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全球儿童性直播中心” ，菲律宾发起“全面战争”

当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特工破门而入后，11岁的马龙（化名）终于结束了令他痛苦不堪的“直播表演”。

两年前，马龙的叔叔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我刚进房间，叔叔就让我脱掉衣服……”马龙向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公司（SBS）回忆。

当时，马龙的叔叔已经在网上联系了几名外国人士，他们正在电脑屏幕前等待这场“儿童在线付费色情直播”。

新冠疫情后的三年里，菲律宾儿童性侵犯现象愈发严重。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使尼基·普列托-特奥多罗透露，2022年，菲律宾网络儿童性剥削事件上升了280%。早在2016年，菲律宾就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为“全球儿童性直播中心”。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就任后宣布，将对儿童性剥削产业发起一场“全面战争”（all-out war）。

为了赚取海外恋童癖者群体的钱，马龙的叔叔开始频繁地在摄像头前性侵犯他。一同受害的还有马龙的姐姐。

“有一次，叔叔拿枪指着我的头，他警告说‘不能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年幼的马龙不知所措，他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我不知道谁花钱看我的视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在互联网看到有关马龙的色情照片和视频后，国际刑警组织一步步定位到恋童癖者的资金交易和马龙的叔叔家。

新冠疫情肆虐，菲律宾人也经历了居家隔离、停工停课，一些囊中羞涩的父母也将困在家中的孩子视为“牟利工具”。

英国《卫报》将儿童性直播称做一场“家庭生意”。遭受性剥削的菲律宾儿童总是在早上迎合欧美人的作息时间，起床直播。夜幕降临，这些孩子又要满足澳大利亚“顾客”的作息需求。

多数情况下，亲生父母或近亲往往是儿童性直播的录制者和操作者。

“为了赚钱，贫穷的父母会让孩子献出肉体。”菲律宾非营利组织Preda基金会创始人谢伊·卡伦神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一个菲律宾六口之家，父母强迫家中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做性直播，最小的男孩只有6岁。

79岁的谢伊·卡伦早年以天主教传教士的身份来到菲律宾，长期致力于为菲律宾儿童争取基本权利。如今，卡伦的Preda基金会收治了大约60名遭受网络性剥削、无家可归的菲律宾儿童，并为其提供住宿、心理治疗以及受教育机会。

廉价的互联网、英语普及率和完善的国际汇款体系，为菲律宾成为“全球儿童性直播中心”推波助澜。

“只需要一台移动上网手机、互联网，这些家庭就能给恋童癖者提供性直播。”卡伦说，大多数“顾客”会用国际汇款支付，“只要父母收了钱，他们就会持续生产性直播。”

卡伦还发现，在这场“家族生意”中，父母会先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晒出孩子的照片、发布性直播广告，等待皮条客或海外恋童癖者联系。而男性亲属往往是直接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当事人，母亲则负责与海外性犯罪者沟通、交易。

观看儿童性直播的性犯罪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往往是隐藏在网络背后的恋童癖者。

2013年，荷兰儿童权利组织Terre Des Hommes较早地在网上创建了虚拟人物“甜心”，它的形象就是一个10岁的菲律宾女孩。短短两个月内，该机构调查出一千多名愿意付费观看“甜心”性直播的犯罪者，他们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

长期致力于保护弱势群体免受暴力侵害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正义使团（IJM）也发现，菲律宾政府从国际警察局收到的网络儿童性剥削案件是其他国家的8倍，大多数性剥削犯罪者来自同一时区的澳大利亚。据澳大利亚政府统计，2021年，有关儿童性剥削的报告案件增加了66%。

从社交媒体、约会网站到网络论坛，菲律宾儿童性直播的广告随处可见。南方周末记者在社交媒体平台输入“Philippines Girls”（菲律宾女孩）等关键词后，可发现大量带有诱导意味的儿童色情海报。

2021年，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AIC）分析了7名本地性犯罪者的聊天记录，后者观看并远程指导了145起涉及74名菲律宾儿童的性直播案件。

“每名性犯罪者往往会侵犯四至六名儿童，侵犯时间短则两个月，长则4年。而受害儿童多为兄弟姐妹，平均年龄在11岁。”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在上述报告中透露，每场儿童性直播的平均费用约为51美元，受害儿童的年龄越小、性虐待形式越极端，其直播收费越高。

“这些海外恋童癖者会先跟菲律宾女性交往，等到时机成熟，他们便会向成年女性索要儿童的照片，并给予一定费用。”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援引菲律宾宿务省科尔多瓦市的警官艾洛娜·卡玛凡卡（Ilona Cimafranca）的话，“第一张儿童照片往往是自己或亲戚的孩子。”

在艾洛娜处理的网络儿童性剥削案件中，儿童照片的尺度逐渐增大，往往始于一张穿着衣服的儿童静态照片，再发展为裸照，甚至色情视频，“一旦性犯罪者获得受害儿童亲友的信任，性剥削就很容易发生。”

14岁的萨沙（化名）生活在菲律宾的贫困社区，她的姑姑曾以“帮助家人生活”的名义诱导其参与性直播。

“姑姑告诉我，参与性直播才能让家人买得起食物和牛奶，才能供我的表妹上学。”萨沙向社会工作者回忆时说。

贫困是将菲律宾儿童推向性直播深渊的重要原因。据菲律宾统计局(PSA)公布的数字，2021年，该国的贫困率高达18.1%。

“菲律宾人通常认为在线性直播是无害的。身处海外的性犯罪者没有直接接触儿童的身体，因此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菲律宾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恩西纳斯·佛朗哥的话。

其实，远在摄像头背后的性犯罪者只会一步步加深对儿童的性剥削。早期，性犯罪者只会付费让儿童摆指定的姿势。后来，他们则会提出更过分的要求，诸如让儿童同他人在镜头前发生性行为，甚至飞到菲律宾侵犯儿童的身体。

谢伊·卡伦神父在菲律宾生活了50年。他发现，可能由于社会保守主义和对家庭观念的重视等原因，菲律宾人很少公开谈论儿童性侵犯问题。

“受害儿童年龄小、缺乏社会经历，很难直接指控性暴力者。若施暴者是父亲，母亲更会选择维护家庭、保护伴侣。”卡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菲律宾蓬勃的色情产业同样刺激了儿童性剥削现象。1974年，卡伦在港口城市奥隆阿波创建了Preda基金会，这里紧邻美国苏比克湾（Subic Bay）海军基地。

“美军基地给菲律宾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也增加服务美军基地的色情产业。”卡伦记得，当时，奥隆阿波街头有百余家色情酒吧。

美国《华盛顿邮报》也注意到，美国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有超过9000名酒吧女郎被注册为“娱乐工作者”（entertainers），不过当地政府会要求她们每周接受性传播疾病监测。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是菲律宾政府向海外游客宣传菲律宾色情业的一种手段。”

而酒吧老板经常假装遵守规则只招18岁的“娱乐工作者”，实则未注册的自由职业性工作者、人口贩运受害者更多。

1992年，美军撤离菲律宾苏比克湾与克拉克空军基地。菲律宾政府随即将苏比克湾、安吉利斯城（Angeles City）转为自贸港和经济特区。开放经济特区后，更多美国、日韩公司在当地设立驻点，导致色情行业继续膨胀。

菲律宾政府对色情产业的态度也略显“暧昧”。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表示，“女孩们就在那里，外国人也期盼来到这里。他们一起在沙滩上晒着日光浴。”

色情产业危害数十年，不少菲律宾母亲曾在未成年时期也遭受过强奸或性侵，这滋生出一种“补偿心理”。英国广播公司（BBC）援引多名菲律宾社会工作者的话，“如今的儿童性剥削是世代相传的，家长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想法：‘我经历过性剥削，为了生存，你也必须这样做。’”

过去，菲律宾儿童一度缺乏法律保护。1986年，奥地利男子海因里希·里特曾将两名菲律宾流浪儿童带到奥隆阿波的旅馆，性侵后又付给他们几美元了事。七个月后，其中一名儿童死于性病。

这名死亡儿童的亲属以“强奸12岁以下未成年人”为由将里特告上法庭。1991年，菲律宾最高法院判决被告里特无罪，他仅被驱逐出境。

2022年3月4日，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修正案《反性虐待或性剥削儿童法案》。该法案禁止一切形式的儿童性虐待或性剥削，包括在线虐待。同时，菲律宾儿童的性同意年龄也被提高到16周岁。

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儿童网络性剥削的搜证取证难度很大。这是因为性直播通常不会产生犯罪证据，性犯罪者支付费用的金融交易记录也难以追踪。

菲律宾2009年颁布的《反儿童色情法》要求，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需安装软件，阻止儿童色情品传播。互联网巨头微软、Meta的发言人也曾表示，对性犯罪者在其平台上的儿童性剥削“零容忍”。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上述大型互联网巨头公司暂未安装videoDNA或photoDNA等软件审查儿童性剥削行为。

“在菲律宾，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是强大的游说团体，这些公司宁愿支付罚款也不愿遵守法律。”卡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21年7月，一个名为“让我们谈谈战略”的社交账号在YouTube和Facebook上被封杀。该账号的内容多为“指导恋童癖者如何与儿童发生性关系”。

目前，菲律宾政府正尝试净化网络环境。2022年2月，菲律宾政府要求社交媒体实名制注册，以防网络被滥用。8月，菲律宾司法部长克里斯平·雷穆拉（Crispin Remulla）宣布向儿童网络性剥削“开战”。

“我们不遗余力地要求电信服务商在系统中增加过滤器。”雷穆拉还做出承诺，菲律宾政府将联合反洗钱委员会和通信部一起打击网络儿童性剥削。

举报儿童性虐待行为是拯救儿童的可行方式之一。卡伦创建的Preda基金会有多个儿童之家，也对外设有儿童救助热线电话。

“每当我们的员工得到儿童性侵犯的信息时，他们会和当地政府的社会工作人员一同敦促警方，营救受虐待的儿童。”卡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救援行动会花费数天，甚至几周，获救的孩子会在“儿童之家”得到照顾。

“遭遇性侵的儿童容易失眠多梦，情绪易怒和沮丧，不愿与人接触。如果性虐待行为未得到修复，儿童会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焦虑等长期影响。”美国国家儿童创伤压力协会（NSPCC）在官网表示。

在Preda基金会的创伤治疗中心里，卡伦为孩子们安排了教学课程、空手道和排球等运动课，以及讲故事课等。

最艰难的治疗发生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卡伦描述说，这里的墙壁和地板上铺着隔音软垫，房间里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一名治疗师则静静地坐在房间，准备为孩子提供帮助。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是我？”几名接受治疗的儿童在房间里大声哭喊，双手砰砰地捶垫子。

数十年来，Preda基金会一直用情绪释放疗法帮助创伤儿童直面性虐待的情绪影响。

“他们的痛苦是情绪上的，如果长时间不释放压力会成为精神上的痛苦。”卡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的治疗中心里有46名工作人员，每年可以为一百多名收治儿童提供帮助。

受虐儿童恢复正常生活后，Preda还会为儿童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争取基本权利，包括向施虐亲友提起法律诉讼。

不幸的是，受害儿童常常出现自我“道德绑架”的情况。一名菲律宾男孩曾在治疗过程中告诉英国《卫报》，自从他开始“表演”后，家里的生活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们可以在连锁快餐店吃好吃的，母亲也不用再去工厂工作了。”

英国《卫报》还在2016年公布了一桩菲律宾儿童网络性直播案件的来龙去脉：早期，菲律宾女孩妮可（化名）在其母亲的逼迫下开始“表演”。13岁后，她便主动在网上搭讪恋童癖者。

“孩子们会为父母做任何事情。”联合国儿基会驻菲律宾代表洛塔·西尔万德也警告说，但是，“不论亲生父母还是他人，任何儿童性虐待行为都将成为一个人道德上的污点，也会对儿童身心发展造成严重伤害。” 

其他人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