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外交文学作品《蹦极》分享会实录

 主持人（张妮）：各位嘉宾，各位读者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在世界读书日的午后一起分享好书。我是《环球时报》的张妮，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主持这场读书分享会。

去年8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了个微博，说他看了一本小说，“差点把自个儿看哭了”。是什么作品戳中了这位“战狼”外交官的泪点呢，答案就是今天的主角--《蹦极》。作为首部外交题材的长篇小说，《蹦极》开启了外交文学的新篇章。这部作品豆瓣评分一直维持在高位，更入选了今晚就将揭晓的2021年度“中国好书”。

这样一部外交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如何诞生的？外交官又是怎样炼成的呢？我们期待在今天的分享会中寻找答案。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分享会的几位嘉宾，他们是：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长宋强先生

外交史学会会长、中央外办原副主任、前驻外大使杜起文先生

本书作者卢山、前驻外大使杨优明（真名）先生

 首先，我简要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内容和背景。

     2021年，该书入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影响力图书等多个榜单，获得江苏省第三届新闻出版政府奖等多个奖项。出版不到一年加印5次，发行近7万册，影视、动漫、有声版权均在签约开发中。

卢山：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读书活动。分享一下我这本《蹦极》怎么写出来的，怎么出版的。

其实如果说什么时候有了灵感要写这本书，大概要回到15年前。15年前，我在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当副司长，那个时候我的领导就是杜起文大使，他是司长，就给了我一个任务，说你管外交史学会吧，让我当秘书长。刚开始我还并不是很愿意，我说怎么还没到岁数呢就让我到外交史学会。当然我还是接了任务，然后发现那是另外一番天地。我们史学会有一份刊物，专门刊登老外交官、老大使们写的回忆录，每一篇我都看，我发现那是一个宝藏，有极其丰富的素材。我当时就在想，等我有空了，就把它们写成小说。因为我当时就感觉到，写回忆录、回忆文章这种形式，传播不会很广，得有一个新的形式，写小说。那会儿只是一个念头。隔了几年，到了2013年，我正好有一年时间的职业空档期。我就想原来不是有个想法嘛，要写小说，我就开始写，写了初稿。写完初稿以后又去当大使了，就把这个事搁在一边了。直到退休之后，有了完整的时间，就把原来的初稿拿出来，改了两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出版也有一些周折，周折在于什么呢？外交题材是个敏感的题材，开始联系出版社，觉得比较敏感，怎么办？有朋友就说，你试试网上连载吧，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反应如何。也犹豫了一下，后来想那就试试吧。上了网，连载了，反响很好，最后就出版成书。

所以我要感谢连尚文学，感谢连尚文学给我一个平台。小说首先在连尚文学逐浪网上连载完，接着是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大概的经过就是这样。

杜起文：我是这部小说的第一批读者之一，去年6月份我在北戴河休假，拿起这本书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读完以后我就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给杨大使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杨大使，你很了不起，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你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走近中国外交，走进中国外交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我们的外交官们，大使们，很多人都是写作高手，但是在杨大使的这本书出版之前，我们还没有一本以当代中国外交以及当代中国外交人为题材的长篇文学作品，所以这是非常有开创意义的一件事。

主持人（张妮）：谢谢杜大使。接下来想请教宋社长，《蹦极》这本小说被业内称为是外交文学，这种题材在国内是不是属于比较稀缺的呢？

宋强：说起外交官，我们普通人的印象，可能出现在脑海中的关键词会是“西装革履、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因为大家觉得他们是要代表我们中国的形象。

去年我们开一个座谈会，作家阿乙来参加，阿乙说我，你怎么看起来像个外交官似的。我听了很高兴，所以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跟两位大使坐在一起讨论这本小说。

正是因为外交官工作的特殊性、神秘性，造成我们一般人，一般的读者可能对这个群体并不是很了解。可能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外交部发言人，但是外交部发言人代表的是国家对外传播的一种形象、一种声音，他的发言极其谨慎，不能说错话，是很正式的一种形象。但是外交官有没有自己的悲欢离合？有没有自己的心酸？肯定有。作为普通人，我们每个人肯定都面临着生活中的日常性事务，肯定有自己的故事在背后。但是确实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在以前的图书市场里，关于这方面的作品，尤其是虚构作品，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我自己阅读的视野范围来说，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外交的小说，而且是出自外交官之手，是外交官亲自写的关于外交的小说，我估计这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比较罕见的现象，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部，在中国至少是第一部，以前还没有读到过中国的外交官来写虚构文学作品的。会前跟卢山老师一起交流，他也说了，外交官要求的语言文字极其简洁、精准，不能有过多的修饰词，不能有太多的形容词，因为你要代表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就必须得非常准确地传递我们的意思，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被误解，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他们的语言应该是公文体例的，是非常严谨的。这种语言跟文学语言完全不一样，文学语言更需要的是虚构、是想象、夸张，是比喻，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描绘，包括抒情。外交辞令不能有太多感情色彩，但是文学作品恰恰需要这种感情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蹦极》也是非常稀缺的，出自外交官的手实在让人挺惊讶。

主持人（张妮）：经过宋社长的介绍，估计这本书的读者更多了。请问卢山先生，您在这本书里面为什么要把外交工作的感受比喻为蹦极呢？二者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

蹦极是一种极限运动，充满危险。我在取书名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样能够让这部作品更具有文学性。原本想的书名是《一个人的大使馆》，不满意，觉得太直白，更像是纪实，像是一本回忆录。后来想到了书里面那一章，主人公钟良遇到困难，感到绝望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去蹦极了。我就想，何不拿“蹦极”作为书名呢？事实上，这个词也形象地反映了外交工作充满挑战和艰辛。

主持人（张妮）：没想到外交官这个光鲜表象的背后还有生命危险。这本书里除了写到外交官的危险之外，还写到了孤独。最近有网友制作了一个“国际孤独等级表”，把孤独分成了12个等级。第1等级是一个人逛街，第10等级是一个人过生日，第11级是一个人搬家，第12级是一个人看医生，我想请问两位大使，您认为当外交官能算是孤独的第几等级呢？

杜起文：我的感觉，当外交官，特别是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下，我们驻外的外交官，应该属于孤独的最高等级。杨大使在他这本书里面有这么一段描述，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专门讲了外交官的孤独与寂寞，他说，“外交官的孤独是骨子里的，他们从事的工作在外界看来永远是神秘的，因而他们的孤独也是无人能够分担的”。他甚至提到，“有时候回到家乡，置身于亲人的包围之中，会感受到久违的亲情，但是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孤独还是会时时袭来”。我觉得杨大使这个细节表达得非常非常之好。外交工作就是在艰苦复杂的情况下，做维护国家的形象、利益的非常形而上的工作，很多时候是不需要、也不适合向更多的人去表述、去表达的，只有自己才知道那种孤独的意义，知道我们自己付出的价值。我觉得杨大使在这本书里对于外交官在非常艰苦、困难情况下的这种坚守、担当、奉献、付出描述得非常好，立体地、非常形象地、全方位地表达了外交官的思想追求，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这部书的创作上取得了不起的成功。

主持人（张妮）：其实这本书里也写到这位孤身一人在海外的外交官，他一个人过生日，一个人搬家，一个人看医生，全都经历了，确实是孤独的最高境界。应该说，孤独等级是没有能够超过外交官的了。

小说中“孤独”这个词我真的是感同身受的。我觉得小说传递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孤独”。因为在那儿，夫人不在身边，父亲去世了也不能回去，跟家人相隔那么远，个人在情感上是孤独的。在这个国家，只有自己一个中国人，偶尔来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坐船，因为生病上来了，钟良去救他，中间有这么一个交流。但是大多数时间，只有钟良一个人在那儿，都没有人能说中国话--可能偶尔打电话需要说一说中国话，其他时间大部分可能说的都是当地语言或者英语。小说里写到一个情节，后来居华大使和夫人来吉多看钟良，他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说中国话了。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写出这样的情节的。长时间不说中国话可能就会面临失语的状态，就像我们可能在家乡说的是家乡话，但是在外地可能需要说普通话，一旦你回到家乡这个语境里，家乡话不是一下子说得出来的，一些词可能需要想一想。卢山老师在小说里写这个情节，就是非常深刻地写出了他的这种孤独，我觉得这个感受我是非常非常深的。

一个人的大使馆还是不能够随便外出的。不能随便去参加稍微有一点点冒险性的活动的。小说里也写了，如果我遇到了危险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我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跟祖国联系了，可能带来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吉多这个岛国有一个传统，只要是勇敢的男性都要出海打渔，主人公钟良要展现自己的勇敢，跟当地警察总监约好一起出海。他之前跟着一起出去过一次，收获很大。他还想再去一次，就约好了，跟他和另外一个朋友再去。但是当天一个偶然的事件，那两个人去了，忘了叫上他。结果就是这次出海就出事了。他们遇到了暴风雨，一下子失联，连续几天联系不上，他们的船在大海上漂流。我一开始读到这里的时候想，是不是两个人都遇难了，后来出现了转机，但只有一个人回来了，另外一个人去世了，因为长期没有淡水、没有食物，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钟良就开始后怕，想自己如果跟他们出海了，能不能回来。他始终需要按住类似这种去冒险的冲动。这是一处很真实、动人的情节。

稀缺的主题、向上的力量成就一本好书

主持人（张妮）：谈完外交，我们再来谈谈文学。《蹦极》入选了2021年度“中国好书”，请教一下宋社长，您作为出版界的专业人士，您对好书的理解是什么？您认为好书有什么样的标准？

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不容易，主人公钟良是从山里出来的孩子，身体健壮，他天生就比较乐观，也善于去面对挑战、面对困难，不怕困难，他有这样一种性格。这个写到他的出身，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培养的性格，让人觉得特别特别亲切。

主持人（张妮）：非常感谢宋社长非常专业的带货。其实刚才宋社长说的我非常赞同，这本小说我有很好奇的一点，想请教一下作者，您是怎么能够把故事的灵感来源变成一部丰富的小说？把原来非常严谨的公文写作的思维模式转化为小说的文学语言和文学逻辑？您是怎么做到的？其中的难点在哪儿？

同时我认为，长年的公文写作也让我具备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语言简练。文学创作也并不一定要特别复杂，并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好用。文字过分复杂，有时候反而会适得其反，把原意的表达给模糊掉了，零乱掉了。当然我需要兼顾，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这是语言的问题，还有就是怎么样学会更多的文学表现形式，比如说比喻，比如说象征性的东西，还有情节怎么环环相扣，能有一些悬念，让人能够更好地读下去。我也尝试做了一些，比如说象征性的东西，我写了一条狗叫“黄毛”，但那条狗走丢了之后主人公的倾诉对象就没有了，转而变成了“大王棕”。大王棕是一棵树，其实我是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当大使的时候看到的。大王棕是棕树的一种，笔直，很高，五六米，十来米，看到很感震撼。所以我把它写在里面，其实我也想借这个比喻钟良的性格，就是那种笔直的性格。大王棕也成了钟良倾诉的对象。在“黄毛”走丢之后，他有话要说，跟谁说？没有人了，他就跟“大王棕”说。我觉得小说中这种写法，还是比较成功地用了一种方式来更多地表现出主人公的孤独。

主持人（张妮）：我在豆瓣评论里还看到有一些读者，他们说，感觉他们认为的外交文学可能是特别跌宕起伏、特别激烈的那种斗争，但是看到我们这个书里面感觉很多东西是藏在背后的，是隐在背后的，这个是不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一个想法呢？

 主持人（张妮）：我们今天了解了很多外交的内幕。还想请问几位嘉宾一个问题，您认为这本书的主要受众是怎样的群体？什么样的人会更加关注外交题材的小说呢？

主持人（张妮）：我从豆瓣评论里确实看到很多分享读后感的高校学生，他们很关心国际形势、也关心中国外交。我们刚刚从几位嘉宾的分享里面也能够看得出来，当外交官其实是一件很危险、而且也面临顶级孤独的这么一件不是很好干的一个工作，对于这些希望成为外交官的年轻人们，两位大使想对他们说什么呢？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嘛，即便是这样一个工作，还有这么多的外交官挺身而出，我们外交官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卢山：刚才杜大使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在问自己，或者说跟大家分享，外交工作苦不苦？外交工作苦。外交工作有没有危险？有危险，有风险。外交工作孤独不孤独？有孤独。有人说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外交工作的劝退书，我说我把外交工作艰苦的一面呈现出来了，你做好充分的准备了，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另外一面，另外的一面是什么，外交工作光荣不光荣？光荣。外交工作有没有它的价值？有它的价值。你能够通过从事外交工作实现你的人生价值，你在这当中会得到无穷的快乐，因为你艰苦才得到更多的快乐，越艰苦，快乐越多。所以如果你问我下辈子还当不当外交官，我说，下辈子我还义无反顾当外交官，而且当完了外交官，我还写小说。

主持人（张妮）：宋社长，您作为专业读者，您对外交官精神的理解是怎样的？

宋强：也不敢说是专业读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看完这本书之后理解外交官的价值，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自己的生命”，刚才杜老师说的升起旗杆的情节对我触动也非常非常大。

杜起文：实际是我们外交官内心的独白，说是对狗的倾诉，实际是通过这种方式把他的感触说出来。

宋强：对，其实我们每个人可以想一下，自己一个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让你竖起一个旗杆你会怎么做，能不能做到。我想大多数人可能是做不到的，你首先要找材质吧，有那么高吗，而且得让旗顺利地升上去。这里面主人公用了很多心思，偶尔碰到一个材料赶紧找过来，旗杆的尺寸，一个底座的尺寸，还得找专门的图纸，然后再找专门的材质，请工人专门来做，这里面花的心思是非常非常细致的。确实经过一系列艰难的努力，让国旗升起来了，那一刻他特别特别感动，代表的使命完成了，这也是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情节。所以在外交官的心目中，国家利益是最高的，也是需要随时为这个国家利益牺牲的，这样一个形象。

卢山：国家利益的代表，形象化的就是那面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