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大众心理、社会权力和责任伦理丨专访许纪霖

原创徐学勤文化客厅

疫情之下，人们如何进行心理调适？为何会有很多年轻人对疫情异常冷漠？这与网络社会的虚拟交往有何种关联？那些“逆行者”的行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责任伦理？这些问题关乎到具体行动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和心理机制，我们邀请学者许纪霖与我们一同剖解。

采写 | 徐学勤

疫情的警报声仍在呼啸长鸣，人们心头的压力未曾稍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的情绪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开始被厌倦征服，变得些许麻木。或许这是灾难下正常的社会心理，也是人基于本能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但我们不应当放弃思考的权利，不应对近在眼前的死亡与伤痛无动于衷。

每日递增的死亡数字，不只是冰冷的数据库，而是一条条曾经鲜活却又瞬间陨灭的生命。长期致力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许纪霖，也在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变化，但此刻他思考更多的是社会心理和文化层面的问题。比如，在恐慌和焦虑中，人们的心理如何调适？为何会有很多年轻人对疫情异常冷漠？这与网络社会的虚拟交往有何种关联？那些“逆行者”的行动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责任伦理？这些问题关乎到具体行动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和心理机制，值得我们深入剖解。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紫江学者，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回归公共空间》《读书人站起来》《安身立命》《另一种理想主义》《家国天下》等。

加缪与鲁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新京报：这个疫情下的漫长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心态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许纪霖：到目前为止，我的假期分为两段，以2月7日为界限。在此之前，我过得比较从容，每天的生活在“三个世界”里游走：第一世界，关注疫情及相关的动态；第二世界，做自己的专业研究，完成了一篇关于“五四运动”中虚无主义的论文；第三世界是休闲娱乐，看电影或者到公园散步，心态比较平和，不太焦虑。

但是，2月7日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疫情在继续，武汉令人焦虑，各种事态令人愤怒。现在第一世界在扩张，第二世界的学术研究，虽然已经基本看完了第二篇论文的史料，有了基本框架，但总是有点心不在焉，无法真正投入。而第三世界的休闲娱乐，已经变得于心不忍。

新京报：疫情期间在读什么书？此刻的阅读有何特殊感想？

许纪霖：我很少有读闲书的时候，通常都是看与自己的研究或心境相关的书，因为在写“五四”虚无主义的论文，我又重新阅读了鲁迅的著作。实际上，我和鲁迅有一个特殊的渊源，我们都是绍兴人，还曾经是“邻居”，他住在大陆新村9号，我住在大陆新村3号——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小时候，我家门前的那条路改名叫“山阴路”，也是因为鲁迅而改的。少年时期，我读着鲁迅的书成为文青，还模仿他的思考和笔法，以至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的时候，很多读者以为作者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先生。

后来，我到中年时代开始喜欢胡适，和鲁迅渐行渐远，但鲁迅的影响依然挥之不去。虽然思想上有了距离，但心似乎是相通的。最近，我又重读了鲁迅，以及钱理群和王晓明两位的鲁迅研究，才发现少年时期对鲁迅的那种模仿和认识都是很肤浅的。我现在才算真正读懂了鲁迅，他在民国时候的感受依然栩栩如生。

“五四”时期是一个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鲁迅的应对方式是“绝望的反抗”，虽然内心充满绝望，但不因此而堕落，成为犬儒，或者放纵自己。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绝望的反抗”，与加缪《鼠疫》中的主人公贝尔纳·里厄医生差不多。前不久，我专门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在4月份有望发表面世。

新京报：加缪的《鼠疫》，也是最近热门的作品。这本书的再度走红，不仅因为它的故事契合了现在的疫情背景，更重要的是书中的诸多隐喻具有普遍价值，加缪与鲁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许纪霖：是的。上世纪90年代，我有过一场精神上的转折——也就是从那种革命时代饱满的、实在的、期待明天的理想主义，转化为加缪所写的意识到荒谬、但注重过程的西西弗斯精神。《鼠疫》也是如此，在书的最后说，人类永远不可能战胜鼠疫，因为老鼠无时无刻不躲在城市的某个阴暗角落里，时刻都会出来，这是一个宿命。但是，人类面对这样一个荒谬的宿命，并不是消极的，而是像那位医生一样站出来，这就是鲁迅说的“绝望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和加缪是相通的。

此刻，我的内心也充满了绝望。但是，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唯一的选择依然是鲁迅式的。鲁迅在和柔石谈人生时说，人应该学一下大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这段话让我很震撼——无论对个人，还是对这个多难的民族而言，都应该像鲁迅说的那样“人生当如大象”。洒脱与执著，消极与进取，虚无与奋斗，竟然奇妙地融合在鲁迅的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了他的双重逻辑。这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新京报：疫情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

许纪霖：印象最深的是美剧《切尔诺贝利》。起初，我并不认为这部剧拍得好，在半年多前看第一集时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技术性太强了，一开始就围绕着大量的技术问题展开情节，让人很难进入。恰恰在疫情的背景下，我把它看完了，也有了另一番感受。

《切尔诺贝利》，让我想起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著名理论。在高科技主导的现代社会，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非常隐蔽，很多问题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外行很难判断其中的是是非非。真正的秘密只有专家才能知晓，这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即权力”：任何权力关系的背后都有一套知识话语，没有专业知识能力的人很难解开。

约翰·伦克导演的《切尔诺贝利》剧照

切尔诺贝利的核爆炸，这场差点给欧洲带来毁灭性打击的灾难，形成事故的原因是高度技术化的。发现这个问题的专家，最开始也未必出于一种政治意识，或者说对人类命运的担当，而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科学家的求真精神，想要在技术层面搞明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一步步追问下去，最后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

在2003年时，我曾写过一篇讨论“知识分子如何可能”（《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的文章，谈到过去的知识分子都是左拉式的，他们代表人类普遍的良知和正义，是所谓的“普遍知识分子”。但是，福柯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死亡，原因是后现代的来临，这种普遍的良知和正义不存在了。我未必赞同福柯的看法，但他接下来引申出的“特殊知识分子”的看法非常有意思：所谓“特殊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在某一专业领域洞晓知识与权力之间秘密的人，他是专家，更是知识分子，但不是凭借常识或普遍的正义与良知，而是凭借自己的特殊知识。在我看来，在这次疫情当中，浙江大学生命科学专业的王立铭教授，就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特殊知识分子”。

《安身立命: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许纪霖著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

“网红”医生张文宏与现代责任伦理

新京报：在这场疫情的防控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人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许纪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张文宏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医生“网红”，他被许多网友亲切地称为“张爸”，成为许多人、特别是上海市民心目中的“定海神针”。“华山感染”公众号发的元宵节漫画就很有意思，画着张文宏煮汤圆的形象，配文说：“让我们一起听‘张爸’的话，再多闷一会儿！”

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当我们面对从未经历过的未知病毒，许多通常的制度、手段和认知都已失灵，很多人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时刻，普通人都需要寻找值得信赖的人作为心灵的支撑。过去，通常是具有某种神魅性的人物来充当这样的角色，比如说耶稣、穆罕默德，他们一开始都有一种非凡人的神魅能力，瘫痪的人到他们面前，一声“站起来”，能够立显神迹，于是众人就成为了神魅人物的信徒，追随而去。

你发现没有，历史上许多神魅人物都是最早的医生，具有某种巫术、法术。在今天这个世俗化的社会，古代的神魅人物已经不再有了，但一旦遭遇类似今天这种灾难性的大疫情，各种一般的科学常识、人文启蒙和道德教育都失灵了。一般公众所恐慌的，是如何活下去。于是，有专业知识、且具有某种李佳琦式世俗魅力的医生，就轮到他们出场了，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发表演讲

很多人非常敬佩张文宏的口才，但其实最重要的不在于口才，而在于他心灵的透明和开放。他非常自信，也敢于表达、善于表达。许多在关键岗位上的专家，一旦到公众面前，说话吞吞吐吐、含糊其辞，和官员打官腔没什么两样。也有的专业人士可能水平很高，但只会说一些行业黑话，公众也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抓不到要领。但是，张文宏面对公众时，既是专业的，也是坦然的。

他思维清楚，敢于下结论，下判断，带着那种自信、风趣和幽默，能对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结果负责任，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心。现在这种有担当的专家和官员太少了，能够在危机时刻面对公众从容表现自己的更少。张文宏就像《鼠疫》中的那个医生，不仅在技术层面治病救人，更可以拯救人心，给恐慌中的人们以信心。

新京报：张文宏最开始在网络爆红，是因为那段“一线岗位全部换上党员”的视频，这段视频引起了多元解读。后来，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应说，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基于契约精神，这是“大家讲好的”。你如何看待他的这种解读？

许纪霖：这很有意思。因为一般会把入党宣誓看作信仰，但张文宏把它作了世俗性的解释，就是所谓的“承诺”和“契约精神”——无论是作为党员，还是作为医务工作者，既然是曾经承诺过的东西，在危机时刻就必须兑现。

马克思·韦伯把人的日常行为伦理分为两种：一种是信念伦理，即按照信念或信仰去做事，不管结果；另一种是责任伦理，即要对事情的结果负责。他认为，在中世纪，人们只信仰上帝是唯一的神，所以秉持的都是信念伦理，做好该做的，将结果交给上帝。而在祛魅的世俗社会，人们的信念各不相同，不再有共同的上帝，也不再有天国。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就成为了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责任伦理，是建立在契约精神和个人信用之上。

其实，在这次抗疫之中，这种责任伦理，不只体现在医务工作者身上，还体现在那些坚守岗位的保安、清洁工、快递小哥、超市营业员身上。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对病毒怀有恐惧，尽量不出门，但这些“逆行者”的责任感和勇气让人尊敬。可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养家糊口，但其背后还有一种职业伦理和契约精神支撑着。

《规训与惩罚》，[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社会冷漠症与网络虚拟交往

新京报：你一直在做思想史的代际考察，对于此次疫情中年轻人的表现，你有何观察和评价？

许纪霖：面对这个特殊时刻，年轻一代的表现是分化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90后”和“00后”。他们有一部分人开始突然意识到，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原来是这么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他们以前对这种关联性是缺乏感觉的，即使有，也是正面的：国家强大，我也骄傲。但这一次，家国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另一种呈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如果人生当中有一个心理成熟时刻的话，那么恐怕就是此时此刻。

但是，我也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因为特殊时期大家只能待在家里，通过网络，在一个个半封闭的聊天群里进行人际交往。在好多群里，大家都闭口不谈与疫情相关的话题，反应都很淡漠；如果有，反而是那些抖音上的搞笑视频才会有市场。最让我吃惊的，是前些天晚上突然流行的扫把直立，竟然风靡整个网络，成为好多群的爆点。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为什么许多年轻人普遍回避灾难？在事关民族和个人的危机面前，会如此冷漠？当然，从心理学角度很好解释，人在恐惧时会本能地逃避，就像当人在电影院里，看到恐怖镜头时会本能地用手捂住眼睛。不看，不想，不参与，以此形成一种心理防卫机制，来克服内心巨大的恐惧感、不安感或负疚感。我相信一定有这个因素。但是，除了心理自我保护机制以外，还有没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呢？

我不相信他们内心是没有想法的，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应试教育，他们习惯于接受一个标准答案，失去了思考能力和向公众表达的能力。朋友圈和微信群也是一个公众场合，许多人因为长久地不去独立思考，这种能力就退化了。也许他们并不是真的冷漠，只是当他们需要展示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和情感时，他们的头脑是被掏空的，无从表达。

也有这样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要不涉及自己直接的利益，不闻不问，即使是有想法的，也尽量不去想，经常会说：“想这些有什么用呢？”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因为没有用，所以就不去想。他们想要的是即刻回报，奉行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不思考太抽象的、与自己无关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只是想如何采取最有效的手段，达成可达成的具体目的，如果不可能，即使是“可欲的”，我也不去想、不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深入骨髓的虚无主义，既没有一种明确的人生价值，又缺乏前面我说的责任伦理。

那么，今天的学校教育到底缺什么？我认为，缺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缺的是对人生和生命的深刻理解。因为缺少生命教育，我们塑造出来的年轻一代，仿佛被掏空了心灵，掏空了情感，掏空了意志。脑子是清楚的，情感是冷漠的，心灵与大脑分裂，从中学时代学会的分裂人格，一切以工具理性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我们这代也有这样的人，但“90后”一代已经成为普遍的精神症状。我们的教育只灌输知识，但没有从心灵层面指导他们，于是，他们到了社会之后，会成为韦伯说的“没有心肝的专家”，心里只有冷冰冰的数字，没有活生生的人。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许纪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版

新京报：这代人从小就接触互联网，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与这种社会冷漠症是否也有一定关系？如何才能改变？

许纪霖：是有关系。这段居家隔离的日子，老一辈人可能会非常痛苦，因为他们失去了与亲友邻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同时又不太喜欢网络上的互动，但年轻人平时就是靠社交媒体互动，因而疫情期间照样如鱼得水。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在现实世界真实交往互动的人，往往会显得不着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交往的都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就像网恋一样，那都是想象的、片面的、被抽象为符号的人，很难激起同情心和怜悯心。这也是虚拟世界交往绝对代替不了现实交往的原因所在。网络媒体的虚拟交往，有时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产生同情心、怜悯心，是因为会形成一个“我与你”的关系，而不是“我和他”。按照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说法，“我和他”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他”是没有灵魂和生命的，是和“我”不一样的欲望客体；而“你”和“我”是一样有情感的，是可以将心比心的，而且这个“你”不仅可以是人，甚至可以是养过的宠物。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生命陪伴和交往的话，哪怕虚拟社交再热烈，也只会是一个欲望的对象。因而，社会应该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大、更自由的真实交往空间，不要压抑这个公共空间，压抑的后果就会产生冷漠。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许纪霖著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

新京报：对年轻一代的担忧似乎自古皆然、中外皆然，但时代还是按照它的步伐在推进，每代人所面对的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有必要为年轻人的成长担忧吗？是否应该对他们多一些信心？另外，社会应该为年轻人创造怎样的成长环境？

许纪霖：我承认，你的看法是对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道德和担当，他们不可能完全重复上一代人。比如，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晚清时梁启超批评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老一辈人的确如此，对熟人是讲人情的，互相照顾体贴。但对陌生人，就对不起了，非常淡漠。但如今的年轻一代恰好倒过来，在公德领域，要比父辈和祖辈进步很多，在地铁里面主动让座的多数是年轻人。他们被感动了、打动恻隐之心了，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愿意帮助。但（在私德领域）对家族的亲戚却未必有同情心，即使是熟人朋友，也要亲兄弟明算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梁启超的命题被倒过来了。

关于个人与家国的关系之间：一方面，在年轻一代身上脱钩了，他们有了不依赖家国的独立的内心空间，即使在国家灾难时刻，也能找到“倾城之下”的个人位置；另一方面，他们的个人认同，又普遍地与国家的荣誉联系在一起，就像对母校的态度一样，自己骂得，别人骂不得。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而是认知的问题，上下两代，心理和行为的隔阂很深，我要做的，只是尽量客观地认知，然后再思考需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需要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重点不在“文”，而是“人”。“文”是一套知识系统，而“人”是活生生的生命教育、人道教育和探寻人生终极意义的教育。我在反省，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否过于偏重“文”（知识），而丧失了人（心灵）的维度？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如何做得更好？让年轻一代不再信奉一串串抽象的数字，而是关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与灵魂？

如果在惨痛的代价之后会有些许收获，那么，是人的自然生命与精神尊严的落实，而非追求抽象的、整体的数字，才是希望之所在。

采写 | 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