾发表《忆孙兰（韦毓梅）》，回忆“一二·九”运动后，经常有大批军警闯入清华园捕人；为躲避追捕，1936年2月29日晚上，她和韦毓梅等几人跑去朱自清先生家中避难。朱自清和师母亲切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早晨每人还有一个荷包蛋。文章最后强调：“那晚去朱自清先生家，是韦毓梅（孙兰）的主意。”
蒋南翔作为当时清华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这时“韦毓梅在全校，也是运动中牵头的人！” 闺蜜、著名作家韦君宜回忆：“韦毓梅不但和蒋南翔一样，都已成为共产党员，而且她担任着清华大学的共青团书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孙兰参加何香凝主持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孙兰在许广平领导下，先后负责主编《上海妇女》与《妇女知识丛刊》两个进步妇女刊物，继续发动妇女投入抗日活动。
1938年冬，孙兰作为上海妇女界代表，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所组织的“上海民众慰劳团”，前往皖南慰劳新四军和项英。这张珍贵照片至今还展示在安徽泾县新四军总部（我2017年去泾县探访看到了这张照片）。
1942年春，孙兰进入苏北老家解放区，担任淮安县县长。她深入实际，除奸救贫，是苏北解放区的第一个女“县太爷”。
当时颇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曾刊登当年埃德加·斯诺对延安的采访，在一篇出版日期为1946年2月9日的采访中，标题为《为红色中国女权而工作的孙兰县长》，美国记者Edward Rohrbough这样描写孙兰：“她身材矮小但富于吸引力，如果她穿起别的服装，简直可以装扮成美国高等女学校里的老师，或都市职业女性及女企业家。然而此刻，她穿的是新四军的制服，黑色短发被精致地拢在蓝色的士兵帽里……她的干练才华与理想抱负，令人对中国知识女性刮目相看。”
孙兰其名的来历据说与宋庆龄有关：当年韦毓梅被党组织派往上海从事妇女救国运动，结识了宋庆龄、何香凝、许广平等妇女领袖。宋庆龄十分喜爱这个活泼干练、剪一头短发、颇像男孩子的韦毓梅，建议她改名为“孙男”。后来， 她根据心仪的花木兰，正式定名为“孙兰”。
好口碑的孙兰曾当选为家乡新四军区域选派到延安去参加七大的代表，并且是同行10名代表中获得选票最多的一位！由于路途遭敌人封锁，最后没有去成。
或许因为重庆的《新华日报》翻译转载了《密勒氏评论报》对她的采访，让周恩来记住了她，在1964年的一次见面中，周总理当着众人面，亲切地称她为“”这是我们家乡的父母官”！满堂的人都发出赞佩的温馨笑声！（《红色苏皖边》第四集：热血丰碑）
不幸的是， 因为政治因素，她的婚姻在45岁上就划上了句号。一个女人， 45岁正是享受温柔安宁婚姻与爱情的时光，可惜1959年发生了婚变。据孙兰长子孙恒志介绍：1958年薄一波来安徽催缴粮食，时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财办主任的父亲万金培（1927年入党），如实汇报了省内严重缺粮情况，表示实在无法上缴。曾希圣得知后大发雷霆，将父亲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五级，发配到淮南煤矿改造。出于政治上的压力和为孩子考虑等因素，孙兰带着三个孩子净身出户。
苏皖特区政府纪念馆中对万金培等先辈的史料展出
离婚后孙兰接受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的建议，从安徽教育厅厅长的位置转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一如以前的“孙县长”，她在上海教育局一心为公，敬业勤奋，风风火火，德高望重。
孙兰身为老资格的高级干部， 生活极为简朴。她对三个孩子要求严格，最终他们都继承了母亲的优秀基因成为杰出人才——大儿子孙恒志是一位经济学家，曾担任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兼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古体诗词作者；老二孙小兰从小品学兼优， 是位富有激情的诗人， 并担任《上海文学》诗歌部编辑，陪同丈夫留学美国考取听力恢复医师硕士执照并行医。
最小的儿子孙小平在复旦哲学系毕业后，又远赴德国求学，1997年以高分（summa cum laude）获得汉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第一位留德神学博士。小平毕业后曾被聘为复旦大学副教授。作为旅德知名作家，孙小平的《德国的故事》公众号转播广泛，每年圣诞节，我那些五洲四海的友人都会在朋友圈分享小平的名篇《 由一场危机引出的泪奔往事 - 伯利恒星光下的平安夜》。
孙小平上小学那年，按地段划分该进一所全日制重点小学，保姆已帮着报了名，但孙兰知道后，硬是把儿子转到一所半日制小学。小平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上海外国语学校照正常手续招收他去就读，被孙兰阻止了，理由是：干部子女不允许有半点特殊。
孙小兰读中学时，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妈妈》的作文，记述了妈妈在德、智、体各方面怎样关心、教育孩子和以身作则，上海《少年文艺》准备刊用，孙兰为了支持刊物的工作，同意发表，但不能用孙小兰的名字发表，以免别人知道这位“妈妈”是谁。
1959年安徽发生饥荒，保姆的丈夫忍受不了饥饿自杀身死，两个女儿嫁人，家里只剩下一个小儿子，无法养活，孙兰就收留了他，与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善良能干的孙兰在家一直与保姆同桌吃饭，外人看她们就像姐妹一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多么优秀的共产党老干部。如今世道，这样的干部成了稀有珍品！
由于她真诚耿直和嫉恶如仇的个性，偶尔发自内心的两次“妄议”竟招来夺命横祸！
六十年代初， 林彪和夫人叶群常居住上海西郊宾馆（即上海市委414招待所），叶群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正是孙兰的部下，这显然是个为发工资设立的闲差，工作风风火火的孙兰有一次抱怨叶群打扮得“兰麝香薰，妖里妖气，不干工作”。
“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红极一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处处推销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孙兰和许多人一样讨厌他，鄙夷地说：“陈伯达确曾自首过”。
孙兰讲的这两句话，今天看来完全正确。叶群在1971年9.13和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陈伯达在9.13事件后被判定为林彪死党和叛徒。
而在一九六六年文革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叶群与陈伯达可谓如日中天，一手遮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的同伙、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更是处心积虑，恨不得一口吃掉全上海不听话的老干部！文革开始以后不久，孙兰局长首当其冲，被打成“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
清华校友、战友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叹息道：“解放后， 我们见过面，后来她离婚了， 成了单身母亲。在文革中她的遭遇比谁都更苦。她从自家阳台上跳下去时，腿被挂断，就这样死了……”
韦君宜为孙兰深深抱屈：想一想当年清华园的韦毓梅同学吧——她是点燃整个清华园女生革命热情的“火种”；作为才女，是《清华周刊》编辑中唯一女生；在带领女生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具有“大将风度”；是著名“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何等的倜傥风流、何等的英雄本色！
她在《痛思》篇中悲愤呼喊：《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眼里的第一位中国女县长，就是这位大谈 “红色中国”妇女平等的孙县长，竟然在20年后、在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大上海，连最起码的人格与尊严都遭到肆无忌惮的侮辱与践踏！
孙兰侄儿韦定广教授悲伤地写道：我堂姑没有牺牲在战争年代，却自杀于和平时期；是因为文革浩劫屡遭“革命小将”和自己同志的“残酷迫害”……
情何以堪？！
理何处说？！
曾经意气风发的清华女子、曾经英姿飒爽的红衣县长，就这样躺在康平路九楼下的血泊里！
行笔至此， 接到我的北大荒兵团老战友、原上海市副市长的微信电话，他说， 今天是2022年5月27日， 上海解放纪念日，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我散步到你常对我讲的孙兰跳楼自杀的康平路九楼，距离我曾上班的市委常委康办（原爱棠公寓）很近。我驻步、抬头， 仔细数了数，这栋大楼，如不连两边弧形楼梯的底层汽车间，是九层楼，连汽车间是十层楼。我想象着曾为共和国做出卓越贡献的孙兰决绝跳楼的身影， 真是悲愤交加，万分难过！
是啊，在那个可怕岁月，连“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都被打断肋骨，痛不欲生，低声向红卫兵求饶，难怪身材娇小却被残暴殴打、批斗一百几十次的孙兰，最后选择用跳楼来阻断无休无止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她以撕裂自己55岁的生命，向苍天大地发出最悲愤最刚烈的抗议！
翻开李斌油画《 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批斗彭德怀》， 望着那些疯狂批斗、毒打彭德怀、孙兰和无数革命前辈的红卫兵们，我思忖着一个真理：
政治的邪恶一定会导致人性的邪恶。
清华地下党刊编辑部合影，前排左一孙兰，左四蒋南翔，后排左二姚依林
孙兰参加“上海民众慰劳团”，前往皖南慰劳新四军及项英等负责人的合影。
孙兰、丈夫万金培和大儿子恒志、女儿小兰合影
孙兰与上海及海外各界妇女代表合影上海妇联（如今的美国驻沪领事馆）
孙兰工作照
李斌油画《 舍得一身剐——红卫兵批斗彭德怀》
李斌油画《梦境 正义路壹号1981 北京》（局部）韦君宜捧着清华校友孙兰的遗像
《密勒氏评论报》1946年2月9日标题为《为红色中国女权而工作的孙兰县长》的档案资料
（三）凶手浮现
一半魔鬼，一半天使？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孙恒志、孙小平两兄弟邀请我和范卫平（原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范征夫之子，上海新四军研究会负责人之一）、韦定广教授（孙兰堂侄）、一位市教育局退休人士及孙恒志夫人陈苏宁拉了一个微信小群，其目的是找到残害毒打她母亲的凶手， 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看着孙恒志孙小平两兄弟肃穆沉重的表情，让我不由想起了法国历史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油画《荷拉斯兄弟的宣誓》，画面悲壮，虽然笼罩着英雄式雄浑的氛围，但悲怆无可避免。
卢浮宫 雅克·路易·大卫的油画《荷拉斯兄弟的宣誓》
孙恒志曾在回忆录《从红卫兵到“反革命”》中写道：为躲避造反派抓人，我不住家里了。那时我们高三学生要下工厂劳动，我到了武夷路上的上海红星造纸厂。
1967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生日，厂里食堂做了排骨面。到下午五六点钟快下班时，我妹妹孙小兰同葛德胜骑着一辆自行车赶来，说学校里开大会庆祝毛主席生日，突然宣布我是“（反中央文革的）反动学生”，已经决定开除我的学籍和团籍，马上要来抓我，要我赶快跑。我就同葛德胜两人骑着自行车，连夜跑到昆山我舅舅家。
学校造反派没有抓到我，就组织游行，前往市教育局殴打我母亲。在一次会上张春桥说：“上海中学开除了一个反动学生（即孙恒志），我看不要开除，应留在学校里当反面教员。”
孙兰去世以后，四人帮当局对下一代加紧迫害，意欲斩草除根，1970年，未满15岁的小平因为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案”被捕，1971年，恒志在他插队的农村被捕，关押批斗数年。
12月26日，绿屋发生的连续24小时殴打孙兰的事件，孙恒志在逃命途中并不知道。
如今回想，如果孙恒志回头去绿屋找母亲或返回康平路九楼的家，那么有两个可能等着他：
1. 他和母亲一起被追拿他的上中造反派（兵团派）毒打。
2.他单独一人被上中兵团派毒打。按照当时全国派性武斗的疯狂，寡不敌众，被打死也有可能。
1967年12月26日领袖生日的夜晚，变成了一场上海中学造反派狂殴老干部和单身母亲，逼她交出儿子的血腥恶剧！
那天恒志、小兰不在上海， 小平也不在绿屋。究竟谁是带头疯狂毒打孙兰的凶手？
第一个目击者证人出现了。
W先生在文革后写了一份《上海中学与孙兰之死》的材料，指证了殴打孙兰的五个主要打手，其中主要打手是S某某（代名）。此时因上海中学停办，W先生亲自到这五个打手特别是S某某的工作单位反映情况，使他们不得重用。
今天讲到孙兰局长的惨死，使我想起S某某的一件往事：有一次我校同学到铜仁路市教育局“造反”，揪出孙兰局长批斗。人家动口，S某某动手——拿塑料底的松紧鞋抽打她的脸。就在“绿房子”吴同文住宅（当时是市教育局的一部分），我就在旁边亲见的。当时就觉得太残忍了，孙局长的脸肿得像大冬瓜，又青又紫，痛苦不堪！S某某在文革时期的作恶，如果是当时少不更事，但是一点针对自己的忏悔都没有！
S某某最大软肋，就在于他研究文革那么久，从来是批判别人，从来没有一句话是检讨他自己在文革中表现的。因此，他是虚弱的和虚伪的。名头再大也是经不起知情者的责问的，尤其上中曾经与他一派甚至同在一起干过那些事的同学校友的诘问。
呵呵，我在康平路亲眼看见打着“红上中”旗帜的队伍押着孙兰。
《斯坦福监狱试验》将人性的黑暗面揭露的毫不留情。
作者周励和旅德作家孙小平在重庆武隆（2019）
2019 相聚外滩五号：陈乐波（左一）杨涛、作者周励、孙恒志（右二）杨鲁军（右一）
2009年恒志小平乐波由上海自驾穿越欧亚到汉堡
2019年恒志小平在夏威夷
1978年11月21日骨灰安放仪式，恒志和小平捧着毌亲遗像 ，小兰捧着鲜花
赵行志（市委书记），杨士法（市委副书记）慰问孙小平
恒志，小兰和李干成（市委顾问）
孙兰骨灰安放仪式
刘晓，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强扶病体参加母亲骨灰安放仪式（以上悼念照片为孙小平提供）
（四 ）香消玉殒孙小兰
——他13岁为母亲收尸，51岁为姐姐收尸，她们都死在55岁
小兰回到洛杉矶第三天， 就在家中衣帽间上吊自杀。恒志、小平和洛杉矶的朋友们都震惊无比！喜爱开派对、热情豪爽、待人真诚的小兰是洛杉矶朋友社交圈的中心人物，大家悲痛难抑。
“追悼会上，朋友们抱着她的棺材不肯放手，嚎啕痛哭，仿佛是她们自己失去了亲人。”
小平对我说：母亲一直很喜欢小兰，为她骄傲，没有爸爸的孩子，母亲一直是小兰的精神支柱和榜样。她曾满怀深情地写了散文《我的妈妈》，刊登在《少年文艺》刊物上。
母亲的惨死，对小兰是致命的打击，无论是下乡插队还是后来上大学期间，她时常暗自哭泣， 得了抑郁症。
早在1977年她就吞服安眠药自杀过一次， 抢救回来之后，她从《安徽文艺》调到《上海文学》诗歌部当编辑，后来遇到了同样喜欢诗歌的“文学青年”小熊， 以后陪小熊留学美国， 两人白手起家， 小熊成为电脑软件工程师，小兰考取听力恢复医师执照，两人收入丰厚， 有车有房。可惜结婚多年没有孩子，但夫妻两人感情笃厚。
那次小熊带着朋友们在海边找了小兰整整三天，最后才在自己家的衣帽间发现身体早已发硬的小兰，他抱着妻子的遗体嚎啕大哭。他一直深爱着小兰，但无法驱散她心灵笼罩的母亲惨死阴影与抑郁症。
小平说：小兰衣食无忧，有深爱她的丈夫和一大堆朋友。她的死，就是因为我们的母亲。她早就等待着55岁这一天。
我写到这里，泪水涌入眼眶，我仿佛看到了小兰在天堂里抱着母亲大哭，流着痛悔之泪水连连说“对不起啊，妈妈！” 因为母亲在绿房子挨毒打的日子，她不在母亲身边，她没能保护母亲、安慰母亲、拖住母亲不让她自杀！
女儿心里的痛啊，如锋刀利剑，日日夜夜把她逼进55岁这一天，她将绳索套进脖子：“妈妈， 我来了，你的小兰也长到了55岁，一切痛苦该结束了。”
小熊非常理解小兰和我的友情，还寄望我多与小兰通话( " 每次跟你通完话她就好一阵"，小熊当年常如此说)。就懊丧最后那个没通话的月啊。因为我引她们夫妇俩进来UCLA同学圈子，多年来与他们一直来往密切，守望相助，而小兰个性的开朗阳光，除了我知根知底，谁也没想到她的突然离去，所以当时在朋友圈里真如惊雷霹雳一般。
洛杉矶朋友聚会家的孙小兰（右5，苏炜在图中，约1985年）
小兰当时真和我开玩笑较过劲。她说她是大队长，我说我也是三道杠; 她说她朗诵好，我说，我可是少年宫话剧组的台柱子，唉，那也是我们UCLA的青春年代一段美好时光啊! 她也常跟我提起她的少年时代风光。哈，我也是广州少年篝火晚会的举火炬点火者呢。
很多人喜欢小兰，阳光灿烂，才华横溢，热爱生活的她，太可惜了，最后是在精神不正常和极度抑郁中自杀的，也是被冷酷世界的铁锤砸毁的。
2000年圣诞节小兰在小平汉堡家中
孙小兰（沙发左二）与洛杉矶的朋友们
我的发小好友、上海中学才子、教育家杨东平给我发来了许多小兰下乡前的照片，他写到：
小兰是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是少先队大队长、上海市六一活动的主持人，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她喜欢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记得初三时老找我谈心，要我积极向组织靠拢，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后来我就入团了。然后，她就被文革的恶浪扑倒了。
当年离开上海去江西插队时，还满怀《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那样的乐观和希望，却从此一路坎坷流离。记得她最经常唱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游击队之鹰》“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后来，后来……她到美国后的故事你们比我更了解。作为老同学们经常议论，认为以她的性格才情，其实不应该去美国。
杨东平、孙小兰，孙恒志下乡前和朋友们合影
1981年在合肥参加父亲葬礼，左起：小平，小兰夫妇，恒志夫妇携霜霜
作者周励和杨东平、孙恒志、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在外滩五号。
孙小兰的发小，上海中学高二3班萧洛在《缅怀我的挚友孙小兰》一文中写道：
在世界小学念书时，小兰曾担任过少先队的大队长，考进上海中学后，她曾是“五好学生”中的标兵。上中校团委曾对她进行过大力宣传，特别表扬她在参加农业劳动时不怕脏和臭，用自己的双手把不小心泼撒在地上的大粪捧回粪桶。可见她曾是一个多么纯真地追求革命的青年。可是，文革却令她家破人亡，给她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摧毁了她的信仰和生命。
诗人气质浓郁的小兰是因思念母亲而一直郁郁寡欢，以致丧失生活的意趣，她的抑郁症一再加重。小兰的过早弃世，无法不归咎于文革之罪!
这一万五千字的心血长文即将完成，写了几个通宵，时而心头发紧、时而泪水涟涟。我知道，再怎么写、再怎么哭、再隆重的追悼会，都唤不醒孙兰和小兰，跟随她们去天堂的唯有痛苦。唯一的希望，是让后人记住中国近代史惨绝人寰的黑暗时代，让文革悲剧永不重演！
写作期间不断与恒志小平等朋友探讨、核对，力求原貌再现。我想起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孙兰之死是比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更具有社会价值的大问号，可供世世代代有良知的人们去思索叩问！
谈起孙兰和小兰墓碑的设计,恒志说：
墓碑由一块红花岗岩和一块汉白玉构成，上面浮雕兰花图案。每块石材均为长宽高各55立方厘米的立方体，象征她们55岁生命。两块石材在19厘米处联结，象征她们两人共同生活的19年。红花岗岩上刻“孙兰之墓”，汉白玉上刻“孙小兰之墓”。
最后，以孙恒志的两首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尊敬的孙兰，亲爱的小兰，你们曾是上海的骄傲， “香消玉碎佳人绝，粉骨残躯血染衣！” 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你们母女的肖像和遗痕往事，将如黄钟大吕，祭天神，祭冤魂。以史为镜，以史为鉴！
恒志，小平，小熊在淮安为母亲和小兰扫墓
江苏盐城孙兰纪念馆
兄妹情深：恒志、小兰、小平摄于上海
初稿：2022年5月26日
完稿：2022年5月29日
中国·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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