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杨崑按：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近期《U型理论》作者奥托·夏莫在自然流现研究院网站的博客上，刊登了他对本次疫情的看法。特此翻译，以飨读者。］

新涌现的八项教训:从新冠疫情到气候行动

奥托·夏莫

由于欧洲有1亿人被封锁，美国似乎对即将到来的海啸毫无准备。“我们即将经历自脊髓灰质炎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丁•马卡里(MartinMakary)博士说。“不要相信你看到的数字，即使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网站上，也有1600名美国人感染了这种病毒。不，这意味着1600人通过了测试，呈阳性。大约每25到50人感染该病毒，就有1人被确诊。我认为目前在美国有5万到50万病例。”

两天前旅行禁令生效前，我乘坐最后一班飞机从欧洲回到美国，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过去。这正是人们现在从东亚到欧洲时所有的感受。你会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时光倒流，回到了一个更早的意识状态，起飞的地方反而已经走在了时间的前面。以下是我的8个要点。

COVID-19进一步打开了我们当前的混乱状态，有趣的是，它在几周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果比所有气候对话数年来的总和还要多。正如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最近所指出的那样，尽管飓风、地震和海啸等天灾往往能激发人们的潜能，让人团结起来，但流行病往往适得其反，让社会割裂。病毒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面镜子，它迫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行为及其对集体和系统的影响。这面镜子默默邀请我们放下个人的蝇头小利，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大局——将我们的内在心智模式从“自我”转向“生态”。

如果说新冠疫情危机带来了什么，那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分别地和一起地—可以改变这个系统。还记得吗？那个奇怪的来自武汉的病毒在1月初首次登上西方世界的新闻头条时，大多数人感觉是离自己很远。那只不过是几周前的事。它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当前全球互联状况。我们是很多的个体，也是一个整体。现在，我们需要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使曲线变平，以避免大规模的、不必要的痛苦在我们当中的老人、无社保和低收入人群、以及独居者和没有任何安全保护网的人。自我隔离和社交疏远与你无关，他们是为了保护那些特别脆弱的人。简而言之:你的行为改变了系统。你的带着觉察的行为是必要的，以避免系统崩溃。

一名工人对圣马克广场上的Ponte della Paglia桥进行了消毒，以对抗意大利威尼斯的新冠疫情传染 (摄影：ManuelSilverstri/路透社)

为了减缓病毒的传播，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集体行为。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通过(a)政府的及时反应和(b)基于科学测试结果的公民意识和行动。

中国在经历了一个比较慢的开始后，主要依靠前一种方法(严厉的封锁、隔离和社交疏远，包括对整个人口的移动监测)来应对大流行。意大利(现在也包括西班牙)采取的做法是：在较长时期内，无论是在控制措施还是在测试方面，政府行动都薄弱。但是，如果在面对大流行时没有有效的监管和可靠的数据，就像在森林里盲目奔跑一样。其结果是弱势人群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死亡，例如：需要照顾的老年人被医院拒之门外。这正是美国现在所走的道路。

在新加坡早上通勤时，在火车上戴着口罩以预防新型冠状肺炎爆发的通勤者 (相片来源：路透社)

然而，第三类国家或地区似乎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都在应对这种流行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没有实施严格控制或公民监督的情况下成功应对了大流行。韩国显著地减缓了COVID-19的传播速度，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在第一时间成功地阻止了大规模疫情的爆发。截至3月16日，香港有141例确诊病例，新加坡有212例，台湾有53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似乎以不同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有三个共同的策略:(1)减少新病例的到来(旅行限制)；(2)防止确诊病例与当地人口之间的传播(隔离)，(3)通过减少社区接触来抑制无声传播 (提升卫生状况、社交疏远、自我隔离)。

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岛国，旅行限制相对容易实施。在中国当局提醒世界注意武汉疫情爆发后仅仅三天，新加坡就开始将来自武汉的入境旅客作为进一步的评估和可能的隔离。随后，来自受影响地区的旅客被强制隔离，相关设施被迅速改造以实现隔离这一功能，所有损失工作日的人都得到了政府的补偿。也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来追踪已知的感染者所接触的人群。大型集会已经暂停，但学校和工作场所仍然开放。

中国台湾也是一个岛屿，它继续允许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进入，对大陆航班的旅客进行检查和筛选。只有在第一例来自中国大陆的病例被报道后，台湾才禁止(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航班。台湾建议即使公共设施仍然可用，也应进行自我隔离和家庭隔离。学校假期又延长了两个星期才开学。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与内地接壤，过去每天大约有30万人过境。它选择了另一种方法。它没有完全阻止来自受影响地区的人进入，而是把重点放在防止在社区内传播，对来自国内和其他国家的所有旅客实行强制性自我隔离。它还规定了社交疏远，公务员在家办公，所有学校均关闭，所有课程都在网上进行。此外，香港政府主动与市民分享信息。例如，政府发布了建筑级别的地图，显示了人们在何处受到感染，何时被感染以及他们如何感染病毒，以便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正在展开的社交地图，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行为。

总而言之：这些国家或地区通过结合检测、透明(积极的公民信息)和公民意识相结合，在政府及时和积极的指导下，应对了疫情。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蒙着眼睛跑。相反，他们放慢速度，停下来，取下眼罩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透明地分享信息。他们正在更用心，更有目的，更有集体意识的情况下一起行动。

图1: 新冠疫情的反应：一张地图，多条路径 — visual by Olaf Baldini

图1 总结了这些观察结果。这两个轴跟踪两种方法：及时的政府反应和基于数据的公民意识。你可以在光谱的一端看到中国的历程(由政府行动主导)。而美国和意大利则走在另一边(由于缺乏及时的政府行动，而由公民领导)。但有趣的是中间路线：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所采取的路线，让他们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的历史，他们受惠于2002-2003年爆发的SARS疫情，因为它提升了机构准备工作的水平。

另一个有利因素可能不那么明显。他们都有儒家文化背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重视高质量的教育，重视把每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人送入政府，而不是商界。儒家经典《大学》阐明了这一基础，它指出，要治国平天下，必须先要修身齐家。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注重内部和外部的和谐。这正是当你思考如何将政府行动与个人行动结合起来时的问题所在。在适当的条件下，哪些内部条件可以整合这两个杠杆或轴，并将我们的灾难响应模式从左下移到右上？

新冠疫情的情况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个暂停、重启和升级的机会。COVID-19就像任何一种干扰一样，本质上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1)僵化起来，远离他人，只关心自己，或者(2)转向他人来支持和安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每天、每小时、每一刻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行动，还是出于生态系统意识的行动。这个世界越陷入混乱、绝望和困惑，我们就越有责任散发出我们的内在状态、同理心和踏实有信心的行动。

图2: 对破坏的两种反应——两个社会场域

图2 总结了这一选择，描述了我们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关系和我们的思想来体现的两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在图的上半部分，你看到了“僵化冻结”反应，它倾向于放大无知、憎恨和恐惧。在下半部分，你会看到“开放”的反应，这往往会放大好奇心、同理心和勇气。

即使身体上的社交疏远现在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内在状态应该僵化冻结。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非常感人的例子，关于如何通过激发同情心和同理心来回应身体上的疏远。正如一名西班牙公民周末分享的:“今天早些时候，西班牙社交媒体上有人呼吁在晚上22点(晚上10点)走到阳台和窗户边，用最热烈的掌声以表示对医院工作人员的感谢和支持。现在已经22点05分了，我能听到从紧闭的双层玻璃窗那边传来的轰鸣声。” 

人们对破坏的反应—僵化然后转过头去视而不见？还是开放和积极面对？—既是个人选择，也是集体选择。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都看到了由特朗普，博尔索纳罗，奥尔班，萨尔维尼，莫迪，约翰逊引起的，推动整个国家的僵化冻结反应（freeze reaction），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已经撒了16000多个谎，但这次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在“正常”时期，你可以不受很多废话的影响，因为对某些情况来说，它不是那么重要，有时甚至有点娱乐意味。但在混乱时期，同样的行为(否认、诅咒、缺席、指责、破坏)合在一起，就成了加速自我毁灭的强大引擎。当这种动态变得明显，当灾难性的故障将作为一个直接后果出现时，人们的情绪将发生转变，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历史——如果今年的大选如期举行的话。

尽管我将在下面用特朗普来说明这些行为，但我并不是说这只适用于美国。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其他许多人都表现出了类似的领导力盲点。我的总体观点是关于潜在的思维模式，它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也就是说，回避科学和数据，而不是在事情变得棘手时拥抱它。很显然，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这种思维方式正与现实发生巨大的冲突。

根据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管理员：安迪·斯拉维特所说，美国医院的新冠肺炎病例可能会在一周多的时间里被覆盖，并导致“海啸般”的升级，导致成千上万的患者需要住院医疗，但不太可能满足所有需求。一些专家甚至认为，在美国可能有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以下是我们如何通过固步自封的视角来看待这种领导力失败(见图2)

否认（Denial）: “最初是特朗普数月来的否认，以及他对公共卫生和应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安迪·斯拉维特(AndySlavitt)说。虽然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1月初花了大约3天时间来应对病毒爆发，但特朗普直到3月中旬才采取行动。测试试剂盒大部分仍然不可用。截至3月15日，美国的总检测次数约为1万次，与韩国1天内进行COVID-19检测的人数相同。换句话说:在美国，在损失了整整两个月之后，我们现在才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相比之下，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则直言不讳地警告称，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可能会感染这种病毒。

无感(Desensing) : 特朗普拒绝为豪华邮轮“大公主”号上的美国公民提供必要的照顾，以免乘客离开后“他的”新冠肺炎数量增加。他继续表现出完全缺乏同理心和同情心。

固步自封（Absensing）: 所有的破坏都会带来“放下 ”和“接纳”的深刻时刻。“在特朗普的例子中，任何激发这种更深层次人性的领导力都是完全缺失的。最近的例子包括他最初拒绝购买罗氏公司开发的现有测试试剂盒，这本来可以解决几个月前的检测问题。以及他试图提供“大量资金”以独家获得德国CureVac生物制药公司开发的COVID-19疫苗。该公司的领导层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他们有服务全球社会的道德抱负，而不是只服务于一个国家。

指责他人（Blaming others）: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所有声明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态，即问题的根源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长期以来在美国国内传播。将此次疫情称为“中国病毒”，有助于帮助他他证明一系列旅行禁令的合理性，这些禁令一开始肯定是有帮助的。然而，同样的心态也使得利用其他两种关键策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防止确诊病例与当地人口之间的传播，以及通过社交疏远和自我隔离来抑制无声传播。

破坏(Destroying) : 特朗普继续失去欧洲盟友的信任，因为他对旅行禁令的宣布视而不见，还试图购买独家疫苗，而这将会让世界其他国家无法获得疫苗。特朗普对科学、政府和多边机构方面的攻击一直非常可靠——从解散自己在白宫的疾病预防控制特别工作组CDC（仅仅因为是奥巴马时代设立的），到退出《巴黎协定》，在我们最需要这些机构的时候，恰巧削弱了人们对这些机构的信任。

所有这些行为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决策模式，将我们推向加速的自我毁灭。这种现象越明显，这个旧模式就越有可能碰壁，一种新的社会协作模式就越有可能出现。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主义已经结束，但它即将撞上一堵墙，比之前更显而易见和惊心动魄。

本篇文章转载自公众号-敏捷教练社，原文链接奥托夏莫谈新冠疫情 （上）

 译者：杨崑   审校丨lili 张晖  排版丨菜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