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坚定“两个维护”的自觉

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先后多次修改，这是其中的一稿。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当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两个维护”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政治经验，是新时代我们党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成功实践的重要结晶，也是全党在新时代革命性锻造中形成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意志。从党的历史视角看，“两个维护”源于党的宝贵历史传承，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的升华。重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和理解“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

一、维护党的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识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系统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决议》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总结。《决议》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准备。

70多年过去了，翻开这个《决议》，全党对于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有了自己坚强领导核心的那份欣喜和振奋，对于党的领袖的由衷钦佩和自觉维护，仍跃然纸上。《决议》在第一段就鲜明地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决议》的第二段强调：“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决议》最后满怀信心地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决议》通篇都贯穿着对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和维护、自豪和自信。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话，决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全党发自内心的共识。《决议》从1941年酝酿到1945年最后通过，前后历时4年多的时间，贯穿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整风的过程，《决议》起草的过程，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党对自己的历史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全党对于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共识，形成了坚定维护毛泽东核心和领袖地位的共同意志。

1942年，刘少奇就在一个报告中指出：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3年，在延安整风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周恩来就说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朱德在1943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讲到自己在党领导下革命20年的经历时说：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任弼时也说过：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张闻天在《决议》修改过程中，曾在末尾加了这样一段话：“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 由于张闻天亲身经历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还一度在党内“负总责”，他的这段话尤其具有代表性，反映了我们党在经历了一切成功与失败后形成的共识。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才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共中央在偏远贫瘠的陕甘宁边区，一不发钱，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就靠着滴滴答答的电报，指挥党在全国的组织和武装，却能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始终保持一锤定音的权威。

二、有没有一个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能否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乎党的事业成败、关系党的前途命运

从《决议》对党的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她的成长早期更是充满了挫折和磨难，甚至到了濒临失败的危险境地。

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在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以至于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抵抗，导致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在革命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革命，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八七会议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等。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滋长，到了1927年11月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左”倾盲动主义不但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这个错误执行了不到半年，1928年4月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

但是，“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的刺激下再次发作，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在错误认识指导下，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实行这个计划的地方，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所以这次“左”倾路线遭到广大干部和党员的反对，其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3个多月）。真正严重的是，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一种更“左”的带有强烈宗派主义立场的思想滋长蔓延起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统治地位，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随着1933年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左”倾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各根据地进一步贯彻执行，其导致的严重恶果，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被迫长征，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多人，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不到3万人。一直到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些“左”倾错误、导致这么多挫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原因，就是邓小平后来总结的：“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 正因如此，《决议》在叙述了党的历史上的诸多失误后，深刻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决议》把“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作为“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说明历史的经验、历史的逻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成熟的党中央的领导对于党的事业的成败、党的前途命运是多么重要。此后历史的发展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历史经验和历史逻辑。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逐步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有了自己深孚众望的领袖，确立了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党的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绩。

三、维护党的核心和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要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发扬党内民主使全党智慧充分发挥出来，全党智慧必须得到正确的集中，而领导核心就是集中集体智慧的“大脑”和“枢纽”，因此，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决议》上升到党的纪律和党的建设的原则的高度，对于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

《决议》在回顾党的历史、批评宗派主义时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的行为，也同样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

《决议》对于错误组织路线产生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等，这些都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决议》的分析是有所指的，也是从我们党痛苦的经历中得出来的。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与中央产生分歧。他自恃实力雄厚，开始向党中央讨价还价，当中央不接受他的条件后，他悍然率军南下，另立“中央”，这不仅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带来严重影响。王明也一样。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试图以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反对毛泽东提出、洛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 1938年3月24日他擅自以中央名义递交《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讲演，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1940年3月，王明把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再版。王明这种不尊重、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行为，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党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以至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么重要的报告，都不能引起足够重视。 也正是在同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全党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和维护毛泽东核心地位的重要。

《决议》通过后，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可见，向党的核心看齐，向党中央看齐，这是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得出的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结晶和规律总结。

四、用理论上的清醒促进政治上的坚定，唤起维护党的核心的行动自觉

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坚定的前提和保障。《决议》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清是非，促进全党理论上的清醒。《决议》以一系列事实告诉全党，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中国人民的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因为他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因为他代表了党和人民事业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符合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决议》在对遵义会议以前党的历史进行系统总结时，分别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凸显了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在政治上，毛泽东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时候，党和红军可以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策略原则，在白色政权包围中创建和逐步扩大红色根据地。在军事上，毛泽东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充分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在组织上，毛泽东强调党要创造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创造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在思想上，毛泽东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着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分析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具体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用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决议》把毛泽东的思想和 “左”倾错误的主张都摆出来，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泽东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正如《决议》所说的：“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一个月后，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此我们党在理论上真正成熟起来，理论上的成熟和清醒也使全党对于维护党的核心更加自觉，更加充满自信。七大结束后，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庆祝七大闭幕的社论中给予高度评价：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全体党员所公认的领袖，中国人民有了自己从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领袖，这就十倍百倍加强了党的团结，这就标志着党已经成熟，标志着它是将要胜利的党。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知道只要跟着他一路前进就一定会胜利，就会达到百余年来无数先烈抛头流血以求实现的目标，这就十倍百倍增强了人民的解放意志与胜利信心，十倍百倍增强了人民的力量。正如这篇社论所预言的，此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重温历史是为了启迪当下，创造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就是因为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坚强领导，有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在审视和把握日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大势中，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战略判断高瞻远瞩，政治领导娴熟高超，人民立场鲜明坚定，历史担当强烈坚定，充分证明不愧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党的历史的重要启示。

来源：《求是》2019/01 

作者：王均伟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